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国法学教授James Boyle
过去15年，一批学者最终说服经济学家，让他们相信非经济学家认为显而易见的一件事：“行为经济学”显示，人们不是像经济学原理所预测的那样采取行动。
然而，这并不证明大众智慧就胜过学术智慧。偏离“理性行为”，并非像你可能想象的那样，是人类动机的普遍产物。这里有一些模式。例如，面对损失，我们就会排斥风险——我们倾向于高估损失几率，而低估盈利几率。对待问题，我们依赖试探法(heuristics)，但即便与事实矛盾，我们仍会固执己见。有一些模式为人所喜爱；例如，除美国共和党人和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以外，所有人估计都会有对于平等的“非理性”关切。但是，多数模式只不过是认知偏见的反映。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偏见，就像那些向我们兜售非理性的昂贵消费品保修服务的人那样。或者，我们可以纠正这些偏见，就像受过训练的飞行员那样：在飞越厚重云层的时候，要依靠仪表而不是自己错误的感知。
对知识产权和互联网的研究让我相信，我们还存在另一种认知偏见，即对开放的排斥。我们倾向于低估开放系统、开放网络和非专利产品的重要性、生存能力和生产力。用以下问题对自己做一个测试。在每道问题中，时间都是1991年，而我拿掉了你对过去15年的所有认识。
你必须设计一个全球计算机网络。一组科学家描述了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开放的协议和系统，任何人都能与之连接，向全球提供信息或产品。另一组人（学者、商人和政界人士）指出了其中的问题：任何人都能与之连接。他们可能做任何事。会出现色情、盗版、病毒和垃圾邮件。恐怖分子可能上传赞美自己的视频。你激进的邻居可能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争相评述伊拉克战争。最好是有一个管理完善的系统：建立网站需要得到官方的批准；仅有少数行为得到许可；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信息的接受者；垃圾邮件、病毒、盗版（以及创新和匿名言论）不可能出现。你会选择哪一个？
想象一种任何人都能复制和改写的软件，创建这一软件的授权要求，后来的程序员按照同样的条款提供自己的软件。想象一下全球为数众多的程序员纷纷将自己的创造，贡献给一个“集体创作”。这种听上去像无政府主义的生产方法，在经济上可行吗？它能成功地与那些受法律和技术双重保护，生产专有、封闭代码，等级森严的企业展开竞争吗？
给你自己分派一项撰写有史以来最伟大参考著作的任务。它必须无所不包，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罗利最美味的泰国食物，到泰国稻米的年产量，从观赏蓝鲸的最佳地点到“蓝狗联盟”(Blue Dog Coalition)的历史等等。你会创建一个由有偿专家和各类编辑组成的庞大组织，创作受到版权和商标保护的鸿篇巨制，还是等待爱好者、科学家和自告奋勇的百科全书编纂者来创作、由搜索引擎来整理一本信息大全呢？我知道自己在1991年会选择哪种方式。但我也清楚，自己上一次查询百科全书的时间是在1998年。
这不是说开放总是对的，而是我们需要在开放与封闭、专有与免费之间取得平衡，我们在系统层面有可能把平衡搞错。原因部分在于，我们仍然不了解存在于网络中的那种财产。我们的多数经历都是与有形财产打交道，那些如果不能排除外来者就可能遭到觊觎的领域。对于那种财产，约束更有道理。我们仍然不能理解那种因过度使用而枯竭的财产（例如软件），那种他人用得越多，对我们就越有价值的财产（例如通信标准）。因此，威胁是不同的，但共享带来的机遇也有差别。我们的直觉、政策和业务模式，对这两方面都没有认识清楚。就像在重力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宇航员一样，我们的本能反应不适合自由坠落。
我上面的问题与万维网(World Wide Web)有关——万维网去年迎来了15岁的生日。我们今天会创建它吗？1991年时，你可能会嘲笑万维网，嘲笑开放源代码软件，嘲笑从谷歌(Google)上获取信息。直觉上，控制和所有权似乎是正确的做法。你对当今的讨论有何感想？我们是应该保留“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和开放性，还是应该赋予网络所有者更大控制权？我们是否应该为广播公司和数据库所有者设立新的权利？行为经济学家的下一个研究项目，应该是研究我们对产权、控制和网络的认知结构。就像在云层中观察仪表的飞行员一样，我们或许会发现自己是上下颠倒的。
本文作者是杜克法学院(Duke Law School)法学教授，公众域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Public Domain)创始人之一，创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董事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