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叶广芩 一 起风了。 激飏狂飙的风裹着隆隆雷声自日本海而起，斜掠过日本全境，以不可抵挡之势直扑太平洋而去。这是每年都要扫荡日本的季风，随风而来的是滂沱大雨和那只有岛国才有的地崩山摧的炸雷。 窗外，天空阴暗，狂风如吼，大树摇曳，骤雨击窗；窗内，书案前我在电脑屏幕上敲出“风”这个题目，题目的下面许久是一片空白。 我不知自己能否将这股飘忽不定的风抓住，也不知能否将这个远年的故事讲得清楚，用逻辑来推断，它并不丝丝入扣，内中满是不可理喻的矛盾和超乎人之常情的东西。因为其中有不少关键环节被风带走了，带往未来，成为永不可知。 说的是鬼子和汉奸的事情。鬼子是真正的鬼子—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6支队少佐西垣秀次；汉奸也是真正的汉奸—华北临州保安队队长史国章。 保安队是日伪时期地方汉奸民团组织，能为队长者当属亲日之中坚。我们在《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等反映华北地区抗战的影片中见识过不少这类角色。汉奸的装扮也是千篇一律，纺绸浅色裤褂，黑礼服呢尖口布鞋，腰扎板带，头顶礼帽；帽子摘下，是个猫儿舔过似的大分头。手中上下飞舞的盒子枪，该是人物的点睛之处，特别是枪杆将帽檐朝上一顶的动作，竟成为以后中国银幕上、舞台上此类人物的表演程式，非此而不是保安队也。 史国章本人虽没有照片留下，却有着详尽的相貌描述：国字脸，浓眉大眼，不苟言笑，朴实无华，衣着干净朴素，裤子上还挂着补丁。据描述者说，那补丁缝得精密平整，针脚匀称，和史国章鞋里的鞋垫一样，均出自赵庄老多儿之手。老多儿者，百里佳人也。老多儿既非地主之姨太太，亦非阔家之大小姐，却是地地道道贫下中农的女儿。父亲赵老贵，一辈子窝囊，养下六个女儿，没有一个儿子。老多儿行六，名为“多”，是养够了的多余，北方人以老谓小，河北人言语“儿”音颇重，小多就被喊成了老多儿，平添了乡土味颇浓的亲昵与可爱。 我是在五月，小麦即将开镰的时候由东京来到临州的。受人之托，打听史国章。 下了火车便住进车站的旅社，我的中国身份证给了我极大的方便。 我顶着烈日走在临州的街上，柏油路是新修的，有狗在路上悠荡荡、荡悠悠地散步，见车来了也不躲。树荫下有卖冷饮的摊子和打台球的桌子，几个光着脊梁的闲人在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球。这项很高雅的绅士活动一旦搬上大街，不知怎的，给人一种跑了汽儿的香槟的感觉。 这是过去老城的街道，新建的临州城已在北面拔地而起，那里有高楼大厦，有宾馆，有公园，还有门面威严的政府办公机构和一片漂亮的高科技开发区。但这里是老街，今日的老街已与五十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房屋贴着白瓷砖，安着防盗铁闸门，成为商业的门面房。 街的尽头有座青砖高墙的院落，厚实的墙磨砖对缝，多少春秋仍然屹立不衰，然而那晦暗残旧的木门和那为车辆进出方便被锯断的门槛，却显出风雨沧桑的破败。我从挎包里摸出笔记本，那上面有西垣秀次画的当铺地点及门面印象图。当他把这张图和一双银筷子交给我的时候，那份郑重，诚挚，信赖，让我没有推托的余地。他是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汉学专家，为中日文化友好交流做出了不少贡献，在学术界知名颇高。鉴于他的学识和经历，研究所专门聘他从事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华北陆军作战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我也是该所外国人研究员，名为研究日本战后法律经济，实则却将大部分精力悄悄用于研究侵华日寇华北方面军1943年的“治安肃正”作战上。这一给河北人民带来严酷残害的“五一”大扫荡，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大约杀害了冀中地区居民二万余人。这个明显缩小了的数字是我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材料中叠加计算出来的。在计算这些数字时，我内心充盈着刻骨的仇恨和尖厉的复仇之心，在“两万”名受难者中有我的叔父，他是八路军涉县根据地的一名干部，在大扫荡中被日本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据涉县老百姓说，我的叔父死得十分惨烈，他被捆绑在城隍庙前的旗杆上，日本人将他身上的肉一片片剐下，先是四肢，后是胸腹……原本说是要活埋，临刑时鬼子队长听说中国有种刑罚叫“凌迟”，便决定拿叔父来做试验，看看凌迟与活埋效果的差异在哪里。叔父激奋的叫骂声与惨痛的呼号持续了很久，天亮时才绝了声响。有人看见城隍庙前的旗杆下除了一滩鲜血和碎肉，再无其它。日本人撤退以后，共产党找过叔父的尸骨，未见。一个人的尸体，一夜工夫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在战争状态下极其自然，反过头来在和平环境下再看此事，便成为不可思议、不可理喻。我那位美丽的婶母自二十岁便开始等待，一直等到去年去世。大家说叔父已经为国牺牲，不会再回来了。她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她的观念和政府方面的看法如出一辙。她说，死不见尸，不能为死。“文革”以后，政府对叔父生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恢复叔父以“革命烈士”的名分；但婶母却一直拒绝接受政府给予的抚恤金和烈属称号，宁愿贫困地与我们住在一起，相信着叔父有朝一日的归来。她的等待与政府的等待性质截然不同，一是痴情，二是疑惑，这就决定了我在日本艰苦卓绝的三年搜索。据当年八路军方面的当事者说，叔父是负责特工情报工作的，工作非常出色。1943年5月5日深夜，涉县八路军和大部分群众得到日寇扫荡情报后撤离。叔父的被捕是在涉县西北十五里的刘各庄而不是八路军根据地。至于身为八路干部的叔父在撤离之际离开群体为什么要去刘各庄，没人能讲得清楚，这也是多年症结的所在。有人说叔父是企图与西北三十里外奶奶顶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但当事人回忆并没有赋予他此项任务；何况奶奶顶的游击队早进了太行山，他没有必要再去那个地方。 当事人提供的情况是正确的，这一点我在日本官方资料《华北治安战》中，在日军有关华北编制序列方面的史料和作战行动线索中已得到充分证实。日方的战事纪录如下：“1943年4月22日，日本以35、36、37、69四个师团和第3、4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构成了以合涧为中心的直径约40公里的包围圈。