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六四”（六）- 心路历程（I）
浦江的文章«重新评价“六四”»,虽然是九年前的文章，虽然只是一家之言，虽然可挖掘之处还很多。可贵的是它记录了一个当年大学生的心路历程。它是不是反映了当年那一代人的普遍感受，相信我们这些亲历过“六四”的人们和当年的学运精英们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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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及相关讨论 :
重新评价“六四”
作者： 浦江
关于重新评价“六四”, 从十五大到江泽民访美, 一直是海外舆论抄 作的热点。“六四”是海外民主人士手中最有利、最煽情的中共暴政的铁证。“六四”也是海外大多数关心, 热爱祖国的中国人的一块心 病。可是, 让中共重新评价“六四”, 看来是不可能的, 而且随着民 主人士的表演, 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八年多过去, 想起当时上海市长 朱（金容）基的话：让历史去给这个事件一个公正的评价吧（大意）。 在这里, 我就想重新评价一下“六四”。诸位不必紧张, 我不代表历史, 评价也不见得公正, 所谓“重新评价”只是针对我以前对“六四”的看法而言。事过八年, 现在来“评价”可能相对客观一些。也许个人经历不同，认识也有局限, 我只是一家之言, 大家尽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一, 六四
我何许人也：当年“六四“, 我是大一的学生, 在上海读书。和各位多数人一样, 是生在红旗下的一代, 从小受的是中共马列主义的熏陶。 也许是因为赶上了那个时代：刚上小学就是粉碎“四人帮”, 小学没毕业就开始了改革开放, 中学时期是苏联的“新思维”还经历了一次学潮；特别是当我最喜欢小说的时候, 正是描写“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的“伤痕”文学的高潮。 所以, 课上学马列, 课下我 (残缺一行)
“六四”那时, 年少气盛的我怎能不热血沸腾, 慷慨激昂呢。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 到“世界经济导报”楼下声援, 到人民广场静坐, 也很是轰轰烈烈了一把。起初, 最气不过的是, 明明大家希望 的是惩治腐败, 加强法制, 保障人民生活, 但中共硬说这是反党反政府的反革命事件。为了澄清我们的态度，很快游行队伍里就出现了“ 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标语。可没多久，北京戒 严, 势态进一步恶化, 政府和群众的敌对情绪也不断升级。可那时,还是有不少同学去了北京, 回来时个个兴奋不已。而从他们的口中听 到的多是：学生证如何吃香, 坐火车不要钱, 到了北京有人接待, 到 天安门广场吃住也都不要钱, 人是那么的多，场面是那么的大等等。 这使我开始想起了“文化大革命”, 想起了学生大串联, 虽然我并没 经历过那段历史。等到许多校园的大门口, 学生用高音喇叭播放“美 国之音”和BBC, 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时候, 当我看到 街上有一批学生（？）头带安全帽骑着自行车东蹿西蹿的时候, 我突然感到造成现在这种局面似乎并不是我们的初衷。
“六四”枪声一响, 各种消息铺天盖而来（事后想想, 其中大部分是由市面上的小道消息和“美国之音”混合出来的）, 上海也立刻陷入了混乱。我的几个同学被鼓动了去公交停车厂戳轮胎, 他们想造成 事实上的罢工罢市的局面。 可是混乱并没持续几天, 市长朱（金容） 基发表电视讲话, 市政府出动工人纠察由辖治持秩序。上海的局面就迅速的, 轻而易举的被搞定了。
相对北京的“深入持久”和“兴师动众”, 上海的局势平息之快确实 令我吃惊。事后细想, 我个人总结了两点：一是市政府措施得力, 派 工人纠察队协助警察维护秩序, 大多数市民并不想乱, 这一点更重要。因为在平息事态的过程中, 赤手空拳只是多带了个袖标的工纠队员们似乎很轻松, 并没有遭到什么反抗, 在有些地方还受到群众鼓掌欢迎。可见上海的局势平息之快, 倒是可以看出一点民心的向背。我之所以这么认为, 还得益于我的同学讲给我听的两个戳轮胎的故事。
故事一：某同学找了身边最大的一把水果刀参加戳轮胎, 可到了现场 却发现面对厚重的大轮胎, 那刀根本不顶用。这时一位年轻的公交司机象及时雨一样递过来一把锋利的锥子，并教他戳轮胎不要戳它正面, 戳侧面比较容易。当他谢过那位小师傅,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干掉了一辆公共汽车的所有轮胎后, 却赫然听到那位小师傅正和几个哥们讨论搓麻将的事, 说看样子至少一个礼拜不用上班了, 哈哈, 过年了, 可以大干一场了。看着他们高高兴兴扬长而去, 那个同学顿时觉得自己被人耍了, 高昂的斗志就象被戳破的轮胎很快没了气。
