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民主的对话（四）
上两篇讲到民主政治的历史实践和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并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提出 人类社会系统平衡的定性关系式：[自由] + [公正] ↔ [效率] + [公平]。注意，这里衡量各个变量的参数，分别是自由离散度，公正度，效率，和分配不均度。有些参数的定义与变量本身在字面上看是相反的。
这一篇，讨论中国历史里的民主成分。有人说中国几千年专制史，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什么民主。凸子以前也对这种观点很有同感。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由于中国历史的演化历史跨度大，本篇仅触及西周及以前的历史。就东周以后历史，将在对话（五）中讨论。
“？”是我，因为提出问题是我一个凡人最大的功能。我把自己的言语以蓝色表示。
“∑”是民主他老人家，他了解一切。我把他老人家的言语以紫色表示。
下面就是民主与我之间问答的继续。
？：对话（三）讲到以社会系统的概念来理解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即其优缺点。按照平衡的定性关系式，可以有以下的两种理想的极限：1）绝对专制的体制下，个别人自由度极高，牺牲了社会公正，换来的是社会效率和分配不均；2）绝对民主的体制下，所有人的自由度都不受限制，这样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公正（机会绝对均等），但牺牲的是社会效率，另外社会分配仍有可能不均（因为人天生的能力是不可能平均的）。
∑：这样理解是正确的。注意，前面虽然给出过一个类似化学平衡的定量关系式，但是其功用也只是为了更好的定性理解社会系统平衡的理论意义而给出的。并非一定要有一个量化的关系出来。
？：把社会视为平衡系统，那么很显然任何系统里都会含有或多或少的民主或是专制的成分。而有观点认为中国长达5000年历史是专制史，民主无法滋生。这种观点一定错误了？
∑：这种关于中国民主历史的观点不完全，是片面的。首先，现代意义的民主，已经把民主的概念限定化为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民主制度形式。于是造成人们一讲民主，就必然觉得一个社会的政体，除了民主的就是不民主的。但是，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社会平衡概念，社会政治体制的状态其实是在绝对民主与绝对专制之间可以连续的变量，而不是一个只能取值1 （民主）或者-1（专制）的离散变量。而现在舆论界，尤其是西方政界的通行说法，是把这个连续的变量，人为地离散化了。
？：这样看上去，好像人为的给社会政治体制的状态值加了一个半导体过滤器，那么滤过之后，剩下的就是数字化的0和1了。普通人们被毫无例外的置于这个过滤器之后来观察政治，社会政治体制也就只剩下民主和不民主两种状态了。而且往往在习惯上，把那些经过滤后理解为不民主的状态，都同义化为专制。
∑：说的很正确。要理解民主和专制，就要脱离现在民主就是西方民主的习惯定义，并选取一个长时间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来观察整个社会政治状态的平衡演化。而观察这一演化的过程，全球有一个最好的样本，就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呢，比如欧洲或是美国？
∑：原因很简单，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是人类史上延续至今最长的独立社会系统，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完整的、由本民族社会的内部力量长期主导发展的、横跨原始社会到社会、资本主义的历史。埃及、波斯、欧洲、美洲的历史都因为或有间断和突变。间断和突变主要是由外族的入侵带来。
？：中国历史上也有诸如蒙元和满清的外族统治，或者南北朝时期，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带的黄河流域也有北魏这样的的非汉族政权啊？
∑：问得好。外族在中国的统治或者时间较短造成的间断不长不深，或者干脆被融入华夏文明的内部了。蒙元其实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很少，时间也很短，不足一百年。而满清则已经把自己融入到汉儒文化当中，是延续宋明政治专制体制的。所以总体来讲，中国的五千年大历史，直到21世纪都是自身独立的历史，是社会内部矛盾调整的历史，可以认为是很好的社会系统平衡样本。在这个数千年的平衡演变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的自由、公正、效率、公平的相互作用。
