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成功者的快乐 就在我买下圣地亚哥教士队不久后的一天晚上，芝加哥论坛报的体育专栏作家戴夫﹒康登和我一起吃饭聊天，话题转到1929年时，伟大的芝加哥幼狐队在世界联赛上与费城队的决赛，我对他说：“你知道吗，戴夫，那天哈克﹒威尔森在刺眼的阳光下没接到那个冲天飞起的球时，我就象死去了一样，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死而复生的。” 开玩笑归开玩笑，我每次从手术台上下来，真的感觉到自己就象是死里逃生的一样，这应该归功于现代医学的进步。所以为对医学发展有所贡献，我决定成立了克洛克医学基金会。 最初，我是反对任何有关基金会的提议的，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把这部分钱放在基金会里就不用交所得税了，我对这一类的事没有兴趣。因为给慈善事业捐款可以减免应缴的税额，所以我从不给他们捐款，这也是我跟一般生意人不同的一种怪癖。对于支出项下的费用我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我从未在麦当劳报销过任何个人的费用。当然，在早期我们也没有能力报销任何开支。那时我没有在麦当劳领薪水，花的所有的钱都来自于我自己的普林斯销售公司的收入。即使到了麦当劳发展起来了的后期，我也想都没有想过要从公司报销个人的费用。尽管我也使用公司的信用卡，但我绝大多数的费用是从我自己的荷包里支付的。基于同样的想法，我还自掏腰包买了十九部专门订制的“灰狗”巴士（一种常见的美国长途汽车- 译者注），在上面加装了厨房、洗手间、电话、彩色电视和沙发式的座椅，然后以每年一美元的代价租给公司。我们的每一个地区的持牌人都可以预定一部这样的命名为“巨无霸”的巴士用于有意义的活动，例如带残疾儿童或老人外出活动。我还给公司买了一架G-2型喷气式飞机，以同样低的价格 - 每年一美元租给公司。G-2可以飞往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们的高层管理人员可以用它来旅行，既舒适又便宜。我的观点是一定要把钱花在有用的地方，所以当有一天唐﹒鲁宾提议说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医学基金会来帮助医学研究时，他的建议引起了我的注意。 当我们讨论医学基金会事宜时，我想到我弟弟就是这个基金会总裁的最恰当的人选。罗伯特﹒L﹒克洛克是医学博士，1965年起就在沃纳﹒兰伯特制药公司的研究所担任生理部的主任。他的专长是内分泌学，并在行内享有盛誉。罗伯特不想放弃他当时的事业，也不愿意把家从新泽西的毛里斯城搬到我位于南加州的牧场来。但是在我的劝说下，他于1969年终于同意了，而且为基金会的成立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现在，基金会总部在我的牧场内建造的大楼里，设备齐全，并可以举办科学研讨会和研究成果报告会。 我弟弟罗伯特是有科学头脑的人，他潜心钻研学问、精益求精，在基金会审批赞助项目时非常严谨，力求不出差错。我则没有耐心，情愿犯些错误也希望尽快做些成绩出来。所以我们在处理基金会的钱时想法相去甚远，我从未想到过给钱出去会是如此困难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审批每个项目时都要经过反复研究和商议。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罗伯特最终还是设法赞助了一些重要的研究项目。许多很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医生参与了我们的研究项目，他们的成果被整理成书或在有威信的医学杂志上发表。 克洛克医学基金会主要支助有关糖尿病、关节炎和血管硬化方面的研究。这三种疾病折磨着许多年轻的成年人，并使他们在盛年时代就丧失了生命的活力，我自己就因之而饱受摧残，因此我选择了这三种疾病作为基金会的主要研究方向。我自己身患糖尿病，我的前妻死于糖尿病，我的女儿玛莉琳也是于1973年死于这种病的。关节炎使我的髋关节严重受损，以至于我必须靠拐杖才能行走。