第三章 三去莫斯科
一、大连遇险
莫斯科在周恩来的国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周恩来第一次去莫斯科、去苏联和他东渡
日本西旅法德的目的截然不同。先前周恩来是作为一个爱国青年而远涉重洋探求救国救民的
真理，而这次去莫斯科，周恩来则以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
会。
大革命失败以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需要认真总结一下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并
决定今后的工作部署，然而，国内空前的白色恐怖无法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于是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当然，这和共产国际也有密切
关系。这是自中共于1921年7月成立以来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也是中共在1921
—1997年间十五次代表大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
当时周恩来正满30岁。三十而立，正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期的起点。风华正茂而又稳重谨
慎的周恩来已经是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者。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周恩
来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 不久， 周恩来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下的组织局
代理主任、主任，这样，他就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为了筹备并出席六大，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于1928年5月初装扮成一对古董商人夫妇，
由上海乘日轮至大连，然后经东北赶赴莫斯科。在赴苏途中，周、邓夫妇遭受了一场风险。
当时，组织上为了保证周、邓的安全，专门给他们订了头等舱。然而，由于临行匆匆，
他们俩只带了一个小手提箱，穿着随身衣服。周恩来长须长袍，邓颖超半旧旗袍，穿着打扮
和头等舱不相符合。
按照坐头等舱的条件，客人须每天更换衣服，而周、邓二人却无衣服可换。本来，他们
已经准备了各色衣物，但临走之前，中央特科通知他们，他们的住处已经不安全，必须马上
转移。于是，周、邓二人什么也没带上，匆匆上船。在头等舱的餐厅里，有两个天津口音的
人盯上了他们。邓颖超发觉这一情况后，不禁有些担心。 周恩来则镇静自若， 嘱咐邓颖超
小心应付。
船过青岛，乘客可以上岸稍作停留。周恩来和邓颖超便上岸吃了午饭，同时买几件合适
的衣服，又买了各种报纸。因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周恩来、
邓颖超对此十分关心，所以捎回了各种报纸。
船到大连，周恩来和邓颖超刚要上岸，驻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来了几个人，拦住了他
们。
“你是干什么的？”
“做古玩生意的。”周恩来不卑不亢，沉着地回答道。
“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一个家伙以为抓到了把柄，指着一堆报纸，得意
洋洋地追问。
“船上没有什么可玩的，聊以打发时间罢了。”周恩来平静地说。
“我先生也做股票生意，每天都得了解行情。”邓颖超在一旁说道。
周恩来、邓颖超的回答无可挑剔，那班人愣了一会，又问道：
“你们去哪里？”
“去吉林。”
“到吉林干什么？”
“去看舅舅。”周恩来不慌不忙地说。
“你跟我们走一趟。”几个水上警察指着周恩来，要带走他。
邓颖超不由得紧张了，她关心周恩来的安全有甚于自己，这不仅因为周恩来是她最亲爱
的人，是她的人生伴侣，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是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使她无法放心让敌人把
周恩来带走。
“我也一起去！”邓颖超站了起来。
周恩来瞪了邓颖超一眼说：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他又对水上警察说：
“麻烦你们帮我太太找个旅馆，并请你们送她去住，”周恩来声音不大，却带有一种威
慑力，“要大连最好的旅馆。”
周恩来那雍容自若的气派不禁使那几个警察产生了疑问，莫非真的弄错人啦？他们连忙表示：
“请你放心，我们送太太去大和旅馆，那是大连最好的旅馆...”
邓颖超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
“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了恩来同志出生
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
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
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 因此，我
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
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
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
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 他们为什么怀
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当周恩来若无其事地在水上警察厅里对付盘问时，邓颖超在舒适的房间里却心急如焚。
忐忑不安地度过了大约两小时，当周恩来面带微笑、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她面前，邓颖超七上
八下的心终于平静了。
两人会心地一笑，周恩来低声说：
“销毁接头的证件。”
邓颖超立即明白危险尚未过去，她马上到卫生间撕碎接头证件投入抽水马桶。然后两人
有说有笑地去楼下用餐。
周恩来在水上警察厅时，曾理直气壮地要求警察帮他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当他
们用餐后不久，日本水上警察便派人送来了车票。当天下午，周恩来、邓颖超上了大连去长
春的火车。关于这段经历，邓颖超回忆说：
“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
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
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上我
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 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 还在箱子里呢！ 很
对不起。’（做要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
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脱下西装，换上长袍马褂，又刮掉胡子。而后乘火车
去吉林。
周恩来、邓颖超本来是要去哈尔滨的，绕道吉林是怕日本人去吉林财政厅查问伯父，从
而牵累伯父，因此赶到吉林与伯父打个招呼。
在伯父家停留了两天，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住在二弟恩溥家。隔一天后，邓颖超由三
弟恩寿陪送到哈尔滨。由于两人接头证件已经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周恩来便让
邓颖超在火车站守株待兔，等待也去莫斯科参加六大的李立三。
几天的等待没有落空，这样，通过李立三，周恩来夫妇从哈尔滨乘火车到满洲里。进入
苏联境内后一路顺风，奔赴莫斯科。
二、六大的第一忙人
出席六大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共有一百多人，他们以及工作人员一起住在莫斯科近郊
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庄园。夏季是莫斯科最美丽可爱的季节，环境幽雅，草色青青
，鲜花丛丛，水流潺潺，和国内严酷的斗争环境相比，这里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啊！
周恩来却无心观赏美丽的风景，一头扑入了六大的筹备工作。
6月9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
夏、苏兆征等同志。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与斯大林会面。即使外貌英俊、工作一丝不苟的周恩
来给斯大林以极其深刻的印象，斯大林也万万没有料到这位恬静的东方青年居然会成为新中
国的奠基者之一，成为与他相提并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人物。
在谈话中，斯大林提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二是指出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是高潮，而是处在
两个高潮之间。斯大林的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使六大有了明确的指导方向。
6月14日和15日， 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出席的
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21人。这实际上是六大的一次小范围
内的预备会。
6月17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
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当晚，举行了大会预备会议。
6月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塞列布若耶庄园开幕。大会的
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和其他国家
共产党的代表致祝词。
6月19日， 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书面报告； 6月
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随后，大会分
组讨论这两个重要报告。
周恩来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主持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大会成立的十个委
员会，他参加了七个，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随后，他又参加了新成立
的湖南问题、湖北问题、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四个专题委员会，可以说，他是大会的第一忙
人。周恩来的精明能干给与会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6月27日，周恩来就政治报告作了长篇发言。 他指出，大会的目的在于使问题得以明白
的解答，“并不要重在个人的对与不对”，“并不以个人错误或误会为批评的重心”；周恩
来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因此，
中国革命有武装割据的可能，“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
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连。”
从周恩来的发言可以看出，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较之过去有了很大提高，有些看法虽然
不够明确和系统，却仿佛是黑暗中的一处火花，是极其宝贵的闪耀。
