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一个错位的类比
欧阳龙门
被指控为“林彪集团”武装政变计划的《五七一工程纪要》［１］在描述当时（１９７１年前后）的社会状况时，使用了如下的类比：
－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本文通过研究当时的历史材料、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一个错位的类比，更为恰当、更为准确的类比应该是：
－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
－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
本文进一步认为：出现这种错位的类比，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草拟者当时的社会地位是相适应的。
一、“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革前主要是一种安排就业的手段。［２］［３］
文革从１９６６年开始，进行到１９６８年，各行各业都陷于停滞状态，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使当时在校的中学生无法升学、就业。一些地区在１９６８年开始动员中学生上山下乡，虽然有些成效，但是阻力很大［４］。对此《人民日报》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5]
在当时那个对毛泽东充满“个人崇拜”的泛政治化年代，一项解决城市就业的措施就变成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但是，“上山下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实际上是把矛盾转嫁到农村、转嫁给农民、转嫁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个人和家庭。因而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诸如青少年犯罪、“走后门”等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不认为自己的就业得到了解决，都千方百计地想各种办法回到城里。所以实际上是一种“变相失业”。
二、“五七干校”
１９６８年５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送到庆安县柳河的一所农场下放劳动，以后定名为“五七干校”。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毛泽东对此批示道：“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５］于是，全国各地都陆续办起“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劳动。
“五七干校”大都在艰苦的边远农村，集中劳动、学习，有严格的纪律，不能随意离开。有些还由军队或“工人宣传队”监督管理，所以许多亲身经历过“五七干校”的人，都将他们的经历类比为“劳改”或者“改造”。例如：
肖凤在《〈萧红传〉、我的笔名及其他》中写道：“那时候，我从河南五七干校劳改回到北京不过几年时光。”
陈虹在《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 》中写道：“因此当批斗与劳改同时摆在他的面前让他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去干校接受体力上的惩罚与改造。”
该文同时还提到：“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中也留下了相似的记载：‘我们是怀着真诚的愿望，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
何蜀在《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中写道：“机关干部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被‘一锅端’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变相劳改。”
高骏千在《韦君宜二三事》中写道：“这四年里，我和韦君宜在‘五七干校’一同改造，．．．”
三、结论一
基于以上简述，本文认为将“上山下乡”类比为“变相失业”，将到“五七干校”类比为“变相劳改”更恰当、更准确。事实上，虽然许多人在引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这些类比时，都是引用原文。但是仍然有不少人改用的本文的类比。例如：
刘晓波在《林彪与毛泽东的冲突》中、郑贻春在《现代君主论》中、马怡阳在《重新评价林彪》中、方壶斋在《从美国总统辩论看中国政治透明 》中，都是将“上山下乡”类比为“变相失业”，将“五七干校”类比为“变相劳改”。
本文认为：并非这些人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文，而是他们认为与本文相同的类比更能说明问题。
四、结论二
现有的材料都认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参与拟定者有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１］［７］。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出现这样的类比错位，与这些人的身份是相适应的。林立果当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作战部副部长；周宇驰，当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当时任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李伟信当时任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他们当时的社会地位属于享有较多特权的社会精英集团，尤其是在空军的领导机关，他们所能够获取的信息比其他的社会集团都要丰富。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但又不免有些狂妄；他们能够看到当时社会的弊病，了解到一些民众的疾苦和怨言，所以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他们列举出了：
－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同时由于处在特权阶层的地位，他们对民间的疾苦诸如“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等，没有直接的、切身的感受，再加上《五七一工程纪要》只不过是一份手稿，所以在表述的时候出现了本文认为的错位的类比。
注释：
［１］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五七一工程”纪要》
《华夏文摘增刊》（ｚｋ０２０９ａ）
［２］《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４月８日
［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
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１９６４年１月
［４］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天津延安中学军训组：《协助天津延安中学
革委会做好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作的体会》
《人民日报》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５］《人民日报》编者按 《人民日报》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６］《人民日报》编者按 《人民日报》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５日
［７］严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