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大学生活

回忆个人往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思想状态。比如“文革”,是一个历史时期,个人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在什么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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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上大学

(一)找到六十年前的一张“报名表”

有一天,在家中清理旧物的时候,忽然找到了1946年夏天我报考中法大学的两张报名表。细看上面填写的字,是丈夫的笔迹。

现在,不妨把报名表展示一下,并适当做一些有关情况的介绍:

中法大学三十  年度新生报名表                                                         

姓名

 

籍贯

云南昆明

年龄

十九  (民国十六月生)

性别

学历

於民国     月在   省(市)           学校毕业

呈验证件

肄业证书

於民国     月在   省(市)       大学先修班肄业

 

同等学历 於民国35年一月在昆明五华中学修毕五学期

 

投考志愿

 学院  文史  学系一年级

相片

   

选考科目

    英文

永久通讯处

昆明华山西路194

临时通讯处

宣内国会街26 先生转         (自月至月止)

备考

 

 

注意1、本表务须用墨水笔楷书填写

  2、毕业中学名称不得简填在先修班肄业者须兼填毕业中学名称

  3、如有选考科目必须填在选考科目栏中

  4、本表应填两张一张贴相片备用一张不贴相片报部

这张报名表记年方法用的是“民国”,如:民国十六年生,意思就是公元1927年生。丈夫如实填写了我的学历,我在昆明□□中学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因为1946年上半年,也就是我高中三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没有读书。19463月,我因为婚姻问题自己出走宜良县,随后被家人找回来禁闭在家中。同年5月,在丈夫的策划下,我离开昆明到了曲靖县和丈夫会合,然后一起到了北平。

在北平,丈夫替我出主意,报考的学校有三个:北京大学、中法大学和辅仁大学,都报了国文系;因为我的英文还算过得去,所以选考科目栏里填了英文。

在临时通讯处一栏里填写了当时临时居住的地方:宣武门内的国会街26号(这个地方就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从昆明返回北平之后的临时住处,是原来的国会大楼所在地,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了新华社的办公地点。)清华大学开学的日期定在10月,所以丈夫填写的临时通讯处的时间是九月到十月。他想如果能考上,录取通知会在十月以前收到,如果考不上,任何一种通讯处都没有用处了。在“呈验证件”一栏里,填了“肄业证书”;另一张表上填了“修业证书”。其实,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证书,是丈夫离开昆明之前替我取到的。因为我从家里出走的时候,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手上戴的戒指和手表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

报考中法大学的报名表之所以能留到现在,是因为当时这两张报名表作废。因为我的相片不符合报名的要求(是两张不同版本的相片),所以被学校拒绝了。

(二)考上辅仁大学

1946年夏天到了北平,丈夫替我考虑了三个学校:北京大学、中法大学和辅仁大学。为了准备报考学校,他带我在西单一带的一个照相馆照了相,又带我乘坐当时北平的有轨电车,一路上指指点点地告诉我,什么地方是西单,什么地方是西四,记不清在什么地方有轨电车往右一拐弯,就到了沙滩北京大学的红楼。现在想一想,当时是从北京大学的红楼东北边的校门进去的。就在一天之内,三个学校都走了一趟,有两个学校收了我的报名表,就是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

回到住处,他又给我讲北平的情况,他说:“北平城分两部分,北边是内城,南边是外城;北边的内城里还有一个紫禁城。南边外城是商业区。关于北平人的居住情况有个说法是:‘东贵西富,南贱北贫’,‘东贵’指北平城东部地区居住的都是达官贵人;西部地区居住的都是殷实人家;南部,指外城地区都是贱民(实际上是商业区);北部地区住的大多是贫困居民。”他又说:“北平的道路都是东南西北直来直往的,好记;还有明显的几座牌楼做标志呢!乘坐有轨电车也很方便。”昆明人的习惯,给人指路,不说东南西北,只说向左向右,向前向后。到了北平,一听人说东南西北我就犯糊涂。