6月30日，周恩来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 7月3日，周恩来又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
。7月9日、10日，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项决议案，选出了中央委
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继续当选。
7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周恩来作了讲话。他说：大会为
了求得革命的真理，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不是好的，因为只
有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
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们争论得非常激烈，有时气氛十分紧张。或许是为了调节一下气氛
吧，周恩来在宣布大会闭幕后，又宣布大会余兴节目现在开始。
邓颖超和庄东晓首先亮相，唱了一段京剧《大登殿》，博得了满场热烈的掌声，在众人
的盛情之中，她们俩又唱了一段《武家坡》。随后，大姐蔡畅也上台了。她即兴表演了她和
德共领袖台尔曼相互祝酒的情景。她那形象的动作，激起了全场开心的大笑。
邓颖超这是第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她是六大的列席代表，参加了组织、职工运动、
妇女、农民四个委员会的讨论。六大结束后，代表们还进行了一个月的军事训练。从来没有
摸过枪的邓颖超，和蔡畅、杨之华、李文宜等姐妹也绕有兴致地参加了军训，并且拆卸枪支
的比赛中得了第一名。正在伏龙芝军官学校学习、特意被请来当教官的刘伯承对她大加夸奖
，使她的兴致更加高涨了。在一次练习夜战的训练中，邓颖超指挥一班女同志们“俘虏”了
高度近视的瞿秋白以及文弱书生蔡和森，更令她们雀跃不已。
在莫斯科，最令邓颖超激动的是，她见到了国际无产阶级著名的妇女领袖蔡特金。 蔡
特金当时已是古稀之年， 身体有病，在莫斯科乡间休息。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邓颖超
和英国工人参观团的女工一起，去拜访蔡特金。蔡特金和她们逐一握手并亲吻，并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讲话。邓颖超对这次会见印象十分深刻，1940年6月13日， 她在重庆《新华日报》
上发表了回忆文章《永不能忘的会晤—忆念伟大的蔡特金》。
三、“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7月19日， 六届一中全会在莫斯科举行，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次日，在中央
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五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周
恩来负责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六大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重要大会。在延安整风时期，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中评价道：“总的说来，‘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
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这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
积极作用。
但六大也有缺点，比如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没有足够重视农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
性，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比如仍然犯了关门主义错误，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排斥在外。对此，周恩来指出：“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没有形成
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
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六大还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是过分强调工人成份，加上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
的小动作，向忠发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向忠发做过船工和码头工人
，大革命时期担任过湖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但他无论思想水平还是工作能力都不行，在实
际工作中无法起到主席的作用。当时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
五人，蔡和森很快被撤消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职务，苏兆征于1929年2月归国，当月即病
逝。 因此，新的中央虽然从9月2日开始工作，但许多问题都说要等周恩来回国解决。周恩
来一回国，11月9日的常委会就决定， 新中央的工作计划由周恩来起草提出。这样，从1928
年11月到1930年春重去莫斯科，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他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国革命从严重挫败走向复兴起了重要作用。
80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
科全书》中文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应邀撰写《周恩来》这一条目。胡乔木审定时在六大
后加了一句：“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李维汉
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当时“政治局的决策实际上是恩来和立三”。
六届一中全会后，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等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回国，周恩来、瞿秋白
、苏兆征、张国焘、邓中夏等留在莫斯科。
7月15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塞列布若耶庄园召开
。周恩来出席了大会。大会最后选出关向应任总书记。
7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周恩来参加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以及共产国际资格审议委员会。他和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等出席了大会，周恩来被
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8月下旬的一天，刘伯承来拜访周恩来。 刘伯承和周恩来在南昌起义曾并肩战斗过，周
恩来是前委书记，刘伯承是参谋长。老战友在异国他乡会面，自然有一番亲热。寒暄过后，
刘伯承向周恩来道明来意，原来他受苏联军事学院党委委托，邀请周恩来到莫斯科高级射击
学校的孔采伏野营，向中共派去的部分军校学生作关于六大的报告。 周恩来欣然答应。 那
天下午，周恩来来到孔采伏野营里，受到了中国同志和苏联朋友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详细
地作了关于六大的传达报告， 从下午六七点钟一直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然后赶回莫斯科。
共产国际六大结束后，周恩来没有马上返回，而在莫斯科又停留了一个月左右。作为中
央组织部部长，他逐一找到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谈话，向他们介绍国内情况，了解他们的
学习状况，从而考虑到这些学员回国后的工作安排。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而为创办的，可以说，她为中国革命培养输送了一大
批忠诚的、杰出的人才。邓小平就在此学习过。周恩来也去中大看望了在那里工作和学习的
中国同志。
当有人告诉周恩来，乌兰夫等同志是蒙古族时，周恩来顿时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到他们身
上，带着微笑说：“噢！你们是蒙古族，好极了！好极了！”周恩来的谈话给了乌兰夫以巨
大的鼓舞。六十年后，乌兰夫回忆此次和周恩来会面说：周恩来同志与我们交谈时的“深沉
目光和亲切关注，长久地回荡在我心底深处。我们想，周恩来同志为什么对我们几个蒙古族
青年那么关注？很显然是把我们看作是少数民族的代表，着眼于整个蒙古族乃至全国各少数
民族。他的关注，饱含着对我们的无限希望。此后，我经过反复思索，萌发出了请求回国，
投身到国内艰苦而又炽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的想法。经过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意，1929年我
回到国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辟和坚持地下斗争，后来又开展了建立蒙古族武装的斗争。”
四、王明碰了一鼻子灰
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还纠正了王明等人捏造的一起冤案。
王明， 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金家寨人， 1904年出生。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
年10月入党，11月被保送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大期间，王明等人从事宗派活动，受
到了大多数同学的反对， 但中大副校长米夫对他却十分青睐。为了慑服众人，王明等人就
开展了所谓反对“江浙同乡会”的斗争。
王明把反对自己的人分成三派。一是年纪较大、有一定工作经验、出生江浙两省的同学
，如俞秀松、董亦湘、孙冶方等人，叫成“江浙同乡会”；把工人出身的同学，如李剑如、
余笃三等，叫成“工人反对派”；把一些年青的团员叫成“先锋主义者”。在王明看来，这
三部分人中对他威胁最大的是俞秀松、董亦湘等人。为此，他根据两个“莫须有”的罪证首
先向“江浙同乡会”开刀。
罪证之一是王长熙的一句话。关于这句话，当时中山大学学生、见证人之一陈修良回忆
道：“事实的由来是这样的：孙冶方其时当翻译，有工资收入，手头比较宽裕，住在职员宿
舍内，上述的一些同学(指俞秀松、董亦湘、左权等----作者注)，每逢星期六常到他那儿闲
谈，有时还烧点中国菜吃。有一天，一个叫王长熙的学生（学生会主任）在窗外听到孙冶方
房内有江苏、浙江口音的同学在说话，就向支部局的负责人汇报说：‘他们好象在开江浙同
乡会’。此事很快传到米夫那里，他当时已是共产国际的东方部部长，兼‘中大’的校长，
他小题大作，弄得满城风雨，要抓反革命分子。”
罪证之二是蒋经国的一封信。关于此点，师哲曾回忆道：“关于‘江浙同乡会’，据我
所知，肖劲光、蒋经国、李卓然等在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学习时，中山大学的江浙同学向蒋
经国要钱会餐；蒋经国回信说，我现在的会费还没有着落，等有了再寄来。这信落到别人手
里，大家分析，什么会费？信又是江浙同学写的，这样就认为是江浙同乡会了。”
王明就这样捕风捉影，根据子虚乌有的材料，硬说中大存在“江浙同乡会”。王明小宗
派的成员，后来当了叛徒的盛岳对此也不相信。他说：“我当时并不相信它曾正式存在过。
”“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手法可谓屡见不鲜。”盛岳的后一句话倒是一针见血
，点破了王明内心的真实意图。
想象了“江浙同乡会”之后，王明就采取行动，一方面搜集材料，一方面又向米夫建议
进行彻底调查。经过调查，尽管“只发现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但米夫等人仍然认定中
