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第八次航行
——中国海上力量发展史（连载中）
第十三章 失色的传统、租借地与内战（1944至1949年）
第二部分
1944年以前，抗日战争和同共产党进行的战争一直妨碍着国民党政府的海军发展计划。然而，在国民党的战时首都重庆附近的山区，国民党却开办了一所临时海军学校。海校的校长就是陈绍宽将军。到1944年为止，已有200名军官在此接受了海军基础训练。战后，陈绍宽说服了蒋介石批准海军征集1000名士兵，组成海军的骨干力量。
但是，甚至就在这海军重建初期，也遇到了一些严重的困难。在此阶段，蒋介石对陈绍宽以及亲英的海军福建派又产生了怀疑。蒋总司令开始将忠于他的黄埔系军官安插到海军各级领导岗位。在蒋介石急于渴求个人崇拜与效忠的时刻，这种作法在海军中引起了彼此间勾心斗角和不满情绪。
走美国海军的道路 还是英国海军的道路
蒋介石与陈绍宽之间所争执的问题之一就是：陈绍宽坚持主张恢复中英两国海军间的密切关系。陈将军想把他新组织起来的海军分遣队派到英国受训，并从英国人那里获得一些舰艇。他确信，英国海军在战后将台重新成为太平洋的一支居优势的海军兵力，恢复同英国海军的关系将对中国海军有利。陈绍宽特别对英国海军的体制印象极深，这种体制非常强调舰上指挥官的作用。而且这种制度是建立在礼仪典章之上的，它正符合中国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
另一方面，蒋介石的一小帮海军顾问则提出按照美国的方式发展海军的建议。这部分人认为英国是一只“衰老的狮子”，而美国在日本战败后将在亚洲取得优势地位。他们还认为，英国的海军教育制度不太全面，舰员们没有在各个方面经受充分的训练；资深的水兵也没有担负足够的责任。他们指出，美国的海军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海战中毕竟证明了它优于日本的海军体系。
此外，蒋介石的一些海军战略家们认为，中、美海军合作对于对付苏联海军可能向太平洋扩张是必要的。他们在强调中、苏、美三国之间互相合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从日本手中接管了萨哈林岛的南半郁和千岛群岛，苏联根据同一个协定还从中国获得了在大连和旅顺港的特权。因此，苏联在北太平洋的地位大大地得到了加强。”他们还进而向总司令着重指出：
“千岛群岛值得人们特别重视。它们是日本北部的门户。日本是通过1875年的俄日协定从俄国手中获得千岛群岛的。这个群岛由47个大岛和164个小岛组成，在海上绵延达七百海里，好象是一连串的踏脚石。苏联收复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的南半部，使鄂霍次克海变成了苏联的内湖，其军事价值尤为重大。千岛群岛将作为遏制日本兴起的一个堡垒，从而消除了对苏联濒海地区的海军基地和鄂霍次克海的威胁，苏联在太平洋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在研究太平洋地区各海军的关系时，这一新的因素——即苏联已不再被隔离在太平洋之外——决不可忽略”。
美国的态度
在美国海军中有一些高级军官主张重新武装和训练中国海军。1943年，他们的建议得到了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的重视。金将军将此建议提交给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考虑，同时也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金将军的备忘录建议每个季度派50名中国海军军官和500名海军士兵来美国接受海军训练。金建议，一旦培训起一支坚强的海军骨干力量，美国则向蒋介石提供一些驱逐舰和其他小型战斗舰艇以对日作战。但是，金的建议后来遭到了否决。被否决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海军中的欧洲派从中作梗，他们认为战后美国的注意力应集中在大西洋而不是太平洋。
英国介入