24日晨，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投降。5月5日，24集团军司令庞炳勋投降。当日，日军转移兵力，对以涉县为中心的八路军根据地实施包围。6日，第36师团从潞城、襄垣、辽县附近，独立混成团从武安东北地区，从林县北部之任村，从临州，分路向涉县合击。但由于八路军善于避开正面交战而彻底实行分散游击战术，至13日，各路合击兵团会合，未获战果，只获取了八路军少量遗弃物资。”我特别注意了“少量遗弃物资”几个字，内中并没有“八路干部”这样的信息，也就是说叔父的被捕的确不在涉县八路军指挥部，他是在安全撤离了涉县后又返回头落入敌人之手的。其时，涉县周围及刘各庄已被日本人所占，为什么叔父还要深入敌人腹地，自投罗网，这点是谁也说不明白的。在参与1943年华北大扫荡的日军老兵中或许还有健在者，对涉县的情景或许有人能提供一二情况。由此我对老兵们的部队番号格外的注意，对华北作战的序列的熟悉甚至比日本兵还更加深入。 二 我与西垣秀次常在研究所的楼道里相遇。 从他那挺直的腰身，标准的步伐，我很快判断出了他的出身，在一次全所的忘年会上，确定了我的判断。那个老鬼子在喝了酒之后竟龇牙咧嘴地唱了一首河北民歌《正月里来是新年》。其河北腔发音吐字之地道连我这个中国人也望尘莫及。 尽管在场的听众没人能弄懂词中的含意，鼓掌也是热烈的，他们是冲着那陌生的旋律，冲着那抑扬顿挫的节拍鼓掌的，内中也含着日本人能将中国歌曲唱到如此程度的自豪和对演唱者的礼貌。由衷鼓掌的只有我一个，我终于又找到了一个侵略华北的日本鬼子。 我象一只非洲猎豹，怀着一种获取猎物的心理迂回地接近着他，故意制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不期而遇”，故意拿出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去请教他。直觉告诉我，他参加过1943年的华北大扫荡，否则他没有资格编撰“华北陆军作战史”，不会唱出就是今日河北人也唱不出的《正月里来是新年》。 90年代初期，由于中国回归日本的残留孤儿安置问题显露出日本经济法律的弊端，我与西垣被临时抽调出来组成小组，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以向国家提出合理的建设性意见。西垣的抽调是由于他对二战情况的熟悉和他那口流利的汉语；我的加入是由于这些完全中国化了的日本人，到日本后从文化现象的冲突到社会意识经济观念的冲突，由心理转变到文化环境的认同以及完成国籍和民族的归属与重新接纳，不是一个简单过程，这之中需要中国心态方面的理解与可施方案的提出。所以我的位置举足轻重。 西垣秀次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用不着再“找机会”，只要上班，我们整天都泡在一起，进一步的接触构成了彼此的了解。感情的沟通却突出了某些观念的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是点与线的差别，而不是同一事物深浅程度的区分。 举例来说，为了调查残留孤儿的安置情况我们一起驱车走了不少县份。有一天傍晚，我们在筑波湖畔的一个村庄歇息，正是三月末的天气，遍野的樱花开的灿若霞光，与西天的云朵连成一片。我们在湖边散步，一老一少，留连于这花影湖光之间。 樱树林的深处有座黑暗的墓碑，我们朝它走去。那是一个十九岁姓山田的兵士的幕，年深日久，碑的低凹处已长出层层绿色苔藓，许多字迹也模糊不清。但碑顶“忠魂”两个大字仍清晰可见。仔细辨认，这个姓山田的青年是1942年元月从军，同年4月在中国河南平顶山战死的，在中国不到三个月便亡命他乡了。碑文由他所在军团黑田泰正大佐亲自撰写，文中满是崇敬溢美之词，其中有不少为中国人熟悉与反感。墓后不远就是农舍，那该是山田家的老屋，现在居住着的当是山田的弟兄们。想当初那个十九岁的青年，本可以在这富饶美丽的湖畔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当一个殷实的农民，作一名威严的祖父，然而他却在风华正茂之年，披甲荷戈，踏上异国土地，由杀人而被杀。 西垣秀次对着墓碑鞠了个直起直落、很有力度的躬。 我冷冷地看着他。 西垣说，十九岁，可惜。和我的孙子一样大。 我说，可惜。 西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说，在你看来，眼前这粒麦子是落在地里死了呢还是没落地里就死了。 西垣说，当然是落在地里的。 我说，结出了什么样的子粒呢？ 西垣说，更为饱满优秀的子粒。 我说，更为黩武的一群。 西垣说，不。是一种精神，一种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和体会的精神。三十年代，凭借这种精神我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必须，是靠武力猎取的崇拜。我们为此忍受了一切，包括牺牲和失败。 我说，那就是武士道精神了。 西垣说，外国人永远不会理解日本人，不会理解日本的精神。看到这成片的樱花了吧，它是只有日本土地上才生长的花朵。花瓣小，香也不浓，将一朵摘下来实在是平凡而细微。但万千朵樱花连成花海，那场面就绚丽多姿，蔚为壮观了。这就是日本精神的缩影。日本社会是个惯以集体行动方式存在的社会，每个人都属于集团，在茫茫的花海中，个人不过是一朵花，从树上飘落便会“零落成泥碾作尘”，联在一起才能成气候。樱花不会变异，它也不是历史博物馆中已经干枯了的植物标本，它至今仍是我们中间活生生的精神象征，永不衰败。这是一个国家的民族之魂。从另一方面看，日本人的可悲在于一旦集团提出号召，便不问为什么而积极响应，太平洋战争日本民族的悲剧所在也正是如此，这是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反思。 我说，每个文化传统中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我们把二战归结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归结为被侵略国家为捍卫民族存亡的正义之战。作为被侵略者，我们崇尚的是另一种精神，一种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喋血精神。无论日本的民族精神多么完美，对于被侵略国家来说都无异于恶魔一样的灾难。在日本死去一个十九岁的山田的时候，中国正有成千上万个十九岁的青年在日本人的枪口下死去，与眼前山田的十九岁相比，我看重的是那颗令他致命的子弹。 西垣说，为政焉用杀，这是我当时的反战思想。我驻防临州的时候还教过当地的小孩学文化，送给他们石板、石笔。那都是些很聪明的孩子。我是学教育出身，教育者的责任心驱使我承担起这个义务，人不能没有文化。 