山大学有一个由俞秀松等人组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江浙同乡会”。
接着，王明又请向忠发到中山大学作报告。向忠发是个大老粗，哪里知道王明的伎俩。
他在讲话中肯定“江浙同乡会”是反党组织，在党内秘密活动，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其组织；
不仅和蒋介石有勾结，而且“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因此必须予以消灭。向忠发讲话
后，便有学生被捕、被开除，引起了一阵混乱。
中大的学生毕竟是有政治觉悟和斗争经验的，他们很快由害怕到愤怒，纷纷向中共中央
和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
事情闹得很大，周恩来便过问了此事。
周恩来首先找中山大学的学生一一谈话。陈修良就是其中之一。周恩来问陈修良，到底
有没有江浙同乡会的组织。陈修良回答，“这是捏造的事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周恩来断定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
1928年秋，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进行审理。他们找了
许多人谈话，并且召集当事人对质。陈修良回忆道：“联共中央监委问王长熙到底听了什么
？王说，他只听到他们在讲江苏、浙江话，我就开玩笑说他们在开江浙同乡会，但没有说他
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董亦湘说他们不过是吃吃中国饭，没有什么政治活动，
孙冶方也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这样，这件事算是弄清楚了。”
另一个罪证----蒋经国的那封信，最终证明也是捕风捉影。联共（布）监察委员会书记
雅罗斯拉夫斯基召集有关中国留学生开了一个会。 他说：“今天开会是为了搞清江浙同乡
会一案，我先读一个材料。”他拿出了蒋经国、刘鸣先给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的信，内
容是：我们现在学习很忙，不知你们情况怎样之类的套话。随后是有关“会费”的内容。信
云：这个月钱用完了，“会费”交不出来，只好下个月补交云云。这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雅罗斯拉夫斯基解释道，从江浙来的同学常在一起玩，要蒋经国请客，名曰交会费，即敲蒋
经国的竹杠。蒋经国花完了这个月的钱，所以交不出“会费”，准备下个月补交而已。
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中大召开全体师生会议，公开否定存在着“江浙同乡会”
这个组织，王明等人碰了一鼻子灰。
9、10月间， 周恩来还从在苏联军校学习的中国同志中挑出了马宗显，担任他的警卫员
。马宗显，山东潍坊人，六大后随周恩来回国，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后来因山东省委
被叛徒出卖连续遭到破坏，周恩来派他去山东惩治叛徒，他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最后亦牺牲
于山东，被人誉为“伍豪之剑”。
1928年10月初，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
从1917年东渡日本到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六大，周恩来游遍了东洋和西洋。这种特殊的
经历，对他的性格、信仰、才干，和见识等的形成是有一定作用的。
五、二去莫斯科
1930年3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去莫斯科。 这是周恩来第二次到苏联。这次去莫斯科，
周恩来的使命有二：一是汇报六大以来中共中央的工作：二是反映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
局之间的争论。
历经千锤百炼的周恩来，特别是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周恩来变得愈发成熟了。这时的
周恩来，虽然没有完全认清中国革命的特点，没有完全把握住中国革命的规律，但是，他对
中国革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正如他在延安整风时所说的，“经过大革命的白色恐怖的锻炼
，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
这种百折不挠、愈挫弥坚的品质是周恩来的宝贵财富，令人赞叹不已，敬佩不已。
在周恩来等人的主持下，六大以来，中共中央的工作卓有成效。不仅克服了党内一度存
在的削弱涣散现象，严格了党的纪律，加强了党的团结，度过了大革命失败后最艰难的时期
，而且向前发展了一大步。据统计，全国的党员人数，在六大时四万多人， 1929年6月六届
二中全会时六万九千多人，到1930年3月周恩来赴苏时发展到十万人。 更重要的是，各地红
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巨大发展。 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六万二千多人。
中国革命的面貌和六大时相比，大大不同了。
然而，由于革命运动的复兴，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内一度泯灭的“左”倾苗头又重新抬
起头来。
“左”的倾向的重新出现，和共产国际是有密切联系的。
中共六大以后不久，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与国
际任务的提纲》，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时期”理论，片面地夸大
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在联共（布）党内，在共产国际内，又展开了反对布哈林
右倾的斗争。 1929年4月，斯大林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中强调要求不调和地坚决
反对右倾。 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十次全会。库西宁在报告中说：“在中国，现
有的基本矛盾不是克服了，而是尖锐化了，这就必然导致新的革命总危机，而这个危机将具
有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性质。”这就显然高估了中国的革命形势。
会议还指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
险的指示，是正确的”，因而，“在各殖民地的共产党必须加强反右倾的斗争。” 米夫在7
月10日的发言中，特别强调中国党反对右倾的斗争。他说：“为了更加认真地开展群众工作
，中共必须克服目前在其队伍中出现的那种右倾性质的动摇。”
事实上，中共面对的问题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估计不足，应当继续反“左
”，而不是反右，但共产国际在其发出的一系列指示，都带有浓厚的“左”的倾向。
1929年2月、6月、8月、10月， 共产国际先后向中共发出了四封指示信，一封比一封“
左”。尤其是10月26日发出的第四封指示信，影响最大，作用最坏。它居高临下地指示：“
中国最近的事实，迫着我们在还没有接到你们关于党在现时条件下的行动和路线的消息的时
候，就来说一说我们对于中国时局的估计，就来预先指出你们中国共产党底最重要的任务。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因而，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可以
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
式的工农专政。”
共产国际是世界性共产党，中国党只是它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它的指示。因而，共产
国际的错误大大影响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4月， 中共中央发出了第34号通告，开始提出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12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要求“更
迅速地开展这一全国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并且认为“右倾的危险，仍然是党的
最重要的问题”。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又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指示信的决议》，表示“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
的时期，”“党必须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
共产国际的指示，也给周恩来以重大影响。 在1929年3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
，周恩来也认为国际训令的精神是正确的， 目前党在政治上、组织上表现了右倾的危险。5
月14日，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周恩来起草了《中央通告三十七号》，认为共产国际的指
示“足以成为中国党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党目前“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
的发展”。在周恩来起草的《中央通告第七十号》中，他又高估了革命形势，认为“目前全
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
但是，周恩来比较冷静，他在37号中央通告中指出：“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完全
肃清，那便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
周恩来还指出：“指明斗争前途的开展是走向革命的高潮，但斗争是一步步的开展，一步步
走到革命的高潮，而不能怀过高的幻想：以后就是革命潮的前夜。”在江苏省的党代表大会
上，周恩来说：“所谓新的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但还不
是直接革命形势。”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和中央的另一领导人李立三发生了争论。
李立三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周恩来早就相识，后来和蔡和森、陈毅等一块被押送回
国。回国后继续参加革命并与刘少奇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重大胜利。以后又
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
作为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李立三在广大工人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在六届一中全
会上，李立三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1928年11月20日被补为政治局委员和
常委。但李立三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左”倾思想比较严重。他认为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
势是一回事，把全国武装暴动提到行动日程上来。这和周恩来的观点是有区别的。
李立三提出了要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南京搞武装暴动，仿效十月革命城市暴动的方式，
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对此表示反对。为了说服李立三，他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军
委干部曾中生等和中国共产党在南京负责军事工作的人参加。大家分析了敌我在南京的力量
