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说起小孩子，常说这孩子忒任性，矫情，都不是什么好评语。我小时候被认做乖孩子，其实我很想任性一下，但是没胆量也没本事，只好老实呆着。至于矫情，倒一直和我无缘，我是一向不跟人找别扭更不会为难自己的。长大一点，语文程度提高了一点，就觉得任性和矫情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意思，不知怎的就相提并论了。
我不常饮，但喝一点酒后，往往思路更加活跃清楚。当年在炎热的夏天高考时，便是有赖每天中午一瓶冰凉的啤酒，才下午三场都没犯晕，只是引来监考老师惊诧的目光。十多年以前，在朋友家的一次家庭派对上，喝了二两白干后，心中暖意微升，开始述而不作地跑舌头。既然喝酒，就从阮籍说起。阮籍的嗜酒任性，亦真亦假，天真与世故浑然一体，让人直感到魏晋风度里放诞一面的深层。当时我刚过而立之年，在世事人生的大变动里体会到 “ 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 ” 至于 “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 之叹，自然适用于许多年代。
说到阮籍，就不能不说嵇康。后人议论他们，多扬嵇抑阮，大抵中国人品评人物，总要分出高下，并且归结到人品上。嵇康自然很好，少年时读陈翔鹤的《广陵散》，那从容就死的风范也很感人。不过，他本是曹家女婿，大约怎么都是在劫难逃的。而阮籍并非卷入得很深的人，也就得以避祸。
也没有什么原因，仅仅从传世的记载，我更喜欢阮籍的性格。他的任性，看起来自然，说到底是很难得的修为。他做事极不靠谱，想起哪齣算哪齣；遇事得躲且躲，先醉了再说，实在躲不过去，就写了为世所诟病的劝进文章；但也未因此捶胸顿足地忏悔得肠子发青，而是接着找酒喝去也。当然，由此而认为阮籍是率性天真的人可能才是具有傻子的天真。我从不相信我们这个历尽忧患的民族能够容忍天真，事实上，生于乱世又要率性生活的人，恐怕既需世情练达的清醒，更要不为所动的定力。
如果非要拿阮籍和嵇康比，那么嵇康虽然崇尚老庄，然而其方正的个性与气节的坚守，倒更近乎真正的名教中人，而不是出世之人。这一点鲁迅好象也说过，而据不少大大小小的鲁学家说，鲁迅便是一更进步和伟大的现代嵇康。嵇康不洗澡和谢安的折屐，固然也显出非凡的定力，但总让我觉得有些矫情。而矫情在我看来才是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比如坐怀不乱，又比如三省吾身。前者予人想象空间：柳下惠是不是阳萎，或者是同性恋？后者令人怀疑曾子本人能否做到，就算他做到了，这种反省方法又能否传授，能否不流于虚伪或者自虐？
随着孔夫子之后八十多代知识分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学习再学习，我国充分普及了有关君子仁人，烈士贞妇的道德观念与是非标准。它们是如此崇高，以至人们无论出于真心还是装蒜，除了矫情几乎没有别的途径达到。装蒜的人在此不多谈，时人对厚黑学，潜规则一类的关注已经够多，大不必再开一门矫情学。问题在于，那些真诚的人们，为了当高尚的人，不自私自利的人，玩儿命拔着脖子提升自己。中国知识分子越活越累，道德的内在压力和对于统治者的恐惧一道，使我们的内心恒常地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于是阮籍这类人物渐成绝响。到了清朝，数得出的一个是李渔，却多了些狎玩；再往后的所谓放诞，就转来转去不脱醇酒美人了。
前赴后继，辈出不穷的是讲究文章事功的大儒们，其中近世在修身方面最继承曾子的似乎当属他的杰出的本家曾文正公。我读《曾文正公家书》，没有一次能够读完。文正公是有原则和极强意志力的人，也是极其矫情的人。律己宽人，是他的美德之一，但这种美德，恰如许多先圣的教诲一样，本身就是矫情的。任性自然的人，恐怕对自己会很宽容，对别人则大半无所谓。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曾国藩影响了几代人，包括蒋和毛。然而，榜样之所以为榜样，正在于与众不同，所以也就不能代表什么。于是蒋学曾就难免画虎类犬，毛背离曾成了另几代人的榜样。从孔夫子开始，我们的思维和判断能力一直深受榜样的操纵，矫情的传统越来越厚重，任性的余地也就越来越小了。
那晚说到这儿，就到了酒足饭饱，主客半醺时分。海外华人的家庭派对，或以打拖拉机，或以卡拉 OK 来杀饭后时光。我的舌头也就没有跑下去，说过的话也就和岁月一起被遗忘。直到去年，已经搬到外州的主人看见我的博客，来电话聊起。听的人比说的人记得更清楚，这也是常有的事。回首这十多年，忙碌的日子之余，大多是在杀时间。打牌也罢，写文章也好，不过是消遣有生之涯。在寻找一个榜样需要上溯一千来年的时代，以我们的修为，精神上想活得任性与自由一些也许只是个念想。刚来美时，曾听说社科院某公感叹如今的知识分子缺少个性，他所举有个性的例子是，当年金岳霖先生每天坐着平板三轮，在车上读着书来上下班。呜呼，所谓个性，到上世纪下半叶时，只剩下一部平板三轮了吗？
跑舌头的文章，到这里本该就此打住。忽然想起近来颇为热闹的关于文艺复兴的讨论，虽然以局外人观之，多少是痴人说梦，但背后的思维方式，似乎有必要说两句。刘军宁先生的道德勇气和运作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所说的文艺复兴，旨在张扬个人主义精神，这我也很理解。很可能，他的真正的诉求，由于其身份无法说出，只好换个说法。但是，且不说文艺复兴的说法有重蹈文化决定论覆辙之嫌，仅仅就这种提倡号召式的社论宣言笔法而论，似已有悖于个人主义精神。 “ 只有个人的站立 , 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 ” 一类慷慨激昂的话语，基点还是在国家民族主义那边。
个人主义实在是纯粹的舶来货，陌生到许多把它挂在嘴边的人都搞不清楚。个人观念在中国的阙如，不是五百年，而是几千年。我对所谓观念更新，是很悲观的。自居精英的知识分子往往以此为己任，然而这种思路，和主张道德重建的卫道士如出一辙，都是以为把自己的一套东西灌输给民众就大功告成了。
我想，我们需要谦逊一些，对我们的历史多了解一些，对我们这几代人的文化根基和修为认识得清醒一些。如果你真的想活得相对个人化，那么你也许该想想，什么是内心的任性与自由？怎样才能不仅是活在别人眼里，为扮演某种社会角色而生活？
读阮籍的诗，便知他内心其实清醒而忧伤： “ 人情有感慨，荡漾焉能排？挥涕怀哀伤，辛酸谁语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