在格林威治海军学校接受训练的国民政府海军留学生
由于最初遭到美国的冷遇，蒋介石随后便同意让陈绍宽将军去研究制订一个由英国赞助的训练计划。到1945年底，经陈绍宽的努力，伦敦批准接受18名军官和117名士兵去英国训练。英国政府还同意将—些舰艇交付中国海军使用，其中包括1艘护卫舰、8艘鱼雷艇、1艘巡洋舰、2艘潜艇和1艘驱逐舰，舰艇移交的速度将根据中国海军人员受训的速度而定。
到1946年1月，英国已为中国海军培训了足以配备英国海军“牵牛花”号护卫舰（中国人重新命名为‘伏波’号的）的水兵。中国海军杂志《中国海军》对此事大加宣传。现将这一事件之所以记录于此，是因为这足是一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悲喜剧式的描述。
“‘伏波’号的赠送仪式是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声望’号侧旁举行的。‘声望’号是一艘35000吨级的战列舰，而‘伏波’号只是1艘1400吨的巡逻炮舰。
……仪式是于1946年1月12日10时举行的。中、英双方均派出要员出席此次仪式。中国赴英国的军事使团团长桂永清将军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英国政府代表是海军上将肯尼迪爵士。肯尼迪将军首先到达，五分钟后桂永清将军到场。
……仪式完毕后，各位负责官员登上‘声望’号参加宴会，宴会上一名英国海军军官带有歉意地对桂永清将军说，‘给中国的这艘舰从外表上来看稍陈旧了一点。’
桂永清将军说，‘如果军舰到了中国后仍然如此陈旧，那将是我们的过失了。’
当地的英国晚报报道了整个仪式进行的消息，同时还详细介绍了该舰的全部历史。此舰于1940年下水，命名为：‘牵牛花’号，航程累计已达15万海里，曾参加过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战以及在法国的登陆。有一名中国水兵看了报纸后开玩笑地说：‘英国给我们的不是一艘好军舰，给我们的是一部历史。’”
有趣的是，这艘英国赠送的军舰所执行的首批任务之一就是收复西沙和南沙群岛。1946年10月和11月，中国海军的一支舰船编队来到这些岛屿，并协助设立了无线电台和气象站。在返回广州时，中国海军编队指挥官则宣布“西沙和南沙群岛一向是我们的领土。它们是在大战中被日本人所霸占。既然我们胜利了，我们当然必须收回这些岛屿。”
美国的重新考虑
英国人插手中国海军事务和美国对太平洋岛的争夺战的重视，重新激起了美国人对援助中国海军的兴趣。1945年春，德国刚刚投降，美国批准了向中国移交2艘驱逐舰、4艘扫雷舰和2艘巡逻艇的计划。所有这些舰艇都先调往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进行整修。中国方面派出1000名官兵前往迈阿密美国海军训练中心进行为期一年的集中训练，以准备将这些舰艇接回中国。除此之外，中国还派出49名军官前往美国的斯沃斯莫尔学院接受基础教育。毕业后，25人前往安那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34人前往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专业技术训练。
一年之后，美国决定扩大它对中国海军的援助，并在青岛组建了一个小规模的美国海军训练机构。1947年，在南京组建了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进而加强了美国海军的干预。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中设有美国海军顾问处，负责监督青岛训练小组和上海、广州的两个海军援助小组的工作。上海援助小组的任务是帮助中国人改建江南造船厂，广州援助小组的任务是指导中国人在珠江流域进行反海盗和反走私活动。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还负责办理向中国人移交舰艇的工作，其中包括8艘坦克登陆舰、6艘中型登陆舰、7艘步兵登陆艇、3艘坦克登陆艇、25艘机械化登陆艇和25艘车辆人员登陆艇。