分布，认为悬殊太大，暴动是相当困难的。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特别是南京是国民党政府
的首都，反动力量庞大，因而不具备暴动的条件，否定了李立三的意见。
1930年2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李立三又提出了一省数省首先暴动的意见。
他说：“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坚决决定”，“目前要以
湖北为中心，布置暴动”，“同时也要注意山东、满洲工作的配合”，“在全国暴动中，江
苏是主要领导力量。”李立三的想法也未免太天真了。他根本没有看到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反
动军队，没看到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还没有被广泛发动起来。在此条件下谈论中国革命
的胜利，无异于纸上谈兵。周恩来的头脑比较清醒， 他在会上主要强调力量不足， “江苏
主要是农村不发展游击战争”；“武汉农村要纠正地方主义，城市铁路、海员工作不够”，
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能举行城市武装暴动？
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 周恩来谈到了他和李立三的争论：“如我在去年
便两次提出反主要的危险右倾，同时必定要反‘左’倾；对高潮问题，我在江苏代表会上，
在中央政治局， 我都主张照国际的解释， 中国现在已有革命高潮，但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
；关于纠正同志错误，我曾多次反对以派别观念解决问题。”
李维汉在回忆录中也说：“恩来出国前和立三在不少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如对革命形
势的分析和组织各地暴动等问题就有争论。”他还套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一句话说：
“法效直若在，必能制主东行。”意思是说，如果周恩来在上海，那么李立三的错误就能避
免。
确实，由于周恩来的作用，在他离开中央去莫斯科之前，李立三关于暴动的设想一直没
有实现。
周恩来去莫斯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反映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之间的争论。
1929年春夏之交，共产国际派了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波兰人到中国组成远东局。远东局在
一些问题与中共中央意见不同，产生了争论。
如，在富农问题上，远东局认为富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必须坚决反对，并主张一定要
把反对资产阶级富农写上党纲。周恩来则认为把带封建性、地主性的富农与资产阶级性的富
农分开来看，这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其实许多富农是兼有两种性质的。
此前，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为代表，与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俞作柏、李明瑞联系，领导广
西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远东局对此横加指责，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勾结军阀。此外还
有其他问题上的争论。
1929年12月，双方的争论尖锐化，矛盾激化了。远东局在一个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
决议的决议案中，断言中共中央犯了右倾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三点：一是富农问题，二
是“勾结”俞作柏等，三是在赤色工会问题上有动摇。
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远东局的决议案，并且反过来认为远东局本身存在着一贯的右倾错误
。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三人去同远东局讨论，结果讨论了三天，反而
弄得更僵。远东局还抓住了项英的小辫子，说项英在政治局会议说“远东局不了解中国实际
情况”是对共产国际的不尊重，并上纲上线说：“这就是说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靠对立双方的商量是解决不了问题了。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决定派人去向共产国际报告。
1930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上有这样一条：“冠生（周恩来的化名）病入院。
决：准假两个月。”事实上，周恩来没有住院。可见，此时他已动身去莫斯科了。
六、几次受到中央的指责和批评
上海，既是一个英雄城市，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远的有上海小刀会起义，近的有上海
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是一个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城市。特务纵横，密探如蚁，最可恶的是叛
徒的出卖。周恩来战斗在这个城市，毫不夸张地说，九死一生，任何时候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何况他又是中共领袖，特别是大革命时期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门生故旧遍天下
，其中不乏有狼子野心者，不乏有无耻下贱者。为了保障去莫斯科的安全，周恩来决定绕道
欧洲。
这一天，周恩来兴致盎然，拿了一张照片给陈赓看，问陈赓认识吗？陈赓当时是负责特
科工作的，有名的机灵鬼，他拿着照片，端详了半天，摇摇头，说没见过这个人。周恩来开
心地笑了，他告诉陈赓，此人是黄埔军校的老熟人了，你一定认识。陈赓有些迷惑了，对着
照片又看了半天，还是没有头绪。最后，周恩来告诉他，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陈赓恍
然大悟，不由得赞叹周恩来的化装术。
确实，这张相片照得又像又不像。说像，像1930年的周恩来，说不像，根本不像1924年
、1925年黄埔军校英姿飒爽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便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经上海环球中国学
生会申请，取到了护照，不过，姓名是假的。
周恩来坐轮船于4月间到达了欧洲， 再经法国、德国，由陆路去莫斯科。
经过德国时，应德国共产党的约请，周恩来在德共机关报《红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为《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文章署名陈光（译名）。周恩来在文
中介绍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以及红军的发展状况，指出中国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潮，而“农民
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
文章发表后，在德国共产党内引起了极大反响，读者深为中国革命的进展而高兴，并纷
纷询问作者是谁。《红旗报》作了公开答复：“这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的作者是我们的中国兄
弟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成员。”这个答复是极其简单的，但毕竟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
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位中国兄弟党的领导人曾经在柏林和他们并肩战斗过。
5月，周恩来到达莫斯科。 他一方面代表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参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
命的会议，解决中共中央同远东局的争论，一方面处理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于解决中
山大学派别斗争问题而与共产国际发生的分歧。此外，还有留学生等其他事务。
7月5日，周恩来应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
党向联共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周恩来在会上还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在联共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这在当时需要一种特殊的身份，即只有兄弟党的领袖才有资格
被邀请。这表明苏共和共产国际已经视周恩来为中共的领袖。
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主要的革命内容还是消灭封建势力与推翻帝国主义在
华的统治，故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
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以及争取群众
、组织群众、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
在谈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周恩来说：“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
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周恩来还指出党内要开展两
条路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右倾，“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和闭关主义”。
7月16日， 周恩来出席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会议，并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
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周恩来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
，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
革命的形势。”因此，周恩来提出了“为转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而斗争，便成为
目前党之争取动员与组织群众的总路线”。
7月下旬前后，周恩来会见了斯大林。 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革命
特别是红军的显著发展。斯大林此时也改变了1928年六大时的一些观点，接受了一年多来中
国红军重大发展的事实，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
正当周恩来在国外忙碌的时候，中共党内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
周恩来去莫斯科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依然是一个“甩手掌柜”，事事依靠中央
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在周恩来离国前夕，中共中央曾经作了若干组织上的调整，
由向忠发、罗登贤、关向应、任弼时四人重组组织局，向忠发为主任；军事部与军委合一，
不归组织局领导而直属政治局，由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担任军委常委。不久，又决定周