故事二：某同学去戳轮胎, 和大家一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场便分头行动。不巧碰上一老工人, 拉住他罗哩罗嗦地劝, 什么一个轮胎多少钱了, 有多少人要坐他的车了, 市民等久了上车怎么骂了, 现在车少人多车上怎么挤了, 机修工修一个轮胎要化多少时间了。就这样喋喋不休, 他去哪老工人跟到哪, 过了半天楞是一个轮胎也没戳到。而且老工人讲的全是些琐碎而又实在的小事, 倒是搞得他满肚子大道理不知该怎么说。望着年纪和自己父亲相仿的老工人和他那愁容满面的神态，他开始觉得自己象小孩子作了坏事一样的理亏。后来索性放弃, 一个人去大门口等他的同学们了。
其实, “六四”事发当时我可不象现在讲故事这么轻松平静, 脑子里 顿时出现的是打倒中共, 斗争到底之类的念头。即便事态平息后, 静 下来细想时, 虽然觉得学生这方也有错, 但我还是一屁股坐在了当事 者的一方：学生的立场上, 仍对中共进行彻底的否定。提前开学后, 各大学荚学生进行了洗脑, 可大家根本没当回事。心里依然充满着强烈的逆反情绪, 还不时私下揭揭中共的伤疤：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枪口却对着人民,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却下令镇压自己的人民。 一个月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 大家被要求作出深刻的反思, 以致“反思” 一词突然热了起来。 经过大家的活学活用倒是发现了很多妙处。 例 如在学校里下“四国大战”, 出动了假炸弹把对方的司令吓回营, 有 人就常常捎上一句：“好好回营反思反思！”
可是不久, 真正的反思就不得不进行了。 那是因为苏联的垮台。
二 反思
“六四”前不久, 戈尔巴乔夫访华, 北京之后去了上海, 还去了我家 住的那个区参观。据我父亲讲, 他也在人丛中看见了戈氏那留着胎记 的光脑壳。可是这位充满新思维的大人物在完成这次访问后, 不出两 年就丢了权。又是他, 在苏联散伙后马上下令解散了苏共, 急不可待 的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 最近又听说他在帮毕萨馅饼拍广告赚钱。
苏联的垮台之初, 我相信, 大多数学生和我一样都报着幸灾乐祸的心 情。同学当中也不时的听到有人高兴地说：苏共完蛋了, 中共还远吗？ 但随着苏联解体, 休克疗法出台, 前苏联的老百姓却真正的倒了大霉, 国家实力也一落千丈。英美等国出而反尔, 袖手旁观, 甚至落井下石。 这使我首先想到了中共的那句名言“自力更生”。象苏联这样的大国不论谁上台, 把指望寄托在别国援助上都是不现实的（同理, 中国也一样）。今天, 俄罗斯总算摆脱了多年的倒退, 艰难的重新起步, 回想起来, 靠的也是俄国人自己的努力。但不要忘记, 俄罗斯毕竟还有一个中国所没有的优势, 那就是前苏联留下的家当。俄罗斯虽然已经沦为了一个二流国家, 在多数人的眼里, 它甚至还不如一贯自称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但就是这么个二流国家目前还拥有着一批世界上顶尖的科学家, 拥有世界一流的太空科技和一流的兵器工业, 以及雄厚的重工业基础。而且，它国土面积辽阔, 资源丰富, 人口较少且文化素质高。就在两年前, 我的一位在俄罗斯住了五年多的朋友亲口对我说，别看俄罗斯倒退了好几年, 中国发展了好几年, 单就城市的基础设施而言，中国现在还远不及俄罗斯呢。 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中共有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有点言过其实, 但也不无道理。 俄罗斯的这个榜样使我想到了中国。假设“六四”时中共被推翻, 中国又是一个什么局面呢？也来个经济休克, 内战四起, 议会和总统 刀兵相见, 请问谁能应付这种局面呢？从美国请个总统来？恐怕没人会支持刘晓波的这个主张。或是民运人士？算了吧, 他们吵吵架架还 行。赵紫阳？可惜那赵总书记也不过是个戈尔巴乔夫, 中国到现在还 没找到叶利钦呢。 看今天的俄国,叶利钦的身体一有不适, 举国上下担惊受怕的样子, 诸位又有何感想？俄国人都乱不起, 更何况我们这 个人口多, 底子薄, 又已经乱了一百多年的中国呢？
俄国的事能引起我认真的反思, 其实也得益于中共。“六四”后, 中共当局认为, 大学生之所以容易被人煽动了去闹事是因为不了解中国 的国情。因此大力倡导大学生假期社会调查活动，又恢复了学生在校 期间的学工学农。这一招够狠的, 别人不说, 至少是打中了我的要害。
