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会变的，林元帅变得认不得了。

人是会变的，林元帅变得认不得了。

文革”的许多遗留问题是糊涂账，但也留下一些史料。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北京文物部门职工写下了一些原始材料，揭发林彪陈伯达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窃取文物的罪状。摘录如下──
（一）来北京市文管处的人物、时间、次数叶群本人来过文物管理处三次。第一次来没取走文物。第二次取走最多，到库房见什么要什么。第三次来之前一星期就打电话告知：“首长要来”。

林彪、叶群的随员来过155次。这只是根据窃取文物的单子（发票）统计的，全数要在300次以上，因为有时一天来两三次，另外在书房的次数还未计算在内。最后一次是1971年8月10日。（注：文中所谓发票是指廉价购得文物的单据。）陈伯达来了80多次，最早一次是1967年5月同戚本禹一起去琉璃厂原文物清理小组，1967年8月搬到府学胡同后，来的次数就多了，这个数字也仅是从单子上看。叶群秘书来，陈伯达介绍：“来拿东西让他拿走，记在我的账上。”在1970年8月才知道是给叶群取走文物的。平时说“给最（高）首长拿的”。

（二）来文物管理处窃取文物的清单
林彪、叶群取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有的没收钱。收钱的共计766.55元。按国内收购价应为3431661元。其中珍品118件。

陈伯达取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其他如黄永胜等人窃夺的文物则一般在数百件。

（三）文物作价的情况
革委会成立后，陈（伯达）说：“我该（欠）你们几百万了。”在书店买一部分书作价多了，陈说：“你们还让我吃饭不让。”管理人员去市委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文物别超过20元，书别超过5元。”

（四）窃取文物的一些具体情节
林彪秘书说，“领导”需要一些东西，到别的地方买不合适，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不是文管处的业务范围的东西也让给找，如唱片、钢琴、八音盒、裱画、做砚台盒、刻字，甚至痰盂、泡菜坛子、裱画案板、石头等等。正如邱会作的老婆讲：“你们这里什么都有。”邱会作要泡菜坛子，邱的老婆孩子来要钢琴，林（彪）要鱼缸。

史料解读
阅读前文引述的原始材料，有些情况特别值得注意。
──林彪当时权倾天下，他本人是不可能亲自露面来窃取文物的。出马的都是他的老婆叶群和林、叶的秘书。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除陈伯达是文人外，其他都是武人，他们却都一致对文物古书发生了兴趣。他们的一致，并不是都懂得鉴赏，而是一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宝物，很值钱，所以值得收藏。

──林彪倒台以后，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有四句诗批判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1967年到1970年，正是他们的“革命声威”最显赫的时候，但恰恰就是这几年，也正是他们疯狂窃夺国家文物的时期。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伙极“左”派贪官。

──说林彪集团是窃夺文物或盗取文物，一点不假。虽然他们拿走文物时也交了点钱，但“书几分一本，文物几角一件”，“文物别超过20元，书别超过5元”，这不等于白拿吗？连陈伯达自己有一次都说：“我该（欠）你们（文管处）几百万了。”
这伙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见不得人，因此行动起来鬼鬼祟祟，著装和乘车时也格外诡秘。

──林彪贪占文物的胃口相当大，是大批量地搜刮。北京市有若干存有文物的处所，这些藏宝的处所都成了他们的目标，无一例外地被他们搜刮过。

──从林彪这伙贪官的心态看，他们窃夺文物时都抱著一种心理：“我打下江山，江山就是我的”。

在他们眼里，文管处就像自家贮物的仓库一样，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随意支配，根本不受什么文物管理制度的制约。正像林彪秘书说的那样：“领导需要一些东西，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录自报刊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