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工业革命
朱雨心
西洋人乘工业革命之势成了世界的主导，捡尽了便宜，占尽了先机。中华民族要翻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至少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人们自然会想，倘若当初中国先有了工业革命，何至于会有今天的被动局面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工业革命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首先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发生、发展呢？几乎所有中国和西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差别都被认为是原因，诸如中国的大一统，独尊儒家，地理环境等。甚至有人认为是因为西洋人肉吃得多有助于大脑发育，或是拼音文字有什么独特的功能。其实，哪里有那么玄呢？工业革命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没有首先在中国出现是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而在西方出现则纯属歪打正着。
应该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束于春秋战国时期。随后的两千年应该称之为后封建社会。后封建社会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与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在于后封建社会是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
封建社会的特征应该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等是通过自上而下分封的方式为世袭封建贵族所拥有，而人民实际上附属于土地。土地和人口都不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而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土地等生产资料均可买卖，人民也可自由择业，不再附属于土地。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虽然在后封建社会，名义上皇帝拥有全国的土地及人口，但是这仅仅是象征性的拥有，并不能因此作为确定社会本质的依据。最多只能说后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带有封建社会的某些特征。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西方在十七、十八世纪向资本主义过渡前，一直处于世袭封建贵族的统治下，是真正的封建社会。英国至今仍带有许多封建社会残余，不但仍有世袭的封建君主，还有许许多多世袭封建贵族以及这些封建贵族的世袭特权。英国的上议院至今仍由世袭封建贵族把持。这些封建贵族的头衔及特权都不是可以用金钱自由买卖的。一位富有的平民未必能享有一个破落贵族的特权。这些都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是封建社会的特征。可以说，就连英国今天的封建残余都要比中国的后封建社会还要封建。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本文前面所说的观点，即自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本质上并不是封建社会。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划分长期存有不同的观点。不但如此，社会发展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划分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本身就是有争议的。问题之复杂决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本文所要指出的仅仅是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封建社会。若按前面提及的社会发展序列为准，则要比与西方的封建社会先进些。若以西方封建社会为参照，则秦汉以来的社会便是后封建社会；若将秦汉以来的社会定为封建社会，则西方的“封建社会”至少应该定为半奴隶，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后封建社会除了皇帝拥有特权外，基本上不存在一个拥有世袭特权的贵族阶级。这一点要归功于科举制度。没有科举，平民几乎不可能参政。汉朝的官世袭的成份就很大。除了世袭外，汉朝选官用的是推荐制，即由地方官负责考察人才并向朝庭推荐。中国自从清末废了科举后，选官就未曾有过明确的制度，直至今天。现在选官用的本质上就是推荐制，只不过在制度化方面比汉朝更差一些。汉朝的推荐制必然造成做官的世代做官，平民百姓难以介入。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朝庭选拔人材，还容易形成特权阶层和朝庭对抗。因此，自隋朝以后便采用科举选官。不论出身成份、家庭背景，经济状况，都可以一样地在考场上见分晓，以一般的文化素养为准，考中的，朝庭授予学位，并可候补做官。这个制度非常的公平、公开。若是考不中，即使其老子位居高官，皇亲国戚，照样拿不到学位做不成官（皇帝特别封赏的毕竟是少数）。至于做官的作弊，总是难免，但也是少数，何况一旦败露便有杀头之祸。王法无情，绝非今天中国的法制（或法治）可比。科举制度使得一般的平民有了参政的机会，而世袭封建贵族阶级也就从此基本上不存在了。如果我们将“民主”定义为人民的参政程度，那么，科举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民主的制度，其民主程度不亚于当今的选举制度。可以说，科举是“有中国特色的”古典民主制度。