九一年夏天, 我参加了学校赴内地的一个社会调查团。我们三十几个 人历时二十余天走了江西、湖南两省大小十几个城市（地方）。其中 自然有捎带着看风景的活动，但确实也有货真价实的为当地群众义务服务和考察当地民情的内容。这一趟让我大开眼界。除了大好山河之 外, 让我感受最深的是, 中国各地发展水平差异之大和许多内地农村 的贫穷落后。另外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是发生在从江西去湖南的长途汽车上。车上有俩人为了点小事吵了起来, 几个湖南人就一 哄而上, 帮助同乡把那个吵架的江西人修理了一顿。他们出手很重, 江西人很快就被打的鼻青脸肿, 口吐鲜血, 连救命也喊不出来了。这 突如其来的血腥的一幕让我们这帮上海学生看得目瞪可呆, 哑然失色 , 连大气也不敢出。下车时, 一个书生模样的江西人悄悄告诉我：这 一带江西人和湖南人素来不和, 斗殴事件时有发生。 车上湖南人多，江西人就得少说话为妙。那人竟敢跟别人吵, 要不是后来司机提议把 他赶下车, 真不知该怎么收场。 那司机也是怕他车上出人命啊。
(残缺一行)
重要性。在中国, 村民械斗，宗族火拼的事件到现在仍未杜绝。文革 时期, 民间发生的许多骇人听闻的悲剧, 后来证明也多是因为有人趁 机徇私报复。 五十年代前, 中国大规模的战争连年不, 八十年代前 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 饱经风雨的中国人实在是太需要“稳定”了。 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 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都是不可能的。际从这个角度来看, 八九民运很难讲到底拥有多少民意基础, 而中共的镇压却似乎代表了更多的民意。
大学毕业后, 我留校执教。九二年秋天, 因为系里二年级的学生辅导 员生病, 我作为年轻教师被临时抓差, 带了一批学生下乡学农。我们 在上海郊区的松江县参加了当地的秋收, 后来还参观了乡镇企业, 走 访了许多农户。这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上海郊区农民的富裕。那几间小有规模的村办企业吸纳了很多劳力, 村里每户都有一两个壮劳 力在厂里作工, 只有农忙时才下地帮忙。农民们都建起了自己的小楼 房, 有两层的有三层的, 其住房条件让我们城里人望尘莫及。家里的摆设也日趋现代化, 电视冰箱不必说, 有的家里还买了摩托车, 装了 液化气。液化气！那可是九二年哪, 当时许多上海人还在烧煤炉呢。
我不禁感叹：想当初, 中共起家靠的就是农民；建国后, 分到土地作 了主人的也是农民；改革开放后, 最早尝到甜头得了实惠的又是农民 。上海的农民虽不能代表全部, 但全国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二亿多减少到了五千万, 农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早已是不 铮的事实。中国是个农业国, 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 得农民者得天 下,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民主人士在这一点上还要向中共多学习学习。 他们不去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不去分析中国的 国情, 自以为从西天取回了真经, 便想指点江山, 甚至改造江山。可殊不知, 那种夸张和带有诬蔑性的指责, 空洞不切实际的高调已经吓跑了曾在一条战壕里的知识分子，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凭什么去推翻中共, 难道凭美国人？要我说, 当中国的城市人口大于农村人口的时候, 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数多于文盲, 半文盲人数的时候, 他们所谓民主 的伟大事业或许会有所转机。如果民主人士们等不及的话, 何不停止 在海外无聊的呐喊, 干脆回去作一些实事。
三 发展是硬道理
在学校教了不到一年的书, 我终于耐不住寂寞, 跳槽了。一旦踏上了 社会, “六四”也就从我关心的热点中让了位。正所谓“人在江湖身 不由己”。但我对社会, 对国情的了解却加深了许多。经过一番挣扎和苦斗，体味了许多不如意之后, 我才明白这社会其实充满了无奈。理想主义的热情, 自以为是的清高终于被磨炼成了务实的态度。这确实是我当初所未曾料到的。
如果诸位熟悉上海的话, 可能都知道，从虹桥机场去市中心有一条干 道, 叫虹桥路。 这条路在虹桥开发区附近有一个岔路口。车到路口, 右前方仍是虹桥路, 左前方接延安路, 正前方则是一个广告牌。因为 这里车流量极大, 这个广告牌可说是身价百倍。然而，就是这么个黄金广告牌, 不知何时起, 上面只写了一句中共标语“发展是硬道理”。为这句话撑腰的则是它身后虹桥开发区里林立的现代化大厦。
虹桥开发区曾是上海的骄傲。它是上海面积最小的一个开发区, 吸引 的外资却一直排名第一。由于近些年全市普遍的发展, 特别是浦东的开发, 虹桥开发区已不象以前那么一枝独秀了。可它仍是上海目前最 高档的办公楼, 公寓楼林立的地区之一。