甚至在1974年使我卧床不起，医生说我有糖尿病和血压高而拒绝为我动手术，但我坚持冒生命危险而换了一个塑料的髋关节。对我来说，不能动毋宁死。现在我靠塑料的髋关节行动得很好，早就把拐杖扔进柜子里了，而我的妻子则必须不停地提醒我走慢点。我妹妹劳蕊则因多发性血管硬化而行动不便。她和她的丈夫汉克﹒格罗在印第安那州的拉法亚提有三家麦当劳餐厅。用我弟弟的话说，劳蕊简直就是一个女的雷﹒克洛克，她在很多方面都跟我很相象。 基金会在1976年扩大了研究活动的领域，把家庭滥用酒精饮料这一广受公众关注的问题也包括了进来。这一计划主要是琼妮提出来的，并被冠以“CORK行动” （克洛克的拼法倒写 – 译者注）的名义。琼妮为组织这一活动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同她一起工作的还有来自教会的牧师约翰﹒凯勒和佛雷德﹒莱恩。 我总是高兴帮助别人，这也是我为什么对基金会的活动那么感兴趣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我早在1972年就决定在自己七十大寿的时候找一个有意义的借口捐一大笔钱出去。最初同琼妮和唐﹒鲁宾讨论我的这一想法时，我准备捐出的数额是一百万美元，这听起来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整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断把受捐对象的名单拉长，这个数额就显得不够了。 我希望捐献给芝加哥的机构，因为这里不仅是我、同时也是麦当劳公司的故乡，我想向这个城市表示感激之情。另外一个考虑就是年轻人和家庭顾客对麦当劳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希望我的礼物可以对他们有所表示。最后我的生日捐款名单上确定的是：儿童纪念医院，用于遗传学的研究和建造新的设施；帕萨晚亭西北纪念医院的生育问题研究院；艾德勒天文馆，用于建造一个宇宙空间电影院；林肯公园的动物园,用于建造一座大猩猩馆；PACE学院，用于库克县监狱犯人的教育和行为改造计划；拉维尼亚节日协会，用于启动一个捐献基金；自然历史实景博物馆，用于举办一次大型生态学展览。 就在我们考虑这些礼物的时候，恰好麦当劳公司在橡树溪的总部大楼的员工们组织了一个捐血日，来帮助我们会计部的瑞德﹒雷伟林的小儿子。这个男孩子是他的十个孩子其中之一，当时因患白血病正在田纳西州麦姆菲斯的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接受治疗，需要大量输血。瑞德的妻子事后专门来向我道谢，同时她告诉我说，她的儿子在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里受到了非常好的照顾。于是我对那家医院进行了一番调查了解，并决定把它也加在接受我的生日捐献的名单上。 除了上述主要捐助对象之外，我还捐款给我童年时代常去的哈瓦德基督教公理会教堂，以及琼妮担任董事的南达可塔州拉彼得市图书馆。当把我所有希望捐赠的款项加起来后，我的生日派送礼物的总价值达到了七百五十万美元。能够在自己的生日宣布这样一种礼物大派送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 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已经看到了麦当劳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公司这一天，而只有在我们美国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切，我诚挚地表示愿意与其他人分享我的幸运和福气。 我的朋友和生意伙伴们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表明他们非常理解我的心情。作为给我的生日礼物，他们在自然历史实景博物馆成立了雷﹒克洛克环境保护基金。当博物馆的董事李兰德﹒韦伯宣布基金会收到的捐款已经超过十二万五千美元时，我高兴得难以言表。这些钱将被用来对年轻人进行环保教育，用于制作系列影片、实地观摩考察和研讨会等。 为了庆祝我步入古稀之年，琼妮专门在芝加哥外交使节会馆举办了盛大晚会，从而把祝寿活动推向了高潮。