美国决定加强它对中国海军的干预，其部分原因是苏联加紧在中国东北的活动。1945年8月14日日军投降，国民党政府尚未来得及准备在中国北方恢复国民党的统治。相反，中国共产党利用苏联缴获的日本武器开始在北方获取地盘和军事利益。
而且。就在日军投降的那一天，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代表国民党政府，在同斯大林和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进行了数周秘密会谈之后，在莫斯科同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条约。双方在条约中保证相互尊重主权相互不干涉内政。在有关海军问题上，条约规定中国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所有国家的贸易和船运开放。”双方—致同意港口由中国人来管理。但是，中国同意将一半港口设施租借给苏联。此外，中国还同意双方共同使用旅顾港，并扩大那一地区的界线，而且其扩大的范围超出美国的预料，条约签订后9天，苏联军队便占领了这两个港口，并开始向这个地区内的机场派运输机和“雅克”式战斗机。
到1945年末，国民党日益加紧对付北方的共产党军队的进攻。因此，美国海军意识到它正在卷入一场中国的内战中去，国民党军队需要向北部战线进行海运，而当时活动于中国领海内的美国舰艇则是唯一可用的力量。
白宫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指示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将 军开始为美国第七舰队的以下主要行动拟订计划：
1.美国第七舰队将立即前去控制黄海和勃海湾。
2.第七舰队将担负由中国南方向山东和辽东半岛运送国民党几个军的海运任务。
3．第七舰队将由冲绳运送陆战队第3两栖部队前往大沽、天津、秦皇岛、烟台和青岛登陆。
然而，美国在下达的上述指示中还冠冕堂皇地说：“以上各条在执行时必须遵守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即美国不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进行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
海上游击战
白宫的这一指示只是虎头蛇尾，因为在中国的大多数美国人看到国民党的地位在急剧下降。马歇尔曾试图建立一个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合政府，但未获成功。1947年1月当他离开中国时，北方爆发了大战。共产党人很快占了上风。随着他们的统治的巩固，共产党在勃海湾与黄海北部开始展开一系列的海上补给活动，几个星期之内，这一地区内的大部分帆船和小型机动船只都被共产党掌提了。
随着内地的压力在增长，国民党海军更加忙碌，力图封锁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线。他们定期在这一海域巡逻，检查大连、旅顺至山东北部沿海各港之间所有船只。不久，国民党海军巡逻舰艇捕获到一些运送共产党部队和枪炮弹药的帆船。但是共产党的运输船只主要在夜间航行，白天却锚泊在他们控制下的位于渤海湾口上的长山群岛。国民党军没有足够的舰艇对这一地区实施全面封锁。1947年，共产党的海上运输在继续加强。
由于苏联人拒绝让民用船只和海军舰艇进入大连港，国民党封锁共产党海上运输的企图受到很大阻碍，结果，美国对于苏联长期封锁大连港向苏方提出抗议，而苏联则指出，中苏协议规定，战时大连港由掌管旅顺港海军基地的军事当局控制。苏联还指出，由于对日战争没有结束，尚未签订和平协定，大连港仍不能开放，并将继续由苏联政府管理。
