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从陈大龄那边回来后,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想到自己竟然还有一点音乐天赋,心里头很高兴。不过自己真的没心思学琴,只想听人拉琴。一到晚上,陈大龄拉琴的时候,杨红就把电视关了,连灯也关了,闭着眼睛,坐在那里静静地听。陈大龄好像也特别喜欢优美哀婉的曲子,拉的大多数是这一类的。
杨红想,我不能再到陈大龄家去了,免得他起误会,以为我喜欢他。不过如果陈大龄有什么事请我帮忙就好了,那样就可以跟他说说话,而不会感到心虚。
早上在这么想,中午陈大龄就来敲她的门,问她:“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杨红心里一惊,他怎么好像能听得见我心里说的话?不过她想起,生活中确实有这种事,别人借了你的东西,好久没还,你正在家里念叨,说怎么这么久还没还来,别人马上就还来了,搞得你以为别人在门口偷听了你的话,其实只是巧合。
杨红说:“别这么客气,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好了。”
陈大龄犹豫了一下,说:“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有一个从前的学生要来,女的,她主要是想证实一下我究竟有没有女朋友。你能不能在我那边坐一会,就在那里织毛衣,什么也不用说。”
杨红笑起来:“你要我冒充你的女朋友啊?你如果不喜欢她,怎么不直接跟她说明了呢?”
“女孩子都是又敏感又爱自责的嘛,何必要搞得她在那里追根究底,硬要在自己身上找几个毛病出来呢?。”
杨红有点担心:“这样撒谎不太好吧?”
陈大龄笑笑,露出又白又整齐的牙:“你怕撒了慌遭雷打呀?你不是我的朋友吗?你不是女的吗?不算撒谎的。”
杨红答应了,又问:“那我要不要打扮一下,免得丢了你的人?”
“打扮什么,越家居越好。别说什么丢我的人的话,我只怕委曲了你,让她说你这么年轻漂亮,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老家伙。先打个招呼,别到时候你一赌气,就把真相给说出来了。”
快四点的时候,陈大龄就把杨红叫过去,让她坐在那里织毛衣。四点钟的时候,一个挺漂亮的女孩来了,杨红看了一眼,就觉得自己太水货了,别人一看就知道自己是冒充的。
不过那个女孩倒没看出破绽。等陈大龄含混地介绍说“这是杨红,这是李晶晶”,李晶晶冲她点个头,就不再理她,只跟陈大龄说话。
刚好这时门卫刘伯上来叫陈大龄下去听电话,陈大龄客气地对李晶晶说:“你坐一会,我马上回来。”就跟刘伯下楼去了。
李晶晶问杨红:“你们家怎么不安电话?”
杨红没想到自己还有说话的任务,根本没准备,而且一听“你们家”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她跟周宁的家去了,就说:“刚参加工作,手头也不宽裕,再说集体宿舍也不让安电话。”
李晶晶听了,有点疑惑不解的样子,又问:“陈师母刚参加工作?陈师母跟陈老师不是同学吗?”
杨红也不知对这个问题,陈大龄的版本是什么,只好支支吾吾地说:“也算是吧。”
李晶晶好像并不真的在乎他们两是不是同学,只要这一声“陈师母”被杨红应了,就能说明问题了,所以很快便站起来告辞,说:“我还有点事,陈老师回来你跟他说我先走了。”
陈大龄回来,杨红对他说:“你说不用讲话的,现在我应了她那声陈师母,那不是我在骗她吗?真的替她难过。”
陈大龄安慰她说:“当断不断,必为其乱。这种事情只能是快刀斩乱麻。她过了这一段就好了,再说她会觉得这只是个先来后到的问题,比较容易接受。不是她条件不好,只是迟到了嘛。”
“她到底哪点不好呢?我觉得她跟你挺般配的。”
陈大龄忍不住笑起来,说:“你现在的口气听上去跟毛姐一样,看别人都一对一对挺般配的。只要是好人你就会爱上他?不一定的嘛。像你跟周宁,一个班那么多男生,别的肯定也不错,为什么偏偏爱上他?爱情这种事,总要讲点心动的感觉吧?”
杨红想到自己跟周宁的爱情,不知道自己感受的算不算心动,无意当中,就说: “其实我小时候立的志是嫁一个会拉琴的人。”说了这句,杨红突然觉得脸很发烧,怕陈大龄误会到别处去了,赶快声明说:“那都是小时候瞎说的,其实周宁也算是一个拉琴的,只不过他现在不爱拉了。”
陈大龄就问周宁拉什么琴,听说是二胡,就说自己以前也学过一段时间的二胡,因为提琴是西洋乐器,学提琴怕别人说崇洋媚外。但后来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悲怆,一拉就恨不得哭,所以还是学了提琴。
陈大龄说:“也不知怎么的,就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愁苦,表现的是一种家里揭不开锅似的愁苦。而提琴呢,虽然也可以是哀伤的,但只是一种淡淡的哀伤,或者说是情感上的哀伤。也许这跟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有关。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哀伤,主要是爱的哀伤,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就有很多是直接描写人们在生死线上的挣扎,没有那番经历,是很难体会那样的愁苦的。”
陈大龄就把他插队落户的故事讲给杨红听,说他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那种贫穷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感情上的,因为贫穷落后跟愚昧无知是手挽着手的。那里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严重,丈夫对妻子都是呼来唤去,非打即骂。女人想的也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很多小女孩,连小学都不能去上。
杨红听着,就想起周宁的故乡周家冲,心想,跟他家乡那些打骂妻子的男人相比,周宁大概已经算是非常疼爱女人的了。杨红说:“有时真的很想为那些地方的人做点什么,特别是为那里的女人做点什么。”
陈大龄说:“那你可以参加讲师团啊。现在每个系都要抽出人来,组成讲师团,到乡下去宣讲党中央的精神,我也报了名。我倒不太懂党中央的精神,只想去那里教教书,教教琴,也算帮助那里的小孩子。不过H大很滑稽的,走的那天还要披红戴花,让全校师生在学府大道上夹道欢送,搞得我差不多不敢报名了。更滑稽的是,学校还分给我一室一厅的房子。我在这里的时候,不分给我,我下乡去了,反而分给我。其实我这个人,住什么房子无所谓。在那样贫穷的地方呆过,我现在无论住什么样的房子,过什么样的生活,都觉得很幸福。物质生活上我是典型的不求上进,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杨红吃惊地问:“你分了一室一厅了?那你要搬走了?怎么你早没说?”连她自己都听出了自己声音中的惊讶,赶快住了口。
陈大龄微笑着,看了她一会,才轻声说:“我又不是搬出地球去,我还是在这个学校里的,就在五区,从这里的校门出去,沿着滨湖路,骑车不过十多分钟就到了。”
“那你讲师团要去多久?”
“去一年,如果愿意,呆长点也不会有问题。”
杨红觉得心乱如麻,又怕他看出了她心里的不舍,慌忙告辞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