当晚，我期待着看到那些我亲密的朋友，包括许多麦当劳公司的雇员，秘书、一线营运人员、高层管理人员等等，因为我想看看他们收到我神秘的生日晚会邀请卡后的反应。他们在这一天都会收到我寄去的邀请卡，里面有我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公司股票，有些股票是分别送给员工和他们的妻子或孩子的。我必须得到员工配偶或子女的社会保险号码才能确保他们可以转让这些股票，而同时又要使我的计划保密，因此在此之前我们做了许多“秘密调查”工作。他们发现我的礼物竟然是公司股票时，惊喜的欢呼场面把晚会的气氛推上了云霄。我特别愿意把作为礼物的股票送给那些高层管理人员的妻子，不仅仅因为她们已经成了我的朋友，而是因为作为麦当劳人的妻子，她必须是一个非常有耐心和善于理解人的人。我知道她们为了丈夫的事业成功做出了巨大牺牲，我希望她们真的知道我了解并感激她们。 说到我的生日礼物以及那些慈善事业，使我想起了一生中倍感自豪的另一面，那就是我在过往的这些年中收到的各项奖励，我在橡树溪的办公室就象一个展品陈列室一样，摆满了这些匾额、绶带、勋章等等。有些人会认为，一个大企业的董事会主席展示这些纪念品已经是一种过时了的做法，但我确实是为获得这些奖品而自豪，不论是童子军的孩子们送的粗糙的手工艺品还是镀金的多头搅拌机。其中最令我激动的是在1975年的一次宴会上被国家多发性血管硬化学会芝加哥分会授予的荣誉称号 – “雷 A﹒克洛克，慈善家，当今杰出的芝加哥市民”。作为对这一荣誉的答谢，我在得到琼妮批准后，向该组织捐献了一百万美元。 有一项捐献遭我断然拒绝，那就是我从不向任何大学提供赞助。也曾有一些知名的大学请求我捐款，但我对他们说，除非你们办职业学校，否则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我们的大学里挤满了学习文科的学生，读了很多书却没有掌握谋生的技能，我们有太多的学士而技师却太少了。教育家们听了我的话后拉长了脸，他们说我反对知识分子。其实他们的说法并不准确，我反的是空头知识分子，而我们的知识分子恰恰有很多就是空头知识分子。我肯定不是反对教育，在我的哲学中教育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最恰当的例子就是我们麦当劳的汉堡大学。我们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是职业教育。许多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后没有一技之长，不能胜任一份持续稳定的工作，或者不懂得煮饭和做家务活，他们因此而感到非常沮丧。这样的结果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本应接受职业训练，首先懂得如何养活自己，懂得从工作中寻找乐趣。然后如果有继续求知的欲望，他们还可以上夜校继续学习。 在我们麦当劳有成千上万个成功的事例就是按照我上面说的模式完成的，同时也有很多非同一般的模式。回想我前面说过的在1959年时来见我并希望做麦当劳的那九位水手，他们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组建了一个取名为“事业”的公司，目前这家公司拥有五家麦当劳持牌店，正在准备开第六家。他们中的一个人奥里耶﹒鲁恩得离开了“事业”，现在自己拥有两家麦当劳餐厅，另一位已经去世，其余的人都从合伙经营麦当劳这一“事业”中获得了很好的收益。正如奥里耶所说：“我猜，是麦当劳造就了我们大家。没有麦当劳，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所说的成千上万个成功的故事，只是一种文字表述，因为我实在无法一一细数到底有多少。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李﹒邓哈姆，这位前纽约市的警察早就广为公众所关注。时代杂志就有一篇文章讲述了他是如何在哈雷姆区艰苦创业，使他的餐厅开下去的，其他的媒体也有有关他的一些报道。但绝大多数的成功者只是在我们公司内部才为人所知，他们对我来说都是英雄。象佛兰克﹒贝汉，我们的东大区经理，他中年丧妻，在他的创业阶段曾经既当爹又当娘，在餐厅里什么事都自力更生、亲力亲为，第一个冬天的维修费用仅仅是四个美元。