恩来参加组织局。周恩来离国后，改由李立三参加组织局。这样，李立三在中共中央起着主
要的决策作用。由于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独断专行，使党内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
常的状态。周恩来在国内时，有周恩来制止李立三的‘左’的倾向，周恩来一走，李立三便
失去了束缚。其‘左’倾倾向得以恶性发展。
5月15日， 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三卷第四、五合刊，同时发表了李立三的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和王明的《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李立三认为：“目
前革命形势无疑的是日益接近新的革命高潮，根据中国的经济政治条件，在全国革命高潮下
，革命有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在准备全国革命的胜利的任务之下，加紧准备
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的战略。”教条主义者王明
也同样不甘人后，说：“力争革命首先在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胜利的前途加速实现，即是变军
阀战争为工农兵武装暴动推翻军阀统治的战争，不仅是武汉及其邻近各省的工农群众的迫切
的任务，而且是全中国工农群众的迫切任务。”
6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
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这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
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决议强调：在革命急剧发展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以促进这一革命
巨潮的更快爆发，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决议
指出：“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
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下，
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还认为，
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
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决议指出，当前执行中央这一进攻路线的最大障碍“便是
与这一总路线绝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如果“不克服一切右倾的思想，党的路线与策略决不
能有充分的执行。”
共产国际远东局看到这个决议后，对李立三提出了两个疑问：第一，共产国际现在正在
讨论中国问题。而中共中央仅凭一个工作人员的报告（指李立三在6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作的《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这一报告），便作出这一决议，将来发生问题，怎么
办？第二，现在中央政治局很弱，周恩来、瞿秋白不在，向忠发、关向应都病了，你们通过
这一决议，将来政治局内部发生不同意见，怎么办？根据这两点，共产国际远东局认为决议
不应该发出。
不管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发生了多大的争论，不管远东局在争论中犯了多大错误
，也不论远东局是否已经认识到这个决议中的严重的“左”倾错误，应该说，共产国际远东
局的态度是冷静的，其意见是正确的。
6月20日， 远东局又写信给中共中央说：“在你们代表还在那里讨论时 （指周恩来等
在莫斯科）， 你们又有一新的决议”，“在国际已快有决定时，为什么不可以等国际决议
，而先发这一决议在支部中去讨论，使其赞助你们决议吗？”李立三却大大咧咧地答复道：
“有什么问题，由中共中央负责。”
前面说过，周恩来的观点，与李立三是有区别的。在向苏共和共产国际作的报告中，周
恩来依然坚持以前的观点，比较冷静地看待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因为如此，远在莫斯科的周
恩来，受到了国内向忠发、李立三的几次指责。
6月12日， 中共中央致信周恩来并转共产国际主席团说，中国革命迅猛发展，已接近革
命形势，中央决定“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
这一路线。”看到这封来信，周恩来大吃一惊。
6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同意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坚持发出6月11日的决
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做结论时，批评了周恩来，说他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
出的“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意见是“割据观念”，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为此，中共中央决
定发出电报，指出周恩来的这一“错误观念”。
6月25日， 中共中央又致电周恩来，认为国内面临“革命巨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大爆
发日益逼进的形势”，并叙说了在 6月11日决议等问题上与远东局的争论。 中共中央指出
：“如果是怀疑准备武汉首先胜利的总路线，那么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务请你向国际力争
”。中共中央在电文中还婉转批评了周恩来，说：“在你的报告上曾提出‘建立苏维埃根据
地’的意见，我们觉得这一名词可以解释成为割据观念，极不好的，应当改为争取一省或几
省的首先胜利，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并且要求周恩来“即刻动身回来，万勿迟延”。
此时，党内的“左”倾错误仍在继续发展。其突出标志是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
海总同盟罢工。
7月16日，中共中央以向忠发的名义致书共产国际主席团，声言： “决定组织南京兵士
暴动， 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同时还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支
援，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材，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信中并请“通知恩来、秋白同志速归”。
7月27日， 红三军团认识到攻打武汉对红军十分不利，乘虚攻占了长沙。李立三等得知
消息后，更加认定“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正确性。 8月初，李立三等成立了中央总行动
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党、团、工会的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停
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一心搞城市暴动。
中共中央的有关决议送到共产国际后，周恩来焦灼万分。由于李立三的错误追根究底源
于共产国际的“左”的错误，所以周恩来要说服共产国际是十分困难的。为此周恩来作出了
最大限度的努力，他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一直讲了三天，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情
况，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如实地了解中国的情况。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进行了研究， 认为李立三对形势的认识过分夸张，
否定了革命不平衡的状况，其武装暴动计划脱离群众，因而是错误的，于是打电报给远东局
转告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开始起草《关于中国问
题的决议案》，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1930年7月23日决议。周恩来和瞿秋白参加了这项
工作。决议指出：“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
有汇合起来。就是总起来看，这些运动也还不能够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及国
民党的统治。”
由于共产国际本身具有“左”的错误倾向，因此它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纠正不
可能是系统的。它认为中共中央是在国际路线下工作，只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犯了
部分的错误。
得到共产国际的答复后，中共中央于8月1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李立三等人对于国际的
答复极为不满，并把责任归罪于周恩来，认为周恩来右倾，应当负“政治上的责任”。
李立三在发言中说： “昨晚看电后， 我感觉到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
的形势。”“切实说起来，国际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而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
总趋势。国际之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趋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
，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
李立三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说：“我们如用机械的执行国际的指示，表面上忠于
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现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便是不忠于革命，不忠于革命就是不忠实于
国际。”
中央政治局常委项英在发言中说：“国际并不是不了解总的趋势，而是没有了解革命发
展的速度。”
总书记向忠发认为李立三的发言“完全是根据实际问题来作答复。这许多实际问题都说
明党的路线之正确”。向忠发还批评了周恩来，说：“恩来对于这一问题，不仅应负政治上
的责任，而且还包含着右倾的危险。”
8月3日，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全国工作布置。李立三进一步
谈了目前全国工作的布置和军事战略。会上强调了反对“右倾”的问题，矛头直指向周恩来。
向忠发说：“恩来同志尤其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
责任。”其口气比8月1日严重得多，不仅有“尤其”二字突出周恩来的“错误”，而且在“
责任”之前加了“严重”二字。
列席会议的团中央负责人温裕成说：“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
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政治问题解决后，恩来同志可去北方局负责。”预
先给周恩来作了组织处理，“充军发配”北方局。
在会上，还有人上纲上线说：“中央对恩来的斗争必然是很坚决的，但必能以实际问题
战胜其不正确的观念。这种不同路线，在目前形势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很快的解决，就
