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读中国历史的人，翻到大唐帝国，精神总不禁为之一振，擂三通鼓，吹三通号，意气洋洋。大唐的文治武功，繁华富庶，确是中国人一个灿烂的梦。自武德元年(618)，李渊受禅代隋称帝，定都长安建立唐朝，至天佑四年(907)，哀帝李祝逊位于梁，唐传二十帝，历二百九十年而亡。其间的“开元”和“贞观”盛世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两个国家发展的高峰，就连后世那个号称“十全武功”心高气傲的乾隆也经常将自己一生的功业与此相比。记得诗圣杜甫曾写到：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我以为，唐朝在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的历史长河中与今天的中国有着许多可比之处。唐朝政府治国的战略策略凝聚了上自历代皇帝，下至军政大丞们的群体智慧和不懈努力。经过历史的检验，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都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迪。因此回忆总结唐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如何取得辉煌的成就，对今天的中国调整发展方向有着可借鉴之处。
1． 社会变革
唐朝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正处于社会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当时社会变化的中心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文化环境，给传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颓没落，一般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空前发展。与此相应是各项制度不断的、全面的变革更新。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国古代税制由税丁到税产的滥觞。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由此可见，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化，许多新事物都萌发产生于唐代。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来临的曙光。
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洗抢劫的新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和文明意识正也经受着来自内部缺乏继承和外来西方文明的双重冲击。孔儒教统的否定沉沦，私营和官僚经济和政治的高度再结合，以及在部分具有忧患意识的政治和经济经精英带领下的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回荡在每个角落。这个时期出现的许多新思想和改革，如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和“土地改革”，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和“改革开放”，胡江主导的“和平崛起”和“经济先行”等诸多国策和制度，对今后中国至少百年历史的轨迹留下了厚重的一笔。另外，国家大力推广和普及基本教育，医疗和科技对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再度崛起是功不可没的。今天，解决好台湾问题将是对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界时统一强盛的国力，物质文明和文化将增强周边各民族向心力，因此，21世纪初的中国的统一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同样，在这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失去陈旧习惯的痛苦和迎接新生变革的欣喜也是交杂着的。
2．国家内政
中国历史自战国时代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西汉，唐和明清。尤其是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生活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当时在政治上，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超迈西汉“文景之治”。唐玄宗统治时期，鼎盛局面达到了高峰，甚至在文坛上也出现了「盛唐气象」。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从太宗世民和他身边兢兢业业的权臣们开创的国家内政格局。李世民实在是个英明的政治家，玄武门之变后，为了迅速安定局面，他立刻抛弃了对太子党的仇恨，不但予以赦免，还从中提拔有能力的予以重用（例如魏征）。君臣同心之下，所造成的动荡被控制在极小范围，唐的政权转移迅速而平稳地完成了。自此，唐王朝的政权基础大大的扩广了，开始向全国各地招揽人才，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并大量利用文人进行帝国的管理，保证了行政的效率。王朝的兴盛，离不开这些官员的有效管理，而他们也成了支持王朝政权的外围基础。同时，聪明的太宗皇帝总是不断提拔一些新人，注入新血液，平衡力量对比，使皇权高高在上。但在官员的调遣任用上，重内轻外，重视中央官员而忽视地方官员，形成了一种重内而轻外的官场积弊和导致了后来的“安史之乱”。
反观今天的中国，农业和城市文明持续发展，南北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达却也呈现出近一百年来最欣欣向荣的局面。而这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也促进了中华艺术和文化的繁荣气象。夜灯下的大上海，长笛轰鸣的海轮和屡获大奖的电影巨作等举不甚举，凡此种种，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吏治腐败和言论控制。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吏治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政治模式所造成的。中国从春秋战国直至隋初，历代实行过“养士求贤”、“军功赏爵”、“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等多种选官方式。这些方式基本上是从现有统治阶级，尤其是贵族子弟中选拔才俊。这是传统政治模式选拔官吏的必然阶段。但时间一长，这种制度的陋习就表现出来了，那就是裙带关系盛行，结党营私，人才素质低劣，甚至形成门阀政治。这样长期发展的结果就是吏治腐败。而这对于目前而言，虽然有现代化的媒体，但由于在舆论导向实行相当严格的控制，这一开放式的信息渠道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而由于信息渠道不畅，使得决策者往往决策失灵，在吏治方面就很难有大的作为。在吏治出现危情之后，危及政权时才会引起权力中枢震动。但这时，已是冰冻三尺，扭转吏治已非轻易可为。