除外交文件中所提到的一些特殊理由之外苏联封闭大连港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据美国海军情报人员说，在一度作为毛泽东对立派的共产党老政治家李立三的挂名领导下，1946年在大连建立一所共产党的海军学校。在抗日战争中，李立三有大部分时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他于1945年8月回到东北，充任林彪的政治顾问。实际上，共产党的海校分为两个部分，军官训练在大连，士兵训练是在黑龙江省松花江畔的佳木斯市。共产党指示，只从文化水平较高的中国青年中挑选优秀者组成他们的海军骨干力量，这些人都必须是共产党员。海校的课程全部由苏联海军顾问任教，学制为2至3年，重点是学习谍报。谍报课程设置的目的是训练人员潜入国民党海军内部进行颠覆活动。
1947年秋，李立三由国民党海军的叛逆者张连瑞所接任。张连瑞是一位海军指挥官，原任“中建”号舰长，他因贪污国民党海军军饷于1947年4月被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部逮捕。张连瑞显然是收藏了钱财，买通青岛的宪兵，逃了出来。张连瑞逃到共产党统治区后，林彪看中了他的海军经验，让他接替了李立三的职务。
一年之后，有300名学员从海军学校毕业，其中许多人到了驻旅顺港的苏联潜艇上受训。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海军军官在苏联潜艇上航行可以观察到国民党海军水面舰艇的巡逻，从而详细地掌握了这些巡逻舰艇的活动规律。共产党拿握了这些情报，帆船的运输补给活动就不易被发现。当时驻南京的美国海军武官估计苏联海军在辽东半岛附近海域活动的潜艇多达18艘。
随着共产党加强了在北方的活动，甚至连青岛的国民党海军基地也开始感到了上述海上的威胁。1948年7月15日，60艘共产党的帆船在青岛沧口机场东南隐蔽地靠了岸，游击队成功地炸毁了水库，使这一地区受到很大破坏。在驻大连和旅顺港的苏军的庇护下，共产党人还建造了机帆船，这些机帆船每日通过海峡往返于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他们靠着这些机帆船运送粮食、弹药和其他补给品。到1948年夏，共产党的船只已不再隐蔽了，它们公开地进行活动。
海军的改组和领导集团的更迭
随着内战向海上扩展，国民党海军迅速发展，到1947年已拥有29000名官兵。这一发展使得海军改组与领导成员更迭更有必要。这个改组再次触痛了老的海军领导集团的伤疤。
编制
在1946年至1947年，国民党海军经历了两次重大改组。在1946年初开始的第一次改组中，成立了海军署（DNA），海军署是由陆军控制的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部门，因此它几乎没有什么实权，舰艇的战术指挥权掌握在陆军参谋长手中。而实际上，舰队仍保持战前的组织体制。国民党海军拥有两个远洋舰队，即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还有一个长江舰队。此外，还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广东舰队，其司令部设在广州。
1947年，南京的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的建立的确帮助中国海军争得了一些自主权。那时，美因海军顾问在将海军部改为海军司令部的问题上起了作用，而海军司令部则是当时美国海军司令部机构的翻版。舰队的体制除增设了运输舰队外基本保持不变。新建的运输舰队负责为其他舰艇部队运送补给品。
领导集团与派系之争
《中国海军》是蒋介石用来发表意见与讨论问题的具有影响的刊物。因此，当杂志上出现了批评海军过去的教育体制的文章时，这表明总司令要清除老海军派了。文章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由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状态，海军的教育系统不尽一致，海军军官受地方主义影响太深。比如，战前由青岛、黄埔和福建军官学校培训的海军军官不能合作，互不协调。磨擦与冲突经常发生，而海军本身的利益却被忽视了。”
