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是被绑到滑雪度假地去的。今年圣诞节我才到加拿大多伦多九个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并没有心情去滑雪。
圣诞节的下午，赵为民的洗车喇叭在我的窗外粗鲁地吼着，我背上准备好的旅行袋，锁门下楼。为民的太太苏珊，将我推上迷你客车，在他们的孩子多多和好好的“梅阿姨好”声 中，关上了车门。 紧追在 后面的，是普新金的那辆冒着灰烟的本 田车，里面载着他的爱妻微微 和爱子乔治， 还有那有聚会 必到 的吴雷。
车在401高速公路上向西后又向北驶上400 公路，在孩子们叽叽喳喳的笑语中，我和苏珊闲聊着 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车离开高速公路后，行驶在乡间的单车道上，车外冬天的景色十分单调，被雪覆盖的农田，牧场，乡宅，并没有提起我的兴致。大约行驶了一个半小时，终於见到了披着银装的雪山--蓝山。
蓝山是出名的滑雪度假地，众多的雪道，从山顶泻落下来，高低坡度各异，象女孩漂亮舞裙上的皱褶。吴雷和普新金的全家都是滑雪爱好着，他们自备滑雪工具，在难度颇高的雪道下停了车，为民则带着全家和我，来到滑雪学校初级班报到。
初次穿上雪靴，就象带上了脚铐，难以启步，刚将雪靴插入雪板，人便失去了控制，向前滑动，我的两手急忙用手杖支撑着雪地，才不至於跌倒。
这时，来了一位女老师，一身蓝色紧身的滑雪运动装，宽大的墨镜罩着半个脸，她用优美的声线将十几个学生召集到身边，让我们练习横向走上坡，然后短距离向下滑。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她让我们打开双腿，将两个雪板头相交，形成三角形，再让雪板内翻，象一块切下的pizza (意大利薄饼) 使雪板的速度减缓下来。 她那“ pizza ,pizza ” 的喊声，荡漾在滑雪场上，甚是好听。
我慢慢练习着，小心地试着，一个小时后，老师让我们上了自动电梯，将我们带到小山坡的顶上，她要我们丢下手杖，张开双臂，从山坡上划下去。第一次，老师用手牵着我的手，我很好地完成了。第二次，我自己一个人下滑时，见有一个人在前面滑得慢，就惊慌失措地向他撞过去。那人被我撞倒后，站起来，没理会我连连的道歉，伸出一只手，把我拉起来。我拍拍屁股上的雪，老师赶来问我有没有摔痛，我回答说：“我恨我自己学得慢，我希望能象你那样滑得好。”
老师拿下她的墨镜，微笑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学了滑雪四十四年了。” 我惊讶地看着
她眯缝起来布满细纹的笑眼，从心地里敬佩她。刚才看她优美的滑雪动作，我还以为她只有二十多呢。“每个人都做得很好！” 象所有的外国 老师一样 ，她对学生也以鼓励为主，在我们的“ thank you ” 声中，她挥手向我们道别。
天黑之前，我们到了度假村。所谓的度假村，是山脚下的几排平房。走进室内，见到一个厨房，饭厅和客厅混为一体的大房间，里面有两间睡房和一个卫生间。为民，普新金和吴雷忙着卸下车里的携带物品，苏珊已心急火燎地开始淘米做饭。一旁的微微，安置着孩子们的玩具和零食，我却懒洋洋地将身体陷在沙发里。
普新金刚卸完车就急忙煮咖啡。四十岁的他微微有些发福，整齐的头发有点稀疏，两鬓已显斑白，过时的大金边眼镜后，那对含笑的眼下，有一对肿胀的眼袋。中学时代，为民，吴雷，新金，苏珊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吴雷给新金一个雅号-- 普西金，这不仅因为他有大师的气派，还因为他十分崇洋媚外。
看， 可不， 当他 把一杯咖啡传到我手里时，还是和当年在上海的家里招待我时说的一样：“ 小梅 ，这是我用自己磨的巴西咖啡豆煮的咖 啡，你尝尝 ” 。一派小资情调。
