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专制的中国奢靡于最无耻的制度/昝爱宗(ZT)

文章摘要: 政治清明和民间言路畅通，是政治上最好时代的标志之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则是政治上最黑暗的标志之一。民众为什么要指责执政者呢？这决不会是吃饱了撑的，而大多数时候是因为肚子吃不饱饭而“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一）耻辱榜上无荣耀

历史上的暴行，都是后世人牢记的耻辱。当事的人，无一不被历史的皮鞭敲打在耻辱榜上。

今天，人们不能指望历史耻辱感和人权意识从天下掉下来，耻辱感应该发自内心，人的权利也同样是人人争取来的。在古代，无聊而可怕的流氓皇帝刘邦还会在内急的时候把大臣的官帽扣过来当作尿盆儿使用……古希腊人则通过区别希腊人和野蛮人来把自己的政治自由和平等予以正当化。古罗马人则是根据成就和血统来分配权力。置教理中宣扬的人类之间“兄弟姊妹之情”于不顾，中世纪的十字军把人类分为“人”和“异教徒狗”。实现全人类之间的平等，即便是在近代都是陌生的课题。

在美国立国之初，就连《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自己，一方面在使用黑人奴隶的同时，还在想造物主赋予了所有的人不可以被剥夺的权利。由此可见，与理性主张不同的是，人所具有的差别意识在人类社会根深蒂固。

在十八世纪，旨在突破人与人之间差别的人权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权思想的发展。当时，杰弗逊和拉斐德把人权的绝对性和普遍性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来予以积极主张。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英国的《权利法案》都是历史上提高人权思想地位的代表性事件。

人们不能把人权信念理解为抽象的道德概念，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内，都可以从现实的痛苦记忆中得到对耻辱感和人权意识的深刻洞察。

还有一条，人权若没有稳定制度下的法律保障，个人的人权和自由都得不到保护，滥用自由和侵犯人权的事件随之发生。法律的约束就是“你有挥舞你的拳头的自由与人权，但不能让你的拳头碰到他人的鼻子”。

古往今来，耻辱榜上无荣耀，人权记录上无光彩。我们观察历史与现实，最大的感慨莫过于此。

（二）权力下的贪婪嘴脸

浙江作家赵健雄推荐他的新书《姑妄言之》，其中提到他通过读《太平广记》看到历史的“边角料”，而这样的“边角料”正以历史的角度恢复当时的新闻自由，还是一桩乐事。不过，乐之乐在恢复历史的新闻自由上，新闻里面透出的刺骨冷气，却让人坐卧不安。

史书上说唐代有个叫夏彪之的县官，到浙江新昌做县令。刚上任，就问当地村官；鸡蛋一文钱可以买几颗？村官答道：三颗。这位县令就掏出十吊一万文钱来，叫村官替他买三万颗鸡蛋。继而说：今天我不便带走，你让各家母鸡代为孵一下吧，于是就成了三万只小鸡。过几个月，小鸡长大了，再让手下把它们都卖掉，一只三十文，一下子搜刮民财九十万。

夏彪之又到一处，故伎重演，见到村官便问，竹笋一文钱可以买几根？答道：五根。于是又拿出一万文钱来，说我买五万根吧。继而对村官说，我也不需要那么多笋，就先养在竹林里吧。到了秋天，竹子都长大了，一根可卖十文钱，便又搜刮了五十万。

这一百四十万中间，新昌县令先期投资二万，也下了本的，无赖处在于没有追加投资并转嫁了风险，而坐享其利。花一万文买了一万个鸡蛋放在村里，两月后向百姓索取一万个母鸡钱九十万文；又用一万文买了一万根竹笋，两月后向百姓索取一万个竹子钱五十万文。诗人作家出身的赵健雄读《太平广记》见诸野史《朝野佥载》上的故事，认为古今一道，现在一些公司上市股，往往遇相关人员与领导索买原始股，其生财之道，正与那位县令同。上市公司几毛钱买的股票，如今就要向百姓卖几元钱，这就是贪的份量。
几元钱对于一个人不算什么大钱，但几千万个几元钱集中到一个人的账户上，就是巨款了。所以，今天出现几个巨贪，与古代相比，很容易让人习以为常的。

