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钱的菜票

那时候我在北京上学，正是六四过去后的一学期。我们游行过了，呼过了口号，静坐了，还在广场绝食过一夜。现在一切平静下来，我们又开始开大会小会，写报告，做反思。这时，我被碎了的热水瓶烫伤感染，住进了校医院。

我被医生告诫必须卧床直到炎症消失。和我同病房的是一位八十岁的北大中文系教授。老太太浑身都是病，几乎就是长期住在医院了。她的病床边一到晚上就支起一张行军床，上面睡着老教授的保姆。那个保姆年纪也不小了，大约六十岁吧。她的脸色黧黑，额头上的皱纹象刀刻似的，站着走路都是微微弓着腰。她整天在我眼前沉默谦恭地晃来晃去，我却很少注意她。我只是个大学生，象她一样的人其实在我们眼里就象影子，即便我们在广场上声称是在为他们而绝食。更何况，那段时间我的心情格外低沉，因为自己喜欢的男孩子还没有来过医院看望我。

一天，我的室友萍来了。当保姆出去打开水时，萍低声说：“我前几天在学三食堂看到那个保姆了。她在地上找来找去，我以为她的饭票丢地下了。结果，我几乎每天都注意到她在地上找东西。原来，她是在捡地上没人要的一分钱的菜票。”我还得想了想才明白过来。那时候北大食堂的饭菜是出奇得差。饭都是陈年的米做的，没有一点油水。馒头是黑的，我们都说是健康食品。一般的大锅菜大概三五毛钱，小炒一块多一点，饺子什么的要在饭票上加几分菜票。每顿饭接近尾声的时候，食堂的地上掉满了黄颜色的一分钱的菜票。衣冠楚楚或衣冠不整的大学生是很少弓下腰去在油腻肮脏的地上捡自己掉的一分钱的。但是那保姆，她每天都在搜寻这些和她孙子孙女一般大小的孩子们所不屑的一分钱。

我那时十九岁了，从来没有那样地震惊过。六四时有的是累积的愤怒和伤心。但这次的震惊带来的是强烈的内疚。我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有的已经比很多人多了许多。在十九岁时，你只会觉得自己应该得到的比得到的要多得多。

我开始慢慢注意她了。她每次打饭回来，旧的铝饭盒里只有两个黑黑的馒头，然后她坐在靠阳台的窗前，就着榨菜和白开水吃馒头。每一天，每一顿都是如此。一小包榨菜她要吃好几顿。一次我和老教授聊天，她告诉我这个保姆的工资是一天五块钱，包吃包住。住自然是在病房里的行军床上，吃却是由老教授的儿女给保姆饭菜票。我想保姆肯定是把菜票换成钱了。我开始把别人送来的水果罐头给她。她用很重的口音推脱着：“太高级了，太高级了！”我硬让她收下以后，她打开罐头，每次只吃一小块。她总问我有没有事给她做。我实在也没有什么事，她就给我一趟趟地打开水。“水凉了，”她总说。她话很少，只知道低着头做事，但是因为不熟练，总是怯怯地。老教授有时在背后抱怨她的手脚不够利索，但当面也不说什么，也许是她做得努力的缘故。

一天，她的一个老乡来看她。那也是个老太太，但是人比她显得精神年轻，一看就知道是在城里做过很长时间的。不象她，还那么怕生。后来一说话，果然她是那个老乡刚刚从安徽乡下带出来的。那个老乡喋喋不休地说着，她只是安静地听着，不时点点头。她们说的我听不懂，但大致看得出来老乡在教她在城市里生存的道理。

过了两天，她手里捏着一张纸，有些怯意地走到我床边。“大姐，”她叫我。我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坐起来。“您能帮我写封信吗？”她伸手把纸条递给我。那是一个皖南农村的地址和一个男人的名字。“给我儿子。”

写这封信给了我和她相处的机会。她的丈夫是在田里做活时猝死的。“他是活活累死的，”她说。不久她唯一的儿子又得了肝炎。葬礼的费用加上医药费，不仅把这个家庭极少的积蓄化得精光，还叫他们欠了亲朋好友一大笔债。没办法，家里得有一个人出来打工。儿子身体还在恢复，儿媳又不能丢下还在吃奶的孩子，六十岁的她是唯一的可能。她一边说，一边用手背拭着红红的眼睛。她的眼睛是在二十多年前就哭坏了，因为她的另一个儿子在六十年代初的天灾人祸中饿死了。“我就到北京来了。”她说，“已经三个月了，我天天想我的孙女。”她说我写，都是些你们好吗，我很好，很想念你们之类的话。然后她说：“我每天都在攒钱，算起来再过六七个月，就够了。然后我就会马上回来。”我写完，问她想不想签个名字，她不好意思地摇着头，“我一点也不认字的。”简简单单的一页信，她把我谢了又谢，宝贝地折好，放进了我给她写的信封里。

我在两个星期后出院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在食堂也没有。我希望她能很快挣够钱回家。即便生活穷一点，至少一家人在一起。城里的富贵繁华对她又有什么意义呢？后来有北大的研究生朋友去湖南扶贫，回来讲起 那种贫穷，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她。这么多年了，她以各种面孔出现在我眼前，非洲乳房干瘪却依然试图脯乳饥饿孩子的母亲，美国高速公路入口边举着牌子乞讨的老兵，或者老挝年仅几岁却跟着母亲叫卖旅游纪念品的女孩。我感到的是无助，是个人力量的渺小。我只希望她还过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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