这些平凡的男男女女，从各行各业走出来加盟麦当劳，他们中有象艾迪﹒特莱斯门这样的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有来自克里夫兰的法官唐﹒史密斯，还有来自亚特兰大的银行家约翰﹒斯洛克门，来自底特律的佐伊﹒卡兹曾是尤太法学博士，而约翰﹒康博理兹则曾经在纽约经营男装，另外还有R﹒C﹒沃尔路佐博士曾经是牙医。我们还有象来自亚里桑那州凤凰城的马里奥﹒麦克格鲁德上校等几位退役的军官，以及田径、篮球、橄榄球等职业球星。麦当劳是一个真正的大熔炉。 这些成功的个人和麦当劳公司本身一样，他们成功的关键因素既不是靠什么秘诀也不是受过多么高的教育，而是靠坚定的毅力。用我所喜欢的训诫来表述就是： 在这个世界上，夺取成功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这是其他任何因素都不能取而代之的。‘富有才华’不能，才华横溢而终无所成的人早已屡见不鲜；‘天才’不能，许多所谓的‘天才’最终给世人留下的不过是一堆笑柄；‘教育’也不能，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弃儿比比皆是。唯有下定决心而坚持不懈，才能战无不胜、功无不克。 就是靠这种精神，我们才有了四千家麦当劳汉堡餐厅。我们当时计划把第四千家店于1976年9月开在蒙特利尔。它的开业真是一次令人心动的体验。那天因为我们的一个坚强的持牌人的丈夫刚刚去世，开业庆典笼罩在悲痛的气氛中，剪彩前的天空是阴沉灰暗的，不时落着小雨，就象与这悲痛的气氛相呼应。那天早上，在当地一个戏院里，坐满了从整个系统选出的最杰出的持牌人和公司的主要首脑，大家满怀怀旧心情观看了一部幻灯片，摘要回顾了公司以往做过的电视广告和推广宣传活动。那真是一次美妙的回忆！我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并完全置身于当年竭尽全力地创建整个公司的场景中。 看完幻灯片后，我们来到位于蒙特利尔广场街对面新落成的餐厅。这是我们的第四千家餐厅，也是一座美丽的新建筑。它是典型的建在市中心的餐厅，没有停车场，但有三层楼面外加一个开放式阳台，现代化的外型设计，大圆弧壮的窗户陪衬着和谐的砖墙，简直是太棒了。 然而，这里真正激动人心的是厨房里的操作，就象电影里的镜头快放一样让人看起来眼花缭乱、模糊不清。当然，员工们经过了充分的准备来应付这繁忙的时刻。餐厅开业正置当年在加拿大举办的奥运会期间，试营业就创出了营业额的奇迹，一个星期做了七万四千元生意！相反，我们的第一家店头两个星期的营业额才只有六千九百六十九元。 当加拿大麦当劳有限公司总裁乔治﹒科霍恩、佛雷德﹒特纳和我走到用大号字体印有“4000”字样的彩带前准备剪彩时，雨停了。对这个餐厅来说这可能是个好兆头，至少让报纸和电视记者高兴了。我对其中一个记者说：“为了你们方便，我们特意让雨停了。” 第四千家餐厅的落成对我们来说是个里程碑，我们依然记得当年只有四家店时，为准备开第五家店我们必须而象奴隶般地辛苦工作。现在我们开始向第五千家迈进了，而我们是如此有信心开到五千家，甚至在蒙特利尔就投票决定把第五千家餐厅开在哪里了。最后，日本赢得了这一荣誉。就我个人来说，我已经在想第一万家了。许多人会说我又在做梦了，他们可能是对的，但我的一生都在做梦，而且肯定现在还不会停下来。 我梦想着有一天，教士队可以赢得世界联赛冠军头衔。 我梦想着麦当劳国际化运作的新计划。史缔文﹒巴恩斯负责我们的海外扩张，他正不断带给我令人振奋的新计划，而且世界各地的人们，从日本到瑞典都在准备迎接黄金双拱门的到来。美国人民将会听到更多的有关我们汉堡外交的消息。 我还在不停地为麦当劳梦想着一些惊人的新东西。我妻子认为我应该多点时间休息，坐下来晒太阳；但她也知道我做不到。我仍然每天都在为公司工作，做我最喜欢并擅长的事 – 那就是开发新产品和寻找适合开餐厅的新地点。 1976年10月，我聘用了白宫的前任厨师雷尼﹒阿恩德，任命他为麦当劳的行政总厨。他的工作是研究如何让我们的产品更有营养、更富有纤维素等等，同时帮助我改进新产品的配方。 雷尼是卢森堡人，他的厨艺源于欧洲式的严格训练和沉浸一生的钻研。他正在把他全部的才华都集中运用于我们简单的菜单上，结果势必产生一种快餐形式的厨房艺术。我们一起有很多事情要做。作为一种尝试，我想了一种可以在晚餐时间帮助提高生意额的产品，雷尼正在试做， 如果效果与我预想的一样，它将让那个上校老头儿忘记他自己的炸鸡。 