蒋介石的主要矛头总的来说是指向福建派、具体说就是指向陈绍宽将军。蒋介百决心打破福建派对海军的控制，将忠于他自己的人安插到海军的重要职位上。于是，他在1945年末将陈绍宽排挤出海军，以其亲信陈诚将军取而代之。当陈诚将军开始以其他省籍的军官取代福建籍的军官时，海军中出现了极大的混乱。陈诚很快就意识到他在统帅着一支濒于哗变的海军。到1946年，陈将军说服蒋介石将这一令人兢手的差使交给另一位陆军将领，即前面提到的国民党驻伦敦的武官桂永清中将。桂永清是一名精干而又勤奋的陆军将领，他决心为海军制定一条新的路线。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效仿美国海军，建立一套经改革的军官晋升制度。在美国海军中，军官的晋升是根据本人日常表现和健康状况。
桂永清的作法直接受到福建派的反对。他的参谋长周宪章海军少将极力给他制造麻烦。譬如，桂决定向海军司令部所属的全体军人发放海军制服，可周宪章却出来反对，他说只有经过4年严格训练的真正的海军军官才配穿着海军制服。对桂永清这样一位陆军出身的将领的公开藐视只能是加剧海军的分裂。桂永清的反应是，自己穿着陆军制服，保持其参谋人员的陆军军衔。而且他还继续用青岛海校毕业的学员取代福建派。
贪污腐败
桂永清将军还面临着其他更严重的问题，海军官兵的军饷被克扣，而且还受到战后通货膨胀的影响。黑市上的实际兑换率达到了40万中国元换一块美元。所以，到1947年春，一个三等水兵每月实际收入大约只有60美分。
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贪污活动是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绝对必要的。在中国南方，共产党的活动尚未造成严重威胁。在这里，广东海军贪污腐败的行为是中国海军参与走私和海上抢劫活动明显的例证。
1946年7月，由刘永可海军少将领导的国防部广东海军特派员办事处，是由1000名士兵和30名军官组成的。刘将军负责对缴获的日本舰船进行维修，然后投入使用。他的任务是建立一支江河防御舰队，在广州周围的一些内河上维持治安。在和这个地区的美国海军代表的谈话中，他毫不隐讳地说，除最近派往青岛训练的200名水兵外，他部下的其他人已有三个月没有发放军饷。刘将军继续说：“我们已作好挨饿的准备，但我们的舰艇需要用油，这是决不可断的。他还补充说，按目前的指挥系统，他们归属军阀、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张发奎指挥。刘永可说，他的舰艇的行动要听张发奎的命令，舰队燃油的唯一来源是靠张发奎。
刘永可之所以在指挥系统上如此直言不讳，是因为他可能已经知道他遇到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非难，几个月之后，他被指控滥用权力和渎职罪以及非法使用舰艇走私而被捕。
假如图民党军事当局以为刘永可的例子能够制止住其他海军军官参与走私和抢劫活动的话，那他们就会感到失望。到1947年中期，抢劫与走私活动已取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以至广州地区成立起一些保障走私活动的商行。在三浦地区，一个走私者协会公开做广告说，它为赚钱而走私，它每天能偷运一万斤粮食。人们纷纷谣传，三个最大的走私集团的头子就是广东地区军政界头面人物的夫人。
海军企图纠正广东海军内的违法行为的作法，结果只是加深了各派之间的嫌隙。蒋介石派邹宜上校取代刘永可。邹宜出生在江西，尽管他是南方人，但却是陈诚的私交。所以，刘永可手下的军官们对他很不任信。在邹宜将他的一个表弟调到广州在他手下工作后，他便更不得人心，后来邹宜将刘永可原来手下的大多数军官抓起来．任用了一些忠于他的人。
与此同时，在南京，据发现刚从迈阿密开来的8艘舰艇上都装有相当多的走私物品。上海有二家报纸报道说，舰艇带来了4辆林肯牌小汽车，还有金表、钢笔、化妆品以及香烟等物品。桂永清立即撤去该舰队司令林遵将军和2名舰长的职务，另派上海海军基地指挥官魏启民上校接替林遵的职务。后来据一位被迫退休的舰长许衡向驻广州的美国海军武官助理透露。整个这一事件是由魏启民一手策划制造的，他以此方法夺得了该舰队的指挥权。