我说，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你的思想不是反战，而是换一种方式的侵略，在刺刀尖上装上一串花环，再微笑着把刀刺入人的胸膛。比起眼前的山田来，你更可怕，进行武装侵略的同时还进行着文化侵略。 谈话是不愉快的。 三 在临州的当铺旧址前，我展开了西垣秀次的图示，展开了五十年前一个鬼子少佐的记忆。按图索骥，这里该是过去的当铺，是西垣设计的寻找史国章的切入口。我极其明白，保安队长史国章逃的过国民党的清查却逃不过共产党的镇反，纵然都成漏网之鱼，还有一个“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在等着他，幸存的机会几乎为零。当然也有一种存活可能：除非他是共产党。在西垣委托我寻找史国章的时候，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他寻觅史国章的动机不能理解，在战争中沆瀣一气的鬼子与汉奸，如今要携手共叙“友情”，我国政府不会熟视无睹，当地百姓不会不说三道四，当年被害人的亲属不能不义愤填膺。西垣说，这正是他不愿自己出面的原因，他找史国章是出于个人感情，私人友谊。史国章于他编撰的“华北陆军作战史”太重要了，找不着找到他的亲人也行，比如妻子什么的。 我说鬼子找汉奸这事本身就让人恶心。 西垣说有些事在寻找的过程或许可以搞清，寻找的过程就是调查的过程。作为朋友，他敬仰史国章。他欠了史国章的人情。 我说你们的关系是狼与狈的关系…… 院子很深，盖满了小厨房、小棚子之类，只让人想起曲径通幽，山回路转这些旅游方面的词来。 一个胖男人，在公用自来水边的躺椅上打呼噜。脚边的小凳上放着罐头瓶改作的茶杯，那里面黄酽酽一瓶浓茶。在这闷热的午后，这杯茶充满了让人难以抗拒的诱惑。 我一走近，那鼾声戛然而止，一个极清醒的声音问我，找谁？我说找姓刘的。他说这院里姓刘的有七家。我说找最早的刘姓住户。他说他就是刘姓最老住户，1963年搬进来的，全院再没有比他住得更长的了。我问1963年以前这院的住户在哪里，他说1963年以前这院是粮食仓库。我问再之前呢？他说还是粮库。我说再早是当铺。他很诧异，说，当铺？我住了三十多年，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我问他有没有人知道临州的老事儿，他想了半天，说庙后街程士元那个老东西兴许知道。十几年前小学校曾让他去做过阶级仇民族恨的报告， 他在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没说几句就让人给架下来了，犯了心脏病。胖子一边说一边审视着我，说，你大概是港台同胞吧，来临州认亲？我说我在这儿没亲。他噢了一声，说，我们这块地界解放前特保守，要说海外关系，谁家也摊不上。但这儿的人头脑灵活，别的不出，专出汉奸。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话你可能听说过。 我笑了，这位闲的发慌的胖子巴不得有人跟他闲聊。 我问，说到汉奸，你知道这儿过去有个叫史国章的？ 他说，史国章，没听说过。 我问，日本鬼子西垣秀次呢？ 他说，日本人投降那年我才两岁。 他突然直起身来说，你是日本人！ 我说不是。 他不信，说，别看你中国话说的这么好，打你一进院子我就看出来了。你身上带着东洋味儿，跟合资企业里那些日本娘儿们有点儿像。 我说我真不是日本人，我有个叔父，是八路，抗战的时候就牺牲在这个地区。我来临州是了解那个时期的一些事情。 胖子说真是日本人也用不着隐瞒，现在的临州人都是见过世面的，光外资企业就有几家。街上常见洋人走动，老百姓也千方百计往外资企业里钻，那儿挣钱多。 我说1943年5月，日本人血洗临州，这儿发生过大血案。 胖子说，那都是陈年往事了。死的是死了，活着的也还活着。人么，得向前看。现在讲友好了，不计前嫌了。谁都知道“东芝”冰箱好，“松下”彩电鲜亮，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杀了我们的人就不看他们的电视，不使他们的冰箱。 我说过去的事还有人记得么？ 胖子说，怎么不记得，城南有纪念碑，上头都刻着咧，名字一排一排的。每年清明节学校的学生都敲着鼓吹着号去献花圈。 他说得没错。对于死难的人这里每年都给以祭奠。但这样沉重的事情从胖子嘴里轻松快捷地说出，总让人觉得其中少了些什么。 我提出看看西跨院的南套间，那里是史国章与老多儿的幽会之所，也是西垣秀次与史国章进行各种肮脏勾当的密谋之地。这个地点非常微妙，也非常重要。 胖子说他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他说南套间住着一对新婚夫妇，家具电器十分新潮，他领着我这个来路不明的人窥探房间，万一出了问题他脱不了干系。 我说你这人真是，刚才把我当成日本人，这会儿又把我想象成盗窃集团踩道的，想象力之丰富该去当作家。 胖子说你不知道，如今处处得设防，保不齐哪儿就是个陷阱，咕咚一下就让你掉下去了。 我问他西跨院有没有井。 胖子说有。 我又问有没有树，枣树。 胖子说没有。 我说只是看看房子，看看院子，没别的意思。 胖子这才爽快地把我领进了西跨院。 四 在东京的时候我访问过板桥区大浪町一名叫松村武的老人，为了找到他，我费了很多周折。最后还是靠医疗保险的档案帮了忙，使我得以在大浪町这个偏僻小巷与他相见。 他参与过临州报复性大屠杀。 日本人以几个军团合击涉县，扑空之后，恼怒难耐的日军第一混成旅团第二天即以恶虎扑羊之势直抵临州，使原本已陷敌手、气息奄奄的临州小城又一次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浩劫和蹂躏。 临州城内火光冲田，尸横遍地。 松村说，他在临州是第一次杀人，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无论有多么好听的理由，都掩盖不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他把临州城的屠杀讲给他的小孙子和日本年轻人听，竟没人相信温文尔雅、礼貌周全的日本人会干出这种事情来。松村努力解释，说的确是事实，年轻人总认为他臆想成份太多，日本，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见到松村时他如遇知音，反复跟我说他厌恶战争，厌恶那些煽动日本人民走向生命绝谷的战争贩子。松村对五十多年前的事深深谢罪，他说，不管国家态度如何，他自己要有所表示。他让孙子把他由轮椅上艰难地扶下来，跪在榻榻米上，将一颗白发苍苍的头深深地伏下去，久久没有抬起来。那孙子，亦如他的祖父，跪着，却是一脸茫然。 我的录音机里录下了老人有关临州的回忆。 ……到中国临州作战，我十八岁，刚刚高中毕业，是由横滨上船直到大连，然后补充到华北战场上去的。那天是傍晚进入临州城的，老百姓以为驻扎的日本人又回来了，并未介意。真正采取行动是第二天上午，即5月14日人们快吃午饭的时候，我们点了几处房子，放了枪，挨门挨户进行搜查，城里就开始乱了……我跟木村、畑俊冲进一家大院，院子很大，很深，围墙也很高。