是同样可使革命更快的发展。”
总之，周恩来蒙受了莫须有的罪名。头脑冷静的周恩来，成为发了高烧的“左”倾分子
批判的靶子。
七、谦让
8月12日—13日， 远东局领导人两次向莫斯科报告，说明武汉驻扎着大量的国民党军队
， 共产党人只有200人，赤色工会会员只有150人，敌我力量对比有如天渊之别。 共产国际
收到报告后，决定派遣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冒险主义。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由于六届一中全会接受了共产国际不再派代表去中国指导工作，而是中共派驻代表到莫斯科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共产国际的领导，瞿秋白、张国焘便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
际代表。以后，中共中央又决定邓中夏、余茂怀为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任中共
驻农民国际代表，上述五人组成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瞿秋白为负责人。
由于中共代表团反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长期培植下所形成的王明宗派集团，所以米
夫对瞿秋白等十分恼火和痛恨，处处予以刁难和打击。
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在处理王明等人捏造的“江浙同乡会”事件中，坚持实事求
是的精神，对王明等人的诬陷和苏联当局的错误处理，提出了不同意见，挫败了王明的宗派
活动。瞿秋白对于偏听偏信王明、扶植支持王明宗派活动的米夫也极为反感，他曾向共产国
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提出撤换米夫中山大学校长的职务，这更招致了米夫、王明的忌恨。
1929年初，联（共）布开展了反布哈林的斗争，并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米夫
、王明借此次运动打击和迫害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他们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所
谓“幕后活动材料”，甚至把瞿秋白与托派相提并论，公开指责瞿秋白与中山大学的托派分
子来往密切，参加中山大学的派别活动，打击和陷害瞿秋白。
在“清党”运动中，联共（布）、共产国际以及中山大学完全站在米夫、王明一边，反
对中共代表团，从而使中山大学一大批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学生遭受迫害，中共代表团也受
到严厉处理。
1930年3、4月间，中山大学“清党”工作结束。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把瞿秋白等
中共代表团成员叫到办公室，指责瞿秋白等人犯有支持刘仁静去土耳其会见托洛茨基等错误
。而后，米夫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办公室里召见瞿秋白、邓中夏、余茂怀和张国焘，宣读
了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决议----《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
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
决议完全站在米夫、王明一边，指责中共代表团的行动，认为 “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
剑如、 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
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的
活动。”由于张国焘采取两面手法，所以决议案认为只有少数（张国焘）不是在当初而是在
后来，才对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的不同立场。
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有见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
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的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
会政治书记处商定新的成分。”这样，共产国际解除了瞿秋白、邓中夏、余茂怀等在中共代
表团的工作。
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发生的，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周恩来是有他个
人看法的，因为他本人也参加了“江浙同乡会”的调查和处理，了解瞿秋白等人的做法是实
事求是，但周恩来是自律甚严的人，加上当务之急是纠正国内的“左”倾错误，因而没有说
什么，内心中对瞿秋白却充满了同情。
这可以从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后的情形看出来。当时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瞿秋
白只是政治局委员，并且共产国际在调他回国时，不准他再进中央政治局，而只是辅助周恩
来纠正党内的错误。
周恩来却表现了极宽阔的胸怀，回到国内后，他主动把瞿秋白推到前台，自己做幕后工
作，这样瞿秋白便成为中央的实际领导人。
聂荣臻在回忆六届三中全会时说：“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 但他很谦虚，总
是把秋白推到前台， 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
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佩服。”
共产国际恰恰没有料到这一点，它对瞿秋白一直不满，瞿秋白这次回国可以说是罢黜回
国，殊不料成了中共中央的负责人，这是它不能容忍的。共产国际需要的是一个驯服的中共
中央，例如让王明来负责。于是就有了六届四中全会，米夫一手把持，王明大出风头，瞿秋
白被打垮，周恩来遭压制。
这是后话。
为了从安全考虑，周恩来决定先坐火车到柏林，然后坐火车到大连。这也符合护照的情
况。
当国际列车到达莫斯科后，周恩来利用列车靠站的时间，下车又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副
部长马基亚尔取得联系。周恩来问：
“国际的同志还有没有新的意见？”
马基亚尔答复说：
“没有了，根据国际7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周恩来精神抖擞地回到了大连， 从大连搭轮船去上海。8月19日或20日，周恩来回到上
海，开始着手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
八、骨折
1939年7月，周恩来发生了意外事故，造成右臂终生残疾。
7月10日，周恩来去毛泽东的窑洞商谈工作。 这时，中央党校请毛泽东去演讲。毛泽东
因为工作太忙走不开，便请周恩来代劳。因为延河水涨，不能开车，周恩来便骑马前去。刚
同毛泽东结婚不久的江青也一定要跟着去听周恩来演讲。江青年轻好胜，骑马走在前面。她
不走大路走小路，小路路窄，只能过一匹马，江青在策马飞奔之中突然勒住缰绳，这一纵一
停，周恩来骑的马骤然受惊，前腿抬起，后腿直立，把周恩来摔了下来，右臂撞在石崖上，
造成右肘小臂下端粉碎性骨折。
警卫人员立刻赶上去，周恩来已经自己站了起来，用左手扶着骨折的右臂，脸色发白，
牙关紧闭。警卫人员扶着他步行到党校会客室。中央卫生处立即派来了大夫。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说：“说来这与江青有关。是1939年7月中央党校高级班学
员要请毛主席作报告， 主席就请刚从大后方回来的周副主席代他去讲。当时延河发大水，
汽车过不去。主席就让警卫员牵来自己的大青马给总理骑。当时正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江青听
说周副主席要去作报告，也嚷着要跟去听，主席说：‘你没有资格听这个报告（高级干部）
嘛！’可江青还是骑着警卫员的马跟去了。过了延河后，江青突然来了兴致，在田埂小路上
打马急奔起来。大青马和警卫员的马原是一对，便跟着追了上去。这时突然从农户院中窜出
条狗，吠着向江青的马扑过来，江青惊惶失措，忙拨转马头，正好撞在总理的马上，田埂太
窄，这么一撞，便把总理从马背上撞了下来。摔得很重，结果是骨折臂断。那时延安的医院
条件很差，断骨错位愈合，胳膊无法伸展，连生活都无法料理了。
中央决定送苏联治疗，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专家会诊后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
是重新接骨，胳膊的功能可以完全恢复。但要动两次手术，时间拖得长。第二个方案是强力
拉伸已经愈合好的肌肉，能达到使胳膊在一定程度上伸展弯曲，可以工作和生活，但功能不
会完全恢复，好处只是时间短，不必作手术。总理说，国内的事情很多，我不能在国外作长
期治疗，只要能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也就满意了。
当主席得知总理被江青撞下马跌伤后，对江青很恼火，批评说：‘你出什么风头！你耽
误了多少大事！’而一般人都以为是总理坐骑受惊自己跌下马来的。 当时邓大姐在重庆回
来后总理也没将实情告诉她，邓大姐也一直以为是自己摔折的呢。一直到1977年她才得知真
相，若有所悟地说：怪不得那年我回延安后江青跑来说，她经常去看望恩来，都难过得哭了
。我当时听了还觉得挺奇怪的，干嘛她要难过得哭了呢？”
周恩来的受伤，江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说当时即存心害人，未免牵强。
当时为周恩来治疗的是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大夫巴苏。巴苏在日记中写道：“一九三九年
七月十日， 晚上十点钟， 张部长请我们陪他去看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意外地从马上摔
下来，右肘的小臂下端骨折了。延安所有第一流的医生都来了，给伤口进行了X光透视和包
扎。 我们看到他正在用左手练习写字，因为他知道很长时间内他将不能用右手写字。”
和白求恩、马海德齐名的印度援华大夫柯棣华在其回忆中说：“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我们都惊呆了。 你猜他在干什么？他正伏在桌上用左手练习写字。骨折以后是很痛的，他
的脸上都是汗。当我们给他脱下衣服检查时，看见他的内衣都湿透了。想想看，他是用多么
坚强的毅力在坚持工作啊！我们心痛地责备他不应该这样不爱护自己的身体，可你知道他说
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应当为党工作’。在八路军里，我常常听到同志们
说这句话，可在当时，我却忍不住地掉泪了。”
右臂骨折，促使周恩来第三次去莫斯科。
周恩来先在延安作了一个半月的治疗。在此期间，他仍不停地工作。右臂用两块板子吊
着，他吃力地用左手批改文件，修改电文。
从8月4日至15日，周恩来忍着伤痛与种种不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作了八次长篇发
言。周恩来回顾了自己视察新四军和东南六省的情况，全面系统地汇报了新四军和国统区的
现状以及党的工作情况，并提出了今后应该如何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的一系列意见。
周恩来的发言，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高度重视，充分讨论后，毛泽东总结说，南方工作
“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发展了统一战线”，“发展了党的组织”，“推进了战争
动员”； “发展了青年和妇女工作”， “开始了工农运动”，“帮助了八路军、新四军与
边区”，而这一切，都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
然而周恩来右臂的治疗情况不如人意。 8月18日，三位印度大夫再次对周恩来的胳膊进
行了检查，发现臂骨的愈合很不理想，尽管用力按摩并作了热敷，但右肘仍处于半弯曲状态
，无法伸直，肌肉也出现了萎缩。延安的医疗条件极其有限，如果再得不到有效治疗，就有
