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早上，我刚刚打开手机，就接到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伦敦地铁发生了好几起恐怖袭击，十几条地铁全面停运了！我吓了一跳，要知道，伦敦地铁非常发达，伦敦700万人口，每天依靠地铁进行交通的伦敦人就有200万人次，我也是每天依靠地铁上下班的。袭击地铁，就是袭击我们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啊。打开电视，果然看到当地记者们正严肃地在四、五个爆炸地点直播关于袭击的报道。这些记者虽然个个眉头紧锁，但是语言准确，情绪镇定，电视画面也很中性，完全看不到血腥和煽情的镜头，他们在街头采访的爆炸目击者和亲历者看上去有些灰头土脸，但是几乎也人人把事情表达得清楚明白，没有人大声哭泣或歇斯底里，连旁观的人也沉默而安静。一个被采访的女孩站在路边仔细地向记者描述了车站内的情况后，镜头向下一摇，人们才看到有鲜血正从她的腿上流下来，她说了一声抱歉，向救护车走去。看了这样的报道，心里虽然紧张，但是却也镇定了下来—人家亲身经历的人都不怕，我们怕什么呢？老实说，谁都知道英国文化讲究克制，讲求绅士风度，但人们这样泰然地面对重大灾难，不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实在难以想象。 播音员一遍一遍提醒人们，减少使用手机电话的频率，将频率让给紧急电话。我决定不打电话，打开电脑，直奔新闻网站，希望知道更多的消息，但因为网站流量过大，已经根本不能进入，再尝试进入伦敦交通网站，仍然是一片空白，显然，人们在都在查看消息，想知道到底出现了多大伤亡。而电视新闻一次一次地重复着：恐怖爆炸袭击了我们的首都。我注意到，他们在报道中不再直呼“伦敦”，而是一直在说“我们的首都”：这是英国人特有的方式：用简单、克制的词汇表达着愤怒的心情。 想想也许几天不能出门了，我决定到超市去买些食品。超市里人似乎比平时多一点，大家看上去都有一点紧张，服务员脸上也没有笑容，但是几乎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提到关于恐怖袭击之类令人不安的话题。人们默默地购物，默默地结帐，和服务员道谢告别，尽可能地保持着生活的常态。在人们偶尔的平静对视中，大家互相点头致意，感觉到彼此的鼓励。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天英国政府对公众表态说，请大家正常生活，我们不能让恐怖分子得逞。第二天一早，十三条地铁几乎除了个别遭受破坏的站口外，全部恢复运营。7月8日早晨，我和一个朋友坐在地铁的车厢里，看到车厢里满满是人，和超市里一样，人们没有微笑，但是沉默镇定，车厢里的情绪甚至有一点悲壮的感觉。 当晚的电视新闻提醒大家：实际上，伦敦曾经是一个饱受德军轰炸考验的城市，英国人的个性是坚强的。 一九四○年，欧洲半壁归顺第三帝国，英国成了最后的孤岛，英吉利海峡变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线。从四零九月七日起到四一年五月十一日八个月中，希特勒对伦敦地区进行了多达五十七天的狂轰滥炸。百分之四十的房屋毁坏，当年有三百万人口的伦敦，一百四十万人无家可归，二百二十五万人在防空洞避难，两万人遇难。 九月七日袭击第二天，两百架轰炸机攻击伦敦的电厂和铁路。下午，丘吉尔到伦敦西区的避难中心，那带街坊中前一晚死了四十多人。“你来得正好，温尼”，人们围上他，对他说：“我们就知道你会来。我们能承受。”这就是二战中的“伦敦精神“。 对“伦敦精神“这个词的内涵，英国人是这样描述的：“伦敦城里没人有过如此恐怖的阅历，每个人都害怕，大家都知道这种平静是表面的假象。重要的是，不要把恐惧表现出来。不用自己的悲伤情绪去感染别人。危险降临，大家同在一条船上，任何不划浆的人，就是废物。面对无法抵御的、从天而降的灾难，我们一无所有，却产生出一种群体心理和勇气。。。我们以做伦敦人为荣。我们也知道世界在看着我们，我们的尊严和行为，将获具有共同之处人们的理解，他们也将以我们为荣。” 当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驻伦敦的记者约翰 麦克威尼，在外出路上遇到第一次空袭被困，战火间歇时，他走去路边的公用电话。看到电话亭已经残缺不全，但没想到，电话线路完好无损，他很快就拨通了，只是不能把找的零钱从下面的小口中掏出来，因为里面塞满了碎玻璃。后来，他以为不得不走路回家，半路上却遇到出租车，并且在小酒馆里讨到一杯威斯忌…… 在灾难面前的伦敦，和伦敦人在一起是骄傲的。麦克威尼的感受，在那个7月的午后，当我们乘坐的地铁非常准时而平稳地把每个乘客送达目的地的时候，那样亲切地重现在我们的心里。 而在这样的危难时刻，和伦敦人在一切就意味着与他们共同面对一切可能。仅仅两个星期以后的7月21日，我正在伦敦市中心的一所教会女校里临时帮忙教女同学们做手工，午饭时间，教员办公室的电视上再次出现恐怖袭击的警报，伦敦又发生了四处爆炸！ 老师们沉默地停止了午餐。几分钟后，上课的钟声敲响了。校长简单地交代：今天我们早一点上课，以便早一点下学吧。学生们拥进教室，继续学习各门功课。因为他们看不到电视，又这么快被招回教室，没有机会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个个还是兴高采烈。老师们二话不说，清点人数后，便开始了课程，完全没有说明提前上课和提前放学的原因。我有诧异地问一个老师，我们不需要告诉学生发生了什么吗？那老师很和气地回答道：“我认为现在不是合适的时间，我们也不是负责说明这一切的合适人选。”然后就转身走了。我想想也只得安心地接着教我的课，任凭学生们一无所知地，愉快地度过了2个半小时的课堂学习时间。要不是外面时不时警笛长鸣，我自己也几乎忘记了中午到底发生过什么。 下课时间到了，校长请同学们到小礼堂去，对同学们说，伦敦又遭到了恐怖袭击。孩子们发出一片轻轻的惊呼，校长说：同学们，这一次没有人死亡。今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请你们给家长打电话，说明你们是安全的，说明你们准备如何回家---有些地铁已经不通了，和家长商量好以后，你们就可以放学了。说完，校长转身离去，一位同事拉住我问，你知道怎么回住所吗？我摇了摇头：没有地铁我是没法回去的，我从来没坐公共汽车来上过班。她带我到她办公室，在网络上查找了公共汽车线路，打印出来给我，对我说一路保重。我感激之余问她：你家在哪里？怎么回去？她耸耸肩膀说，不知道，我一会儿再查自己的。然后笑容灿烂地和我告别—-老实说，我当时就明白我将很难忘记那个时刻和那个笑容。 我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一个在伦敦银行工作的朋友听，她告诉我，他们银行在爆炸发生的时候把所有员工撤到了一个临时办公楼里，一应工作设备俱全，大家也完全没有中断工作。“我们老板说维持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是我们的责任”，我的朋友告诉我。“伦敦是世界金融的重要中心之一，如果被恐怖袭击中断了正常业务，那他们才算得逞了！” 后来有朋友问我，恐怖袭击发生时在伦敦人是什么感觉，作为一个曾和他们站在一起的中国人，我想伦敦人当时想到的最多的肯定不是表达恐怖，而是捍卫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