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经删节载南通《江海晚报》2005年2月2日版）
我的母亲赵洁君，2005年1月20日辞世，享年87岁。
母亲出身江苏南通大户人家，却因开钱庄的外祖父挥霍家产吸鸦片，未受到应有的良好教育，她未曾裹出金莲小脚，不谙女红，不善家务，没有心计，仅认识有限的几个字，能写出自己的名字。
自入我家，母亲便被公婆、亲戚，以及周围邻居视为愚、痴、呆、笨。作为父亲统治下的柔顺臣民，母亲两年隔一胎，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第五。
解放初期，母亲原本帮助父亲看看杂货店，但自公私合营后，再没有工作，只在生育的间隔期间，为生计所迫，偶尔出去打些零工，她为修马路敲过石头，去酱制品厂切过萝卜，然而总是不利索，欠精明，受尽欺凌。即便在家做副业，如泡蚕豆、剥大蒜、敲核桃、粘火柴盒等等，虽起早贪黑，手脚终是不快，主要靠我们兄妹来完成，包括我那时才六七八岁的弟妹。
母亲常年为全家烧饭做菜，兢兢业业，却经常把胡萝卜饭烧糊，让玉米屑菜粥溢出，灶火冒烟，青菜煮烂等等，屡遭在合作商店做会计下班归来的父亲喝斥。母亲从不抗争，默坐一角，神情悲切而木纳。
为儿女纳鞋底是母亲夜间的主要任务，但她动作迟钝，针脚歪扭，毫无飞针走线的风采，也不会织毛线，甚至缝纽扣补衣裤也难见平伏，时时气得父亲自己捏针补缀，缝到夜半。
邻里的大人孩子，若非善类，经常辱骂我母亲为“痴奶奶”（痴婆娘之意）。母亲笑笑，并不争辩，亦不计较。文化大革命更使许多人失去理智，当时我们居住的西大街有一家邻里称之的“恶狗村”，此家几员虎将倚仗权势，啸聚街头巷尾，夜夜纠集一班少年砸门敲窗，然后扬长而去。父亲不在时，母亲只能护着年幼的我们躲在里屋发抖，一任恶人喧嚣。
在那不堪回首的饥饿年代，父亲为了精打细算，自己掌管着每月45元全部工资。喜零食的母亲身无分文，难得靠卖废纸或破铜烂铁得了几分钱，便去店里买一点茶食，如桃酥、云片糕、金桔饼等。出得店门，却无论如何舍不得放进自己嘴中，总是带了回来，让我们兄妹均分着吃掉。多年后我们每带母亲去琳琅满目的食品店买她喜吃的糕点，她仍不外乎点这几种，其吸引力于她已是刻骨铭心。
家道艰难，鱼肉极少进门。我与小哥便外出钓鱼。跨过马路，就是城河，河与长江连通，每到涨潮，城河中便溢满浑黄的江水。我们站在起凤桥（此拱桥古老典雅，后毁于文革后第一次无知无序的城市建设中）的圆拱下，常可钓到鲜美的鳗鱼、丫子鱼等。母亲自是高兴，立刻洗净，做成红烧鱼段，满足地看着儿女们狼吞虎咽，自己最后啜些残剩汤汁。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开始就是憔悴的，苍老的，任劳任怨，任打任骂，没有欲望和追求。谁曾想到，在1964年夏天，母亲居然有勇气出走。母亲的突然失踪令父亲焦急万分，更使儿女们陷于恐惧。我至今无法知道母亲当时的全部想法，只知道她被父亲又一次责骂后，偷了父亲几块钱，买了一张五等舱船票（天知道她怎么买票的），去上海投靠她当时在国棉十九厂做工程师的哥哥，却因人地生疏，蹲了一夜马路，最后在行人帮助下见到兄嫂一家，但只在他们家逗留一天，便被送了回来。多年后，我每想及这场短暂的家庭风波，不胜唏嘘：任她是愚，是钝，是丑，母亲其实也曾年轻过，憧憬过，也曾有过对自由及美好生活的向往。卑微的母亲当年不堪父亲压迫而短暂出走的勇气，至今令我肃然起敬。
那个年代的生活，岂一个苦字了得！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兄弟姐妹居然都无病无灾地长大了，一个个出窝了。是靠母亲的无私呵护和积德，或因西大街老宅的风水好，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我无从知晓。家中除了大姐赶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上了大学外，我们兄妹中有四人先后下乡插队，惟一兄侥幸进了南通师范，一弟分到豆腐店磨豆腐。