我们的产品研发致力于满足餐厅客人一日三餐和零食的需求，它与房地产方面的计划是相配合的。我前面曾经提到“边缘和角落”的模式，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思维模式。但这一模式隐喻的理念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餐厅建在客人需要的地方，建在他们居住、工作和娱乐的地方。 城市中心区的房地产同麦当劳成长起来的郊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尤其是在人们工作的商业中心区，那里的交通模式、人们的就餐习惯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同凡响的机会。例如，我们可以在摩天大楼里搞立体式的餐厅。拿芝加哥的西尔斯（Sears Tower）大厦为例，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楼之一，我们可以在里边开三家麦当劳餐厅，一家在地下，一家在楼的中间，一家开在顶层。三家店肯定都错不了，各做各的生意，互不干扰。我们现在由于某种原因还没有这样做，但将来我们可能在某个地方试一下这种形式。 我为公司决定在芝加哥市中心开麦当劳而感到非常高兴，对我来说这无疑是回到了自己的地盘。我知道在这个城市里哪儿可以开餐厅，知道送货的路线应如何走，知道行人的走向去哪里。我通常还知道每栋房子的租约在谁手上，租期有多长。正如我跟我们的地区经理杰克﹒奥列瑞所说的，你如果在一个地区推销纸杯和多头搅拌机，干了三十五年还不知道上面这些事儿，你就只有去死吧。如果你是真诚地为你的客户服务的话，你就会了解他的地下室的布局，送货的坡道是怎样走的等等；你应该帮他想出更好的方式来处理他的存货和送货方式，而这些正是我当年所做的，作为回报，现在这些详细的资料都可以用来帮助麦当劳了。如果你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工作，你的生活一定不会差的，无论你是董事会主席还是一个洗碗主管，这种态度都是适用的，你必须学会从“工作，并让你的工作为你工作”这里面寻找乐趣。 现在，太多的美国年轻人没有机会学习如何从工作中寻找乐趣。我们国家的社会和政治行为的宗旨似乎就是把生活中的风险一个一个地拿掉。我曾经在达特茅斯校园对一群学经济的学生讲过这样的话：你不可能将快乐赋予任何人。你所能做的不过是，象独立宣言中所说的，赋予他追求快乐的自由。快乐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是一种副产品 - 是伴随成功而来的副产品。 成功是建立在有可能失败的基础之上的，是要冒失败的风险的。在一条放在地面的钢丝绳上走过去，那不叫成功。没有风险，就没有成功后的自豪，也就没有快乐可言。我们唯一可以进步的方法就是不断向前，不管是独自一人还是集体合作，以开拓者的精神向前迈进。我们必须甘冒自由竞争的风险，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通往经济自由之路，除此而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后记 当1976年12月31日此书写就时，我痛苦地发现，在书里忘记提到许多名字，他们也同样为麦当劳的成功做出了杰出贡献。象雷博﹒泰勒、海军中校亚历山大B﹒达森博雷、本﹒罗帕迪、卡尔﹒雷德等等、等等。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请求他们原谅我。 此时此刻，麦当劳已经开了四千一百七十七家分店，分布于美国和世界上的二十一个国家。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又打破了许多自己的记录。今年，我们整个系统的营业额首次超过三十亿美元，麦当劳公司的收入也超过了十个亿，税后纯利润达到一个亿，而公司净资产为五亿美元。我们的公司仍然年轻、仍然在成长，我自己也一样。展望我的七十五寿辰，即将发生的所有的事都是美好的，我将告诉你更多、更多的…… 雷A﹒克洛克 1976年12月31日于拉 乔拉，加利佛尼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