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建于公元1368年，先定都南京，后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历经16帝277年，1644年灭亡。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将星如云，谋臣似雨”的时期之一，高涨的民气、英明的君主、善战的军队、高超的谋略、出色的统帅，这时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立朝八十多年后夺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领土，可谓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
大明王朝最值得称道的当数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朱元璋在称帝后，大力革故鼎新前朝制度，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在洪武年间就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为明后代的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太祖在位时，大明疆域北达乌第河，东达日本海，西达哈密，包括西藏在内的西南及东海南海诸岛尽在版图之内。明成祖年间，大明王朝达到了全盛时期。朱棣虽起兵反对削藩，但他一登基后同样大力加強中央集权，又创設內閣以辅佐政事，信用宦官而授予专权，增設东厂以侦察臣民，进一步推行君主专制。此外，成祖对外亲征漠北、南定安南、经略东北、六下西洋，使国威远扬，史称“永乐盛世”。此时的中国综合国力无论在亚洲还是世界，都堪称是首屈一指的。除此二位贤帝之外，明朝还为后代的礼仪、政治、文化、航海和尊重女性的社会风尚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墨章。
太祖立国事传礼仪
朱元璋从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参加元末农民起义郭子兴部起，即表现出卓越的军事和组织才能，自率一支农民起义军，攻城掠县，势力渐次扩大。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南征方国珍、陈友定，北伐元朝末部，兵将奉命而出，进展十分顺利。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百官的劝进和拥戴下，于郊坛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改元洪武，追尊四代。
虽然明太祖对开国功臣确实有点心狠手辣，但他也是敢于创新国家政治礼仪的明君。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在午门外设立登闻鼓，每天令监察御史一人监视。凡民间词讼，皆自下而上诉讼。若府州县、行省官及按察司不为伸理，阻止引奏，处以死刑。另外，太祖还诏命学士陶安与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规范国家宗庙礼仪。自此，后代各朝皆于南郊圜丘祭天，于北郊方泽祭地，以经为正，依周制分祭南北郊。并追尊高、曾、祖、考四代，各为一庙，庙皆南向，以四时孟月及岁除祭祀，凡五亨。
明太祖本身是在豪杰逐鹿之中马上夺天下，武功兵事上不逊兵家。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奉天门与刘伯温论兵事时说：“克敌在兵，而制兵在将。兵无节制则将不任，任将非人则兵必败。因此，在两军相争决死生成败之际，有精兵不如有良将。” 伯温答：“我每次见陛下筹划帷幄，未见得制胜，而结果摧锋破敌，动若神明。才知任将在陛下。”朱元璋又说：“所谓兵，即是谋。因敌制胜，得从实际出发，岂能泥于古法！我曾亲当矢石，观战阵之事。开阉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无常，根本无暇考虑古法。关键是根据急速变化的形势，采取相应的战略战术。因此，史书把明太祖，唐太祖，和清太祖的武功并提，确有根据。
成祖修文典经盛世
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死后，以皇太孙的身分继位的明惠帝感到诸王的势力日益坐大，威胁到自己的皇位，即与大臣齐泰、黄子澄谋议削藩。燕王朱棣遂打出“清君侧，靖内难”的旗号，于建文元年(公元399年)七月在北平誓师起兵，史称“靖难之变”。朱棣君临天下之后，大力恢复发展经济，尊儒纳士编纂了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进而迁都北京、疏通了大运河、派遣郑和六下西洋。这些一系列成就，足以令成祖傲视古今。
明成祖即位后，为了恢复遭受靖难战争破坏的社会生产，他一方面继续执行洪武时期的移民屯垦与军士屯田政策，另一方面兴修水利，赈济水旱灾害，使得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永乐年间，国家岁粮收入丰实，史书记载曰“屯田米常溢三分之一”。明成祖还五次亲征漠北，先后击败鞑靼和瓦剌，并进一步修筑长城，建立了“九边”防御体系，同时在西北，在安定、阿端、曲先三个羁縻卫所基础上，继续向西拓展，增置罕东、赤斤蒙古、沙州、哈密四个羁縻卫所，合称“关西七卫“。