里面的布局由于陌生而令人恐怖。我端着枪胡放，木村笑我，他是上士，级别比我高。…..在的一间小屋我们找到了十几个中国人，他们紧紧挤在一起，女人的脸上都抹了灰。…..男人中一个留小胡子、穿长袍的向我跪了下来，说了一些大概是求饶的话，内中还夹着一些日语单词。他的小胡子上沾了草棍儿，样子很滑稽，我正要笑，只听噗的一声，木村已将他的头砍下，粘稠的血溅了我一身，又热又腥。我擦着脸上的血，望着木村，不知该干什么。木村说快动手！说着又端着刺刀向另一中年男子的胸膛刺去。那男的一声不吭地倒在水缸边，一个老年妇女扑到男子身上号啕大哭，看样子那是她儿子。我想我得干点什么，不能老愣在这里，否则我会被木村送军纪处。我揪着老妇人的发髻使她的头仰起来，在那张与我母亲年龄消防的脸上狠狠抽了一掌。她却一张嘴咬住了我，咬的非常用力，我体会到了臂上肉在牙齿的切割下正在分离的奇怪感觉。木村冲着那弯曲、苍老的后背开了一枪，老妇人的牙齿渐渐变得无力，最后歪倒在她儿子的身上。木村让我在她的尸体上再刺一刀，以解方才之恨。我的刀扎下去时很犹豫，扎在她的肋骨上，刀尖被顶偏，将那沾血的衣服划了长长一道口子。为此，木村当着那些中国人的面狠狠抽了我十几个耳光，我觉着很丢人……一个小男孩，抱着他母亲的腿，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双明亮的眼睛毫不掩饰他内心的仇恨。我想，我也必须洗掉方才木村上士在这孩子心中给我带来的耻辱，于是我用刀向那孩子的一双眼挑过去，孩子倒下了，他的母亲仍旧站着，脸上满是绝望……木村让畑俊从外面的井里汲来水，向孩子的母亲和站在她身后的另一女人泼去，烟灰霎时退去，女人们显出了惊人的美丽。木村指着后面背后拖着一条粗辫子的女人说那是中国处女的标志，木村话没说完，畑俊就扑了过去，剥光了她身上的衣服。木村制止了畑俊正要干的事情，将屋里的人全部赶到院中。裸体的处女夹在人群中，那个死了孩子的年轻妇人用胳膊护住她，她们长得很相象。两个女人就被拉出人群，另一个的衣服也被迫脱光，木村让我把剩下的人处理了，他对畑俊说，那个年纪大的是你的了，说罢畑俊还没动手，他已将那个梳辫子的推倒在砖地上……。我转过身来对付着手无寸铁的一群中国人，我不知该怎样处决他们，我不想动刀动枪，但我也不能让他们活下去，这是命令。西墙下有一口井，我把他们押到井边，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跳下去。第一个跳下去的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年，在他走向井台的时候忽然来了个九十度转弯，以飞快的速度奔向我，企图卡我的脖子。幸亏我有防备，我用刀砍断了他伸过来的手，那只手划着弧线飞起，砸在姿势丑陋的木村身上，木村回身打了一枪，青年人的脑袋马上崩裂，红的白的，放射开来……在我的威逼下最后一个人跳了下去。我惊奇地发现，所有跳下去的人都闭着眼睛，没有人啼哭，没有人求饶……井边再没有中国人站立，我探出身子向井里望，里面黑洞洞的，有哗哗的水声，一股无名的恐惧向我袭来，我向水里猛开了一阵枪，水中终于平静，水面已变得鲜红……木村他们也已经完事，两人的身上都沾满了女人的血。一个女人已经咽气，她的阴道里插着畑俊的刺刀。另一个也已经无形，她的两个乳房被割下，挑在木村的枪尖上。那女人还在蠕动，被我照着胸膛打了一枪……我杀了十一个人。 （输入者注：打这段时，我中断了五六次） 我在访问中问过松村武，他们在临州究竟要搜捕什么人。他说他也不知道，对一般士兵来说，这样的搜捕就意味着开杀戒，见谁杀谁，逮谁并不重要。我还问过大院的具体位置，他说记不清了，他连临州在哪儿都记不清了。我问他是否认识西垣秀次，他说不知道。我说西垣是华北特别警备队的，松村说那就是“北特警”的人了，更不会认识。北特警在涉县围剿以后立即受到了改编，那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西跨院不算大，一间南房实际是大院南房的延伸套间。门上挂着一把很大的锁。西墙根有井，上面盖着沉重的水泥井盖，墙底长着数根细草，壁上生了一片苔藓。白云苍狗，地远天差，一切都变了模样。然而细观墙上那些棱角已失的凹陷，辨认出竟为当年狰狞可怖的弹痕时，便让人在静谧中嗅出了昔日的血腥，看到了游荡在小院中的一个个无辜冤魂。 我掀了掀井盖，太重，向胖子请求援助。他找来根铁棍，三下两下就把井盖移开了。几颗头凑在一起朝下望。这视觉角度当是五十二年前松村武的视觉角度，无见鲜红的井水，只见破烂的垃圾。井不深，最多不过三米，亦无水，想必是后来有人用土填过。大家对井里的内容都很失望。 退后几步，我掏出相机，拍了几张老屋与水井的照片，然后走出了旧当铺的大门。我再一次回望那神秘与苍凉，两个鬼子的不同经历和感觉使人除了感到诧异外更感到了岁月隐隐发生的裂变和由此产生的一片空空荡荡的冷清以及相距相隔的陌生。 五 程士元的家在很背的一条小巷里。迈进程家的小院，见一个女人在树下拐线，“工”字形的木框在她手里灵活地拐来拐去，那些细棉线便有条不紊地缠绕在了上面。她象是在耍杂技。他先跟我打招呼，很熟稔的，问我吃了没有。我想现在已是下午，她问的想必是中午饭，就说吃了。我问是不是程士元老先生的家，她说没错，并转过身去从壶里给我倒了一碗茶。我问她弄这些线做什么用，她说织布。这时我才听见西屋的织布机一直在哐哐哐地响。女人说那是她婆婆在织，她婆婆两天就能织一匹布，快手哩。我问她织这些布做什么用，她突然停止了拐线问我：你不是外贸上来验布的？我说不是，她的脸就有些冷。 我说，我来找程士元。 她说，程士元是她公公，中午喝了点酒，正睡午觉，怕一时半晌醒不了。 我说，那我就等。 太阳偏西，北屋门帘一动，有个老头从里面走出来。女人说，爸，有人找你。 程士元问，打哪儿来？ 我赶紧接上说，打日本。 程士元走下台阶问，有事？ 我说打听一个人，史国章。 程士元说，史国章是汉奸，早死了。 我说，那就给我讲讲史国章的事。 程士元说，敢情日本人也搞内查外调哇。 我把西垣秀次给我的银筷子拿出来让程士元看。我说，这个日本人天天吃饭用这双筷子，用了五十年了。他很看重送筷子的这个人。 程士元把筷子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这是一双民间使用的普通银筷子，一头尖，一头方，用链子连着。方的一端一支上刻着：警备队少佐西垣秀次；另一支上刻着：河北临州保安队队长史国章。程士元看了半天筷子说，不错，这是赵寿祥的手艺，他打的银器都有记号。说着老汉指给我看，在筷子的方形尖端有两个相套的双圆印痕。程士元又走进西屋，捋下老伴手上的镯子拿出来给我看，镯子的内侧也有双圆印痕。程士元说，筷子是赵银匠所制无疑，是出自临州的物件。看来鬼子没有妄说。 我问史国章死于何时何地。 程士元说，1943年5月被日本人杀死在涉县城隍庙，死法很特殊，是用刀剐了的。 我问他是否搞错。 他说没有。 我问当时在城隍庙杀了几人。 程士元说凌迟者只有史国章一人。 我问史国章有无后代。 程士元说史国章是外乡人，来无影去无踪，无根无基，有后代也无人查找。 