正因为这种怨恨和反诉的气氛，很难说海军的哪一派能忠实地执行海军计划。两名在美国受训后随迈阿密舰队一同返回中国的下级军官的评论，恐怕最为实在可信。这两名下级军官对一位美国海军顾问说，舰上的情况极不和谐，“将我们派往美国是一大错误，我们在那里每月有200美元的收入，但一回来我们只有30元了。而又重要的是，在美国我们明白了一个民主国家的真正含意，而现在回到中国，却是一场梦。”他们还对美国人说，“返航途中，中国高级军官将几辆小汽车运回中国倒卖谋利。另外，还有的军方侵占士兵伙食费。因此，除一、两艘舰上的士兵伙食还象样之外，其他舰上的士兵吃的简直如同苦力。”
这位美国人默默地聆听这两名中国下级军官的评述。他们说，中国海军中大部分下级军官不信任他们的上司是廉洁奉公很有才能的人，他们把这些人统称为旧官僚。他们说，“敌人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些旧官僚。”他们解释说，旧官僚是和普通贪污和渎职现象相联系的，大部分海军高级军官都属于这类人。他们还说，由于缺少零件，这些新得到的舰艇不可能得到妥善保养。“不管称们给我们什么东西，都将无休止地使用，直到用坏为止；所剩下的东西就让它支离破碎，任何能使用的东西都没有用在正当的地方”。
中国海军内部的管理混乱很快影响了海上行动。1947年3月19日，海军发生了一起悲惨事件，“伏波”号在福建沿海沉没了。该舰夜间在商船活动频繁的航线上航行时同—艘中国商船相撞。军舰几乎立即沉没了。舰上130名官兵中只有一名军官幸存。调查结果判定，虽然两艘船的船长都有疏忽。但是“伏波”号的军官因航行不熟练而有主要责任。
桂永清被蒋介石提升为海军中将。当时，中国海军中的贪污问题仍继续困扰着他。在1948年的前6个月，他常常不得不纠缠在调查一些贪污案件上，1948年3月，原青岛的中国海军训练中心司令林样光上校因贪污受贿而被捕。桂永清革去林样光的职务，并判处他一年徒刑。但是，林祥光并非毫无影响的人，他曾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又是陈诚的好友。林样光提出上诉，后放宣布无罪释放。
海军中的走私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尽管广州新建的第四战区海军基地司令就是因被指控走私而被捕。他利用登陆舰往返于榆林和广州之间，运输非法物品。
水上警察
中国南方海军的腐败现象迫使蒋介石建立一个地方机构，企图对付走私和抢劫活动，他授权给他的大舅子宋子文于1948年在广州建立一个独立的水上警察部队。当时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省主席的宋子文，以传统的海军赞助者自居，开始购买船只，将他的税务官们作为水上警察骨干。但是，宋子文和海军之间立即发生了冲突，因为拟将成立的水上警察要承担起原来指派给海军的任务。这也正是宋子文的主意。此外，宋子文还揽走了海关的缉私任务。宋子文的想法明显反映出警察组织据有比任何其他执法机构更大的权力。
1948年5月，宋子文的水上警察组织在省警察保安署的名义下建立了起来，此机构负有广泛的任务。但是，政府高级官员和海军军官们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的政敌宣称：“建立省水上警察正是宋子文企图牺牲政府利益而加强他自己在南方的权力的一个借口而已。”结果，宋子文的水上警察计划刚执行不久便搁置起来了。到1948年秋，广州的第四战区海军基地实际上掌握了水上警察，尽管在名义上它们仍然是省警察保安署下属的一个组织。
海军内部的复杂化
在海军司令部中，陆军的统治仍旧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黄埔派的陆军军官们控制着人事、补给和采购部门，而福建派的海军将领则掌握着海运、作战与计划、组织训练以及技术这四个部门。福建派的力量实际上已经减弱，因为大部分下属机构的领导是由陆军或海军其他派系的人所掌握。以海运部门为例，欧阳宝准将是福建人，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而他领导下的情报组却有3名黄埔派的陆军军官和一名新的海军青岛派的海军少校。
