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 ——王夫之 公元六二七年七月二日，唐朝都城长安刀光剑影，喋血百步，唐高祖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宫中发动政变，杀其长兄李建成、四弟李元吉及其家属数百人，史称玄武门之变。这场政变的有关记载，我想大多数略涉史者都该耳熟能详了，但众所周知，中国的正史历来是经过再创造的，下面即对一些可供推敲的地方展开论述。首先对李建成其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历来史书所载之建成，阴险狡诈，好色贪功，与襟怀磊落、英明神武的李世民站在一起，不得不让人庆幸登上帝位开创大唐盛世没有所托匪人。然而透过历史的重重黑幕，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李建成与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离的。李渊晋阳起兵之后，李建成西渡黄河，攻克长安（长安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并不亚于后来李世民所攻下的洛阳，甚至犹有过之。李建成在战争初期即占据长安，唐军声威大振，顿时成为最有希望问鼎中原的一支割据力量，使得蜀地的势力不得不下决心依附于唐，使西秦霸王薛举被切断在西北成为孤军，又令王世充占据的洛阳的西方成为了死路，更使当时蠢蠢欲动的突厥不得不顾及强大的唐军加上坚城长安的效果。），又与窦建德相持，没有让当时气势正盛的夏军逼近太原，军功与李世民相比毫不逊色。即便说李世民更善用奇兵，有虎牢一战的经典战例，也不能肯定李建成的用兵能力就比李世民差多少。因为在历史上（尤其是唐后，理由后具），在宫闱之战中败北的人即使有再经典的战例，大多也不会被详尽地记入史书，顶多说上一句“建成纳计，乃克长安”。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书上最不堪的大概就是蒸淫父姬的罪名了，史载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密奏高祖“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可谓石破天惊的一笔。因为直接跟皇帝老爹说我哥我弟给您戴了项绿油油的帽子（而且居然能让史官知道），未免也太过滑稽，任李渊脾气再好，大概也不会窝囊到让此事不了了之罢。这条史载记录大半是李世民座下史官原创的吧，便保守估计，也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含糊道“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李建成无论是在正史中，还是在稗史小说中，均以阴谋家身份出现，然而其阴谋却屡屡失败，让人怀疑他究竟是否窝里斗的料。从历史上看，弟弟的阴谋能力大多强于兄长，有姬发之于姬伯邑考、公子小白之于公子纠、胡亥之于扶苏、刘秀之于刘[丝寅]（字库无）、杨广之于杨勇为证（曹植与曹丕倒是例外，不过我不认为曹植是个野心家，欢迎讨论），大概只要有一个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弟弟，兄长的位置就要危乎其哉了。我想这大概不是偶然，身为嫡长子，总有“居安不能思危”的倾向。相反，李世民却因一句“居安思危”而瞿然动容。那么，谁会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纵横不倒也就不言而喻了。由此再来看李世民其人，正史中的李世民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可谓一忍再忍，直至忍无可忍，是忠义孝悌的道德典范，俨然内圣外王。那么李世民究竟是否真如史所载，在玄武门之变之前一直在被动忍让当中呢？从李渊晋阳起兵开始看，《资治通鉴》写：“……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正。”这一段便大有疑点，其实李渊受隋室所迫，早有反意（李渊戎马半生，官场捭阖不倒，身处乱世，自非池中物）。加之首提造反的乃是刘文静（后为李渊所杀），李世民只是鼓动者之一，且其军功至此尚半点未立，那么这个“皆汝所致”就无从说起了。而且这个“请以世民为世子”的“将佐”事迹并未载于史，殊为可疑——试想如有人慧眼如此，如何会被李世民漏掉？由此推测，“废立”之说，十有八九有如“高祖斩白蛇”“刘备靠大树”一类的“事后诸葛亮”编造出来的。另外就是和尚道士的预言了，名字尚无，便有“年二十，可济世安民”。准确程度几乎可与诺查丹玛斯相媲美，不过估计和尚可能是见了富人模样就要上去讨点欢喜钱来的，说不定还造就了多少张世民、王世民、孙世民呢。武德四年，攻打洛阳的李世民带房玄龄拜访了远知道士，道士的预言还是很有客观依据的：“你将作太平天子，愿自惜。”李世民自是“眷言风范，无忘寤寐”。大概他便是从此才坚定了夺位建成的决心罢。同一年攻下洛阳后，他招贤纳士，设天策府、文学馆，闲则共话古今，纵谈天下，俨然君臣气派。封德彝便注意到：“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于是在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的斗争中，李世民于情于理都处在主动出击的位置，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宫中、朝中多数高官甚至父亲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形势便要求李世民不断示弱退让，保存实力，营造环境，以求一击必杀。史载突厥退兵后，李渊命兄弟三人驰射角胜，李建成将一匹劣马付于李世民，结果劣马连蹶三次，李世民都适时跳离马背，免于遭殃。此事疑点有四：一是李世民与李建成明争暗斗多时，如何会让李建成为其挑马，又如何会乘上这马？二是李建成如何会在父皇面前使出这等拙劣手腕？三是李世民久历沙场，骑术高超，如何不识蹶弓劣马？四是即便碍于情面骑上劣马，一蹶即当换骑，如何三蹶？另一桩公案是玄武门之变前两三天，据说也是决定性的事件。史载武德九年六月，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宫宴饮，谋以鸩毒，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此事捏造之嫌恐怕比上例犹有过之。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矛盾已然激化到无可收拾，两大阵营剑拔弩张，频频发生冲突，如何又有聚宴之理？即便聚宴，李世民又如何敢饮鸿门之酒？