？：是不是要从华夏文明的源头从头讲起吗？
∑：原始社会的中国，跟世界的其他文明在社会组织状况上没有很大的区别。群居人遇到的首先是群体的生存问题。食不果腹，茹毛饮血是群族生存的现实。所以效率应该是社会系统的决定。没有效率就没有生存，也就谈比上什么公正和公平。个体的自由度由来就是很高的，但是单干的自由并不能够给群族的生存在物质上带来好处；有时反而使坏处，因为个体一旦离开群体而面对强大的自然，自身的生存都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系统要增加效率，可以有两个手段：增大公正度和增大自由离散度。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群，本来在公正度（就是人们之间在横向比较以后对自己状态的满意度）就已经很高，再加上社会可分配资源的短缺，在公正度做文章并没有什么余地。所以剩下的就是增大自由离散度了。
？：也就是说，需要在群族的组织形式上，对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个体给与更大的自由度，换句话说，就是权力分配上要更加不平等。那么怎么来决定谁来承担这些权力呢？
∑：权力的走向，当时还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选择的结果，也必定令大家满意。比如唐尧之选择舜，是经过了对包括舜在内的四个候选人的道德和才能的审查之后才最终决定。史记里记载尧首先排除了由自己的儿子丹硃和很有能力的水官共公继位的可能，因为二人道德的欠缺。禹之父鲧本来也被四岳所推举，但尧用鲧治水，“九岁，功用不成”，应验了尧原来对鲧“负命毁族”的评价。然后，尧问之四岳，四岳推荐了平民单身汉虞舜，因为他“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又用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来测试舜的德行，以五典试舜的管理才能，结果顺都能顺利通过。最后，要把舜置于暴风雨的森林中，舜能够安全走出来没有迷失方向。至此，“尧以为圣”，真正放心将地位传给他。
后来舜选择禹，是因为禹治水的功德。舜继位后任用的二十二官，各司要职，“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尧时已有水患，用鲧（禹的父亲）治水，结果治水失败，舜“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舜起用禹治水，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禹也因治水所表现出来的德能，得以承舜之帝位。舜死后，禹曾让位给舜的儿子商均。但是诸侯都服从于禹，而不服商均。所以，这种权力的选择和确立，都是经过社会各方的认可的，可以称之为公共的选择。我们可以从孔子对这种大同社会的描述中，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大同社会里，虽然社会的自由离散度被适当拉大了，但是权力之分配还是本着天下为公的原则，所以整体公正度并未遭到严重的破坏。在增大的自由离散度之下，社会系统的平衡可以向增加效率的方向移动了。但是注意到，社会系统平衡这样移动，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分配不均度的增大。
？：我知道了，财富分配的不均，其实就是后来私有制产生的条件。但是为什么中国要经三皇五帝这么多时代才最后进入夏朝的专制体制呢？
∑：社会系统的平衡演化，并非一时迅速转移完成的。就像化学平衡一样，有一个反应时间问题。只不过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系统的反应时间很长，或者说平很易懂的速度很慢。还有一个原因，其实私有制，或者说专制的成分在五帝的时期并非一点没有。三皇伏羲、神农和黄帝的确没有直接血缘关系。但是自黄帝始，至夏禹止，包括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六帝，都是黄帝的一枝血脉。颛顼是黄帝曾孙；帝喾是也黄帝曾孙；唐尧是帝喾的小儿子。虞舜是黄帝的九世孙，传到他那一代，已经是平民了。夏禹的辈份上比舜还大一些，是黄帝之玄孙，颛顼之孙。所以，帝位禅来让去，都是在有熊氏一家族系之内。有这样一脉传承的趋势，可以说以家天下为表征的专制政体早已被原始民主禅让的体系所孕育着了。直到有启的出现，这种家天下的政体才算名正言顺的确立下来。
？：这样的话，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增大自由离散度，结果导致分配上的不均，最后家天下的专制体制得以孕育产生。那么家天下确立后的社会系统平衡是怎样演变的。