朱棣的文治可与后世的乾隆并肩。永乐元年，成祖下诏任命靖难功臣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并大才子解缙总其事，率三千文士修《永乐大典》，可谓当时的人文盛事。《永乐大典》于永乐五年大功告成，共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内容包罗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技艺诸项。《永乐大典》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照录原文，未作删改。这种做法保持了书籍的原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永乐大典》于嘉靖四十一年经历皇宫三大殿失火之灾，由于抢救及时，竟然幸免于难，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大奇事了。另外，按照《明史》中的说法，郑和六下西洋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三宝太监郑和也因此成为中国历上著名的航海家和西方公认的“世界十大航海家”中惟一的中国人。
盛世创艺术出名家
明代的书法主要崇尚帖学。前期以沈度、沈粲兄弟的“台阁体”为代表。中期则出现了号称“吴中三大家”的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一批杰出的书法家，以至当时有“天下书法皆归吾吴”之说。明晚期草书之风大盛，在前期陈献章创制束茅代笔的“茅龙书”引导下，徐渭豪放不羁的狂草继之，张瑞图之峻峭，黄道周之伟岸，倪元璐之放逸，王铎之腾挪，都折射出大动荡时代人们的心态与创造力。明代的绘画更是画派纷呈，名家辈出。在相当一段时期里，追求雍容华丽和雄劲阳刚的“院体”与“浙派”占据了前明画坛的主导地位。直到明代中叶，随着新经济因素的发展与文人个性意识的自觉，文人画才逐步取代了“院体”的主流地位。晚明名震一时的“四大家”董其昌、邢侗、张瑞图、米万钟则主张“字须熟外生”，追求平淡古朴的书品与画风，对于明末一直到清代中叶都有着很大影响。。
明代家具自成体系，是中国家具民族形式的典范和代表，影响深远。明代家具多用南洋进口的优质硬木，诸如黄花梨、紫檀木、红木、铁木、杞梓木等，质地坚硬，色泽柔润，纹理优美，据说很多是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带回中国的。明家具的艺术特点是造型简洁，加工精细严谨，显得精致高雅，比例合度，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很和谐，具有很高艺术价值。明代的制瓷业则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斗彩相结合的新工艺，其中又以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福建德化的象牙白、山西晋南的法华三彩最能反映明代制瓷技术的杰出成就。
坎坷贤皇后修女诫
身为皇后的马氏生活经历十分曲折艰难，她自幼失去父母，寄寓郭子兴为养女。后来朱元璋投奔郭子兴部下为兵，子兴奇其才能，即以马氏许配元璋。从此，马氏竭尽妇道，以元璋喜忧为喜忧，常率将士妻妾随夫出征，受尽了坎坷急迫之苦。朱元璋即位后册封马氏为皇后，但这位“国母”仍以常人处之，谦虚谨慎，暇时常令女史讲求古训，习前朝贤后家法，厚待妃嫔宫人。因与朱元璋共过患难，深知其易怒的脾性，每当朱元璋前殿决事震怒而还，便不失时机地予以规劝。马氏出身贫贱，平时生活俭朴，对民间疾苦尤其关心，每遇旱灾、水灾，马皇后都要率宫人蔬食祈祷，设麦饭野羹，且劝朱元璋及时赈济。马皇后于洪武十五年，因病过世，谥孝慈皇后。临终前，朱元璋问她有什么事要交待的？她说：“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太祖为之痛心疾首，决心不再另立皇后，以报马氏。
可能是为了感谢贤妻的如影相随和默默奉献，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命翰林儒臣修《女诫》。太祖曾对翰林学士朱升等说：“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观察历代宫闱，政由内出，没有不酿成祸乱的。”看来这位明太祖确实深明修家和治国并重的道理啊！
后语
总的来看，明应该与汉、唐两代并称盛朝，明成祖之治也应和汉武帝、唐太宗等一样并为盛世。但历史上，永乐之治却不如武帝盛世、贞观之治那样出名，其原因或与成祖篡位夺权有关，或与明初开始的宦祸及特务统治相系，令史家对朱棣的所作所为产生一种厌恶之感，故往往加以贬抑。不过，论及朱棣之雄才大略，似不稍让李世民。观永乐年间之政绩，比较汉、唐、明三朝形势，成祖宜与汉、唐盛世之君主相媲美。汉武帝是以“通西域”而著称，唐太宗因被尊为“天可汗”而闻名，明成祖则以“下西洋”而传世，因此，“永乐盛世”和大明的荣耀实非虚美之评语。
写于2005年2月16日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