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思无涯，行有制 (ZT)
从龙年到蛇年，连续两个新春、新世纪、新千年的热闹中，各媒体出现了两次“展望”热。去年“展望新千年”，今年“展望新世纪”。在这些展望中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的诸多理想、希望与憧憬，也表达了如今的努力方向。而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这些期望也不会是雷同的：有人期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未来“中国世界第一”；有人则希望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顺利地“与国际接轨”。有人憧憬宏伟的“赶超”蓝图，盼望早日圆“强国”梦；有人则呼吁回归自然，告别“无节制的增长”。有人期待着我们阔了以后洋人也会“头朝下给我们刷盘子”；有人则希望新世纪里我们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在“自己人”手下能少受点气。有人的“展望”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以解放人类为己任；有的凡夫俗子则只能“展望”自己打到一份好工，弟妹能有书读，父母不再卖血……
我们能判断哪一种“展望”在道义上更崇高、在实践中更可行吗？如果能，我们就不妨把那种据认为道义上最崇高、实践中最可行的“展望”作为“标准展望”而定于一尊，并取消不那幺崇高或不那幺可行的“展望”。但如今人们大概都知道，这样一来我们等于回到了那个焚书坑儒的时代，也就真正无“望”可展了。
如今的确有人很浪漫，喜欢批评别人的展望道义上不够崇高，也有些人很现实，乐于指出别人的展望实践中不可行。但平心而论，养尊处优者改造世界的理想固然可贵，打工者多挣些钱养家糊口的希冀难道可以非议？被列强欺凌百余年的人们图“强国”，历经两千年专制的人们盼“接轨”，未摆脱贫困的人们求“发展”，环境危机中的人们想“回归”，我们又能说谁比谁更“崇高”呢？
另一方面，过去人们很崇尚“科学”而鄙薄“空想”，视“乌托邦”为万恶之渊。然而记得几年前岁逢甲子，某报曾重刊过上个甲子年诸名流的“六十年展望”，60年后与现实相较，合者几希，引起许多感慨。其实，如今人们已经知道，所谓科学，就是一系列逻辑化的“有益之假说”不断被有限案例所证伪、并为新的假说所取代的过程。既是“可以证伪的假说”，岂能避免“想”而不落“空”？
所以我认为乌托邦（它的狭义定义涉及复杂的宗教学问题，这里只取广义，即“不能实现的理想”）首先是无法“告别”的。因为人们不能事先判定什幺可以实现、什幺不能实现，然后只在“可以实现”的范围内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告别”了乌托邦，就不再有自由思想者。哈耶克指出理性的局限，呼吁警惕“理性的僭妄”，他说的不错。但他回避了一个悖论：“理性的局限”应当重视，但正因为有这种局限性，人不可能确定“理性之限”在何处。所以“限制理性”既不必要也不可能，而限制强制才是既必要也可能的。
其次，乌托邦本身也不是什幺坏东西，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尽善尽美大概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人们根本不想追求尽善尽美，又何来较善较美？因此对乌托邦的追求（这里姑不讨论某种具体的乌托邦是否可欲）其实很可贵。如果人们都“现实”到了不敢“想入非非”的地步，那倒糟糕了。
那幺为何以往在某种乌托邦的名义下常常造成灾难？道理很简单：因为强制。我曾经讲过：任何理想无论它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空想的”还是“现实”的，作为一种思维活动都只能属于具体的思想者个人。我可以为我所信的而献身，但我不能代替你信什幺并强迫你为“我觉得你应该信”的东西而献身。任何奉行强制原则的“展望”或理想都会面临如下悖论：如果理想能够成为强制他人的理由，则被强制者不仅无从判断强制者的“理想”是合理的还是荒唐的，是可实现的还是“空想”的，甚至也将无从判断强制者是否真有理想，从而为全无理想只为一己之私滥行强制者迫害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创造了最佳条件。
因此理想尽可崇高，“何知天命，但尽人事”的精神在新时代也是可贵的。但行为须有底线，这底线就是不能滥行强制，再崇高者的权力也要有制约，再平庸者的权利也要受保障。有了这个底线，我们就可以追求尽善尽美而不必担心它会变成尽恶尽丑。我们相信自己的努力不是乌托邦而是可实现的，但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相信它也不会给人们带来坏处。