钱能通神，钱变成了魔鬼。

再翻阅老赵先生的闲书《姑妄言之》，发现他读《太平广记》有门道，总能找出精彩的现实版缩影，比如他发现还是在唐代，有当官者“反勒索”的案例，有点耸人听闻了。
说是有一不大不小的官张延赏，某日接手审理一个经济案件，了解到了是个大冤狱，觉得十分难办。等到即将判决时，召集有关狱吏告诉大家自己已痛下决心，并且讲，这个案子已拖得太久，须在十天之内了断。

第二天早晨，他检索案情时，发现桌上有一个小帖子，里面写着一句话：三万贯线，请不要再过问此案。张一看大怒，更加积极办案。但第二天又见到一个帖子，只写三个字“五万贯”，张益发愤怒，下令两天之内结束此案。然而到了次日早晨又见一个帖子，仍是三个字：“十万贯。”这个他停下手头工作，再不过问此案。

有个子弟探知详情，张向他解释说：钱到了十万，已能通神，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了，我怕惹祸，不得不接受现实。诗人赵健雄读《太平广记》时读出这话像是遁词，却更近于实话，某种运作规则，是容不厕得厕身其间者个人之清廉品质的，无奈之下的妥协便成为常见。

张延赏这样做，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否则他官也不做了，南下打工去，如今天的向总理说实话的湖北棋盘镇党委书记李昌平，最后被迫辞职外出打工。

似乎张延赏是好官，但不能做好事。而简州刺史安重霸，也有称道之处，他是“软刀子杀人”，似乎是非暴力，却起到了使用暴力相同的结果。据《北梦琐言》载，四川简州刺史安重霸“渎货无厌”，当地有个卖油郎姓邓，能下点围棋，家产颇丰。安便召其对弈，让他站着下，每落完一子，都得退西北窗下等着，自己则反复计算，半天才落一子，然后叫他再过来落下了一子。速度奇慢，一天才走十几子。姓邓的又饿又累，感到非常疲惫，难以忍受。第二天刺史叫他再去接着下，有人便对邓讲，听说这个当官的喜欢受贿，恐怕别有用意吧？你何不送点钱以求告退？这个卖油郎乃奉上三锭金子，这才获免。

一个贪官如此，一个皇帝也会如此。贪官和皇帝都是同一个战壕里战友，彼此没有什么大同小异。只是他们相比起来，谁的影响更深远呢？

中国古代的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君临于广大的中国和周围属国之上，普天之下的人民，其实都是皇帝绑架的人质。

（三）民主的趣味

最近我看了一幅公开发表的滑稽漫画，很耐人寻味，尖锐而且幽默。

漫画显然是针对一次某集团董事会主席的选举而来的，右边两只大手展示着“选举条例”，如下内容大家共睹：

1、选举过程，不许骂人畜生。

2、若对方真为畜生，亦不得公开指摘，以维护集团声誉。

3、倘彼此皆为畜生，则有互为保密之责，以保集团内和谐。

4、…………

5、…………

下面看的人，沉默不语，但看起来大家都很平静，严肃，自然而和谐。

这幅漫画，是有意思的。选举是公开的，平等的，不是单方面自上而下的。最有意思的，该条例承认选举过程中有相互之间有存在畜生的可能，既然有了畜生存在的可能，那么随之骂畜生的权利也便不得剥夺。

权力之下，只有当畜生横行，才有权力制约和民主形式的出现。否则，大家都为畜生，相互之间又没有必要的制约，人类政治还有什么文明可言。

其实，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都是时刻膨胀着的权力，随时为所欲为的权力。这样的权力，本身多半受到权和钱利益共同体的摆布——而不是相互制约，是非常可怕的。

（四）时代的黑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我国最早记录春秋各国史料的《国语》之《周语上》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周厉王在位时是公元前878年-842年，当时国民之所以冒险指责他，是以为他暴虐无道，实行的是恐怖的暴政。厉王派卫国的巫师去监视批评指责朝政的人，只要巫师报告，厉王就把被告发的人杀掉。从此“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仅仅是相互眼神致意。但这都是表象，民众相互不敢讲话的背后是人人心中都燃烧着怒火。“谤由虐生”，这就是说明国民们在压抑之后将是“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如果为王者仅仅揪住“谤”而追究责任、打击报复、杀头了事，而不反思问题的症结，最后的结局就是周厉王的结局：“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幸好，民众仅仅是将国王流放于边远的彘地，而不是“一报还一报”的杀头。

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其政治上的最好时代，往往比经济上的最好时代，更能够青史留名，名扬千古。经济上落后，只能说明政府的无能；政治上的落后，则说明这个国家的落后和腐败。