再十多年，儿女们都坐上了“帐桌”（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女个个坐帐桌 –- 即办公桌），西大街的家安静下来。母亲终于有了闲暇，听收音机、看电视剧、养猫、串门、摸长牌。然而她最大的期待和欢乐，便是等到儿女归家。我们在家，母亲便有高声，不再畏惧父亲，俨然以儿女为后盾。我的几个兄弟和媳妇及小妹和妹婿都极孝顺，尤以弟妹操心最多，没有他们的常年服侍，我父母很难活到八十开外。然而兄弟姐妹之中，我总觉得母亲似尤疼我，认为我在省会大城市做着体面事，在邻居面前便觉得脸上分外有光。我远走美国后，历年回国探亲更成了她翘首以盼的大喜事。每逢我自己或携妻儿归来，母亲必要我备些小礼物，领着我们走访邻居，逐家送礼，逢人便笑：“我家五侯和五媳妇回来了，给你们家带了点这个那个......”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
母亲爱看电视，尤喜看各种各样的古装戏，《窦娥怨》、《四郎探母》、《杨乃武与小白菜》等中的剧情她都能道出几分，也愿看琼瑶等的言情连续剧，常常手捧烟台、膝卧家猫，看得极投入、忘情。
同在南通从小长到老，父亲一辈子听不懂南通以外的其他方言，母亲则无师自通，不仅能听，还能和我那说普通话的妻儿交流，并在饭桌上做父亲的翻译，每到此时，父亲便显出自卑，极少高声，倒是母亲更活泼些。
进入80高龄后，母亲越来越消瘦，满头银丝，身体佝偻，但始终耳聪目明，声音清亮，更表现出淡泊安详、宽容慈善。2000年夏季我又回国探亲，此时的母亲已需子女帮助洗澡擦身。我将母亲扶入澡盆，眼前的母亲已成一具皱皮包着的骨架，脊梁弯曲，胸脯干瘪，并拢的双腿间显出巨大的空间。我擦洗着她肋骨历历的后背和前胸，心中的震撼难以言述，热泪滚滚而下 –- 就是这片只剩两只赫色乳头的胸脯，曾源源不断地流淌出让我们吮吸长大的生命乳汁；就是这付风干的躯体，居然生养出儿女七人，并为我们遮挡了二十多年的风雨。最后一次洗澡时，母亲在澡盆中啜泣起来，眼中盈满浑浊的泪水，母亲凭直觉知道我要走了，来年是否还能相见？然而旋即，母亲偷偷擦掉泪水，恢复了常态，她不想让我难受。离别之际，父亲总是长叹短吁，晚年的母亲却显现大家出身风范，少有女儿态，不流泪，不叹气，静静送我出门，然后转身站到二楼窗口，目送我远去。
2004年岁末，一场罕见的寒暴突袭南通，风烛残年的母亲终于倒下，由我二哥二嫂急送通州市医院，诊断为心力衰竭，伴有轻度心梗和脑梗。此时的我，正在探亲途中，距南通只剩一小时车程。难道母亲等不及我了？待我领妻儿赶到医院，母亲已陷入昏迷，几经呼唤，方念出我妻的名字，随即沉睡。我坐在病床前轻轻呼唤：“娘奶，你醒醒，我是五侯，我回来了。”我多么希望母亲能认出我来。
医护人员都认为，以母亲如此高龄和衰弱的身体，只怕是该走了，于是仅做常规抢救。至第二天中午，母亲开始扭动、涌痰、喉咙里呼呼作响，显出垂死的症兆。护士将吸痰器的管子深深插入喉中，却吸不出多少痰来。眼见母亲在半昏迷中表现出的痛苦，我心如刀绞，忙叫护士停手。我不能再让母亲吃苦，我宁愿母亲早一些、但没有痛苦地去世。稍后，母亲鼻中流出一点鼻涕，于是我用纸巾接住，慢慢转动，竟拖出一条近尺长的鼻涕来。至晚，母亲慢慢苏醒，再后来，逐渐可以喝水、进食，有了小便和大便。在我们的帮助下，母亲甚至坐了起来，渐渐认出了自己的儿女媳婿。所有的医护人员，所有的病室人员，无不啧啧称奇。
母亲向有便秘的毛病，病危期间便意更频，每晚要人扶坐便盆多次。但夜间只要是我陪护，母亲便特别安静，喜欢卧向我睡的折叠床一侧，每每醒来，并不示意要坐便盆，而是静静地注视着我。我极灵醒，也便睁眼，只觉母亲目光清澈，笑容灿烂。我们互相注视片刻，母亲复闭眼装睡，惟恐我太劳累。我亦闭眼，强将泪水流向心间。母子之间，息息相通，不在此境，无从体会。
我临行前三日，医院同意母亲出院，住我大哥大嫂家中，专人服侍。临别当日上午，我再去大哥家看望母亲，母亲平静地睡着，似不想让我悲伤辞行。
不期我抵美仅三日，就接到母亲辞世之讯。放下电话，我默坐良久，散神竟日：母亲啊，你从冥冥之中挣脱死神，只为再见我一面，再与我相处几天，再让我尽孝数日，你怕我终身抱憾！而我离后，母亲便觉最后心愿已足，不复恋世，撒手人寰。
身在异邦，无法亲临送母，谨撰此文，是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