我曾在虹桥开发区里的一家外资公司工作了两年, 上下班常经过那个 广告牌。开始我不屑一顾, 中共的口号实在太多了。但随着两年来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 看着虹桥开发区里一幢又一幢漂亮的高楼拔地 起, 市民也越来越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时, 我开始体会到了这句口 号的深刻内涵。是啊, 中国存在着一大堆的问题：经济基础差, 文化 教育落后, 法制不健全, 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所带来的一些固疾, 如 ：环保问题, 贫困问题, 失业问题, 社会保障问题等等, 甚至包括民主制度的不完善, 归根到底际都是要靠“发展”来解决的。人民的信心，国家的实力, 政府的威信也要靠“发展”来建立。中共要想保住执政地位, 要想取信于民, 其实别的不用多讲, 发展才是硬道理。
记得有个同事，我曾去过他家两次。第一次去, 他还住在旧式的里弄 里, 一大家子挤在一幢三层木结构小楼的顶楼。尽管他衣着时髦, 人 也很有派头, 可他的家实在不敢恭维房子老旧, 家具陈旧, 周围环 境也很差。时隔一年, 他又请我们去他家作客。那时因市政府的旧城 改造计划, 他家已拆迁去了近郊的一个绿化很漂亮的小区。根据政策他家分了大小两套房, 他们小夫妻单独住一套小两室一厅。化了十几 万装修的房子象宾馆的套房一样豪华, 令我们赞叹不已。 可他却说, 不算啥，我一个朋友, 在什么什么花园买了一套公寓, 那个厅有多大， 都可以开舞会。相比之下, 我家的厅实在是太小了, 云云。满嘴的依然还是不满, 脸上却分明是喜气洋洋。
象他这种情况在上海不算少数, 住房条件的大幅度改善可以说是上海 人这几年得到的最大实惠。同时，上海人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 化。比如大批职工下岗的事, 要是在以前, 早就闹的不可开交了。估 计最常听到的应该是“凭什么让我下岗”之类的话, 俨然一幅理所当 然吃大锅饭的样子。可现在, 人们已经实际多了，因企业效益不好或产业结构调整而下岗的工人们, 怨天尤人, 等靠要的少了, 大部分能 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现实, 甚至不少人还在下岗后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随着城市的发展, 上海人更有活力了。 市政府的口号“一年一个样, 三年大变样”几乎成了市民们近年来形容上海变化的口头禅。从跨越黄浦江的四座大桥, 到地铁, 内环线, 南北高架, 东方明珠电视塔, 新外滩, 新浦东，新的人民广场, 上海变得越来越新了, 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亮了, 也越来越快了。华灯初上, 霓虹闪烁, 滚滚的车流, 繁华的商店, 优雅的居室, 这确确实实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硬道理。
后来, 上海为了建设从机场到外滩的高架路, 把那个广告牌给拆了。九六年底, 在我来新加坡之前, 从机场经虹桥开发区连接内环线的一 段宽阔的高架路,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开通了。车开在平坦的高 架路上, 人们再也看不到那句口号了, 但这句话早已深深的烙在了我 的心里。
四 出国
出国前, 我对于“六四”还是持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学生固然有错, 稳定固然重要, 但中共就不能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吗。 由于在国内很 少听到海外民主人士的声音, 我对他们少还有点同情, 甚至还寄托 了一丝希望。 然而出国后, 这剩下的一点点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反倒是被西方媒体和民主人士一起给狠狠教育了一顿，这教育却象是中共常讲的所谓“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钱宁的“留学美国”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 或许是因为国内的发展, 对外交流的增多, 也或许是因为我没去美国, 反正我出国后并没有 体会到钱宁在书里描写的那种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冲击。但其他种类的 冲击还是有的, 而且相当剧烈。那就是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和民主人 士妖魔化中共所带来的, 对我心中那片圣洁的民主自由理念的冲击。