当我接过他手中的咖啡杯时，又一次看到他右手残缺的食指，我的心里有无法形容的酸楚。记得在我们考完大学后，为排练高中毕业典礼上的节目，我去了他家。那晚，天气很热，新金的父母在花园里乘凉，我拉小提琴，他用钢琴为我伴奏。我们配合得很默契，悠扬的音乐，荡漾在客厅中，飘到花园里，我听到新金父母的喝彩。排练完毕，是新金的手，将冷毛巾递给我擦汗，是他的手，在我还给他毛巾的时候，一把握住了我的手。我羞怯得不敢抬头，一直看着他紧握着我的一双手。
毕业典礼演出完毕的那晚，在操场的一角，新金对我说，他考取了他的第一志愿，北京首都医科大学，过两个礼拜就会上北京。我默默地和他道别，想握他的手，但忍不住眼里的泪，急忙转身走了。二十年后，为民从加国回上海时告诉我，新金在多伦多，我这才和新金联系上。当新金知道我要移民到加国，就主动接待我，可二十年后当我再握到他的手时，惊讶地发现他没有了一个手指。
在他家逗留的一个月里，新金跟我谈了他的经历。他在北京八年学医的日子里，与同学微微相恋。微微是北京姑娘，每星期回家，总带很多食物回校给新金，慢慢地，微微的父母让微微将新金带到家里过假期和周末，八九年，在他们毕业时，微微因为不满意学校将她分配到偏远的医院工作，便萌生了出国的念头。他们于 90年出国前在北京举行了婚礼，随后一起来到多伦多大学读医学硕士。
新金和微微都曾决志要当医生，可是92年，当微微刚读完硕士，就发现怀了孕，眼看微微都快三十了，他们决定要下孩子。在微微待产的日子里，新金已升读医学博士，但是微薄的奖学金又何以养家？因为没有校外打工的资格，新金自嘲地说，为人做手术都不难，难道还怕为猪做手术？他竟然悄悄地跑去朋友新开的猪肉加工厂帮忙，不幸的是金新不善操作切割机，加上疲劳，精神不集中，他的手指被无情地割去，他想重新成为外科医生的梦想就此扑灭了。
新金在医学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成就，在小乔治出生后，他攻读博士后，研究老年痴呆症，和导师一起研究发表的论文很受医学界关注，最后被实验室聘请，为移民定居打开了门路。微微带着孩子，完成了两年的超声波学习，在医院的超声波室工作。他们买了房子，生活很稳定。
暂居在新金家的日子里，我看到以往在上海时的少爷，居然变成了住家男人，铲雪，清洁，买菜，做饭，新金的衣袖，永远是挽起的。而微微，总是一杯咖啡，一本书，好像还在业余进修，前面有考不完的试似的。
十岁的乔治，带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就读一间私立学校，他聪敏过人，举手投足间，让我看
到新金当年在初中时的影子。他拜在名师下，弹得一手好琴，每当琴声响起，金新就在厨房的角落，边切菜煲汤，边得意地随音乐哼着。有一天，乔治弹错了一串音，新金要他重弹，乔治就是不能把握，还赌气地顶嘴，对新金说：“你来试试看！” 新金一屁股坐在琴凳上，双手刚触及琴键，忽地一下又站起 来， 涨红着脸，失去理智地对乔治吼：“ 你知道吗，你爸爸这一辈子完了。。。而你，你好让我失望！” 新金那断了的手指被包裹在捏紧的拳头里，激动地锤着 自己的胸。乔治哭了，微微 和我的眼都 潮湿了， 新金背着我们疾步上楼的时候，他的背有点驼。
一阵哄笑打断了我的回忆，新金和苏珊在比赛切黄瓜片，又是调皮的吴雷出的鬼主意，两根等长的黄瓜，看他们谁切得快而薄。结果，当然是苏珊胜了。
苏珊在中学里就是个活跃分子，尤以体育出色。她的父母是军人，所以她是班上唯一不会讲上海话的同学。苏珊以前经常带我们去她家所住的解放军大院里打篮球和乒乓球。
每次望着为民和苏珊，我都会诧异，这两个在中学里性格截然不同的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结为夫妇的。为民在同学里是出名的吊而郎当，玩世不恭，他是个随外婆长大，被宠坏的孩子。
