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go 是智利人。要说有人是座火箭上来的，这家伙就是。很多人都是四五年升一级，可是他两年一级。看上去也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也是 Fresh PhD 毕业，也不是什么名牌学校，可就是升的快。
如果我们一点门道也看不出来，那也太笨了。 Diego 还是有些不大一样。首先，他比较会说话。我的第一年我们一起做项目，他想让我全职在他的项目上，我当时想如果有两个项目更好，即使这个不行了，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去。于是跟他说：我还是希望做两个，这样就会保证肯定有活干。 Diego 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抬头对我认真的说：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我说是：他说我觉得你过分担心了。如果一个公司不能利用你这样的人，这个公司will be in trouble。后来想，虽然有一点点中国人老老实实工作的偏见，但是在我那种担心的情况下，这话还是听得很舒服的。总体说来他对中国还是比较有好感。 1998 年他去中国，大家都在看世界杯。他去的那个公司正在搞卡拉 OK 比赛。他唱了一手 Ricky Martin 的歌，并且还随意扭了几下屁股（我用的中文系统 “ 屁股 ” 这个词都没有， shit) ，台下那个欢呼。大概南美人每个人都能随便扭两下，还挺顺眼的。于是他拿了个第一名，奖了一个微波炉。他也没法抗回美国，就捐给了食堂。呵呵，总体感觉是他们骨子里有一种自由奔放的东西。
又有一次，我们项目的一个合作伙伴突然转和 Sanyo 合作，在会上，他说 “It seems that XXX and Sanyo now are sleeping together". 他这话听起来很解气，很传神。好几个头听了反正还挺高兴。
要说光会说话，似乎也不是那么回事。小子干起活来也挺努力，来得比较早，走得比较晚，所以是巧干加实干。最近一年似乎不大努力了，于是有一次问他。他没有直说，只是后来提到，他认为每到一个新地方，最开始的成败特别重要，就好象 GMAT 一样 , 如果你开始几个答得好，慢慢错一两个，以后分还是容易上去。相反，如果开始比较糟糕，要过很久才能扭转局面。
后来他当了一个小头，对手下有点残酷，一是一二是二。每布置一个任务，就问你什么时候完成，如果比较离谱，他就跟你砍价。一旦定了，你必须得完成。我们一开始都不大习惯，多少有一些 slack 的想法，并且有时侯的确难以估计啥时候完成。有个女孩子受不了干脆打道回欧洲了。在她走之前， Diego 有一次守着大家问她：你为什么离开我们啊？一句话把他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的会说话又一次得到了体现。对我们来说，难受归难受，必须得接受。不过这样的好处是：最后活干的比较多，年终总结比较好看，对自己无论是做事方法还是履历都不错。
从他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做错事。我们有个项目做到一半多，发觉有些东西不大对头。如果继续下去，可能会不发生问题，也没人会追究。如果换个方法，无论是 budget 还是名声都不大好。几个头也不大建议重做。最后，他说，我觉得如果我们认为有问题还继续做下去，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如果我们必须花代价去做正确的事情， let's do it 。看似简单的道理有时侯很难，要顶着压力，顶着不确定性。所以这一点上俺比较佩服他。做正确的事情，我是记住了，救了我好几次。 Murphy's Law 说，如果你埋下了一个麻烦，它迟早会出来的。
我曾经一度觉得做事情铁腕是 business world 里成功的重要一条，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想想也是，多数时候，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哪个是最佳的，琢磨来琢磨去，浪费了时间和钱。其实 51% 是比 49% 好，可是也没有天大的区别。顶住被 criticize 的压力往前走，怎么也比在原地打转强。
有时侯成功但是伤了和气，所以并不是唯一追求目标。 Diego 现在也收敛了。这个人我过去曾经有一阵在他很 mean 的时候恨得牙痒痒。但是现在他老是很友好，我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