于是, “六四”的话题又重新成了我关心的热点。其实它也不可能不 成为热点。“六四”已过去了八年, 但你听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新闻, 时不时还在最后捎上一句：六四, 中国在北京镇压了民运。 如果碰 到什么大事, 象邓小平去逝, 中共十五大, 江泽民访美等等, 那更是 要作一个精彩的回顾。每年的六四, 也一定会把镇压的火爆镜头搬上 电视重播一遍, 颇有点永世不忘的意思。
我有一位在英国的朋友就曾经笑谈过“六四”五周年的事。那年, 当 地媒体早早的就开始作“六四”的文章了。又是学者访谈, 又是专家评论, 轰轰烈烈地研究了一番，最后得出一结论：六四, 北京必定出事。于是, 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向北京增派记者和摄影印队。他们刚到北京时, 真的很兴奋, 因为天安门广场上到处都是人，特别是还有很 的警察。看来大戏随时就要开演了, 英国老百姓也都等着看好戏呢。但随着日子的临近, 使他们奇怪的是, 人群并没有增加, 甚至连警察也没增加, 天安门广场平静依旧。他们开始急了, 一看到三五成群的人围在一起, 就立刻扛着摄像机往上凑, 结果却常常令他们失望。到了六四那天, 他们快要绝望了, 采访别人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心里话给说了出去：今天是什么日子？难道你们忘了吗？对，是六四。那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来游玩？难道就没有其他活动了吗？说到这儿，我的朋友加了句旁白：你们咂还不闹事啊！真是唯恐天下不乱贼子之心昭彰。直到最后确实什么事也没发生, 但他们回去还是发了一条新闻 ：据可靠消息, 民主人士遭到了中共的严密控制, 北京纪念“六四” 的活动又一次胎死腹中。
也许有人要说了：既然你有错误, 干吗怕人家批评, 言论自由嘛。其实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所谓言论自由只是控制言论工具的人的自由。就象在中国, 中共控制言论工具一样, 在西方, 言论工具则是由金钱来控制的。西方媒体的背后也有黑手, 并非全是群众的心声。所谓“舆论导向”, 西方媒体做的一点也不比中共差（至少对中国的报道是如此）。只是他们更聪明, 同时把言论自由喊得震天响罢了。既然如此, 听批评也是要看批评者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善意地指出你的错误, 那我们就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即便暂时看法不一致也可以展开讨论。而另一些人却是为了贬低你, 打倒你而故意揪住你的错误不放, 甚至添油加醋, 无中生有。对于这种批评, 我相信善良的中国人会以豪不妥协的倘给予他们针锋相对的回答。
暂时撇开西方舆论不谈, 其实我和我的朋友们也常讨论“六四”的事, 我就认为中共还是有错, 为什么当时就不能用上海式的和平方式解决 问题呢？而我的观点当即遭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朋友的反驳：北京 不是上海, 当时根本就没有其他办法。那时候, 我周围的人几乎没人 相信新华社, 全在听美国之音。政府也没人了, 警察也不干事了, 大 家真以为要变天了。 那街上天天都有上百万的人。你要么继续僵着, 僵到政府下台, 要么就得镇压。你要镇压, 不用能军队行吗？听到这我还是不服气：退上一万步, 也没必要开着坦克, 装甲车进城吧。朋友说：镇压方式是有问题, 即激化敌对情绪又授人以柄, 而且当兵的 不敢随便开枪, 使解放军自己也伤亡惨重。要不然, 面对赤手空拳的群众, 解放军怎么能搞出十几号烈士来, 而且还死伤了几百号人。有个战士直到被活活烧死，手里的冲锋枪都没打过一发子弹。反过来讲, 出现这种情况不也是因为我们国家没经验、没准备吗？中国当时有防暴用的装甲车吗？中国当时连防暴警察也没有。
我不禁哑然, 这使我想起一位中学同学所讲的事, 当时他在北京读公 安大学。某一天, 他们班被派到某路口协助武警设防, 防线就是武警 战士搭起的人墙, 赤手空拳的战士连块防护盾牌也没有。游行人群汹 涌而来，在人墙前推推攘攘, 手挽着手的战士们所面临的危险是可想而知的。 我的同学就亲眼看见一个学生（？）在一番谩骂挑衅之后, 以隐蔽的动作扇了前面那位战士一个耳光。战士的脸被打红了, 脖子 也涨红了, 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跳了出来。要不是事前有打不还手, 骂 不还口的死命令, 要不是部队的首长就站在后面, 我同学说, 他不知 道那位十八九岁的小战士会做出什么事来。他们也是父母所养, 血肉 之躯, 也同样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可能长这么大就没受过这样的辱。
