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学讲普通话运动好像开始在1956年左右,比我年长四岁的二哥他学的拼音先是旧版,也就是台湾现在使用的那种ㄅㄆㄇㄈ,到二年级时又改成了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可想那时让小学生把刚学的全部抹去又重新学新的而造成的混乱,而我恰当时,一上学就用上了新教材。
记得那时,推广普通话正热火朝天,有一段时间,上学放学路上,遇到同学老师也都得讲普通话。有时忘了,同学间便会严格地指出,也有的便“鲜格格”地跑到老师面前损人不利己地告上一状。
许多上海话,比如上面用到的“鲜格格”,含洋洋得意想露一手等意思,再举个例子,“捉骨头”,含不讲道理的吵闹之意,这些都很难用普通话准确地说出来。上海人,尤其是初识字或不识字的小孩子,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就会把有些上海话不经转换地直白出来,于是就有了些听后让人喷饭的上海普通话,“饭米碎”——饭粒、“结鼻头”——结块、“不来事”——不行、“瞎乌搞”——瞎搞、“老触气的”——惹人厌、“瞎三话四”——胡说八道、“搞七捻三”——胡搅蛮缠,等等、等等。
普通话推广了50年,成绩是显然的。在上海,七、八十岁的老人,普通话可能讲得不正确甚至不会讲,但听懂普通话是全没问题的。中国边远地区的情况我不得而知,但总体来说,大多数人的听应该不成问题。现在的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广泛,不会讲普通话怎么和别地的人交流?记得在1967年我在串连的途中,遇到一队闽南来的学生,十几二十人中,只有一人能听会说普通话,我们和他们的通话,就全凭那个学生做翻译。时至今日,这种情况在年轻人中间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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