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过中立国洽降。消息传到中国，万众欢腾。
日本不是诈降，虽然曾有人这样怀疑过。在中国各地，日本军人毕恭毕敬地向昨日的屠杀对象交出了屠刀。北京清华园里，他们一遇见前往接收的中国官员师生就闪在路边鞠躬致意。不难想象，每个看到这类情景的中国人，都会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从1894到1945，中日之间整整半个世纪的血海深仇终于到了清算之日！而主宰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党，则早已“深谋远虑”地互以对方为头号敌人，把那个被美军炸成一片瓦砾地的日本撇在了一边。
又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日本均已今非昔比。
东京、名古屋、大阪。走在日本的城市里，我看不到一丝一毫当年血腥战争留下的痕迹。繁华清洁的街道上，人人衣着光鲜、彬彬有礼。有的少女还梳着在中国都已很少见到的长辫子。餐馆里的侍者不懂英语，便模仿动物的姿势猜测我想点的东西，引来一片笑声。为了给我指引取机票的地方，旅行社的小姐专门陪我走了几个街区。旅游车上的女导游耐心地向外国游客解释日语的说话习惯：我们日本人很难说“不”字，那样太生硬，“We are soft people ……”
我禁不住疑惑了：这就是那个曾经以百万残暴之师蹂躏中华，杀害了我上千万同胞的日本吗？
象是在回答我的疑惑，从报纸上读到了各国的战争受害者索赔的消息。日本官方对此果然也没有直接说“不”字。最近还发表了一个羞羞答答、含含糊糊的战争决议，大概，这又是一篇富有日语特色的代表作吧。
不过偶尔也见到“旗帜鲜明”的日本人。实验室里新来了个日本访问学生，聊天时我提起天皇访华的事以示友好，他却立刻表示：天皇应当向中国道歉！……还应提到那位起诉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的可敬的家永三郎教授。遗憾的是，在他孤身奋斗三十年之后，我们中国人才听说了他的故事。
在曼彻斯特日本留学生举办的“日本之夜”上，茶道表演正在进行。我这号外行人当然看不出什么门道，但问题是也没有什么热闹可看，一套典雅却又繁琐的动作程式而已。自告奋勇上去当模特的匈牙利姑娘下来后只有一句评语：（茶）真苦。但负责讲解和示范的几位日本姑娘那种认真虔诚的态度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走进大阪一家“弘道馆”，我看到里面正在举行剑术或是剑道的考试。不仅持剑操练的考生们个个屏神静气、神态庄严，在前面正襟危坐的考官们也全都表情严峻地端着架子。招式动作看上去很单调缓慢，但场内威重逼人的气氛却吸引我久久不愿离去。
在伦敦日本使馆旁边的资料室里，我惊讶地发现墙上贴着通缉日本赤军成员的告示。后来，我又从电子刊物上读到了关于赤军的报导。这是一夥亡命徒，但却是一群长年不懈坚持追求他们所认为的正义，为理想而不是为任何私利奋斗的亡命徒。
我对日本没有更多的研究，但总隐隐感到日本人身上有一些中国人所缺少的东西。也许那是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和执著，超越个体，超越功利，不留后路，持之以恒。在中国，除了与世俗密切相关的儒家学说，没有任何宗教可以确立长久的统治地位。赤军之类“超现实”的孤胆理想主义分子在中国只能是昙花一现。至于茶道类型的文化，即使产生过也传不了几代。聪明的国人总会幽默地发问：这能当饭吃吗？
但日本人不这样提问。他们似乎对一切都全身心地投入，从传统到现代化，从文化到经济到战争，无不追求极限；永远不会象中国人那样左顾右盼，相互算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年在战场上日本人都是凶悍无畏的军人，连随军日本妓女到最后关头都以死殉国。战败后日本人摇身一变又都成了勤奋敬业的职工或老板。看着日本大街上一个个行色匆匆、显得目标明确的行人，你不由会感到，这个社会运转得如同一部设计合理没有内耗的机器。一个事事认真、力量从不发散的民族，理所当然地会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市场上。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抓住时机，狮子大开口，从中国索去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天皇下令一个子都不许乱花，要用来发展教育。这一决策奠定的基础，使得中日基础教育水平至今仍有80年以上的差距。二次大战，日本战败，中国国共两党则先后充扮圣人，“以德报怨”，不顾人民意愿，放弃了赔款要求。不过话说回来，假如当年真要日本付了一笔赔款，我们中国人扪心自问一下，这笔钱会有多少被用在发展中国的教育上，而不是变成军火落在内战的战场上，浪费在“大跃进”之类的折腾上，消费在国人的不散的宴席桌上？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正视，中国人对内耗之醉心在列国中鲜有其匹，与日本恰成鲜明的对比。稍一翻史书就知道，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并不只适用于消极抗日的蒋介石。