成残疾之虞。为此，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到苏联去治疗。同行的还有邓颖超、王稼祥、陈
昌浩、李德等。
周恩来受伤时，邓颖超不在延安。当她得知周恩来坠马受伤时，既惊讶又焦急。因为邓
颖超知道周恩来骑术甚精，长征时甚至在马上睡觉，这次怎么会从马上摔下来呢？不久，邓
颖超收到了周恩来的信。信是用左手写的，邓颖超立刻明白周恩来右手的伤势很重，她的心
情沉重了。周恩来在信中告诉她，中央批准了他去苏联治疗，并批准她陪同。
邓颖超此时归心似箭，她坐上爱国华侨送给八路军办事处的一辆救护车，从重庆出发了
。 从重庆到成都450公里，司机祝华同志急邓颖超之急，用了一天跑完。接着路上适逢下雨
，道路泥泞，跑了四天到西安，车子又坏了。祝华又从西安办事处借了一辆卡车送邓颖超到
延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地为周恩来赴苏疗伤拨了一架道格拉斯飞机。8月21日，周恩来
一行人离开延安去苏联。临上飞机前，正在马列学院和母亲任锐一起学习的孙维世骑着马风
风火火地赶来了。孙维世缠着邓颖超，要求带她去苏联学习戏剧理论和导演专业。
孙维世是孙炳文的女儿。孙炳文是一位老同盟会员，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笔。
朱德受其影响，两人一起去欧洲寻求革命真理。周恩来在柏林介绍他和朱德一起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1927年，孙炳文在广州任北伐军留守处主任，邓演达要他去武汉工作。当他从广州
绕道上海时，适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轮船上，孙炳文被后来沦为大汉奸的褚民谊
认了出来，最后牺牲于上海龙华。
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后，有一天，周恩来从外边回来，发现武汉办事处门前有一个十六
七岁的少女正在伤心地哭，旁边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在劝解。
经过一番询问，原来这两个青年是老友孙炳文的孩子孙泱和孙维世，只因为要求去延安
被拒绝， 所以孙维世伤心地哭泣。 不久，孙维世便到延安学习，而孙泱则去太行山朱总司
令那里工作，后来曾担任朱德的秘书。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领导， 文革中迫害致死。
孙维世小的时候就很受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喜爱，这次重逢后，就改叫周恩来、邓颖超为
“爸爸”、“妈妈”。邓颖超十分疼爱这个聪明伶俐的干女儿，也支持她出国深造的想法。
周恩来皱了皱眉头，他也不忍心拒绝这个干女儿的请求，于是说：
“要去，也得经过组织批准。”
听到这句话，孙维世知道周恩来同意了，顿时欣喜若狂。她策马飞奔，赶到枣园，风风
火火地找到毛泽东，请求毛泽东的批准。毛泽东笑着签了个字。孙维世又打马奔回机场，手
里高举着毛主席的批示。可怜她上飞机时，脚上还穿着草鞋。
当天飞机降落在兰州机场。为等候苏联派来迎接的专机，周恩来一行又在兰州住了一个
星期。离开兰州后，中途又在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停留了三四天。
9月间，周恩来乘飞机到达莫斯科。
这是周恩来第三次到苏联，也是他在新中国建立前最后一次去苏联。和前两次去莫斯科
，这次情况有了很大不同。
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六大，1930年春再去莫斯科，周恩来是秘密前往的，化了装，随时
可能遭遇危险。这一次，周恩来无需任何掩饰；前两次去，党的力量相当弱小，中国革命处
在危急关头，这次去，中国革命的面貌大大改变了，党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党员和武装队伍
发展到了几十万人。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党，已经不再幼稚，而是逐步走向成熟，并在实际
斗争中选择并确立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
如果说，前两次去莫斯科，周恩来的心情是沉重的，充满忧思的，那么，此次他虽然手
臂有伤，但心情却欣慰得多，轻松得多。
九、116页、5.5万字的备忘录
飞临莫斯科时，天上正飘着雪。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到机场迎接周恩来、
邓颖超。周恩来立即被送到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检查和治疗。邓颖超住在中共代表团住的留
克斯大旅馆，她常去医院陪周恩来。而干女儿孙维世也经常去看望他们。
苏联方面对于此事也十分重视。一批医学专家奉命前来治疗，他们会诊了三次，讨论治
疗方案。周恩来也参加了每一次的讨论。医生们提出了两种治疗方案，供周恩来参考。一种
是积极疗法。把肘骨拆开，重新接骨，这样骨头愈合后胳膊可以伸缩自如，没有任何后遗症
。但此种疗法比较冒险，患者的痛苦较大，需要时间也较长。第二种方案是保守疗法。不开
刀，这样治疗效果差一些，胳膊只能在四十至六十度以内活动，但治疗时间短。周恩来比较
两种方案后，毅然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根本不能长时间离开工作。他说：“国内工作很忙，
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
第二种治疗法依然是十分痛苦的。首先，在麻醉以后，用强力把胳膊扳到一定的伸缩角
度，然后加以固定。麻药效力一过，周恩来便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豆大的汗珠直往
外渗。然后是按摩，目的是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这又是一个痛楚的过程。按摩的医生是
一位老太太，她不断地对师哲说，不受这个苦，就会前功尽弃，所以，一定要受这个痛苦，
将来才有希望使手臂的活动幅度大一些，可以梳头，吃饭。
在治疗过程中，周恩来心里仍然惦记着工作。中共代表团代表任弼时的秘书师哲去看望
时，周恩来说：“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嘛！”师哲则劝解道：“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
好为宜。”周恩来却说：“我这是外伤，影响不了我的思路和工作。我头脑清醒，精力旺盛
，有时兴奋之至。”
由于专家们的精心治疗和周恩来的密切配合，治疗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达到了预期的
效果。这样，周恩来的右胳膊总是屈在身前，这个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熟悉的姿势，仿
佛给他增添了格外的魅力。文革中， 在批孔的文章中， 有的特别点明， 孔老二端起胳膊
， 以暗示周恩来。
由于中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更
加关注了。周恩来作为中国党的领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向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在19
35年夏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国际执委会委员。这次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机关内的许
多同志都想一睹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党的领袖。他们悄悄向师哲打听：“周恩来出院了
吗？什么时候会来共产国际？真想看看他。”一位天真可爱的女秘书还郑重其事地嘱咐师哲
事先一定要告诉她：周恩来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经过，以便让她隔着窗户看一看周恩来。
新年前几天，经过两三个月的精心治疗，周恩来终于出院了。1940年元旦晚上，他出席
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晚会，终于让大家领略了他的风采。
出院后，周恩来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事实上，在治疗期间，他也没有停下工作，手
不能动，大脑却在急剧地思考之中。
周恩来离开延安前夕，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中任何一方都不得对另一
方采取侵略行动，不得支持与另一方交战的任何第三国，不得参加旨在直接或间接反对另一
方的任何国家集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在国际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宣传对于中
国共产党也非常不利。
中国共产党应当怎样看待这件事呢？
9月1日，毛泽东以《关于国际形势对于<新华日报>记者谈话》的形式发表书面声明，论
述了苏德协定的政治意义，指出“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弟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
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
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周恩来到莫斯科，立即把这份声明发给了各兄弟党。各国共产党代表看了这份声明，纷
纷称赞中国党看问题精辟。共产国际也说中国党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支持。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此时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并突出宣传了毛泽东。 《共产国
际》（俄文版）1939年4期刊载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一文。 并在第6期专文介绍了毛泽
东，称赞毛泽东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
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以及“中国
人民忠实的儿子”等等。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看到了中共的力量，但更重要的却
是想“使国共合作的巩固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以便促使国民党有效地坚持中国的抗战。
在莫斯科，周恩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
共产党的工作。因为当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国内的局势演变情况并不清楚，有些人对于中共
统一战线政策中的某些作法抱有怀疑，即担心中共的独立自主原则会破坏国共合作，不利于
中国的抗战。这其实是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为了消除他们的误解以及改变他们的一些错
误观点，有必要对中国国内的局势作一透彻而全面的分析。
1939年12月29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递交了自己撰写的《中国问题备忘录》。这份备忘
录长达116页，共5.5万字。全文分为四大部分：一、中日战争的新阶段；二、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与国共合作；三、党的工作与八路军新四军工作；四、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
备忘录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周恩来指出：“武汉战役以后，中国
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目前，这一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特征是敌人将
战略重心转移到华北敌后战场，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其占领地区进行建设
和开拓富源，将重点放在政治进攻和施加经济压力上，迫使中国投降。周恩来指出，目前我