我问史国章的死可有凭证。 程士元说死人要何凭证，那年月死的人多了，上哪儿要凭证去？找谁要凭证去？ 我说史国章死的蹊跷。 程士元说死便死了，有何蹊跷。 我说史国章是汉奸，鬼子将汉奸凌迟处死，不合情理。 程士元说日本人向来不讲情理，5月14日临州近千无辜者死于一旦，这其中有什么情理？ 我说鬼子为什么要杀汉奸？ 程士元说鬼子为什么不能杀汉奸，狗与狗之间的事用人的道理没法解释。 谈及五十多年前的那场屠杀，程士元很激动。他说那天是农历四月十一，是他舅爷的生日，他先一天随母亲回娘家祝寿，这才幸免于难。听说临州城发生变故，当日不敢回家，三天过后随着母亲跌跌撞撞地赶回临州，临州已面目全非，除了焦土尽是血腥。街上触目皆是尸体，斩去手脚的，砍成两截的，无首的，穿胸的，横七竖八倒卧在血泊中。当铺的台阶上齐刷刷摆了二三十个，几排人头，地上的血有寸厚……在那场灾难中，除了他与母亲幸存，全家十七口，全部遇难。 我问当铺掌柜刘三连一家是否也在其中。 程士元说当然未能幸免。 我问其中可有刘家大少奶奶的妹子老多儿。 程士元说刘家大少奶奶是由南边嫁过来的，没听说过她有妹子。 我说他应该知道赵庄的老多儿。 程士元说老多儿是美人儿，出事以后也再没人见过她。下落不明。 我问他知不知道日本人西垣秀次。 他说日本人的事避之唯恐不及，哪敢问什么姓名。 问及学日本语的情况，程士元说他至今能读日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当时因为怕杀头，所以记得特别牢。说着指着我挎包上的假名准确地读出了发音，语音的标准显系日本人所教，不容置疑。 我问当时可否不学。 程士元说孩子不学大人便会拉进日本人的地方挨打，拉人者都是保安队一伙。后来看鬼子对小孩子确无恶意，大家也松了心，街上梆子一敲，各家孩子就去当铺集合，在刘三连家的大厅里等着日本教官来讲课，讲课前先给孔子像鞠躬，再唱一首叫“洒库拉“（樱花）的歌。 我问他教日语的鬼子什么模样。 他说小白脸，瘦高个，留仁丹胡，戴眼镜，跟电影《地道战》里偷地雷的那个差不多。 我取出西垣秀次的照片让程士元辨认，程士元不敢肯定，一会儿说象，一会儿说不象。 我问是不是每回都在当铺里学。 程士元说每回都在那儿学。 我问他在那儿见没见过史国章和老多儿。 他说史国章倒是常见，但没见过老多儿。 我想，这一定是西垣经常进入当铺的原因之一。在这里，他、史国章、老多儿之间准有过什么事情。他说过，史国章于他编撰的“华北陆军作战史”太重要了。从他绘制当铺图形的准确无误来推断，这个地点与史国章有着同样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临州经过了那场血腥屠杀元气大伤，历史在这里演出了惊天动地、喋血饮恨的一幕之后立即沉默，将许许多多不解之谜统统淹没在血的下面，任它凝结，干枯，又随风吹散。而今，捕捉这散落的信息恰如那不定的风，难以抓得准了，即便抓住一星半点也是飘飘荡荡，恍恍惚惚的迷茫，只会把人搞得越发糊涂。 我要了解史国章的劣迹。 程士元说，史国章干的坏事当与保安队连在一块儿。那个人的脸老是青的，从没见过他的笑模样。当然，保安队长也用不着跟老百姓笑，他笑了准没好事，所以还是不笑的好。又说，刘家集上杀过两个八路，是保安队干的；逼王二憨上吊也是保安队干的；给鬼子抓伕是保安队干的；强奸赵庄、刘家集的女人们好象也是保安队的事。每回下去清剿，跑在前头的都是保安队…… 程士元的儿媳妇对保安队， 对史国章都没兴趣，直着嗓子喊程士元去吃饭，逐客的意思是明显的。受一种恶作剧心理的驱使，我压低声音对说：鬼子西垣秀次让我来找史国章，想给史家后人一大笔日元呢！ 程士元立即喊道，这钱太脏！ 儿媳妇在那边接茬儿了，爹，现在都讲战争赔偿呢，韩国的慰安妇在电视上张口就要数千万，日本人照样得掏腰包。咱们临州人也该要求赔偿，现在飞机失事了飞机场还给赔钱呢，更何况那是有意杀人，咱那么多亲人白死了？国家不好张口，个人可以张口，咱家一下死了十七口，杀人赔钱，理所当然。 程士元说，你别在这儿瞎搅和，这是两码事，这回是鬼子要给汉奸赔钱。 儿媳妇说，谁给，给谁都一样。 六 日本人寻找史国章的事象风一样在临州传播开来。 我在街上走，总有人指指点点，令人很不自在。我想我是该走了，史国章的下落已经搞清楚，再没有什么可呆在这里的理由，就到车站买了明天早晨去北京的车票。看票面的日期是5月15日，那么今天该是5月14日，是临州的祭日。 街上的人很平静，已经没有谁能想起来五十二年前的今天这里发生过什么，浸过血的街道照旧流淌着血迹，那是自由市场浸鸡杀鸭、剖鱼挖腮的附带。小贩们用水将血冲过，那水便变作了粉红，沿着路沿缓缓流淌，带着一股繁华欢快的腥…… 我在市场上买了几个硕大的白杏，用塑料兜装了，回到旅社。 有一男一女在房门前等候，他们怯怯地说是史国章的后代。 让进屋里，彼此落了座，对方又迟迟不开口。我很不礼貌地看了几回手表，终于在男人的鼓动下，女的张嘴说话了，说史国章是她的祖父，她是史国章的孙女，叫葛小利。 我吃着杏，听葛小利讲述一个很落套的、听开头便知结尾的故事。明天早晨就要离开临州，对昔日那些搞不清的关系我已无意搞清。那个复杂的连环套圈已经锈死，无从摘解，它毕竟不属于这个年代。 倒有人愿意往圈里钻。 这名叫葛小利的女子穿着艳丽的杏黄衫，遮住前额的浓密刘海使人猜不准她的年龄。在她讲述与史国章种种瓜葛的时候，那男的在一边不住补充。我问他是谁，他说是葛小利的丈夫。 葛小利说她父亲1947年由河北宝坻来此寻觅祖父，人说史国章是汉奸，且已不在人世，便没敢声张，由此入赘临州葛家，成为临州一员，再不提史国章之事。 我把这一切当作小说来听，因为我不相信在“给一大笔日元”的诱惑下会找来什么真的后代。 尽管葛小利的言辞杂乱无章，但她讲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使我不得不对自己的某些思路进行重新设定。 这就是关于银匠赵寿祥的事情。赵银匠是血案的幸存者之一。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被聘为冶炼部的技术指导。以熔银方法来炼钢，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终未能使全城的铁锅由那两口土高炉里掏出来，终以“破坏大炼钢铁”为名被戴上反坏帽子，负责清理城内各户粪坑。同操粪业的还有的父亲，他倒并非是由于保安队长“老子”的缘故，他的问题是“历史不清”，原因是河北宝坻方面给他开具不出任何是哪里人的证明，他究竟是打哪儿来的竟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了，这样的人自然是坏分子无疑。掏粪的工作伸缩量非常之大，剩半坑也是掏了，全掏净也是掏了，更多的时间是靠在厕所外向阳的墙根抽烟聊天，于是葛入赘与赵银匠的友谊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谈话乃容自然也离不开粪类，离不开厕所。赵银匠说他一辈子上了无数回厕所，都很一般，只有一回让他眼界大开，终生难忘。