科举一开，举国上下一片读书之声。做官机会均等。有那么开放的仕途何必还要弄刀弄枪呢？考不中，只能怪自己笨，怪不得别人，心中没有怨恨。治安当然也就没有问题了。于是天下太平。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一时蓬勃发展，终于造就了唐朝的鼎盛。
中国的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比西方的封建社会更接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而上层建筑则是帝王的独裁和由科举产生的平民政治的结合。中国后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新的生产方式的推动。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没有能及时发展起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与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有因果关系。没有这种几乎纯粹是科学技术上的推动，西方的资本主义照样发展不起来，连进入后封建社会都难。西方可能会长期处于封建社会。
科学技术没有能及时在中国发展起来从而导致工业革命的原因正是科举制度。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有科举，社会的精华都被科举所吸引，走读书做官的路。这里的读书学的是科举要考的内容，仅限于人文学科的一些内容，如文学、历史、政治等，并不包括数理化之类。一个国家终究只有那么些人才，都去考科举，自然就没人去搞数理化了。那时，读书做官被认为是正途，既使还有人搞数理化也不为社会所重视。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除了读与科举有关的书，其他的都是下品，包括读数理化的书。在这样的环境下科学技术怎么可能发展起来？设想科举的考试内容也包括数理化的话，一千三百年搞下来，根本就不会再有什么哥德巴赫猜想之类了。早就猜出来了！然而，即使如此，仍然不会有工业革命。因为学数理化是为了科举，并不是为了做蒸汽机。这时读数理化的书虽然成了上品，但是做蒸汽机仍是下品，还是没有人去弄。弄它干什么呢？放着那么好的科举之路不走，去弄蒸汽机，虽然好玩，又有什么用处呢？说蒸汽机能生银子，似乎也不是那么直接了当。比较之下当然还是读书做官好。可以说，科举之花一开，其它的任何花草都别想再长了，甭管是香花还是毒草。
西方在进入工业社会前，一直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平民没有参政的机会。按理说，这样的社会比中国的科举时代不公正得多。然而，正是因为其不公正反而成了西方产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对于贵族来说，既然生来就是上等人，不必再花精力去求什么功名，于是就随便做些感兴趣的吧。虽然大多数贵族感兴趣的不外乎声色狗马之类，但是也有些人对做学问感兴趣。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嘛。而对于平民，既然做官的事不必想了，那就只有做其它的事。虽然做官仍“上品”，但是做不做得成官取决于投胎，而不取决于个人努力，只有投胎到封建贵族家才有做官的可能。因此，平民百姓既不必花精力去争取“上品”，也不必因为从事“下品”而苦恼，反倒活得潇洒起来了。做官不成退而求其次，求财，求名。于是，各种法术都有人钻研。百余年下来果然颇有成效。等弄出蒸汽机来一看，竟然是那样的生财利器，自然更加投入，一发不可收拾。看得那帮封建贵族也按捺不住，纷纷下海。既然你贵族也玩起了平民的勾当，那我平民当然也可以玩玩你贵族的勾当：做官。于是，西方的封建社会没有象中国那样经历后封建社会的停滞，而在技术和政治两方面的推动下，一路不停地向资本主义社会高速演化而去。
科举对于社会发展的强烈抑制的副作用古人恐怕难以料到。而且，那时即使认识到了这种副作用，古人也不一定认为是坏事，多半还认为是好事。那时追求的是社会稳定，并不是科技发展。这未必是古人认识狭隘。实际上，并没有理由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造福人类的。工业革命后的实践表明，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祸几乎和带来的福一样多。从具体方面讲，物理的发展固然使人了解了物质的本质，然而也置人类于核毁灭的阴影下。类似的，有了化学便有了片刻间杀死千百万人的毒剂；有了微电子技术便有了随时会从天而降的炸弹；而生物技术将可能使人类彻底丧失做人的尊严。从一般的方面讲，工业革命后，道德堕落，犯罪上升，家庭日益解体，天伦之乐越来越少。若将工业革命前的社会演化称为文明的过程的话，那么，工业革命后的社会演化便有了文明退化的特征。今天，借助科学技术，人们的生活有了种种（技术）上的便利，有时候会给人一种错觉，仿佛没有这些科学技术日子必定很糟糕。其实不是这样。快乐是精神世界的东西，在温饱基本满足后，与物质世界没有因果关系。以前没有电视、电影时，可以看戏。也许一年半载才能看得到一回，也许那戏是那样的简陋。然而，那时人们看一回那样的戏所得到的乐趣可以享受一年，或更久，那乐趣丝毫不比你现在天天看电视电影少。不是吗？再举个例子。今天许多水果，假设桃子吧，一年四季都吃得到，而以前一年中只有十天半月上市时才吃得到。是现代人还是古人更多地享受吃桃子的乐趣呢？那时，在桃子上市前有盼望桃子上市的乐趣，桃子上市时有吃桃子的乐趣，而桃子落市后有回味吃桃子的乐趣，直到下一年的桃子上市。现代人虽然天天能吃到桃子，但是桃子的味道却再也没有以前好了，乐趣并不比一年吃一次桃子更多。这只是两个例子，而其它所有的一切其实大都是这样。你敢说今天的人生活得比古人更快乐吗？