们遇到的一系列困难，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以及腐化表现，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诱
降，英、法的妥协活动，致使投降与分裂成为主要危险。
那么，应当怎样克服困难，持久抗战呢？周恩来指出：必须坚决加强团结， 反对投降
与分裂； 主张民主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敌后游击战，粉碎敌人妄图消灭游击队的活动；
加强前线防御，防止敌人进攻。
备忘录这一部分还系统地介绍了两年半中日战争的一般情况，其中包括日本的得失，中
国的得失，说明一年来前线的作战总的是处于停滞状态，而敌后的战斗正在进行，这是中国
民族解放战争新阶段的特点。
备忘录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特点。周恩来指出，中国的统一
战线没有正式的共同纲领，而参加的各党也无联合组织，其基本内容是国共合作。周恩来介
绍说，按毛泽东的分析，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全民的，其政治基础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共
两党各有自己的军队，统一战线所处的情况是大部分人民尚未组织起来，这些都是中国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周恩来分析了蒋介石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针：一、他主张联苏，但反共；二、他主张联
共，但要改造中共；三、他需要群众，但是为了统治他们。这个思想和方针是自相矛盾的，
实际上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原则上并不愿意承认国共合作，而只是认为共产主义向三民主义投
降了。
周恩来指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矛盾中发展的。由于统一战线的进步，抗
战正在顽强地坚持，国民政府的政策争取有所进步。但在统战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分裂与投
降的危险将加剧。由于抗战在继续，有时摩擦紧张到一定程度，就又缓和下来。有时由于统
一战线的发展，统治阶级及其政党开始不安起来，于是又发生新的摩擦。这样，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就经常处在复杂的、曲折的、变化的过程中。它时而进步，时而倒退，但它的总趋势
是走向某些进步。”
总之，在备忘录的前二部分，周恩来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抗战以及敌、我、友三方的情
况，并作了精辟的论断。这些论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就使联
共（布）和共产国际了解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消除了他们对中共某些政策、某些做法的担
心与不安。
在备忘录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周恩来分别系统而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工作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工作以及中共七大的准备情况。
《中国问题备忘录》译成俄文后交给了季米特洛夫，并由他的政治秘书将译文压缩至20
页打印纸。季米特洛夫随后将此打印的书面报告送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执委们研究。周恩
来对此又作了修改， 发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题目改为《中国抗战的
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
共产国际执委们仔细阅读了《中国问题备忘录》后，1940年1月间，执委会全体会议听
取了周恩来的口头报告。 季米特洛夫、哥德瓦尔特、库西宁、曼努意尔斯基、拉科西、皮
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共产国际重要人物都出席了会议，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和任弼时
也列席了会议。
周恩来连续讲了两天，每天都在四五个小时以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最关心的是中国的抗
战能不能坚持下去，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周恩来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他对照墙上
挂着的地图和各种表格，引用了大量数字，详细分析了抗战以来战局的变化情况以及中日双
方的优劣势和强弱点，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英勇作战的情况。周恩来明确指出：
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定能够坚持下去，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共产国际执委
们听了很兴奋，除了个别提问外，对这个报告表示满意。
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写道：
“周恩来就中国的形势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 作口头报告时
一口气要讲四至五个小时，并用地图、草图、图表等说明军事行动和根据地的情况。他还谈
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思想及其重要意义。他概述了扩大农村红
色根据地的计划。他的翻译师哲写道：‘他常在阐述自己的意见前说：‘在这个问题上毛泽
东的观点是这样的。’
反应又是如何呢？‘听众们懵了……跟不上他的思路。’这是一种他们很不熟悉的思想
方法、工作方法、说理方法。中国人的姓名，地理情况，事情的错综复杂性……一切的一切
对他们来说都难以理解。周恩来的大多数听众都是充满了优越感但却对中国缺乏了解又毫无
实践经验的庸庸碌碌者。唯一听懂了的是那位日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后来与周恩来一起
到了中国。他的听众中有季米特洛夫，芬兰的库西宁，法国的马尔蒂，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
库，德国的皮克……。法国代表马尔蒂曾说过：‘就象一部长篇小说，里边的人物实在太多
。我常乱了头绪……。’翻译师哲曾以委婉的措词说过：‘他们不熟悉中国的具体形势。’”
1月8日，周恩来在共青团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报告，介绍
了1935年以来中共在青年团中进行组织、宣传教育的情况。周恩来指出1936年中国共青团在
全国保存下来的不多，以后即创建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以后这个组织成为整个青年抗日
运动的骨干。周恩来还介绍了全国各个地区青年组织的状况。
1月23日，受中共中央委托， 周恩来致信斯大林，指出目前中国抗战正进入艰难时期，
统一战线内部存在严重的磨擦，而投降与分裂正成为目前中国的主要危险。
2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这是抗日战争时期
共产国际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讨论中国党的工作。
2月末的一天，季米特洛夫将决议交给周恩来。 季米特洛夫解释说，恩来的报告斯大林
看了，国际执委会关于报告的讨论情况，也向斯大林作了报告，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就
中国问题进行了极其严肃的讨论和研究，并且十分审慎地考虑了中国问题，因为中国革命本
身具有许多独特的微妙之处，且又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季米特洛夫还说
，本来斯大林同志很想接见周恩来并面谈一切，但是，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不仅恢复了外
交关系，而且过从甚密。这次周恩来是共产国际接待的，如果斯大林接见周恩来，就不能回
避接见国民党的外交人员，可是他又不愿意接见后者。所以，这一次就不见面了，希望恩来
谅解。
季米特洛夫接着说，这个决议是在斯大林主持之下讨论和草拟的，而且字斟句酌，十分
慎重地选择了措词。因为既想把问题说明白，使中共能正确理解国际方面的立场、观点、态
度和愿望，又不能因为决议本身的任何一句话而束缚了中共的手脚，或伤害中共的积极性和
创造精神。请你们先把决议研究一下，如有问题或意见，请提出来，我们再行商量。总之，
我们共同努力，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这个决议很重要，它完全是以建议的口吻写的，给中共中央以很大的回旋余地。中心内
容是希望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
中国。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发出的文件往往因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常常引起中共中央的议
论。唯有这个文件，中共中央不曾有过任何不同意见。周恩来把决议的中文译本随身携带回
国，交给了毛泽东。
周恩来还同苏联经济学权威、理论家瓦尔加见了面，并向他请教问题。当时国民党的法
币日益贬值，导致陕甘宁边区的边币也发生贬值，继而物价不断猛涨，使边区军民生活日益
困难。
瓦尔加说，我这样想，首先应使边币脱离与法币挂钩的关系，自己独立起来，不受它的
影响；其次，边币不应成为银行钞票，而只应成为法定的流通证券，以维护它的购买力，并
以边区的实物、财富如煤、石油、食盐等等为保证，而不必以黄金、白银等为银行基金；第
三，发展生产，使边币（财富的代表）独立于内外货币的影响之下。中共对瓦尔加的意见十
分重视。
十、处处受欢迎的周先生
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还探望了在那里学习和工作的中国同志。当时莫斯科郊外有一所
党校，对外称疗养院，共产国际叫它中国党校，或称为七部、八部。党校分政治、军事两个
班，政治班有蔡畅、张子意、李士英、马明方等，军事班有刘亚楼、方志纯、钟赤兵、卢东
生等。周恩来还把受到王明打击而被分配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做工的中共中央委员陈郁调
回莫斯科，并带他回国。周恩来还去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看望了中国的孩子们。他们大
都是烈士的子女，有苏兆征的女儿苏丽扬，蔡和森、向警予的儿子蔡博，毛泽东、杨开慧的
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李富春、蔡畅的女儿李特特，瞿秋白、杨之华的女
儿独伊等。
师哲回忆周恩来在莫斯科的那段时期说：
1939—1940年恩来同志在莫斯科住院治病期间，许多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同志，自然都希
望他安心治病，好好休养，但又热切地盼望着同他早日见面，听取他带来的好消息……
恩来同志在医院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出院，就立刻投入了异常紧张繁忙的工作。
他有时偶尔在共产国际办公机关的大院里散步，也到机关大饭厅里去用餐，又多次参加过各
种各样的会议。在出入厅、院，经过走廊时，人们看见他就向他问好致意，有的人笑脸相迎
，有的人还要跟他攀谈几句。恩来同志总是和蔼可亲、诚心诚意地应酬每一个人，很快就给
人们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印象。
方志纯回忆道：
“那是一九三九年秋天，周恩来同志来苏联治右臂骨伤。一天，在任弼时同志的陪同下
，他来到莫斯科郊外的库其诺。这是共产国际党校所在地。当时，我正在这里学习。
莫斯科的秋天，是迷人的季节。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蔚蓝的天空，金色的阳光，翠
绿的林荫拥抱着俄罗斯民族风格的建筑。
周恩来的海外生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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