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偏不好好说!—商业社会初期阶段的文风

风中本无桥,桥在心中,心又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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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于今年三月,从当时沸沸扬扬的“韩白大战”而有感于处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社会初期阶段的当世文风)

    如果你有点古典文学修养,“语不惊人死不休”会让你想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苦吟,想到“郊寒岛瘦”,想到“推敲”的典故,而“僧敲月下门”亦如一幅古画。 

    如果你在google搜索一下“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么在第页你就会遭遇“韩寒语不惊人死不休”,接下去就是他那篇已经传颂“文坛”的大作的标题了。韩寒文章的内容观点我不予批评。反对“卖猪崽”一样以年代分人,“文学的最危险境界就是,着实虚伪,但自己还觉得自己特真诚”等没错。“部分前辈们应该认真写点东西,别非黄既暴,其实内心比年轻人还骚动,别凑一起搞些什么东西假装什么坛什么圈的,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虽然说得损了点,也还算“话糙理不糙”。然而骂人话就越过了起码的底线,绝不能称为“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未免亵渎古人,只能叫“有话偏不好好说!”

    开骂的直接效果是吸引了大量眼球,一时骂声四起,多位著名写手闸门大开,脏字连篇。大战役旁边小斗争也没闲着,骂得越狠,点击者越多,颇有不骂则已,一骂升天的趋势。捎带着昨天一篇无名人士写的论“中国骂文化”的文章也在极短时间里有七千多人点击上了首页。相信大多数人是冲着“中国骂文化”的标题去的,而这标题用某些方言念很近于“中国没文化”。这文章的作者老兄还真下了番工夫,分了很多类,码了不少字。不过我还是觉得所谓文化研究做到这份儿上让人悲哀,有点到了末世的感觉。

 

    我对这场“三英战布”的活剧并无兴趣,对于所谓“文坛”的恩怨是非八卦也一无所知。有人说“文坛”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除了石狮子哪儿都不干净,这种话我从来不喜欢。因为《红楼梦》里的贾府是可以随意延伸的,你可以把它延伸到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除了你自己哪儿都不干净。“天下乌鸦一般黑”,说这话的人是不是乌鸦呢?至少是张乌鸦嘴吧。我还是比较愿意相信人们善良的一面,虽然我绝不敢对此有太多期待。

 

    用标题来招人,实在是太古老的招数,但好像一直行之有效。从八十年代末起到现在,经久不衰的是带点儿色的。我知道不少人第一次见到《丰乳肥臀》,还真以为是黄色小说呢,到后来就有了快感全都喊,关键部位变着法儿侃了。是不是带色儿的已不够新鲜,现在只好开骂了呢?反正在标题上下功夫的人都深谙有话绝不能好好说,好好说就没人读了这个硬道理。至于读者看了标题跟进以后会不会大呼上当,不如老老实实去读《肉蒲团》,这些作者大概就不那么在乎了。在商业化时代读者数量更直接关连着名声和钞票,如果想得远就什么事都别干了。

    我丝毫不想说哪一位,其实这些文人顶多也就是想迎合大众心理,所以问题也确实和人们的心理有关。在这里,“人们”是该仅限于中国,还是该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也说不好。人类是既有通病也有特殊性的。近年来在有了凖色情和说脏字的自由后,人们在这些方面的好奇心或阴暗心理喷薄而出,洪流奔涌,充分显示出在这个自古就要存天理灭人欲,主流文化永远满嘴仁义道德的国度里人性受了多大压抑。在某种意义上,时常发挥了汉语里不多见的机智的黄色幽默倒也反映出人们在怎样珍惜有限的自由。骂人亦然:大概还是活得不容易,精神有压力,看很多事情不顺眼;大概还是有些话想说又不敢说,说了也白说,或者想好好说又没人搭理,人们才听着骂别人自个儿觉着过瘾,而聪明的文人才看得到有选择地骂别人不仅过瘾,还因为做了一般人想做又没敢做的事显得勇敢,蕴藏着炒作功效以至商机无限。我说有选择是因为聪明人深知高风险高回报的道理,懂得一不留神会翻船。如果荒腔走板,被告上法庭倒没什么,那保凖还有炒作效益,被关进监狱就大大不值了。

 

