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寄信给朋友。从邮票本上揭下来一张三毛七分钱的邮票、邮费涨了之后的两分钱补救邮票、我的地址条，准备全部粘上信封。这时候才意识到，先不能贴，信有可能超重。于是把揭下来的三张东西暂时粘在手背上，小跑着去货运部称信的重量。称出来的结果是六毛三分钱。回到办公室，在邮票堆里翻出一张七毛钱的邮票，揭下来，也贴手背上。我的手不大，这么一来，这些背面粘度很高的东西搅到了一起，越分越乱。气急败坏之下，我干脆把它们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每次寄信，都要这么把邮票拼凑着用，因为美国一天到晚老涨邮资。
二十多年前，中国大陆，往外埠寄一封信八分钱，往本地寄一封信四分钱。有一天，全国邮费全面涨价，一下儿飙升到外埠两毛。那时候还不像现在，常涨也就把人给涨疲了。猛然间寄封信要多贴一倍还多的邮票，哪有不想办法的道理？立时全国上下招数层出不穷，而且当我多年以后跟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朋友交流，竟然发现，各族各地区人民的方法都差不多，这在没有互联网的当年简直是个奇迹。
其中最被广泛使用的方法，是在贴好的邮票上面涂上胶水或者蜡。这样一来，邮戳就不会在邮票上面留下永久的痕迹。对方收到邮件之后，把粘有邮票那一小角给剪下来，放在水里泡软，把邮票从信封上揭下来，就可以反复使用了。当然了，还有些更聪明的，干脆用牙膏而不是胶水来贴邮票，这样就更方便了。
久而久之，邮局的工作人员也都提高了警惕，在每张邮票上盖四个以上的黑戳，下狠力气，跟钢印打的差不多。
要说这件事儿，老百姓有点儿理亏，因为人民不应当损害国家的利益。不过从另外一方面看，要是换了今天，或者换了有钱的人，谁会那么干？还不够麻烦的呢！
穷嘛。
所以这永远都不是一个单层面的问题。
周末，跟一位朋友聊起来大陆父母送孩子回国让祖父母带的事情，我对此是个坚决的反对派，说：“因为送回去太容易了，太方便了，我们的父母又总是很乐意帮助我们。A matter of convenience就是我的结论。”
朋友说：“还因为大陆的父母拿签证太艰难了。要是他们也能常来常往，一签就签个十年多次往返，随便呆这儿帮忙带孩子，还犯得着生离死别的吗？”
我本来想接一句，讨论一下为什么美国给大陆的签证就那么紧，可是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朋友说得有道理，而且更关键的，是他提醒了我，学习看一种无奈后面的多层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了类似的问题就道德就情感争得面红耳赤，可是被讨论现象的当事人恐怕完全没有工夫考虑这诸多的理论。想再多，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以前常去七零坛的时候，正赶上三十没立老兄送他的一个孩子回国。我先是劝了劝，让他忍住了别送。等他真送了，我只能很虚无地抱了抱他，因为负他那个轭的不是我，在他那些我并不了解的理由和隐忍面前，我又能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