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而言，老家就是爷爷奶奶的家。因为父亲是他五个兄弟姐妹里唯一读书 读出来的，再加上爷爷的地主成分，文革乱世中出生的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 在老家长大成人的可能。 老家在苏南的一个小村庄，离省城不过四十公里路，却讲着一种我至今未懂 的方言，跟属于北方语系的南京话截然不同，所以，我小时候觉得根本没法跟那 些长辈亲戚们交流，这几年拜推广普通话之赐，总算能听出他们的意思来，受过 点教育的老家年轻后生们平素里更是以普通话为主。父亲是学中文的，据他说那 方言其实是个宝，延续了不少古音，早些年他还给我举出过不少例子，我呢，东 耳朵进，西耳朵出，一个也没记住，他於是不再提。式微便式微吧，又有谁会在 意呢？ 父亲大学毕业后，因为家庭成分是黑五类之首，被分到当时最穷的苏北农村 当中学语文老师。按理说，既然是苦孩子出身，多点苦也算不了什么，可是父亲 一直耿耿于怀，觉得响当当的南大毕业生是屈就了，说那里是穷山恶水出刁民， 耽误了他十五年的大好青春云云。对於他的这个说法我一直存疑，部分原因是我 的初恋女友是那里来的，国色天香，清秀可人。看来，心中有爱就是不一样啊， 呵呵。 我们大约每两年回老家一次，主要原因是经济状况不允许我们年年回去，虽 然离得也不是太远，四百多里而已。母亲是南京人，回老家要路过的。城里人喜 欢乡下的土特产，父亲笑言自己每到那个时候就成了鸡贩子、鱼贩子，常常是七 八只鸡，几十斤鱼地往南京运。为了带东西方便，也为了省两个钱，母亲总有办 法找到“顺便车”---军用卡车啦，小八匹啦(马力为八匹的手扶拖拉机，故名)之 类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凌晨，我们全家四口在饥寒交迫中颠簸了五个多小时之后， 停在六合的一家小饭馆里吃的那碗阳春面让我僵硬的小手得以温暖，因而给我留 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南京把鸡啊鱼的交给公公婆婆(南京话里的外公外婆)，我那些舅舅姨娘(南 京话里的姨妈)会闻讯而至。吃上几顿团圆饭，我就盼望着回老家。大概是因为父 亲觉得他自己跟工人阶级合不来，连带着，我也和我的城里表兄弟们格格不入， 有“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味道。到了老家，我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心情 却不会压抑。孩子们之间的沟通，语言毕竟不是最主要的。 从县城走十二里路到镇上，过一座小石桥，再走两里路，便到老家了。每次 到小石桥附近，我就体会到什么叫“双腿象灌了铅一样的沉重”。父亲总是喜形 于色，指着街道两旁的商店说：“瞧，这些原本都是我们家的房子”。年幼的我 看着那白墙黑瓦，心里做着当小地主的美梦，然而，当看见老家的土墙和房顶的 茅草时，幻想的肥皂泡便破灭了。 老家有两间屋子，住着我的两个伯伯两大家子十二口人，还有我的爷爷奶奶。 原先是我们家的牛棚，长工都不住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佃农们把深 宅大院分走了，把沿街店铺共产了，赏给我们家这个四面透风的牛棚，抹上点泥 巴就凑合住了。这算是客气的。村里最大的地主是个外乡客，一解放就给毙了， 两个老婆旋即不知去向，谣言说是给早己垂涎三尺的几个农民先共妻后干掉了， 那时候，少两个地主婆还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嘛。仨儿子靠在附近几个村子乞讨度 日，直到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全部“自然”饿死。 为了成分被划成地主一事，爷爷奶奶之间的矛盾很深。这么说吧，我就没看 到过他们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也没看到过他们互相说过话。