这就牵扯到1943年5月14日，那天赵银匠拿着打好的一副银筷子去保安队找，进了大门见史国章正在院子里给各乡乡长训话，说是端阳节快到了，让各乡筹集五百斤白面，一口肥猪，二百斤鲜菜，犒劳皇军。各乡乡长在下面发牢骚，表示有困难。史国章伸手就向树上打了一枪，说既然有困难，白面就由五百斤加到六百斤，猪由一头加到两头。各乡长都不敢再说什么，怕再说又往上加。赵银匠说史国章治人真有办法，看情景他这筷子的手工钱是收不回来了。令他遗憾的是筷子本身倒没什么，难就难在上头的那些字上，那是他花了几个晚上才搞出来的，很不容易。乡长们回去了，赵银匠将筷子给了史国章，眼见着史国章揣着筷子进了保安队集聚的大屋。历史的巧合往往巧得让人难以置信，正转身向外走的赵银匠忽然感到内急。依他的本意是赶回家去，从从容容地解决问题，然而翻江倒海的肚子与他的想法相违，他不得不捂着肚子闪进了保安队大院东南角用秫佶围出的厕所。说他的裤子刚褪下，鬼子们就气势汹汹地进来了，让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正屋，包括做饭的老刘。保安队员们都莫名其妙，不知鬼子要搞什么名堂。及至看见鬼子往屋里洒汽油才如梦方醒，保安队员多不是省油的灯，当下就有人吆喝着往外冲。外头鬼子早架好了机枪，出来几个扫倒几个。后来火烧起来了，往外跑的全打死在门口，没跑的都烧死在屋里。赵银匠在厕所里，透过秫佶的缝隙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吓得大气不敢出。所幸那天收拾保安队大院的鬼子没有一个光顾厕所的，否则也没有他以后“破坏大炼钢铁”这一说了。赵银匠说他这辈子就是得了厕所的济，即便公家不让他掏茅房他也要主动要求掏茅房，以报此救命大恩。葛入赘说赵银匠大难不死定有后福，日后准还有好日子过呢。赵银匠说他还有十年红运要走，命里八字都排着呢。就在赵银匠说过此话的第二天，老汉背着装满粪便的木桶正要站起，却身子一歪滑了下去，送往医院，已然气绝，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 葛小利至少向我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史国章在1943年5月14日上午已同他的保安队员亡命在他的部队中，这一切有银匠赵寿祥作证。这段历史不可能出自葛小利的编撰，她没有这个水平。问题在于，如果史国章毙命于保安队部，那么银匠送来的筷子又何以到西垣秀次之手？也就是说西垣在保安队全部丧生火海之后与史国章仍有过接触，这实在地让人费解了。 西垣秀次向我隐瞒了什么。 我的跑神引起了葛小利丈夫的不满，他在等我回答问题。 我让他把话再重复一遍。他说钱他们不想要，他们夫妇要去日本留学。我问留什么学，他说留什么都成，只要对方肯赞助。我说你们连幼儿园都进不成，幼儿园的小朋友还会说日语呢。男的就说我挖苦人，态度不友好，是地道的汉奸作风。我想笑，刚才还死期白赖承认自己是汉奸孙子，一转脸又把汉奸帽子扣了过来，变换之迅速，如打网球一般。葛小利较她的丈夫冷静，向我索要的地址。我说她的证据不充分，依着她这种扯法我可以说我是美国克林顿的姑妈，是中国秦始皇的姨姥姥。葛小利想了一想，从包里摸出一块小木头章子，说是她祖父留下的。我看那章子油腻腻地发暗，倒象个年代久远的物件儿。葛小利拿过桌上的台历在上面印，使了半天劲，台历上没有痕迹。我拿过印章，看那印面的残存已经干透，发黑，这个当年不离主人左右，以显示身份和权利的小木块如今冷落得让人不屑一顾了。我冲着印面哈气，以图通过温热软化那干硬了数十年的印泥，以便再现旧日的图形。 我的努力是徒劳的。红色的5月14日星期日下面依旧是一片苍白。 葛小利丈夫说得去找印泥。他拿着木章跑出去了，屋里只剩下葛小利和我。 她说你不相信我。 我说我谁都信，只要你拿出充分证据。 她说我看得出你不相信。 我说史国章是汉奸。 她说知道。 我说西垣秀次是鬼子。 她说知道。 我说你们通过汉奸的渠道去找鬼子，接受鬼子的馈赠，不怕别人有看法，尤其在这有过血案的临州。 她说这是老辈的事情，老辈的恩怨老辈去了结。我们不能替老辈背黑锅，替老辈偿还民族恨一类的债务。 我说没有还债的责任却有受惠的权利，你这个葛小利啊，想把便宜往完里沾呢。 她说你这人说话太刻薄，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今天是鬼子找汉奸，不是汉奸找鬼子。 我说当然，问题是出现了冒牌汉奸，连这东西都有假冒伪劣产品。 葛小利的丈夫大举着章进来了，说是跑了大半条街才在卖筐笼的土产店找到红印泥，他是沾饱了才回来的。说着在台历上使劲砸了下去。 我看着半截章子连同手指均被染成红色，已料想出会砸出一种什么效果。果然，印章抬起，竟将那页台历也沾下来，揭开来看，是一片模糊，正如史国章本人。 男的说再来！又啪啪啪一连几下。终于纸上显出几个羞怯怯的小字，细看是： 刘国良。 都无话可说，只那男的仍坚持那篆字就是史国章。 我站起身准备送客了。 葛小利临出门前又转过身来说可否向西垣那边通融一下。 望着被风吹落到地上的5月14日红色台历，望着上面如血的印痕，我说何苦。 七 在火车站，被一干部模样的人在站台上拦住，说是姓张，受有关部门之托前来送行。从谈话中可以感到，他对我在临州的活动已了如指掌。他说因知道得很晚，招待不周。又说临州的敌伪档案有限，“文革”时被造反派付之一炬，已荡然无存。昨晚上级已责他查过旧县志，有关史国章情况竟无只字记载。如若时间宽裕，他可陪我去地区查档，或许能有线索。 我说一区区汉奸，何须兴师动众，不过是某鬼子一时心血来潮想翻旧帐罢了。 开车铃响，我登上车。老张变戏法儿般变出两大兜土特产来，其中有酒。老张没头没脑地塞给我，我说这是怎么说。老张说东西不值钱都是临州的产品，一包给你，一包给鬼子，说鬼子品品临州的老味儿，或许怀旧情绪难抑，想来临州投资办厂什么的也未可知。如若那样，临州将为他大开方便之门。 火车开动，我抱着两大包东西站立不稳地倚在两车连接处。 老张在下面热烈地挥手道别，一再叮嘱请再来！好象我们是熟识已久的朋友。 我总觉着有什么遗漏，火车开出两站地，我才猛然醒悟忘了一件大事：我叔父的下落。 八 回到东京，我没有急于见西垣秀次，而是一头扎进了资料室，我要在1943年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的变化中寻出解决谜团的蛛丝马迹。 宽大的资料室里，除了空调的嗡嗡声就是我翻阅纸页的声音。年老的女资料员尽职尽责地陪伴着我，不声不响地坐在房间的一隅。 有时她会走过来，善意地冲我一笑，在我桌前放一碗冰镇的麦茶；有时她会提醒我该下班了，查找半截的资料她可代为保存。我看表，时间已超过四十分钟，便满是歉意地赶紧收拾桌子。 华北肃正作战是日军在中国的重要战场之意，由于涉及地区广阔，兵力复杂、分散，参战部队的番号和任务变换频繁，资料十分零碎，查阅十分困难。所在的华北 派遣宪兵队又称华北特别警备队，人称“北特警”，司令官为野音二郎。这是一支“专门破坏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组织的特工部队”，所选人员都是日军各部精英，总部设有“特高课”从事谍报工作。