在新春、新世纪、新千年面对种种“展望”时我想说：思无涯，行有制。思无涯就是要解放思想，行有制则是要持守底线。尤其是百姓之思应无涯，官员之行应有制。孔夫子早就说过：“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说的是“克己”而不是克人，诚哉斯言！克己复礼则善，克人复礼则伪，克人纵己而号称复礼，则假恶丑之尤也。是故欲求真仁，必先制能克人之人——此子所不语而匹夫某敢补言之也。最后我也讲几句“展望”的话吧：
一愿新世纪道德昌明，经济繁荣，天人和谐，世界大同；
二愿新世纪交易有序，强盗敛踪，人或自利，法不失公。
前愿或为乌托邦，但求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倘无强制，乌托邦何害之有。
后愿肯定是底线，我想白猫也好黑猫也罢，若不守此，哪个都大咎难辞。
世纪中国
我们能判断哪一种“展望”在道义上更崇高、在实践中更可行吗？如果能，我们就不妨把那种据认为道义上最崇高、实践中最可行的“展望”作为“标准展望”而定于一尊，并取消不那幺崇高或不那幺可行的“展望”。但如今人们大概都知道，这样一来我们等于回到了那个焚书坑儒的时代，也就真正无“望”可展了。
如今的确有人很浪漫，喜欢批评别人的展望道义上不够崇高，也有些人很现实，乐于指出别人的展望实践中不可行。但平心而论，养尊处优者改造世界的理想固然可贵，打工者多挣些钱养家糊口的希冀难道可以非议？被列强欺凌百余年的人们图“强国”，历经两千年专制的人们盼“接轨”，未摆脱贫困的人们求“发展”，环境危机中的人们想“回归”，我们又能说谁比谁更“崇高”呢？
另一方面，过去人们很崇尚“科学”而鄙薄“空想”，视“乌托邦”为万恶之渊。然而记得几年前岁逢甲子，某报曾重刊过上个甲子年诸名流的“六十年展望”，60年后与现实相较，合者几希，引起许多感慨。其实，如今人们已经知道，所谓科学，就是一系列逻辑化的“有益之假说”不断被有限案例所证伪、并为新的假说所取代的过程。既是“可以证伪的假说”，岂能避免“想”而不落“空”？
所以我认为乌托邦（它的狭义定义涉及复杂的宗教学问题，这里只取广义，即“不能实现的理想”）首先是无法“告别”的。因为人们不能事先判定什幺可以实现、什幺不能实现，然后只在“可以实现”的范围内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告别”了乌托邦，就不再有自由思想者。哈耶克指出理性的局限，呼吁警惕“理性的僭妄”，他说的不错。但他回避了一个悖论：“理性的局限”应当重视，但正因为有这种局限性，人不可能确定“理性之限”在何处。所以“限制理性”既不必要也不可能，而限制强制才是既必要也可能的。
其次，乌托邦本身也不是什幺坏东西，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尽善尽美大概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人们根本不想追求尽善尽美，又何来较善较美？因此对乌托邦的追求（这里姑不讨论某种具体的乌托邦是否可欲）其实很可贵。如果人们都“现实”到了不敢“想入非非”的地步，那倒糟糕了。
那幺为何以往在某种乌托邦的名义下常常造成灾难？道理很简单：因为强制。我曾经讲过：任何理想无论它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空想的”还是“现实”的，作为一种思维活动都只能属于具体的思想者个人。我可以为我所信的而献身，但我不能代替你信什幺并强迫你为“我觉得你应该信”的东西而献身。任何奉行强制原则的“展望”或理想都会面临如下悖论：如果理想能够成为强制他人的理由，则被强制者不仅无从判断强制者的“理想”是合理的还是荒唐的，是可实现的还是“空想”的，甚至也将无从判断强制者是否真有理想，从而为全无理想只为一己之私滥行强制者迫害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创造了最佳条件。
因此理想尽可崇高，“何知天命，但尽人事”的精神在新时代也是可贵的。但行为须有底线，这底线就是不能滥行强制，再崇高者的权力也要有制约，再平庸者的权利也要受保障。有了这个底线，我们就可以追求尽善尽美而不必担心它会变成尽恶尽丑。我们相信自己的努力不是乌托邦而是可实现的，但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相信它也不会给人们带来坏处。
在新春、新世纪、新千年面对种种“展望”时我想说：思无涯，行有制。思无涯就是要解放思想，行有制则是要持守底线。尤其是百姓之思应无涯，官员之行应有制。孔夫子早就说过：“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说的是“克己”而不是克人，诚哉斯言！克己复礼则善，克人复礼则伪，克人纵己而号称复礼，则假恶丑之尤也。是故欲求真仁，必先制能克人之人——此子所不语而匹夫某敢补言之也。最后我也讲几句“展望”的话吧：
一愿新世纪道德昌明，经济繁荣，天人和谐，世界大同；
二愿新世纪交易有序，强盗敛踪，人或自利，法不失公。
前愿或为乌托邦，但求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倘无强制，乌托邦何害之有。
后愿肯定是底线，我想白猫也好黑猫也罢，若不守此，哪个都大咎难辞。
世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