通过再次反思这件事, 我感到, 要想对“六四”有一个公正的看法, 就要先跳出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立场, 以便更全面的看问题。在八年后 的今天, 让我们一起心平气和地来回顾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吧。
八九之前, 中共的改革开放总的来说是一帆风顺。于是中共开始着手 政治体制改革, 并下决心摸经济体制改革的老虎屁股, 即进行物价 体制改革。考虑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及全面放开物价对经济带来的冲 击, 中共不得不采取渐进的, 逐步放开物价的办法, 导致了价格双轨 制的产生。面对出现的新问题, 中共的宣传机器不断强调：问题必须 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现在看来, 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但有时老百 姓是等不及你去深化改革的。由于习惯了被政府财政所保护的低物价,老百姓对物价放开后的价格上涨缺乏必要的心理承受能力。于是物 价改革一开始, 各地一时间形成了抢购风潮, 造成严重的供不应求, 又进一步推动了物价的上涨。与此同时，价格的双轨制却造就了大批的官倒一夜暴富。在这种大背景下, 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滋 生蔓延起来。另一方面, 由于中共放宽了对新闻, 文化界的控制, 西方民主思潮当时在中国盛行一时, 越来越多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开始崇 尚和追求西方式的民主。
胡耀邦的死成了导火索, 民主人士趁机发难, 学生开始上街游行。起 初, 老百姓对学生给予支持和同情的态度，主要也是发泄对物价飞涨, 官倒横行的不满。民运本身似乎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也许是 我无法摆脱学生的幼稚）。 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西方敌势力一起 不断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美国之音的报道甚至比小道消息更离谱。而关键时刻, 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却不知在打什么算盘, 导致中央发出了另一种声音, 使中共丧失了时间和时机。矛盾不断升级，局势愈发不可收拾。待到民运的矛头明确指向中共和邓小平, 指向中国的国家 体制, 军队的镇压也就成了局势发展的必然。
回顾“六四”的后果, 我不得不承认, 那场民运的主角, 天真善良的学生确实是被利用了。“六四”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没有。受冲击的 是国家和政府, 流血牺牲的是北京的市民, 随之而来的西方制裁, 受 打击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真正得到了一些实惠的, 却只有威风一时 的民主人士, 和六四后可以滞留西方并换到了身份的留学生（这是个副产品）。 那么“六四”是否给中国带来了民主呢？也没有。 由于 “六四”, 中共推迟了政治体制改革, 重新加强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而对普通百姓来说, 他们对民主的印象就是可以肆意骂政府, 可以随便上街游行, 以及天安门广场上的一片狼藉。这种印象不但没有提高 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反而使普通百姓产生了对对西方民主的反感。而 现在, 民主人士一股脑地把这一切后果归咎于中共的镇压, 我倒想问一句, 如果不镇压, 他们当时会解散回家吗？不会, 因为他们已经把群众煽动了起来并誓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那么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现在看的很清楚了, 那就是推翻中共, 推翻中国现行的国家体制。这就怪不得中共要镇压了, 至少这样还能保持住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的前提：社会稳定。
邓小平死后, 我记得有人写文章说：邓一生功过参半, 一大功是使中 国开始改革开放, 一大过是镇压了“六四”。我却不以为然, 甚至还 认为, 镇压“六四”可说是邓的又一大功劳, 不论是对中共, 对中国， 还是对中国人民来说, 当然对民主人士除外。 八年多来的事实一再 说明, 中共目前确实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越 作越好, 倒是那些民主人士正在离中国人民越走越远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