海上的领导权问题更加复杂，1948年11月，海军司令部建立了一个司令部中队。该中队由两艘大型军舰(“重庆”号巡洋舰和“灵甫”号驱逐舰)和一些原配属给运输舰队的登陆舰艇所组成。所有这些舰艇由海军司令部直接指挥，这些舰艇是一支机动兵力，它们将根据紧急情况或桂永清中将的意志调动。有趣的是，中国海军仅有的一些油船和修理舰船也编入这个中队中，这样，中国海军所有的其他战斗舰艇部队都必须依赖海军司令部提供及时的后勤保障。
国民党政府试图改善军队的工资制度，海军新调整的工资表看来的确有很大提高。譬如，海军上校的薪金由每个月33美元增加到55美元。士官的薪金也有所提高，但水兵的津贴很微薄，三等水兵每月只有4美元。尽管工资有所增加，但中国的生括费用也在相应地增加。因此，普通的海军职业军人要维持其家庭生活，仍然需要寻求其他挣钱的手段。
如果桂永清将军的这些措施是为了清除对他的领导的批评的话，那么，它们是不成功的。引用一位中国海军军官的话来说，“海军的参谋人员和军需官们多半是穿着海军制服的陆军军官，他们根本不懂得海军的需要。岸勤军官们非常吝啬，沉溺于做官样文章，海军职业军人对此非常厌恶。岸勤军官工作无能又贪污腐败。海军军人由那些陆军职业军人领导简直糟透，用外行充当海军军需官是不会改变这种状况的”。
叛乱
“重庆”号巡洋舰
1948年8月14日，“重庆”号驶抵南京，它的到来引起了国民党军官的极大振奋。这一天，海军司令部中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参观了该舰，桂永清将军自豪地向来访者夸耀这艘5000吨级的军舰。“重庆”号巡样舰近500英尺长，装有6门152毫米火炮，6具553毫米鱼雷发射管，还有一些40毫米和20毫米的高射炮。该舰最高航速为32节，使用经济航速时作战半径可达12000海里。中国政府为了培训该舰舰员，并将它接回中国，耗费了将近1000万英磅。
假如桂永清指望用这艘巡洋舰来遏制黄海北部和渤海湾的中共帆船运输的话，那他会大失所望，1948年7月29日，当“重庆”号和“灵甫”号驶抵香港时，便出现了人员向题。在巡洋舰靠岸后的24小时中，舰上大约三分之一的轮机兵弃职离舰。这些人原来是商船上的水手，他们是被诱骗订立了合同而加入海军的，合同规定他们可以得到比海军中的轮机兵还要多的工资。当他们登舰后，便对当时的情况感到不满，舰上不准额外挣钱的规定导致了他们后来开小差逃走。所以，当“重庆”号于1948年8月14日驶抵南京时，舰上的轮机部门只得分两班值更。如果大型作战军舰要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这种状况是行不通的。
不管怎样，“重庆”号毕竟是中国海军力量的一个象征。桂永清在南京向一群海军人员宣称，“海军决不会向共产党投降。”他还说即使所有舰艇都损失了，所有的江防都被突破了，他将亲自乘坐这艘巡洋舰沿着长江继续战斗。1948年末，当国民党军事局势日趋衰败时，桂永清的话开始灵验了。
尽管“重庆”号没有作什么准备，也未再进行训练，它缩短了在南京停泊的时间，奉命率领—支由3艘军舰组成的特遣编队前往渤海湾，其任务是向那些在直隶与山东北部沿海地区急速向海边后撤的国民党陆军提供火力支援。九、十月问，“重庆”号同葫芦岛、烟台、营口和秦皇岛等北方港口附近的共产党的岸炮进行了交火。战斗中，蒋介石在该舰上观看了沿海平原上每况愈下的军事局势。
1948年11月，葫芦岛被共产党军队占领，“重庆”号返回上海。3个星期后，徐州重镇失守，这危及到山东半岛上的国民党军队，使共产党军队更逼近南京和上海。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越来越严重，国民 党在加紧进行撤退。1949年1月31日，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副总统李宗仁被指定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两个星期之后，北平陷落。当共产党第三野战军开始在长江北岸集结时，国民党政府机关转移到了广州。
在这一阶段，青岛的中国海军训练中心陷入了孤立。美国海军顾问团的成员和青岛的舰艇开始撤往台湾和厦门。