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有一份“肃正作战”前的会议纪要，会议上明确指出“共产党、八路军是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提出“只有打破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的共产党组织，才是华北治安肃正作战的根本”。为完成这个战略目标，除各宪兵队分队组成情报网以外，还将一批宪兵配属一线兵团，分布于占领区200多个县城和300多处主要据点，与情报网随时保持密切联系。具体措施一二三四……部署之严密足令“立足于军政党民的共产党组织”插翅难逃。 但是严密布局下的庞大作战结局竟然出现了“未获战果，只获取了八路的少量遗留物资”。这一戏剧性结局，无异于给北特警、特高课们脸上抹了几道滑稽的油彩，使前面的一切行动都变得毫无意义，变得做戏般的假模假式。如一只窥探猎物已久的虎，兜了无数个圈子终向猎物扑去时，才发现那是一只散着猎物体温的空巢。恼怒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必要的报复外，在1943年8月24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陆甲第81号命令，改变的编制，由原来的2595人减为970人。这次大清洗，临州的北特警人员无一人留用，除了西垣秀次以外。 改编后的北特警如一只凶狠暴戾的豺狼，以其精瘦的身材，锋利的牙齿，再次扑向晋察冀的共产党八路军。据日本资料记载，从1943年9月20日至1944年6月9日，北特警进行了一期作战，杀死共产党及抗日人员1984人，拘捕13438人。 1943年5月“肃正作战”情报的泄漏是显而易见的。日军采取临州为报复点，将临州百姓，甚至为日本人做事的保安队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格杀无论，自有着他的目的。 史国章究竟为何人？ 西垣秀次是个怎样的角色？ 我在翻阅材料之后打了问号。 我给西垣打电话，他夫人接的，说西垣于一周前犯心脏病住进了医院，现在病情已基本稳定。为保持心情平静，严格控制人员探视，以防发生意外。我让她转告西垣，说我已由中国河北返回。 星期六下午没事，坐地铁到大浪町去看松村武。 将当铺西跨院的照片拿给他看，他拿照片的手有些抖，说地点没错，就是这里。那是这间屋没有玻璃窗和粉窗帘，是一律的木格窗，窗棂上糊着白纸……井的位置也对，不同的是井口小了许多，也没了井台。 松村将枯井的照片端端正正地放在佛坛祖先的灵位旁边，献上一杯清茶，焚香击磬，双手合十，默默地悼念了许久。 他的孙子恰巧从厅前走过，被喊进来。松村叫他看照片，说井水中有九条中国人的生命，都是爷爷杀的。这笔债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也永远不会忘记，也希望他的孙子不要忘记，这张照片将放在祖宗灵位旁，日日供奉，直至子孙后代。 九 第二天便接到西垣电话，要急于见我，时间订在下午两点半。 在东京秋叶原车站吃完午饭时间还早，我坐在附近的吃茶店喝咖啡，无聊地看着从窗外走过的行人。男的，女的，美的，丑的，一二三四……数到二百多人时我已经很不耐烦，细想，尚不及“华北肃正作战”中，中国人被杀的二百分之一。 狗日的鬼子们！ 在品川的医院里，我见到了西垣秀次，将河北老张送的土特产一一由包内掏出。 西垣将每件东西都看得很仔细，他最中意的是一种装在黑色草篓里的咸菜。他说多年不见了，还是这个样子，连口上系的麻绳，盖的红纸都没有变。 我说临州可是变了，变得现代化了，路宽了，房高了，人也洋了。我把在临州拍的照片拿给他看，他不住地摇头，说不是临州，不是临州。我从中挑出当铺的照片让他辨认。 他肯定地说，你搞错了，我从没到过这样的地方。 我说这是临州唯一的当铺旧址，不会错。 西垣又看照片，夫人也过来看照片。 西垣问，史国章— 我看着他的眼睛说，倒要问你。 西垣避开我的目光，沉默了半晌说，叶桑你是个厉害的人。我知道你去河北的结局就是如此。 西垣示意他的夫人出去，看那女人轻轻带上门，他才对我说，从在研究所第一天看见你，我就知道你是有目的而来。 我说我想听实话。 西垣说，你知道我的病情吗？三度心衰，经不起任何冲击了。 我说讲出来你的心里就没压力了，不是冲击，是释放，你会象正常人一样健康。 他说他也这么想过，但他不能够，因为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有着自己的道德忠义观念。他说，战争中他是6支队少佐军官，驻扎河北临州，专门搜集八路情报工作。情报的提供者是史国章和几个联络小组。他常去刘三连的当铺找史国章，在那里也认识了老多儿，那个美丽无比的中国女人。老多儿梳着一条长辫子，未开言先露笑，他觉着就是古诗里罗敷女的化身，典型的中国古典美，他为此而倾倒。每回见了老多儿，都身不由己地颤抖，紧张，不知该干些什么。搁别的日本人，或许会毫不费力地占有了这个女人，但他不行。汉学世家出身的他深谙儒家的礼教规范，他不愿破坏眼前这个美好的物件如同不愿打碎一枚精美的玉盏。史国章与老多儿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他凭多年的特工经验，在史国章身上嗅出了只有他和史国章本人才知道的味道。史国章送来的情报千真万确地准确，几乎没有过失误，但日本人又从中沾不上什么便宜。这是史国章欠高明的地方，以史国章的精明和他相比，略差一筹。 他之所以佯装不知，是因为他对这场战争的反感和厌恶。汉学精深的他对特高课也许是个工具，是难以寻觅的高参。但他毕竟是儒教文化的追崇者，这使得他有了明显的两面性。在执行任务时他无限忠于大日本帝国，忠于天皇，然而在内心的深处他将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日本的儒家文化做了认真比较。他认为，日本虽然也划入“儒家文化圈”内，却并没有理解儒教文化的实质。中国儒家把仁义礼智信作为重要美德，以“仁”作为统治国家的原则，待人处世的根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仁”是一个至高无上不可亵渎的字眼。而日本将孔孟之道走歪了，与儒家思想大相径庭的是他们将“忠”提到了道德的首位，儒家的以不违背仁而奉君，在日本则成了“以忠君而献身”，与忠相应而生的是勇，孔子说“仁者必有勇，而勇者不必有仁”。日本的“忠勇”思想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战争的掀起，美其名曰为天皇陛下而战，为东亚共荣而战，为圣战而战，然而却不知“刑罚不足以畏其志，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就连那独崇残刑的韩非也知“世有三亡，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日本之举，貌似勇猛，其实必败无疑，“华北肃正作战”本身实则已显露出日军色厉内荏和穷兵黩武，孤注一掷的艰难。 