同学中传说，为民和苏珊当年都考取了建筑大学，大学四年中，为民身边的女孩象走马灯似的，而苏珊却因为是高干子弟，长得又不甚漂亮，没有男孩追求。毕业时，为民被分配到边远地区工作，是苏珊的父亲出面开了后门，才将为民安排在上海市城市局。从此，苏珊大胆地追求为民，为民的一切，都掌握在苏家的手中。
为民在一次酒后向我吐露，他在88年出国留学时，本想摆脱苏家的束缚和控制，重新开创属於自己的自由路，可想不到，他走时，苏珊刚好有了身孕，一年后，当他在加拿大申请移民资格时，苏珊抛下一对他们的孪生子女-- 多多和好好给为 民的父母，自己跑来加国伴读。
苏珊肯吃苦耐劳，也十分爱为民。移民后，她一直在快餐店打工，支助为民读完硕士，找到一份建筑设计工作。两年后，为民的父母带着好好和多多来加拿大定居，为民的心才在接近中年后慢慢地稳定了下来，他常将一句话挂在嘴边：“婚姻是责任胜于爱！”
当年调皮的为民，今天是沉默的。倒是苏珊，依然精力充沛。她劝不动为民，就带着孩子上教堂。从我遇到苏珊那天起，她就跟我讲上帝的爱，人的罪，天堂的荣华，地狱的险恶，她讲到包容，相信，盼望，她给我鼓励，象是要将耶稣的爱透过她传递给我。
我感谢苏珊，在我初到加国困难的日子里，每个节日和周末，热情地邀请我，有好吃的送给我，有好看的带上我，我家里的锅碗瓢盆，床和桌椅，有一半是苏珊送给我的，尽管很旧，但仍然可用。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施舍，是爱。
有一天，当我知道为民和苏珊结婚周年时，就主动提出为他们看孩子，让他们过一个浪漫的两人世界。这天，为民开车将孩子送过来的时候，穿得很整齐，而苏珊依然是一头娘子军的发型，一件T恤，平淡无奇。仅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就回来了。
“怎么这样快就回来啦？” 我好奇地问。
为民轻轻摇头，笑而不答。苏珊则大声地说：“我们吃完饭，他提议去看电影，我的英文不好，似懂非懂，有啥看头。他又说去喝咖啡，好的咖啡，两杯居然要八块十块的，还不如在家自己冲。算了算了，老夫老妻，还有啥谈情说爱的？”
我刚想开口，为民嘻笑地阻止了我：“她的爱，全给了上帝了！”
苏珊半开玩笑地捶了为民一拳：“没有上帝，哪里有你和我？” 他们带着多 多好好， 谢过我，就 走了。
“小梅，快来吃饭。” 吴雷在叫我。桌上，苏珊泡制的美味菜肴，和我日 常 的方便面，稀饭， 馒头，实在是无法相比。我好想多吃点，但可能是胃习惯性的缩小了，有食欲，却吃不下。
晚饭后，苏珊和微微收拾好碗筷，分别入房安排床铺，让孩子们洗澡睡觉。我们几个就听 吴雷大谈特谈他的奋斗史。
吴雷在中学时代就有语言天份，处了英文，他还跟曾任外交官的父亲学俄文。他是个梦想家，一直主张要有合一的世界语言，所以当人人都在准备高考时，他却和学校的一个老师研究起世界语来。吴雷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凡事宁可不做，做就要做得有名堂。在中学里，他高高的身材宽阔的肩膀前卫的发型和时髦的衣着，常常吸引着女生们，他喜欢参加演讲比赛，只要有机会，他必定会显示他的实力。
在外国语学院学习的时候，吴雷特别喜欢缠住外籍教师，他是聪敏和努力的学生，也因为如此，毕业后，在老师的推荐下，他来到加拿大学习世界文学。他有许多翻译作品，无论是中文翻成英文，英文译成中文，都十分流畅和精彩。
