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大约是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后成为一句口号，开始广为人知，呼应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自古以来，思想界的表述就是曲折的，连被认为激进的八十年代文化反思热，其实也是别有怀抱，欲说还休。到了九十年代，文人急剧边缘化而话语限制更多，淡化现实关注而转向内在探索和思想史追溯，于是拿来了丢掉多年的自由主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这种根本性叙述，陈寅恪，顾凖这样孤岛般存在，折射出这个时期的基调：少了许多激烈夸张的诉求以及对西学的生吞活剥，多了几分借古讽今的纡回和坚守道统的落寞情怀。
根本性叙述当然很好也很重要，象一支无缝的蛋，让人无从下手且难以说出忌讳。有时我不无悲哀地想，我们的深文周纳真是到了极致。不过中国特色之一是，得到公共认可的好话一旦成为道德文章的一部分，就不免被用来做贞节牌坊。所以，如果你遇见某人标榜独立人格而实际上仅是一奴才或者某公司的托儿，你大不必惊诧莫名；如果你遇见某人大谈自由思想而实际上纯属炒作或是某畅销书的文宣，你也只好自叹弗如。
其实我们从小既被灌一茬又一茬的道德真理，也同时被教诲要“学会独立思考”。我在少年时就很朴素地想，这“独立思考”怎么样才能“学会”又跟谁学去呀？跟人学的能叫“独立思考”吗？
这一类的疑问是我曾经感受到的“根本性怀疑”之一，也是我一生思路的起点之一。当然我现在仍然怀疑自己是否有可以配称为“思想”的东西，怀疑自己是否能号称“自由思想”。鹦鹉学舌大半是无意识的。好在思想一词当今越来越大众化不必过分当真，思想家的价值也越来越和其商业价值挂钩，我大可以很直白地说，怀疑是我自由思想的起点。问题是说类似这话的人越来越多，再这么讲就有极大的自吹自擂嫌疑。不过话说回来，如今炒卖思想还要算高尚行业呢！
黎澍先生，是我熟悉的长者。他在八十年代中发表了对人民创造历史这一罩着神光的论断的怀疑，引发了史学界的一场争论。如今已经不大听得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这种铿锵有力的朗诵了。那一代的历史学者自然多不免有时代的局限，黎澍先生亦然，但他的怀疑与驳论，在当时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并需要相当的勇气，我一直印象深刻。在黎澍先生文章发表后，才开始有人涉及象历次农民起义的巨大破坏性这样的问题。本来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如果没有巨大的破坏性，那么怎么解释每次农民起义以后都是人口剧减，经济凋蔽呢？史学界早就有“史学无禁区”的呼声。然而，如果有预设的结论或真理存在，禁区就有可能还是无法避免。最近看到义和团又在被歌颂，令人感慨半个多世纪来一代一代学人的长进真是十分有限。正是由于其本身的愚昧，义和团才会演变成一场由帝王家导演的盲目排外的闹剧，它的直接结局是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是近代史上沉痛的一页。以所谓“历史大关节”论史而忽略史实的大脉络，难道不恰恰是黎澍先生这样的前辈曾经深刻反思的“以论代史”？
我不禁想到，愚昧实在是我们的历史上许多悲剧发生的主因之一。文革之所以那么全民疯狂，和集体愚昧该是有莫大的关联。如今即使很多有识之士，也往往更多忙于寻找林昭，遇罗克等这样极其稀有的人。我们的思维方式里，是不是有一种急于树立榜样并从中获取安慰的倾向呢？我并未见到有多少人在问“我们何以如此愚昧”一类的问题。我们不信上帝，从文化传统里就缺少忏悔的概念；我们更愿意相信中国人是一个有着无限聪明才智的民族，没有太多人爱听傅雷先生那句刺耳的话：“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我不知道独立思考会不会照样走入愚昧，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但我想至少愚昧状态中人是没有独立思考的。我也倾向于独立思考是一件使人痛苦，容易失眠甚至走火入魔的事情。比如我自己，前些年忙着网上下棋，周末打牌，沾枕即眠，其乐融融；最近突然某根筋搭错般想要“独立思考”，于是两眼发直，文思断续，念念有词，夜不能寐；连我的狗狗都诧异地看着我：有病吗？我忽然悟出在自古就极其重视思想统治的国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术，实在是让治人和治于人者都能睡好觉的高招。（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诠释或有争议，姑不论）
人缺什么就想什么这句话，十有九中。回顾中国思想史，便知古代的知识分子，或曰士大夫，或曰文人，是少以智识为目的的。我少年时很喜爱苏轼的词赋文章与性情，然飘逸练达如东坡，仍不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窠臼。或者做官，或者为帝王师，总之学问的目的从来不是为学问本身，还是要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至于目的之后有多少私欲那就要看各人的修为了。恐怕要到李卓吾这一个别现象和明亡后的一群遗民学者，由于断了出仕的念想，才接近了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然而入清后康，雍，乾三朝圣世里的文字狱，把这一思潮基本一刀斩断。之后道统的承续，大约要求诸康梁这一代了。近代以来，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在战乱频仍风雨飘摇中微若一线，似有似无或许并不为过。毕竟，留给“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空间，一直是十分有限的。在皇朝时代固不用提，在共和时代，战争与革命压倒一切，知识分子不断地被要求为民族，国家，人民，主义等服务。到了最近的太平盛世，经济成长才是唯一的目标，他们也不能免俗，要主动地去挣钱了。
我们的传统是一直将做为个体的人附属于国家与社会的。“个人”被等同于一己，“个人主义”被理解为利己主义说明了个人的概念在传统价值体系中的阙如。与此并行相关的是社会生活中个体存在的被忽视。没有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何来对自己和对别人的尊重？何来对自由的理解与追求？在我们漫长的历史里，不乏思想箝制非常严厉的岁月，而我们有没有省思为什么同样的情形经常性地重复？
以历史的纵向角度看，二十一世纪的思想自由度虽然未尽人意但也还宽容了一些。这多半由于商业化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一切要以金钱计算其它的大面上过得去就行了。然而，商业时代的到来对于思想的发展既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灾难性的。没有人能够预言未来，但历史上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错位的事例并不少见。那种经济发展了其他就会如何如何的历史必然论仅仅反映出一元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是多么深刻地浸入到人们的潜意识之中。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的淡出和思想文化界的边缘化是在同步发生的。在经济彻底松绑，社会结构急剧转型的时期，生活中滥觞的是赤裸裸的功利算计和享乐主义，语言上盛行的是厚颜无耻的炒作和毫无节度的调侃。
爱因斯坦曾说过，人可以不信宗教，但不可以没有宗教精神。我的理解是，你不妨怀疑，但你不能全无虔诚之心。在这个趋于平淡的年代，找乐代替了探索，许多人貌似愤世嫉俗实则玩世不恭。激进的愤世嫉俗和犬儒的玩世不恭之间的区别在于，愤世嫉俗者虔信自己的正义观，敏感于苦难；玩世不恭者则稀释一切，追求自己的快感。
很多说法，炒作一下很有效益，真正做则既不好玩也不讨好。所以光说不练的人总是很多。有时我想，我们会“独立思考”吗？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用非黑即白非是即否的两分法方式回答。我想，或许我们有时侯也能独立思考，虽然大多数时间我们是自以为如此而未必如此；我想，最大的可能是我们常常人云亦云，什么都没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