在一个慵懒的午后，他放了在大厅学日语的孩子们。自己慢悠悠踱到西跨院。老多儿正在井台前洗衣服，一双粉嫩的手在水里搓来揉去。这个美丽无比的中国女人，竟把他看得有些灵魂出窍。老多儿看见西垣，微微一笑，站起身闪出小院，再不露面。一会儿史国章进来了，把他让进套间。他坐在套间的南炕上，脑子里翻腾的还是老多儿。老多儿的脸很美，洗衣服的姿势也很美，美人谁见了谁为之销魂。孔圣人也喜欢美女呢，“有美女如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何况他一凡夫俗子。 在等待老多儿给他上茶的空间，他想应该为老多儿说点儿什么。于是鬼使神差，他讲了不日去涉县的话，在他的思维深处，也是有意将这一情报透露给，他的心里，已清楚不过地明白会以最快速度将这一消息传递给某一组织。 他有意无意地说，史国章有意无意地听。谁都知道，彼此的精神都在高度集中，双方的额上都渗出了细细的汗。老多端来茶水的时候明显地感到了气氛的不正常，她看到西垣的脸色有些苍白，看到端茶杯的手微微有些发颤。也就是说在几分钟之内，这间小跨院的套间里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重要事情。 围剿涉县的失败已在西垣秀次的意料之中。在到达涉县的第二天，大扫荡情报是由临州保安队传递给八路的消息也传到他耳中。为此，日本人对临州采取了残酷报复措施，使临州保安队在一个上午便全队覆灭。 史国章成了漏网之鱼，或许是赵银匠记忆的错误，或许是史国章在危急时刻得以脱身，总之，在临州大劫之后，史国章还活着。 特高课对情报的泄露开始追查，史国章的存在对西垣秀次构成了明显的威胁。以“朋友”之名将隐匿起来的约到刘各庄，借机予以逮捕，押到涉县。 在临去涉县之前，西垣与史国章在刘各庄的一间小屋里有过一次谈话。 西垣说，知道我会逮你，为什么还来。 史国章说，为了让你彻底安心。 西垣说，你得死。 史国章说，我知道。 西垣说，我本来可以让你在八路军那边英雄一般地待下去，但那样一来，人们就会知道是北特警的西垣秀次把作战情况透露给共产党。共产党那边会很感激地为我严守秘密，这是我所不愿意的。关于在西套间的谈话内容你已报告给了你们的人，现在我想知道，关于具体谈话对象你是否已经报告给了你的组织。 史国章说，话是由人传过去的，为保护提供消息者的安全，他没有跟传话人谈及消息的来源。所以，八路军方面至今只知情报而不知渠道。 西垣说，如此甚好。这件事除了你我两个人，再没人知道。你一死，这个谜我将保存到永远。 史国章说，我知道你会这么做。我本可以不来，但那样，特高课会一直追查下去，难保你不受牵连，你毕竟为中国人做了件事。 西垣说，我是孔孟的弟子，我的观念跟上峰有差距。 史国章说，你反对杀戮，但你并不反对侵略，刚柔相济，你不过走的是柔的道路罢了。侵略的实质是一样的。你毕竟是日本人。 西垣说，史国章你是该死了，我为你们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史国章说，正为了感激你，所以我才来了。 西垣说，我会永远记着你。这个记忆只属于我一个人。 这时史国章把一双银筷子交给了西垣秀次，说是为了这次合作，特意着人打制的。 西垣说，只要我活着，这双筷子便会日日陪伴着我，我用这双筷子向史国章君起誓。 史国章说，最后还有一个要求。 西垣说，请讲。 史国章说，给我一个痛快的死。 西垣说，行。 西垣说，把你后代的名字告诉我，有朝一日我会来找他们。 史国章说，我没有后代。 西垣说，还有老多儿…… 史国章说，你永远见不到她了。 西垣说，只要她还在人世，我不会找不着！ 史国章走到小窗前，临窗站了许久。外面是灰蒙蒙的天，一只雀儿在窗前的枝上梳理着羽毛。山野的风吹拂进来，掠过史国章又掠过西垣秀次，呻吟着，消失在屋角…… 第二天史国章被押往涉县。 审讯史国章的是宪兵队小队长柴田，这样的事用不着少佐西垣秀次出面。 拷打是严酷的，在城隍庙大鬼小鬼的塑像脚下，史国章被打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涉及情报的问题一概大包大揽，问到消息来源便不再张嘴，任你水灌火烫，全无济于事。 柴田是个残忍、怪戾的家伙，他将史国章绑在庙门口的旗杆上，一边审问一边一刀刀地割肉。这招出乎西垣秀次的意料，在与共产党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深知这些人为坚守信仰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撬开他们的嘴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绝没想到柴田能采取这样的逼供方式，特别是他看到柴田叫人将史国章的生殖器割下，托在手中细细地欣赏的时候，他觉得不但违背了“给一个痛快的死”的应诺，也对不起西跨院井台前那个女神般的老多儿. 昏迷中的史国章透过血的帘幕隐隐感到西垣的到来，他开始点着名地痛骂西垣，尽管骂得恶毒又凶狠，却始终没将两人共同守约的秘密说出来。 这点令西垣秀次由衷地敬佩。 史国章死于柴田之手，追查线索到此中断。柴田被送往军事法庭。以后是对北特警人员的逐个清审，系列的改编，鬼子对自己的嫡系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史国章的死使西垣铲除了一切后顾之忧，北特警6支队伤筋动骨的改编并没有波及到他，在他的同行大部分被遣散到作战部队的同时，1943年10月，他被调回北平本部，升任少将参谋，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回国。 我听了西垣的叙述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让我去寻找史国章，不过是去寻找一个过程，以证明1943年日军对涉县的合击，八路军确是得到情报而撤离的，这对撰史严谨的日本人来说是必经的程序，而实际这只是一种结果。对史国章的寻找，就是对过程的调查。这个过程的关键即是西垣本人，他为自己的撰史设了一个难题，即崇拜孔孟之道的他毕竟受到日本的集团精神约束，正如筑波湖畔，十九岁士兵山田墓前的那些樱花，连起是一片灿烂花海，折下却平淡无奇，没了精神。西垣这朵花，要牢牢生在枝干上，只要生命存在，就绝不游离，绝不飘零。即便在某个时候有些变色，但仍是一朵纯正的日本樱。 十 走出医院大门，天气骤变，东京湾海浪层层，狂猛地扑打在堤岸上，海风撕扯着我的衣服，令人迈不开脚步。昏乱的头脑并没有因为风的敲打而变得清醒，一个问题反复缠绕着我。 城隍庙前被杀的究竟是谁？ 我那美丽而痴情的婶母又是谁？ 大风吹来使我站立不稳，我就近抱住了一棵大树。 大树随风摇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