吴雷就是带着激情支配着自己的人生，在成为加拿大公民后，他主张中国人要投身加国社会，要参政，要争取权力，要发扬光大中国的优良传统，为此，他经常活跃在社区，为新移民争取免费英文教育和日间托儿服务，为老年人筹划募捐资金盖养老院，争取开设专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所，也为中国人的下一代争取免费中文教育。吴雷担任很多华人各种协会的工作，他的名字，在华人中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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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吴雷感受到有许多华人的支持，几年前，他以非党派人士身份出来独立参选，尽管根据以往的经验，独立参选者很少能引起主流社会的注意，但是，随着准备工作的日益加速，吴雷的精神状态越来越高涨，增强了他必胜的信念。遗憾的是，吴雷仅得了几百张选票， 这令他感到，华人要在不参 与 任何加国政党，自组团体来参政，是一条艰难的路，而他则成为一个典型的失败者。
政治上的打击还未平息，吴雷又同时在感情上受到创伤，和他同居六年之久的法国籍女友莫尼卡，在他们筹办婚礼的时候，突然提出分手。
莫尼卡是吴雷在加读书时认识的来自法国的女同学，吴雷来加后意识到加拿大是英法文并用的国家，所以请莫尼卡教他法文。每星期两次的上课，从图书馆搬到公园，从社区中心移到咖啡店，最后，因为莫尼卡搬到了一个交通不方便的区域居住，而吴雷刚好买了一辆二手车，就改由吴雷开车上莫尼卡家去上课。
莫尼卡长得并不漂亮，金发碧眼，但五官在狭长的脸上并没有勾划出美丽的容貌，满脸的雀斑，甚至点缀到尖而红的鼻子上，她的声音也不美，有几分沉闷的感觉。吴雷一直视莫尼卡为老师，直到有一天晚上，从莫尼卡家学习完出来，吴雷 的那辆老爷车因天气寒冷发动不起 来，莫尼卡将吴雷 留了一 夜 后， 他们间才擦出了火花来。
吴雷在莫尼卡的爱里并不感到珍惜，莫尼卡是一位温柔的女子，她在和吴雷同居后，细心地照顾着吴雷的生活。而吴雷似乎对政治以外的事没多少兴趣，他一直在外奔波，很少有时间陪伴莫尼卡。在吴雷竞选前的半年里，莫尼卡提出想嫁给吴雷，结束这种分居生活，吴雷只是随口答应，将一切交给莫尼卡操办。但吴雷在竞选失败后，曾埋怨莫尼卡为筹备婚事占用了她太多的时间，这让莫尼卡伤透了心，决定离开吴雷回法国。
这以后，吴雷的身边出现过很多东方女性，但没有一个能成为他的终身伴侣，以吴雷的话说，他是在失去莫尼卡后才体会，最无私地深爱自己的，还是莫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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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为民和新金进了睡房，吴雷为我拉开了厅里的沙发床，他自己则半躺在高背摇椅上，将双脚架在搁脚凳上，背对我，面朝壁炉，用毯子包裹着身体，很快进入了梦乡。 吴雷的鼻酣声， 让我想 念起我的丈夫，远在中国的司徒成文。
成文是我在科技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比我大八岁。他是在第一批高校考试时离开农场考入大学的，毕业后留校教书。在我毕业后留校教书时，我们成了同事。当时成文已近三十，我成了他的追求的目标，相恋一年，经他父母催促，我们就结婚了。
成文社会经验丰富，比我成熟许多。在恋爱时，他象大哥哥似的宠着我，凡我要求，他都会尽量满足我。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听他的话。那是在我们结婚前的两个月，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成文说他三十岁了，好想要下这孩子，而我当时才二十三岁，不想这样快就做妈妈，再说未婚先孕，在当年是件挺难为情的事。成文依了我，陪我去一个郊外的医院悄悄地打了胎，为了瞒过我的父母，加上筹办婚礼，手术后我并没有在家好好休息，以致引起子宫发炎。婚后第二年，成文的母亲想抱孙子，我们连续试了两年，却没有孩子。经医生诊断，我两侧的输卵管全部堵塞，可能是子宫慢性发炎所致。这给我和成文带来极大的压力和打击，成文带我看过好多专科，却没有任何治疗的效果。