    我小时候家在一栋住满文人的楼里,对面那栋简易楼则是某建筑公司的工人宿舍。简易楼里有两家大妈相比为邻,不知何故时不时就要互相抓着头发滚在地上大打出手,尘土飞扬,叫声震天。其时为七十年代初,日常生活里娱乐极少,我们这栋据说大学者成堆撮的楼里,爱看她们掐架的人也不比爱看菜市口砍头的人比例上低,各家阳台上脑袋错落。我这种从小就觉得生活无聊的人自然也爱看。她们二位互有胜负,打输的一方回到楼上,掸掸衣服上的土,就冲回阳台破口大骂。骂的一齣要远远长于打的一齣,也是更有看头的文斗。其中一位,打输的时候居多,语言更新能力却令人刮目相看,把时尚语言和建筑材料混合,用叛徒工贼反革命特务钢筋水泥流氓破鞋五彩大花等词语构成以祖宗和下半身关系为主的绝无停顿重复一气呵成无标点意识流长百余字的一句抡过去,彻底出了败仗时憋的一口恶气。这位大妈其实是个心地善良性格开朗不认字的劳苦大众,有四个孩子的六口之家才五十来块一个月,不火大心理怎么平衡啊!

    我们这些文人的小孩们,那时大多也不读书,打弹(念“tan”二声)球挖沙洞,官兵捉贼,和简易楼的工人子弟并无二致。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楼的小孩相对白些,高些,自我感觉牛些,骂人时嘴皮子流利些。两栋楼孩子的对峙是我对阶级矛盾的第一次亲身体验,而一打架工人阶级的专政铁拳砸过来时我们楼小孩的不中用与落荒逃窜令我痛心疾首。有其子必有其父,大人们在大时代的表现往往也没好到哪儿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喜欢做知识分子多少由于这段记忆。象牙塔早已打得粉碎,这几代知识分子或在艰难岁月中或在童年经验里,早就情愿不情愿地习染了流氓无产者或混混的气息,却又无法彻底改变,所以经常在高雅和粗鄙之间游荡。论高雅,学问气质难望前贤项背;论粗鄙,总要有刀架在脖子上不变色的勇气才是好汉。无论想在哪一边扮演一个角色其实都很难啊。 

 

    回过头来讲,韩少侠攻击白研究(我查google,白烨先生是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的理由我倒也理解。白研究关怀下一代文学青年无微不至,或多或少有要当青年导师之嫌。现在敬老尊贤,人可以由于活过了90岁一不留神就当上了国学大师。才24岁的韩少侠从心里就烦年纪大的人来正面教育,而且他正要树立反叛青年形象,那样才是顺应潮流酷呆了。白青导时运不济,撞在枪口上,说好话不得好报,只好自己觉得委屈去也。韩少侠过了把嘴瘾,下一步又如何呢?这是一个娜拉出走以后会怎样一类的无解方程。娜拉在上个世纪初很可能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甚至加入革命先锋队伍;而今天她可能再找一个更有钱的老公,或者从前夫那儿要一笔赡养费也未可知。
 
    半个多世纪来,鲁迅的影响经久不衰。写文章的人不知不觉间就要朝着匕首投枪一路走。然而,拿来鲁迅是很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如果只有鲁迅的锋利,偏激,夸张,刻薄,而没有鲁迅的沉痛,真诚,忧患,悲凉,更无他的国学功底,那文字会是怎样呢?
    理论上说,真诚的人就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式,可是这年月真诚与否是个越来越说不清楚的问题。真诚的人在中国已属稀有动物,要不怎么全社会在呼唤诚信呀!缺什么就想什么,人性如此,社会也如此。
    我们时代的文风,有一种新的发展,经常被自恋地称为冷隽调侃,但一走火入魔就有可能仅仅是犯贫阴损,锋芒变成矫情,幽默变成贫嘴滑舌。全民王朔化造就不少无聊文人还没有王朔那点才气。用舶来术语叙述,这叫犬儒化的趋势,说白了就是文人流氓无产者化。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本来就缺少虔诚的一面,但忧患意识还是绵延不绝的。现在忧患意识渐渐在被稀释,还有什么留下来呢?
    也许,好不容易才从农业社会把一只脚迈进商业社会与国际接了轨的我们不需要留下什么,只需要想怎么把话讲得好玩儿,有人听。所以,有话偏不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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