更滑稽的是，喝了鸩酒又居然不死，难道李世民内功深厚到“吐血数升”即可的地步？又或李建成一时糊涂，从黑市上买来了伪劣产品？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便是这个“吐血数斗”的李世民，两三天后在玄武门前生龙活虎，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由上，可以清楚看出，李世民的脸上可谓浓妆艳抹，厚厚地擦上了一层脂粉，而费心费力为他上妆的，正是他手下主管删略《国史》，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的房玄龄等人（其实房玄龄也只是署名的主编而已，动笔者不详，盖有许敬宗、李延寿、李淳风等）。当然李建成也并非没有主动出击过，面对日益增加的秦王势力，李建成无疑比任何人都要担忧。他的对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将佐，企图孤立李世民，再一举消灭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筹，他将计就计，让手下假装离开长安再偷偷潜回天策府，示敌以弱，出敌不意。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收买了许多东宫势力下的要人，其中两个，在玄武门之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是东宫官王[目至]（字库无），他在玄武门之变前一两天，密奏说“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谋害秦王”，结果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召集部下策划政变；第二则是更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玄武门总领常何，正是由于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够伏兵玄武门，袭杀李建成、李元吉。而这个常何的动向，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他早在洛阳之战时便追随李世民，虽曾从李建成征讨河北，但入长安却是奉李世民之令。李建成为什么会信任他呢？窃以为，常何很可能是李世民的反间。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终于发生，李世民令尉迟恭、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勇士预伏玄武门内。该日早晨，李建成、李元吉上朝，途径临湖殿，发现异常，掉转马头向东走，伏兵杀出，李世民亲自射杀李建成，尉迟恭等追杀李元吉。我国历史书上幽默地写道，玄武门之变实质并非兄弟间争夺皇位的政变，而是地主阶级内部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和旧世族官僚集团之间为争夺国家领导权而发生的尖锐斗争。（何为地主阶级？何为新兴？何为旧世族？）遍涉与玄武门之变相关的正史，仅有房玄龄等人删略的《国史》、编撰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后来的新旧《唐书》等正史均取材于彼。甚至在稗史里也找不到与有价值的资料，不可不叹服太宗与其史官心思之缜密，太宗平生事迹丝毫不落，头头是道“高风亮节”，字字可谓“明仁睿智”，只可惜玄武门事端略显欲盖弥彰，教后世治史者窥破些许，惜乎其哉！题目所说的“史官杰作”便是此意，自唐开始，历代正史收归官修，像太史公一样的个人修史在原则上不被允许，称为“稗史”，相关文简不受国家的保护。唐修《晋书》、《南史》、《北史》也都是群体工作，统一思想，删益由人。其实太宗所为，比起“中兴”的宋高宗（修史的秦熹）、“神武”的明太祖、“古今未有之盛世”的康雍乾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奸诈惨刻多疑好杀，未若朱元璋；心狠手辣不念骨肉，未若雍正：“清风”只识四库全书，未若乾隆。何况我唐太宗李世民开泱泱中华之大唐盛世，旺我华夏千年之骨血，这些许微瑕又算得了什么呢？！算得了。 史家之风正是从唐开始败坏得无法收拾的——春秋尚有董狐直书，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未曾试图掩盖历史（他只想让后世记住他所作的任何一件事情），司马迁千古史笔千古文章，班固范晔虽然稍逊可也是直道而为，陈寿有所私于魏，可是还未曾昧心删改——可是唐太宗一即位，便将历史收入自家名下，任意涂鸦篡改！史官文化是什么？史官文化就是这个。史官文化就是从史官历史结束时开始的，不要以为贞观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光明的时期，其实从那里就埋下了最黑暗的种子。与唐朝同时，欧洲正处于蒙昧的中世纪时期，然而历史虽然孱弱，却依然贞洁地踏着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阿庇安的脚步，折射着黑暗的光芒。艾因哈德在这个时期所创作的《查理大帝传》被瓦拉夫里德。斯特拉伯称为“提供了丝毫不假的真情实况”。中国的史书自从收为官修之后，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外（平心而论，我认为其中最大的价值只是宫闱朝中的勾心斗角），再未曾焕发出生命力，李延寿、薛居正、脱脱、张廷玉等人的名字只是在历史专业教科书上才能看到，欧阳修也是因散文诗词而非《新唐书》、《新五代史》（后者倒是难得一见的私人修史，不过欧阳修意在一字褒贬，以警奸佞，反倒使思想大过事实，落了下乘）出名。在整个东方，除了没有历史概念崇拜“破碎”概念的印度人外，日本的《古事记》、朝鲜的《高丽史》、蒙古的《世界征服者史》无不散发着恶臭。（末者还比前二少了几份虚伪）。而在西方，中世纪的蛰眠之后，历史随着社会迅速复活、激发并升腾：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大放光芒。到了近代，Prescott的《墨西哥征服者史》、冯。朗克的《教皇史》、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接过了燃烧着思想的火炬，连日本也觉醒过来，福泽渝吉写下了《文明论概略》，痛陈“民主自由”的重要性，详尽地论述了西化的利弊。我想，不必再列举了，只要问一句，中国，你何时才会再有与你的历史一样沉重的史书？ 方连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