我们婚后的生活在物质上是十分丰富的。学校分配给了我们两室一庭的公寓，成文又经常在业余和朋友搞合作项目，赚一份额外的收入。九三年，成文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带回一种制造低毒涂料的新技术，成文就辞去教职，与另一位在宁波有厂房设备的朋友一起，办起了油漆涂料工厂。这十年来，由於建筑业在国内的发展，使得成文的公司在制造和销售上取得很大的成功。
成文在宁波的事业干得热火朝天，每个月仅回上海住几天陪陪我，看看他的父母。我教务在身，只有到暑假和寒假才能到宁波与成文相聚。平时我一人在家，总是在书报和电视里打发时间，解除寂寞。四年前，成文在莘庄买了一间独立洋房，还买了汽车，可我没胆量开车，一个人住在郊外，远离市区和娘家，就更觉寂寞。
有一天，我的一个女友告诉我，她在嘉兴见到成文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从她的描述中，我猜疑那是公司的财务小陆。从此，我的心不再安稳。刚好吴雷从加拿大回上海参加我们的同学聚会，我便萌生了出国的计划。我知道凭成文的实力和资产，移民加国是有一定把握的，我还有一个心中的秘密，就是想到加拿大寻医，做人工受孕，为成文生个孩子。
与以往一样，成文对我的移民决定没有异议，但他说他忙，具体手续由我处理。我请了移民律师，一切都办得十分顺利。但在收到移民通知书时，成文却严肃地对我说，他会陪我到加拿大，将我安顿好，回国继续工作，因为公司是合伙经营的，他主管生产，目前是公司的全盛期，他走不开，三年后假如我成为加拿大公民，他让我选择是回国还是居加。我明白了自己在成文心中的地位，既然移民办成了，留在国内也是独守空房，我坚定地走上了独居加国这条艰难的路。
吴雷的鼻酣声越来越响，简直是怪异的尖叫，让我心烦。我走进卫生间，在镜子里理了理零乱的头发，看到了自己一对浮肿的眼，心里掠过一丝自怜。
当我走回到厅里，见吴雷已经醒了。“睡不着？” 他问。
“是的。” 我答。
“跟我上山好吗？” 他望着我。
“好！” 我居然不惧怕。
我拿起微微的滑雪器具，跟在吴雷后面。我们在山下的咖啡店吃了热巧克力，又吃了一个鸡蛋腌肉包，第一批乘上缆车，向山顶去。当身体坐在简陋的椅子上升空时，我不由自主地抓住了吴雷的手，清晨从雪山上吹来的风特别寒冷，刺痛了我的脸颊。当缆车到达山顶的一霎那，吴雷一跃身，飞速划向山下去。我还未反应过来，身体已经被抛在地上，身体在雪地里无法控制地翻滚着，终於停在一小块隆起的雪堆旁。我试图站起来，但无法做到，只好脱掉雪靴，站起身从新套上雪板，当我抬起头，我的眼一亮，在一片雪白的山坡下，蓝色的莫斯科卡湖，敞开她的怀，在迎接我，好美，真的美极了！良久，我看着从我身边一个个风驰而过的滑雪者，觉得他们象湖上的燕子，自由地飞翔着。我突然忘了脚下的路，看着远处的湖，向下滑去。在半山腰，吴雷等着我，我想放慢速度，反而失去了控制，一个仰天跟斗，一个雪板飞下山坡，而这时吴雷已下了山，我只好脱下另一个雪板，扛在肩上，走下山去。
当晚，在回到多伦多的家后，我洗了一个热水澡，在身上摔伤的各部位都贴了止痛活血膏药，我想起那个在滑雪场里度过四十四年的老师，我为自己自豪。在给成文的E-MAIL中，我写道：
“假如不上山，或许我就看不到远处的湖。但没有足够的准备，从雪山上看湖，付出的代价，是不断跌倒带来的伤痛。移民的路又何不相似？我之所以能勇敢地下山，就是因为，在我困在半山的时候，我抬起头来，我所看到的不是脚下的路，而是远处的湖。。。”
我决定在加国扎根，每一年，我都要到蓝山去滑雪！
雪犁
2004 年1月 于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