那时报考,各个学校自己出题,自己考试;考试时间也自己规定。北京大学的考试时间在先。考试那天我起了个早,丈夫是个很顾面子的人,自然不会送我去考场。他要我自己去。我们的住处在宣武门内国会街,要去北京大学,自然是乘坐往北开的电车。我坐上电车,过了西单牌楼之后,记不清应该在什么地方拐弯,过了站了。等我赶到北京大学考场,监考老师已经不让我进场了。只得十分懊丧地回到住处。

辅仁大学的校址在护国寺。是在城北,从宣内乘有轨电车,仍然从南到北是一条直线,再向右拐。这一次我小心翼翼找到了学校的校址。考试的地点在一个像大殿的屋子里,后来知道这是恭王府里的房子,当时用作辅仁大学女生部的教室。

现在只记得要求作文考试必须用文言写。什么命题已经忘记了。虽然我原来所在的学校并没有要求学生全部用文言写作文,但是凭着读过一些文言的篇章,多少有些领会,所以,我还是认真用文言写了。

到了张榜的日子,丈夫陪着我去了,在校门外的墙上张贴着被录取的新生的名单,我的名字居然上了榜,还是第一名。我非常高兴,也有些得意,因为我是以同等学历的资格参加考试的,和有证件报名的人相比,被录取的机会比较难。

(三)随之而来的就是准备入学。

丈夫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我是到辅仁大学作借读生,并说我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是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的。我现在推想,一方面说我已经是大三的学生,面子上好看一些,另一方面,也要把租房的理由说得充分一些。那么,为什么要在校外租房子呢?第一辅仁大学在北平城里,丈夫的工作在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在北平城的北郊,我不能每天回到清华去住,只能周末回去;第二,我想是为了和我见面方便一些。因为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办的学校。男生和女生之间有严格的规定。辅仁大学分男校和女校。女校的宿舍就在恭王府里面,朱漆大门,庭院深深,很有些威严,也很气派。红色的大门口有门卫把守,女生的住宿由嬷嬷管理,女生会客有严格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在校外租了房子,丈夫什么时候想来就来了。

回到北平的时候,丈夫经济上并不宽裕,我上了一所私立的教会大学,肯定会在经济上给他增添许多困难。我对于经济上的事情一向糊涂。在昆明我上过三所私立的中学校,母亲给我交了多少学费(因为交学费从来不经我自己的手),我不知道,她只嘱咐我,因为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生活不容易,要我好好读书,才对得起她们。

我们是七月中旬到的北平,为了过北方的冬天,丈夫带我到隆福寺的旧货市场去买衣服,还特意买了冬天穿的棉鞋。

在北平上了大学,丈夫也不告诉我他给我交了多少学费,还给我在学校附近的西口袋胡同租了一间住房;在德胜门的旧货市场上买了一个三合板做的推拉门的矮柜子(是日本人用过的,日本投降以后留下的东西),可以放衣服和书籍;买了一张不带抽屉的光有桌面的小桌子,可以看书写字;买了一个小煤球炉子,冬天可以取暖,还有一个铁皮水壶,向房东借了一张单人床。小屋的窗户用高丽纸糊着。就这样一切准备就绪。

(四)我的学校生活

我每天一早到学校读书,中午就在女校门外的一个小饭铺吃饭,经常是一碗馄饨,两个烧饼。晚饭就更随便了,有时买一个窝窝头,一块咸菜疙瘩。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煤球炉上放着那个铁皮水壶,水烧开了,倒一杯开水,吃着窝窝头咸菜,就是一顿晚饭。

我的印象,当时的《论语》和英文课,是在女生部的教室,也就是我入学考试的那个大殿。说它是大殿,是因为房顶很高,室内有大柱子,有高门槛,中国老式的木门。一个班的女生只有二十一二个人,所有的桌椅只占了整个教室的大约一半的地方。教英文的女老师是一位天主教徒。她曾经劝我入教,我没有回应。有些课是在校本部的教室,校本部在女校外面的西边不远,也就是护国路东头路北的一座楼房。从女生部到校本部要走一段路。这段路的名字叫李广桥,其实并没有水也没有桥。

