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My Name Is Joe And I am Canadian!
几位常来子夜读书的朋友发来了QQH，笑道：最近不见你写新日记，准备封笔江湖了？我掐指一算，从上月中旬以来，是有好长一段时间自己没好好端坐下来，写写在加拿大晃点人生的心思感受了。不过，这些日子以来，我也确实不得半点空闲，除了顶风冒雪地学习驾驶技术以外，剩余时间也因着中国的春节长假而如愿以偿得见到了好些多年不见的知交旧友。故人得以海外相见，自然分外高兴；席间众人回首往事，也少不了一番嘻嘘感叹。然而，一群海外游子和归国学人围坐在一起，最终的话题难免会落在“何处是我家”的话题上了。
我一直以为，对人生的认识总是随着一个人的身体所处位置的不同而能够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而随后的融会贯通和精神升华则会使我们可以更从容沉着地来面对人生，这也许就是人生游历的一个最重要的收获吧。不过，说真得，每次我听见这类关于“家”的话题，心头还是要晃一下。人们都说：心安之处便是吾乡，可是看着身边这群已经定居加国多年的朋友的眼中多多少少泛出来地对故土中国的眷念，我除了感叹在中国人心灵深处所隐藏的情感是这样得细腻精致，我还想再问为什么加国终究成为不了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家?
在我看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困难，因为只要问问自己或者身边的中国朋友是如何在这片异国他乡渡过自己的闲暇时光就可以找到了，就像只有在一个人的精神可以随心所欲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他（她）真实的自我一样。作为来自中国这个有着5000年生活艺术沉淀的国度的子孙后代，成年后远涉重洋的我们不仅在人生历程上已经见识多广，而且古老文明的价值尺度也早已根植于我们的精神深处。与西方的享乐主义不同的是，中国的人文精神毕竟是把人的幸福当做一切知识的终结，我们感兴趣的是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如何去力图改变周围的世界。因此富有情趣的中国人虽然内心常常保持着愤世嫉俗的不满足，但精神主题却永远是在追求闲暇生活的乐趣，诸如：月下品茗、梨园听戏、元宵灯迷、架鹰溜鸟、重阳食蟹、敬香拜佛、种花养鱼、看相斗鸡、送粒贺寿……此般等等，不胜枚举。于是，一群享受过这样多闲暇乐趣的中国同胞也就很难得在酒吧里同加拿大人侃冰球、聊政治、聊女人的过程中能够产生多少精神上的放松和共鸣了。作为懂得享受生活的中国人，我们可以集物质和精神与一身，并同时生活在感官和精神世界里；我们财产不多，情感却不少；我们表面上对外在的世界无动于衷，其实却富有生活经验和世俗智慧，这点对西方的基督徒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而这些在我们眼里却是一种明智无为、简朴舒适的物质生活。
然而，中国人虽然在闲暇享乐上的确是聪明且可爱的，但我们在社会政治上却是幼稚肤浅的，这点很明显得折射在如何组织一个有效的社会系统上。基于儒家思想的中国社会体系假设的是每个当权从政的人都是有德君子，他们品行高尚公正廉明；而西方的政治思想首先肯定的是人的自私贪婪，进而采取种种措施来防止人的行为出轨。相比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基于道德力量和等级制度上的社会平等，显然这种制度上的对人性的约束比起依靠仁人君子的良心发现显然更高明有效，因为君臣父子的传统等级理论最终带来的是特权和人们对享受特权的沉湎，而现代的民主监督制度则可以防止政治上的腐败和为官者的放纵。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是如此，就象2000多年前韩非子所说的“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西方的社会运作则是建立在一套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不得违犯的法律制度上。在这里，法律能够取代一切个人偏好和私人关系，因此一个领袖的聪明与否对这个国家的命运可以说是无关宏旨的，因为制度自己在转。这点听起来有点像老子的“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但是这也确实是英、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在区区几百年内就远远超过拥有几千年文明思想的中国的根本原因，因为这样稳健的社会体系虽然看起来笨拙复杂，但它的社会总成本却被最小化了。同时由于人的自由和生活有了根本的保障，随之而来的人身安全感就使得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最终选择留在了这片本不属于我们的土地上了。
我想，正是这种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现实生活环境的比较造成了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对“家”的心灵困惑，而这种踌躇两难的生活境地也曾经在辛弃疾笔下的《丑奴儿》中得以表现得淋漓尽致：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写于2006年2月14日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