偶尔出一个外战英雄，也必被人多势众的内战“英雄”置于死地而后快。南宋岳飞抗金最力，却被自己的朝廷绞死在风波亭上。明末袁崇焕抗清屡立奇功，竟遭凌迟处死，被自己的京城百姓争啖其肉。百团大战抗日有功、朝鲜战场击败美军的彭德怀元帅，最后落了个被五花大绑万人批斗含冤而死的下场。在“毛泽东时代”，国人窝里斗的传统更被升华到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理论高度，史无前例地受到官方系统的倡导。青史千年，冤魂无数。可以肯定地说，即使从英国炮舰打进国门算起，中国内战内乱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被外族屠杀的人数。当我们声讨日寇在南京屠杀三十万同胞的罪行的时候，对于那些从内战到文革，从国民党清共到共产党镇反，从“二二八”到“六四”，死于自己同胞之手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我们又该说些什么？
东方人似乎都不爱认错。但比较中日两国，可以发现一些并不很小的差异。日本的不认错是民族的整体行为，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不承担责任。天皇曾对麦克阿瑟表示承担一切战争责任，但被他拖进战争火坑的日本人对他却并无怨言，那几个战犯在走向绞架前也没有向天皇推卸责任。最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往往用自杀来表示其信念与行为的一致。但中国人则不然。一场人为的灾难之后，从来没有人以个人名义承担责任。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无论国家被他们糟蹋成什么样子，永远以英明领袖自居，必要时抓别人当替罪羊。共产党据说是“勇于承认错误”的政党，但实际上承认的总是别人的错误（或罪状）──文革中一切归罪于刘少奇，文革后一切归罪于林彪四人帮，八十年代“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六四”后又拉出赵紫阳当靶子──唯独没见过当朝者自己批评自己。
日本至今对二战认输不认罪。这种不可理喻的顽固与其傲视天下的经济实力相结合，加重了当年受害最深的中国人民心头的阴影。历史的伤口不会愈合──除非中国能象日本那样摆脱内耗的怪圈获得坚实的发展；除非日本能象德国那样以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与罪恶的过去真正决裂。
如同抗日时期一样，近年来海内外中国人再次发现了共同的旗帜：爱国主义。无疑，为了团结国人效力建设，爱国是一个有益的口号。但需要我们留神的是，除了少数“世界公民”外，人各有国，各国利益难免冲突，无数积怨早已形成。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很难分清，而狭隘民族主义只会导致冤冤相报，无限循环。人类在“爱国”的旗号下所犯下的罪恶远远多于所完成的善行。当年在南京屠城的日本兵并不是野兽，他们也“爱国”，爱他们的天皇和家乡父老。问题在于，还有比爱国更高、更具根本性的原则，那就是正义。
日本还没有向世界证明她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民族。这一缺陷使得她的种种优点，包括“爱国”，变成了世界的隐患而不是福音。
至于中国，则向来不缺少把“爱国”二字写在脸上和挂在嘴上的人，更不缺少把“不爱国”乃至“卖国”、“汉奸”等等当作棍子挥舞打击自己同胞的人。
基于由上天赐予人类的道德法则，爱应当是普适的、永恒的。爱包括对弱者的同情、对异己的宽容。我们应当爱国，应当对自己的同胞、故土、文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这种特殊的“爱”不应具有排他性，而应当永远受到正义的制约，与更普遍的人类之爱并行不悖。在一个日益变小的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距离理应相应缩小。
爱国的真谛应当是爱人民和爱正义。以这种判据衡量，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抗击满清的袁崇焕，和保卫大清的林则徐都是值得我们崇敬的爱国英雄；不难理解，在聂荣臻将军当年率部击毙日本“陆军之花”，和他战场救护日本孤女这两个行为之间那种感人但却是自然的联系；同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犹太人纪念碑前屈尊下跪的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和主动从海外撤回苏军并促成苏联“帝国”崩溃的戈尔巴乔夫，会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特殊尊重。
“我们所诉求的是公正，不是复仇。”抗日胜利50周年之际，愿更多的人分享雨果的这种境界。
（ 1995年8月1日寄自英国曼彻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