∑：家天下的核心规则子承父位的传统是这么定下来的。启取代禹的官方继承人益的时候，诸侯皆以“吾君帝禹之子也”的名义，服从启而不服益。但应该注意，史上虽以启开夏为家天下的起点，但是当时帝王家私和天下政权的概念上的统一，并没有立即在人民意识上牢固确立。夏商两代，为王者除了在身份上高于诸侯外，在权力和财富分配的领域特权，远没有达到后世的家天下的那种高度。比如，诸侯是相对独立存在的，其政权地位比较现代联邦制下的邦国还要高。其对于王室的义务，除了礼仪上的臣服和数量有限的朝贡外，几乎是完全独立的。各诸侯拥有独立的立法司法行政权力，并自主保有军事力量。诸侯遇到不称职的帝王继承者，想造反就造反，道德上没有类似后代儒家机制体系中纲常羁绊。朝代中间总有诸侯乱世、帝室中兴这类的事情发生。这种情况在夏、商两代重复出现。比如夏朝，启死了以后，就有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和少康中兴，少康后稳定了八世，又有“孔甲乱夏，四世而损”。商朝时，自仲丁后有九世之乱、武丁盛世和最后的武王伐纣。这些国家政治的乱与治，集中反映了一个社会系统平衡演变的规律，就是当少数人的自由过渡膨胀，导致系统的自由离散度太大，平衡过度向右方移动，会导致过度消耗公正度，并引发分配不均度的过高。至于社会的效率，基本没有增长；相反往往因为过度自由的社会领导层（即帝王统治）的无能而降低了效率。这样社会系统处于，高度的不平等（自由离散度高）、高度不公正、高度分配不均和效率低下的三高一低之下。乱世也就由此而来。
？：这三高一低，对于一个社会系统来说的确是一无是处了。所以以后每朝立国之初，都学会了采取限制统治阶级特别是王室权力（自由度）的休养生息的政策，从而缓解前世由于三高一低而造成的社会系统极度不稳定。
∑：周代商后，立即确立以分封制，井田制，礼乐制和宗法制为核心的政经文法体制，以此来巩固其社会系统的平衡发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自此开始。受封诸侯在享受分封权利的同时，也向周王承担一系列固定的义务。周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适用于上到周王室下到平民。周制吉、凶、军、宾、嘉五礼，以规范社会活动诸方面。井田制是周在经济制度上的一个创新，为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前提下，理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孟子里讲到，井田制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这相当于一种劳役地租的制度。这样所有人都有土地耕种，而统治者则通过劳役来获得利益。
？：周代的这些制度，应该怎样从社会系统平衡的角度去理解？
∑：这些制度，在增加自由离散度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公正度，因而使社会的效率提高，分配自然也向不平均的方向在发展。应该承认，任何调整自由和公正以增加效率的措施，都会使分配不均得到增加。这一点，也说明后世的理想社会主义，要同时达到高度的平等，公正，效率和平均的四高，是基本不可能的。就周代的制度创新来说，将土地的所有权收归于帝王家私，然后再由分封的方式分配给诸侯，可以说是加大了社会的自由离散度。但同时，由于诸侯以下至平民，由分封获得土地的耕作权，并相当程度上允许私田的存在，这样社会各阶层对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可以在生产中自由处置。更加上新政权重新分封土地，使前朝在土地兼并中失去土地的平民重新获得土地。另外，礼乐制和宗法制的必然结果，就是新上台的周政权利用其刚刚在人民中树立的权威，给社会新秩序确立了制度上保证，从而使人们在体会社会公正的时候，由了一个明确的、详细的尺度，不再像夏、商两代那样含混不清。这样，公正度（横向的满意程度）就得到保证和提高。自然而然，社会的效率就提高了。
？：前面讲过，效率提高，国富民生，但同时分配不均程度的提高使得财富逐渐向少数人手里集中。那么，社会系统的平衡，就会进入一个危险阶段，这个阶段又是什么特征？是否上面所说的三高一低？而且，我还有个疑问，三高一低，从平衡角度，是怎样演化出来的？
∑：是三高一低，即高不平等、高不公正，高不平均和低效率。这里要说明一点，三高一低，本来在西周初年，公正度相对于商代末年，是得到了保护和提高，而且是在高不平等的条件下达成的。随着社会的稳定发展，由于高度的自由离散度的长期存在（高度不平等），公正度会不断降低，效率当然在一定时期是有所提高，同时分配低平均度（不均度高）。所以首先是四高，即高不平等，高不公正，高效率，和高不平均。然而当分配的高度不均涉及到不只是产品领域，而是生产资料领域，比如对土地的占有，这种分配不均有可能牺牲效率，同时使得不公正度更高。结果，就是出现三高一低。就使原来的高效率变成低效率了。
？：好，接下来该讲春秋战国的历史沿革，这段历史中，华夏文明在政治思想领域很有成就。
∑：是的。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史学上把这一时期作为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型期。不过在社会系统理论下考察，春秋战国的时期，又是一种平衡调整的新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