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央秘书长处长
继百色起义和邓小平在1929之后，央视最新拍摄了大型历史纪录片邓小平在1928，说邓小平自1928年，不到24岁，就出任中央秘书处处长。其实最早说邓小平任中央秘书处处长的，是李维汉在1980年关于八七会议的谈话记录: 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同志，他曾在冯玉祥的部队工作。冯公开反共后，他来到了武汉。八七会议时，任党中央秘书处长。
当时邓小平是不是中央秘书处长，值得存疑。因为根据邓小平自己的回忆，只说他是中央秘书，没有说是秘书处处长。根据邓小平一贯当仁不让的性格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他当时已经是中央秘书处处长或者是中央秘书长，他绝不会只谦虚地说自己是中央秘书的。
邓小平后来，还是做了中央秘书处处长的，不过不是在召开八七会议时，而应该是在百色起义之前。
2. 中央秘书长
邓小平的介绍材料中，说邓小平曾经先后三次出任中央秘书长。第一次，是在百色起义之前，也就是1928年和1929年8月份之前。更有材料说邓小平于己于1927年12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林成西等"中共中央特科")，这些史料，据说也主要来自邓小平女儿的书<我的父亲邓小平>，也就是来自于邓小平本人的回忆。对此，广西的党史研究者有不同意见，认为邓小平当时是中央秘书处处长，中央秘书长另外有人。另外，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为什么为邓歌功颂德的电影邓小平在1928年说邓是秘书处处长？可见邓小平女儿的这个说法有水分。也就是说邓小平自己本身的记忆有问题。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有其他的旁证：例如邓小平对百色起义的日子，一直都记不清楚。
有人认为，中共在莫斯科开六大时，邓小平留守上海，为中央秘书长。其实在八七会议之后和六大之前，中央秘书长是李维汉，六大之后，周恩来是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中央秘书处处长是黄文容，1928年11月以后，李立三接蔡和森担任宣传部长,并接周恩来担任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工作。就是在后来声称接任了邓小平中央秘书长职务的黄文容的档案中，也只有中央秘书处处长的职务，没有黄任职中央秘书长的记载。大家也不想一想，在中共六大上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的邓小平，怎么会出任中央秘书长，哪怕是留守的中央秘书长呢?
据说邓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央秘书长，是在遵义会议之前。当时邓小平的职务是红星报的主编，后来因为要上前线，就把中央秘书长的职位，让给了总书记张闻天的爱人刘英。可是根据余玮：《刘英：永远的“红色大姐“》一文中对刘英的档案进行总结后说：刘英，原名郑杰，职业革命家，有“革命老大姐”之称。...历任...中央地方工作部科长、中央队秘书长，陕北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延安中央秘书处处长兼张闻天机要、政治秘书，...等职。没有说刘英曾任中央秘书长。邓小平１９６８年在《我的自述》中，承认自己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3. 前委书记
邓小平一般被认为是百色起义的领导人，在百色起义时，任前委书记职。而且该职位在1930年11月份在广东省委代表邓岗到来之后，为陈豪人所取代。其实这只是后来的宣传，实际情况，大不一样。
1929年8月，邓小平到广西的秘密身份是中共中央代表，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后来和先期到达桂林的广西军委负责人陈豪人和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单线联系，并和陈豪人及张云逸等人组织前敌委员会，邓小平为拟议中的前委书记,并报请上级组织批准。1929年11月，邓小平回上海汇报起义准备情况，广东省委明确指示，如果邓小平不在的话，由陈豪人任前委书记，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
所以百色起义时, 邓小平在上海, 不在广西, 也不是百色起义的前委书记.
1930年2月份以后，中央代表邓小平才以前委书记(改称军委书记)和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的身份重返广西，领导红七军和红八军，主要成绩，是进行土地革命，不是壮大了红七军的力量。
后来邓岗到红七军, 新成立了一个士兵委员会，由陈豪人担任兵委书记。准备到大城市中去搞暴动，并派了黄一平去打前站。这时候，邓小平仍然担任军委书记，一直到1931年2月第二次离队到上海汇报工作时为止。
4. 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
一般的介绍材料中，说邓小平在1929年12月11号百色起义之前，就被中央任命为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政委。这种说法，只不过是想当然。因为在百色起义之前，红七军和红八军的番号都不存在，如何就会任命政委呢。而且中央开始的意思，就是要举行兵变，只成立红七军，由李明瑞任军长，张云逸和俞作俞分别任师长，没有红八军这一说。
红七军和红八军政委，是在1930年2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邓小平才去上任的。当时邓小平在上海去广西的路上，红八军在攻打桂林时被打散，红七军转战贵州，所以邓小平真正行使红七军和红八军政委的职责，是在1930年5月找到红七军主力之后和1931年2月离开红七军之前，前后共7个月的时间。
5.苏区县委书记和红星报主编
193１年８月，邓小平和新结识的妻子阿金去江西瑞金，认县委书记，约１０个月，第二年５月，出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不久挨批，成了江西罗明路线的头号人物，受到撤职处分。然后任职红星报主编。1934年，遂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任中央纵队的秘书长，并以大会记录员的身份，旁听了遵义会议。
一些人出于对伟人的热爱，对领袖人物的官职和历史作用总倾向于有拔高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现仅指出这几例, 望大家补充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