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张、老赵及老邢丢下饭碗就往老驻地赶去。
老驻地的小楼在斜阳下静静地矗立着。那曾经的喧啸和热闹随着医疗队的搬迁而一切归于静寂。推开那两扇铁秀斑斑的院门，我们一眼就看到蹲在楼门前的两条狗。
“小黄，小黑，快过来。” 小张激动地弯下身，伸出两只手。两条狗也发出“呜呜” 的哀鸣向我们跑过来。小张把两条狗抱在身边，我们也走过来拍拍小黄和小黑。
领着狗从院子里出来，我们高高兴兴地返回驻地。
可是没走多远，小黄站住不走了。任我们使尽各种法宝，还是不跟我们走，后来竟自己跑回老房子去了。我们又折回老房子，试图把它领回来，但它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走出院门。把个小张都快急哭了。
万般无奈，我们只好领着小黑回到驻地。在楼旁边给它建了一狗窝，小黑从此就算在新家安顿下来。
这以后，我们也曾多次试图把小黄弄回来，但都没能成功。很长时间后，等我们到老房子去种菜或游泳时，还会见到小黄。它会从不知哪个下水道里跑出来，向我们摇摇尾巴，然后就又跑掉。半年后，就再也没见到过小黄。后来，听住在那附近的人说，小黄总是咬那些到老房子去的黑人，被警察开枪打死了。这消息还真让我们伤心了好常时间。
第二天早晨，医院给我们派的司机穆萨就开着那辆二战时期的老旧英式吉普来接我们上班。 穆萨是一四、五十岁的黑人，已给医疗队开车很多年，人看上去很老实木讷。那辆车倒是车体宽大，十个人还可勉强挤下。只是车子过于陈旧，车内座位简陋且高低不平，在桑岛本已坑坑洼洼的马路上轰鸣着前行，坐在车内实在不是一种享受。好在，医院并不算远，五六分钟的颠沛就把我们送到病房楼下。
椰子树医院在石头城外不远处的海边上，七八座大楼错落有致地在海边排开。楼房的主体墙壁都是用泥沙打造的，每面墙都厚约一米。外墙的墙皮早已斑斑剥剥，诉说着这个国家贫穷的现状。这是一家有二三百张床位的医院，医疗技术力量十分薄弱。院长是中国留学回来的小儿科医生，外科负责人竟是我的校友，其它几个科室的负责人也多为中国的留学生。医院的设备和药品都要靠援助，而医院的管理又很混乱，每次援助药物来到后不出几天就会被抢夺一空。也因此医院似乎永远都处于药物匮乏的状态。
椰子树医院原名叫桑及巴尔列宁医院。这几年赶上了苏联变色，也跟着把这革命导师的名字换下来，以医院所在的椰子树广场命名。医院里除了中国医生外，还有一些来自其它国家的援助医生。其中埃及医疗专家组四个人；苏联专家组两人为一对夫妻；另外，还有个别的英国及德国的专家。
中国医疗专家组是医院里当然的技术骨干。我们医疗队由内科，普外，泌尿外，口腔，五官，妇产，放射，麻醉等科专家组成，并配备一名护士和一名翻译，外加一名厨师。基本控制了医院的主要科室。
当我们从车上迫不及待的跳下来时，医院院长和卫生部的代表已在楼前等待。 简单寒喧了几句，院长就带领大家去参加医院每天的早会。
会上院长先简短致欢迎词，陆队也在小张的翻译下说了几句。然后是病房交班和简要的主要病例讨论。由于刚到此地，情况还不熟，加上我们大部份队员英语也还开不了口，早会在沉闷中匆匆结束。
大家把随身东西放到中国医疗队办公室后，就分头到各自科室去了。
口腔科设在院中央的一栋独立两层小楼里。我的助手阿为苏是个长得圆头圆脑的黑人小伙，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他领着我病房、门诊、楼上楼下跑了一遍，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中午，大家回到驻地吃午饭，然后又睡了会午觉。午休也算是是中国医疗队享受的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待遇了。
回到科室后，我忙着整理点资料准备给科里医生讲讲课。电话响了。
“李医生，请你到医疗队办公室来一下。” 是小张。
“什么事？”
“总统保健医生找你和赵主任商量点事。”
我放下电话，快步向办公室走去。
中国医疗队的办公室在病房二楼，分内外两间。外间放置一张诊断床，两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和几个存放药品器械的柜子。里间则放有一些桌椅留作大家休息用。平时大家工作时各人都去自己的科室，而有空时就会到办公室聚聚，交流交流各自的情况，讨论一下疑难病例等。
老陆、老赵、小张和一位身着套装的中年黑人已在办公室里谈笑正欢。看我进来，大家一起站起来。 “介绍一下，这位是总统保健医生Dr. 哈里姆。这是我们的口外专家李医生。”
寒暄以后，大家坐定，陆队简单把哈里姆此行的目的告诉我。
原来总统穆雷前额上长了一粉瘤，近来发展较快，已开始影响外观，想征求我们的意见能否手术治疗。他先找到外科老赵，因是面部病变，老赵又提出找我来一起商量。
其实不论是外科还是我们口腔外科，粉瘤都是微不足道的小手术。但病在总统脸上则变成另一回事。何况总统不想在医院开刀，不知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不想让人知道，手术要在总统府邸进行。
“三天后总统先生要到开发区去视察，他在那里有一栋别墅。手术可在那儿进行。” 在我们商量好手术方案以后，哈里姆告诉我们。
“到时候我们来车接赵李两位医生和小张女士。”
告别了哈里姆，我们又仔细地把方案研究了一遍，各自忙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