政治清明和民间言路畅通，是政治上最好时代的标志之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则是政治上最黑暗的标志之一。民众为什么要指责执政者呢？这决不会是吃饱了撑的，而大多数时候是因为肚子吃不饱饭而“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民众迫于暴政者的淫威，不敢再说什么了，恰恰是为政者最危险的时候，堵塞民众的口，其后患比堵塞河道还严重。被堵塞的河流而溃决泛滥，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堵塞言路是同样的道理。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国相邹忌规劝齐威王防止被蒙蔽而接受批评意见。齐威王接受规劝，并在历史上带了一个好头，这也是历史上明君的良好形象。齐威王是这样下命令的：大小官员和老百姓，凡是能当面指责我的过错的，就可得到头等奖赏；能够上奏章劝谏我的，就可以得到二等奖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指责我的过错让我听到的，就可以得到三等奖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见《战国策．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由此可见，为王者纳谏除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至于“即使有人想提意见，也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了”，遂政治清明，国民安生。

齐威王的故事是在公元前318年前发生的，距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我们今天向执政者发言，能够得到相应的安全保障吗？能够得到相应的奖励吗？这个我不敢奢望，我只是希望一些逆耳言论、批评言论能够不在网上删除、能够公开出版就够了。作为作者，能够写出有灼见的真话，能够在公众之间进行比较广泛的交流，便是最大的希望了。至于应得的稿费也可以不在乎。

由此所见，任何堵塞言论的行为也都是愚民之举，退步之举。“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湿地、平地和可灌溉的地）也，衣食于是乎生。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于心而宣之以后，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国语》中的这段话说明，“民之有口”是与“土之有山川”作类比的，说明公开言路只有益而无害。但如果人人都不敢言，不敢公开指责腐败和错误行为，不敢批评执政者，而迫使“百姓之口壅塞”，“民智无法开启”，之后
能够支持这个国家的也就是破坏性的革命了，这个国家的政治也就越来越没有希望了。


（五） 人人都想当皇帝

中国皇帝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历史，一个摆脱封建专制、腐败捆绑的逐步走向文明进步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一口气叫出五十个皇帝的名字，却实不容易。可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大的主线却是容易记忆的。一般一个王朝大致是300年。当然，这个300年是个粗略与大概的算法。严格地讲，汉朝是426年，其中西汉有231年，东汉有195年；唐朝是289年，宋朝是319年——其中也有北宋、南宋，明朝是276年，清朝从进入北京后算起是266年。所谓300年。只是个粗略大概的说法，各王朝都免不了进入“分裂时期”，然后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人人都想当皇帝，恐怕是人内心最大的犯罪感。秦始皇当了皇帝后，梦想长生不老，最后却过早地丢了江山，同样也为后来的英雄豪杰们提供了谁都可以夺天下的广阔舞台。据《史记》上讲，在秦始皇巡游天下时，项羽喊出“彼可取而代之!”，其实是“我也能当皇帝”。可是刘邦的内心也大同小异。当他看到秦始皇的威仪时，认为“大丈夫生当如此。”意思是说人“不是按血缘当皇帝的”。正是由于秦始皇提供了一个政治大舞台，包括陈胜吴广和刘项在内的人都想把自己推上历史主角的位置，成为不同姓氏的秦始皇。

中国历代王朝的荣枯盛衰和兴亡交替，可以说是由始皇帝作为总导演，古往今来演出了一幕幕你杀我、我杀你的暴力称雄历史剧来。不过，历史都已经证明，暴君是不能长久的，且都没有好下场——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算是一个例外。

1959年，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走出关押他的抚顺监狱——此前的身份是战犯。溥仪公开谈起自己过去的生活说：“封建皇帝的生活表面上看很豪华，但内心却很空虚，不论何时何地都战战兢兢，怕被人民杀掉。饭碗都带有银盖，这是为了试验里边是不是有毒。房间里挂画的后面有个门，以便发生事情好从这里逃跑。房间里设有厕所，这是因为担心夜里出屋到厕所去被人杀害。在天津的时候曾防备被中国人杀害，满洲时代防备被关东军杀害。”溥仪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有一种木偶戏，我过去的生活也就是那样的。”

专制的皇帝是陈旧的历史标本，是腐朽的木偶，却是人人想当，可谓出生入死或把生命当木偶看待的人大有人在。化腐朽为神奇，就是为了权力而不要命，而把自己推向一个个断头台，这样的人不是什么可怜，而是可恶到极点了。 (记者：蔡楚) [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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