事情是这样的：我 爷爷省城中学毕业后，回乡当过几年私塾先生。我大伯上面本来还有两个姐姐的， 可到了十一二岁，却都先后死于伤寒。为了家族的命脉不至截断，当鲁迅先生毅 然弃医从文的时候，我爷爷果断地反其道而行之---弃文从医。凭着自学成才的两 把刷子，他走家串户地当上了游方郎中。嘿！你还别说，到了解放前夕，随着他 医术的日臻纯熟，邻县都有来请的，家里“妙手回春”、“华佗再世”之类的匾 额居然没少收。当然了，银子就更少不了了。 爷爷把一半的收入交给奶奶维持家用，另一半用于自己找乐子。据说跟《活 着》里的福贵一样，就好个赌。可惜他没有福贵那么好命，在家里不能说了算。 靠着我爷爷那一半收入，我奶奶把家里操持得有条有理，地一点点多起来，店一 家家开起来，还养了五个孩子。有那么一两次，爷爷输红了眼，要卖屋卖地，奶 奶都急得要跟他拼命，最后不知道爷爷用了什么办法摆平那些讨债的恶势力，才 总算没败了家。 爷爷作为江湖医生吧，在乡村里该是见多识广的了，而且他平时也常读书读 报，扩大了自己的信息来源渠道。他的直觉说：“共产党就要得天下了，这农民 起事，一旦成功，都得均贫富，大事不妙！”於是，他认真地跟奶奶商量把房子 和地都换成金银细软，有个防备。我奶奶不干：“我这三个儿子呢！”意思是说 庄户人家还是要以农为本，自食起力，不偷不抢的，怕什么嘛，共产党又不是打 家劫舍的强盗。呵呵，小瞧了共产党不是？爷爷再一次妥协，以至於一失足成千 古恨，再回头已无可能。 地主家庭所遭受的苦难是无穷无尽的，在村里属于溜边走的黄花鱼。家产刚 被分光的时候，父亲还年幼，奶奶带着他讨过好几个月的饭。大队小队如果丢了 什么东西，我们家是第一怀疑对象。57年反右，生产队说是丢了几把铁锹，因为 当时我大伯当了小学的代课教师，就把我务农的二伯抓走吊起来打，到第三天头 上，我奶奶怕二伯给打死，跪着哭求，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人家根本不相 信她一个小脚老太偷了铁锹还能跑那么快，接着打我二伯，遍体鳞伤。伤心欲绝 的老太太一步步走进家门口的池塘里，到水没到腰了，她猛然想起老三(我父亲) 还没有成家，她不能就这么去了，才从鬼门关折转回来。第二天，奄奄一息的二 伯被放回来，原因是铁锹给埋稻草堆里了，农民兄弟一时不察，闹了个小误会。 爷爷被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行医的权力，加上对奶奶的不谅解，他在家就做 个甩手大爷，凡事不闻不问，只管吃喝拉撒。“长兄如父”，我大伯挑起了养家 糊口的重担，把婚娶一事放在一旁。我父亲尤其感激大伯的是在父亲九岁那年， 大伯从牛背上把父亲拉进了他所任教的小学，并一直供他上了大学，这是多么大 的恩典哪！我们全家后来感恩戴德、出钱出力自不在话下。 等到我第一次看见奶奶时，她的眼睛已经瞎了，腿脚也不灵便了。她瘪着眼 眶和嘴唇，口中喃喃地不知道说着什么，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想摸摸我这个长孙， 我吓得直往母亲身后躲。在我的记忆里，她的房间永远黑古隆咚，只在每日三餐 的时候才有人进出。就这样，她还给我做过几双小鞋。那无边的黑暗和寂寞，我 不知道她是怎么忍受下来的，或许是本能？有一次，父亲接了电报说是奶奶不行 了，急着赶回去。大伯不知从哪里找来一针庆大霉素，打下去，奶奶又多活了三 年。那是八一年的事了。 爷爷倒整天晒晒太阳遛遛弯儿，去世得比较晚，似乎当时我已经进了大学。 二伯家盖了新房，爷爷就住那里，被养着。临终前几个月，去县城看过趟医生， 检查结果是咽喉癌。父亲想接他到南京治病，他拒绝了。据说癌症的那种痛是痛 彻心肺的，但我爷爷丝毫没有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有什么用呢？还不是更惹人嫌 ？解放后这么多年他什么也没做，家人对他的态度他非常清楚。回光返照的那几 个小时，他还喝了两碗稀饭，然后就无声无息了，安详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