3．外交军事
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扩张、侵略性。所有的所谓的“扩张”都是因为被那些“夷族”骚扰得火冒三丈才不得已出兵灭掉以绝后患。唐朝也是如此。唐朝刚刚成立时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异常紧张。西域有强大的突厥人控制着丝绸之路这条联系东西的大动脉，时时骚扰国境。而南方出现新的威胁就是土蕃王国的崛起，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直逼唐朝。其他如大食，高句丽，百济，倭奴（日本）等小国更是经常乘火打劫。当时唐王朝刚刚结束内乱，无力和这些外军作战。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接受大臣提议，将希望寄托在外交的交涉上，双方谈判的地点就是长安郊外渭水河畔的汴桥，外交舞台成为长安的最后一道防线。《旧唐书》记载，唐太宗与侍卫六人赴汴桥巧辩突厥，双方成功的签定了盟约，突厥兵撤。公元641年正月，文成公主入嫁土蕃，这次联姻使唐朝消除了南方隐患。可以说唐朝早期的和平局面是建立在不懈的外交努力基础上的。
时间流逝，唐朝的国力经过十多年的休养生息，于是在知人善任唐太宗的领导下，唐朝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用兵。在贞观四年（630年），惊才绝艳的名将李靖，仅仅以三千之众，奇迹般使得突厥主力土崩瓦解，而后与另一位大唐名将李世绩的配合之下，一举将东突厥彻底消灭。东突厥汗国纳入中国版图。唐朝利用投降的突厥军队作为先锋，开始经营西域。在伊吾（哈密）、鄯善等国臣服于唐朝之后，唐朝又于贞观十四年攻灭了西域上的绊脚石―高昌国，建立了西州和安西都护府。此后唐朝连续剿灭了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二十几个不听话的西域小国，建立了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当时的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在西域获得了极大的声誉，被吐蕃和大食誉为山地之王。另外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的著名战役－白江鏖兵也发生在唐朝。至此以后，日本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此改造日本。所以，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唐朝不但能够使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另外，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
再看今天中国在安全上一样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南海诸岛，有六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声称拥有主权，形势复杂。美国重新构筑美日同盟关系、加强在东亚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以竭力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 -- 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作为主要的能源和海运进口通道，其战略安全问题也随着中国经济外贸实力上升而成为攸关中国切身安全的重大课题。中国则以“西合南抚”的主动外交来破解。中国积极的通过上海六国合作组织谋求西亚和中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和稳定，通过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强同东南亚各国经贸和外交合作，这些对策同早期的大唐帝国一样都是为了谋求一段暂时稳定和平的环境，以休养生息，以图大业。另外，如何防范打击日本，保卫钓鱼岛, 解放琉球, 防卫俄罗斯, 保卫南海，突破第一岛链等地缘安全和政治问题也奠定了对强兵的要求。随着中国的战略核弹道导弹，新式战斗机，大型驱逐舰，新式潜艇在中国的天地和海上出现，中国最高决策者的军事和外交砝码正在日益加重和增多。中国倡导的“和平崛起”这一命题本身，在初步实现文明形态的转型、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增强，和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出现新格局的情况下，已经使中国迈上了一个由求存(政治独立)，到求强(军事强大)，到求富(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江山代有英杰出！在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时刻，中华民族一定又会有新的英雄因时依势出而英姿勃发，恢复 “盛唐雄风”，重演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幕大戏。
4．结尾
《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的一段话非常值得我们去回味：“罗马的衰败可是过分雄伟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繁荣使腐败的条件趋与成熟；毁灭的原因随着领土的扩张而不断增加；一旦时机成熟，或者由于偶然事件抽去了认为的支撑，那无比庞大的机构便会由于无能承受自身的重量而倒塌。它毁败的过程再简单明了不过了；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不是罗马帝国怎么会毁灭的，倒应该是，它怎么竟会存在得如此长久。”是啊，我们的大唐帝国怎么竟会存在了三个世纪呢？
写于2004年8月1日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