在此期间，“重庆”号回到上海。巡洋舰上的情形非常不妙，舰员自12月以后就一直未发薪饷。使他们感到更加不满的是“重庆”号奉命装载并保护着50万块银元。这笔钱是蒋介石给桂永清作为应急资金的。桂永清将此资金托付给“重庆”号的福建籍舰长邓兆祥上校保管。当时，邓兆祥听说，他将被桂永清的一个密友卢东阁上校所接替。舰大多数军官，包括邓兆祥在内都是福建派的人，对任命卢东阁感到不满。
在这动荡不安的政治气候下，一小伙舰员开始图谋反叛。这伙人的领导者王颐桢早在去英国之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在英国期间，他在舰上发展了大约10名共产党员。有了这支小的骨干力量，舰上便建立了共产党组织。随着国民党的局势不断恶化，舰员中成立了一个“解放委员会”，以推动群众反叛。到2月底，解放委员会拟制了一个详尽的起义计划。显然，他们的起义计划泄漏了，桂永清听说舰上的颠覆分子正计划绑架他，并企图劫走银元。
2月14日晚，王颐桢转告其同谋者说，起义计划业已泄露，他们必须在尚未被捕时夺取该舰的指挥权。他们打开了武器柜，取出枪枝，准备将军官们集中起来。他们把邓兆样逼上舰桥，命令他将军舰开走。邓兆祥起初极力反对。反叛者限他在两小时内做出抉择。他们威胁说，如不从命，他们就要把军舰炸掉。大约在夜间三点钟，邓兆祥同意启航。于是，“重庆”号实施了灯火管制，驶离了锚地。
一驶到海上，解放委员会便向舰员们散发小册子，通知大家他们将北上投奔共产党，“寻求民主与自由”。水兵们此时准许上甲板。起义者不久发现，许多舰员不赞成起义计划，因为他们的家属仍然还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舰上有10名军官组织了一个反起义集团，他们准备夺回军舰。但是，“重庆”号在48小时之后驶抵烟台，共产党阴谋分子将所有的银元都分掉，新兵每人250元，老兵450元。轮机兵每人550元。在这种时刻这一举动终于使得舰员们满意了。
但在烟台时，一些顽固分子仍然继续主张夺回军舰。实际上，烟台是处在共产党统治下，市长登上军舰对舰员讲话，并劝他们上岸。1949年3月2日，国民党的侦察机发现了“重庆”号巡洋舰。舰员们焦虑不安，担心军舰可能遭到空袭。下午，国民党的轰炸机首次发起攻击，试图炸沉该舰。反起义分子向解放委员会递交了最后通谍，扬言如果16时军舰还不准启航、他们自己将开船。解放委员会向岸上的共产党当局发出信号，要求派部队登舰帮助镇压捣乱的人。信号发出后，军舰开始驶向葫芦岛。
参加起义的部分“重庆”舰官兵
一天之后，“重庆”号驶进葫芦岛港，数千名共产党的军队立即登上军舰。军舰在此地停泊了将近三个星期。在此期间，共产党的政工人员紧张地改编舰员。3月19日，国民党的飞机再次飞临巡洋舰上空企图炸沉该舰，但共产党命令他们坚守岗位，以便对付国民党的再次空袭。又一天过去了，有几颗炸弹落在附近，未直接命中军舰。3月21日，“重庆”号舰尾终于被一颗炸弹命中。大部分舰员弃舰逃命，共产党军事当局指示将军舰凿沉。所有的重要设备都打上了黄油，许多武器也都拆卸了下来。最后，军舰沉没了，舰员们被接上岸，遂被编入人民海军的部队。
与此同的，在南京的海军司令部因“重庆”号事件正处于混乱之中。桂永清终于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指挥不统一甚至还会导致更多的军舰叛变。所以，他召集了一次由各指挥官参加的会议，承认自己在判断上的错误，特别是他没有制止住由陆军军官掌管的各部门中的贪污行为。他保证要立即进行改革。
桂永清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已为时太晚。共产党的军队已准备渡过长江，夺取南京。当1949年4月20日共产党军队准备渡江时，桂永清命令“官复原职”的迈阿密舰队司令林遵率领海防第二舰队沿江而上，阻止共产党军队渡江。桂永清向林遵许诺，如果作战成功，将授予他勋章和奖金，并任命他为海军副总司令。林遵邀请桂永清随他一同前往，但遭到拒绝。面临可能的被歼，林遵与舰队中的其他军官磋商后断定，这次行动必将受到共产党军队的夹击，是一次无谓的牺牲。最终，整个海防第二舰队(包括1艘驱逐舰、3艘护卫舰、1艘炮艇、5艘登陆艇和8艘小型辅助船)全部起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