校本部的建筑是一座两层楼房的西洋式建筑。从中门进入,两边楼上楼下都是教室。男生女生在一起上课。我还记得教中国通史的老师是柴德庚先生,因为每个星期六我坐清华大学校车回家的时候,都能见到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在周末去清华?余嘉锡先生是系主任,教我们《目录学》,另外还要学习声韵,文字等课程。据说这些是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很重要的基础课。此外,还有大教室里的伦理课,上课的学生很多,是几个系的学生在一起上大课。还有校本部马路南边体育场的体育课。

辅仁大学的女生部设在恭王府里,恭王府的前面一部分有几间教室,后面一部分是女生宿舍;走读生的活动范围只在前面一部分;院子里很幽静,也很整洁;有时可以见到穿着黑色衣裙,戴着白色头巾的洋嬷嬷,她们都是天主教徒。

不上课的时候,我经常会坐在女生部的朱红门里的过厅的椅子上,特别是在北平冬天漫天大雪的时候,虽然双脚冻得有些隐隐作痛(因为旧货摊上买来的棉皮鞋,外表好看,实际已经起不到保暖的作用了),也不愿意过早地回到我自己的住处,因为那个空间太小,太隐蔽,让人感到太寂寞。我会看着飞扬的雪花和银装素裹的院子浮想联翩,这样的景色是我第一次见到,我惊喜万分。

辅仁大学有“家政系”,家政系的学生的学习活动,主要是在女生部;她们有的弹钢琴,有的做食品,有的缝纫。我有些好奇,有时就和几个同学到那里去玩。

距离辅仁大学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湖区,叫做什剎海,冬天湖水结冰,有的同学就到那里去滑冰,她们都自带冰鞋。我没有钱买冰鞋,看着他们玩了几次就不去了。不过湖区的春天还是美丽的,湖边的堤上有长椅子,有时到那里坐一会儿也很惬意。我还到德胜门桥上去吃过一种北平小吃,是小贩在路边摆的一个小摊上卖的,名字叫做灌肠;还到护国寺庙会去买过一个手提包,但是在周末要返回清华园的时候,因为没有钱买车票,又把他送到当铺里去了。

在一年的大学生活里,我没有交上一个好朋友,因为我不敢告诉同学我是已婚妇女我怕她们笑话我。我每个周末都要回到清华园和丈夫团聚。一到星期六下午,我就在护国路路西的口上等着清华大学的定时班车从这里经过。坐上清华大学的班车,可以直接进入清华园,既省钱又省事。我不能也不愿和同学们一起度周末。

1947年的春天,我随着辅仁大学的同学们参加过反饥饿大游行。还有抗议美军侮辱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的游行。

(五)学习到此结束

也就是这个春天,丈夫陪我到清华校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要多吃水果,我听了觉得好笑,医生怎么会这样给病人开药方?后来才知道是怀孕了。当时在清华大学附近的燕京大学有一位妇科医生胡经甫,住在燕东园的一座小楼里,他给我检查了身体,给了好多钙片,让我按时服用,我毫不在意,经常忘记服用。在生了孩子以后不久,我就掉了两个牙,这是一个教训。

因为怀孕,我的学习只能坚持到暑假,向学校申请,拿到一张休学证明书,就回家了。

我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开始走上为人妻为人母的漫长的人生旅途。

记得有一次,丈夫曾经建议我向家里报告我的学习情况,并向家里求取经济援助。我没有在意,我认为我的离家出走是一种革命行动,既然背叛了家庭,就不能向家里人低头求援。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不依靠母亲的接济,就要依靠丈夫。我是一个经济上没有独立的人。后来我想,这也许是我失去学习机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于英国曼城小独屋

                                  2006年3月12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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