人们的生活的快乐主要不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因此，若由科举带来社会安定，即使由此而造成科学技术发展的停滞，对于老百姓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坏事。不幸的是，西洋人借工业革命之力，以坚船利炮杀将过来。一时间科学技术几乎成了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你要是敌不过西洋人的坚船利炮，那根本就没有你讲道理的资格。君不见，印地安人几乎被杀绝了种。到了这时才有了“发展是硬道理”的说法，而其它的都变得次要了。
不过，古代的科举并不足以完全保证社会长期安定。虽然选官是民主的，升官，罢官却都是由上官并最终由皇帝掌握，平民百姓并无参与的份。对官的监督是自上而下的，一旦朝政失明，官场就会腐败，老百姓就没有太平日子过了。可见选官的民主，无情的王法都还不足以保证官场不腐败。另一方面，盛唐以后中国屡遭入侵，也是老百姓没有太平日子过的原因之一。然而，在鸦片战争前，所有的入侵者无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口和自然资源都远逊于中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综合国力都弱于中国。那时是先进也要挨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科举也难辞其咎。由于科举的影响，中国人过于重文轻武了。行军打仗之法少有人推敲，造枪造炮之术更没人钻研了。
科举的副作用在清末已为人们所认识。戊戌维新的内容便包括废科举。当时也是搞改革开放，以图富国强兵，而国家深感人才缺乏，追究起来根子正在于科举的副作用。于是要废科举，兴学校，出发点和今天的“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是一样的。当年主张废科举的也都是科举出身，这多少说明科举选出来的人素质还是不错的。要一举废除已实行了一千余年的制度，当年清庭改革开放的决心不可谓不大，然而具体做法上太草率了。可以说，仅废科举一项便足以使变法不得人心而注定失败。国家大事，变法与否，利弊几何，一般老百姓哪里搞得清楚？而且大多数也并不关心。关心变法的是政府官吏，再就是所谓读书人了。科举一废，全国尚未考取功名的读书人一下都没了出路，几十年的辛苦付诸流水，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没有其它行业可转。废科举就等于政府骗人白读了几十年的书。这样的变法焉能不遭人反对？
废科举这样的事，应该订出目标昭告天下。譬如，十年后全面废科举，这十年内每三年一次的科举逐次减少科举取仕的比例，逐次增加新法取仕的比例。十年不够就用二十年，这样才显示出政府对人民的负责，也就消除了社会动荡的因素。二十年后，若仍有读书人没有转行，那就怪不得政府了。既使用二十年时间改变中国约两千年的教育制度和一千三百年的选官制度也已是非常快的速度了。戊戌维新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大概是被西洋鬼子，东洋鬼子逼急了，以至于求富强的心太切，乱了手脚，欲速则不达。
然而，要废科举是因为科举的副作用不好。科举本身的功能是选官，未必不好。科举的基本优点，即公开、公平、制度化以及以一般的文化素质为选官的标准，既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优点。倘若重开科举取仕，也仍然比现行的推荐制好。科举必须改良以符合现代化的需要，却未必值得废，譬如，扩大考试范围，将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以及世界政治，历史，地理概况，外语等包括在内；以及实行分科考试，譬如若有意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外交部）做官则要加考外语等。或辅之以新法取仕，广开仕途以减少科举的副作用。另一方面，只要政府切实鼓励工商，给读书人广开出路，科举的副作用自然也就小了。学校应该办，私塾也可以照开。不论是用什么方法读书，都可以一样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的，政府一样授予学位。这才是多种途径办学加速人才培养的做法。不废科举，变法会容易些，今天的改革开放的事也许在一百年前就做了，中国也许早已工业化了。而科举也许会演化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华夏文摘》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cm9907d）
《华夏文摘》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cm9907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