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寿臣
清华大学教授万锦堃见到这样的例子:一位研究生为了完成必须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任务,靠卖血交纳了“版面费”。
片面追求论文“量”的增长,势必影响论文的质量。为了评职称或者拿到科研项目经费,有的大学老师也加入了抄袭造假的行列。
大量排队等待发表的论文,使学术核心期刊成为一种稀有资源,为发表文章而交纳“版面费”成了公开的秘密。据有关人士透露,以一篇4000字左右的论文为例,普通学报所收的“版面费”一般是320元—700元,普通中文核心期刊上升至800元-1200元。”
褚先生是一家音乐舞蹈艺术类杂志的副主编,他们的杂志不属于核心期刊,但是因为属于权威部门主管,这些年已被许多院校公认为“核心期刊”。凡是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无论是研究生毕业还是教师评职称,都反映“很管用”。
一开始是60多页,后来扩到80多页还是不够用,现在扩到了120页。去年一个页码收1000元版面费,今年提高到1500元,还是有很多论文积压几个月都刊发不出来。对提价的原因,褚的解释是由市场决定的。“一本杂志如果每期只能刊发50篇论文,却有1000篇等着刊发,当然要提高价格。”
“现在核心期刊出现一种怪现象,即核心期刊的副刊——专门刊登硕士论文,每篇文章登多少字需要多少钱,都是规规矩矩明码实价。”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估算:现在国内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近80万,按规定每个人要在“核心期刊”上发一篇论文才能毕业,计算下来全部论文数量相当惊人。
核心期刊(SCI,即《科学引文索引》)之所以被称为“核心”,是因为它刊发的文章在质量上一般都是上乘的,转载和引用率都比较高。因此,许多高等院校便作出硬性规定:教师评定职称、研究生毕业,都必须拿出在核心期刊或其他公开发行的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作为依据。
数量有限的核心期刊,在庞大的需求面前显得力不从心。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许多核心期刊不再以论文质量为核心,而是根据付费的多少来确定是否刊用。对这种给钱就刊用,不给钱即使优秀的论文也不用的“核心期刊”,有学者指斥为“文化妓女”。
论文以数量论英雄
目前,在全国众多高等院校,各种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已经成为行政部门管理的重要基础。这种考核与每一个人的利益“挂钩”:对个人来说,直接涉及毕业成绩、职称、科研经费;对单位和各级领导,则意味着政绩和升迁。这些量化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出版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等等……
中部某高校规定,有资格申请教授职称需具备以下条件:独立撰写并出版一部15万字以上高水平学术专著或参编21世纪课程教材和研究生教学用书,并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一项:1.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在CSSCI核心库来源期刊上发表5篇以上学术论文;2.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学校认定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类期刊上发表1篇以上学术论文;3.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学校认定的人文社会科学二类期刊上发表2篇以上学术论文。
“想晋升教授,如果没有几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你的工作再出色,能力再高,也是白搭。”北京理工大学一位教师认为,论文以数量论英雄的考核体系,是论文粗制滥造、催生网上论文“枪手”的主要原因。
不合理的核心期刊评价方式滋生了种种学术不良现象。为了增加论文数量,有些学者在国外的刊物上一稿多投,然后又翻译成中文拿到国内刊物上发表。据报道,一位工业大学的教授,竟然一稿十几投,甚至连论文的题目都不改。
片面追求论文“量”的增长,势必影响论文的质量。为了评职称或者拿到科研项目经费,有的大学老师也加入了抄袭造假的行列。
北京某重点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批评有些学生拼凑论文应付毕业,是对自己的未来不负责。有学生说:现在有的老师不是也在抄袭剽窃吗?面对学生的反问,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严肃地告诉他们:“一个老师的造假行为,比100个学生造假影响还恶劣。”
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学生造假,老师可以批评可以教育,老师造假,还有什么脸面在学生面前讲课?
过去,对于很多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来说,发表论文是一大压力。现在,随着网络的发达,什么样的论文,都可以通过网络从论文写手那里获得。“别看平常教室里看不到人,毕业的时候照样能写出漂亮的毕业论文。”某大学学生会主席说,现在没有毕不了业的。“只要肯出钱,要什么论文有什么论文,要在哪发就在哪发。”据称,有专门的论文掮客从撰写到发表提供一条龙服务。
有学者把论文量化称之为中国的一大特色。据报道,国外不是这样,副教授就可以成为终身教授,业务上没有固定约束,即使几年不发文章,教授们仍然可以按自己的兴趣目标,潜心研究,做出真正原创性的成果。
因为评价体系的不合理,德高望重的上海交大晏才宏直到去世时,他的职称还是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善镇说,陈景润在10年内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而且其最重要的论文也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的英文版上。按照目前的评价标准,陈景润难以当上教授。但陈景润却是赫赫有名的教授、闻名世界的数学家。
目前的状况是,由于网络造假服务的极大方便,在大量“垃圾论文”的背后,诞生了大批名不副实的专家、教授。甚至有的名片上有好几个职称。
从清华研究生不满学校教育而退学到吉林大学45名博士生导师落聘下岗等事件,社会舆论越来越尖锐地将矛头直指当前高校的人才和学术成果评价体系。
专家认为,对于一篇论文、一项成果乃至一个学生的好坏,最有发言权的是学者和教授,应该把学术评判的标准和权利交还给专家,建立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
可是,在一个浮躁的氛围当中,谁还有那么多的耐心和精力?其实,量化式的学术评价体系,并不是一无是处,关键是不能教条主义,滥用无度。
卖血交纳“版面费”
“现在老师们的压力很大,每天为完成考核东拼西凑写文章、编书,还要走关系、托门路发表。”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一位教师感到很无奈。
大量排队等待发表的论文,使学术核心期刊成为一种稀有资源,为发表文章而交纳“
版面费”成了公开的秘密。据有关人士透露,以一篇4000字左右的论文为例,普通学报所收的“版面费”一般是320元—700元,普通中文核心期刊上升至800元-1200元。”
目前,我国大多数普通高等院校要求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发表1篇以上学术论文,否则不能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清华大学教授万锦堃见到这样的例子:一位研究生为了完成必须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任务,靠卖血交纳了“版面费”。
有限的核心期刊面对巨大的论文市场,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核心期刊已经演变为“给钱就刊”的“论文期刊”。
“我们的杂志每一个页码都是钞票。”效益这么好,褚先生却一点也不高兴。他说,自今年年初杂志已经承包给一家广告公司,由他们负责联系稿源,并负责审稿。凡是他们转给编辑部的论文,都是收了费用的。他们虽然也有几个外聘编辑,基本都是些外行,只是把文章语句修改一下,对文章的质量他们根本就判断不出有没有问题,至于乐理、指法等专业的术语,他们基本上一窍不通。褚先生把这种反差形容为“一年级小学生看大学生的课本”。
因为收了费用,不管文章质量怎样,编辑部也得编发。褚先生感到很苦恼。100多页的杂志大部分由公司说了算,褚先生只有20个页码可以自己约稿,其他几个编辑,除了基本工资外加5个页码的收入提成。
“都是付了费用的,有没有质量好的论文不收费呢?”褚先生承认确实有的论文有水平,但还是得花钱。否则排队等候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特别是急着评职称,那就必须花钱。“当然也有不交费的,那要看跟头儿的关系。”
“我们的杂志好的论文也有刊发不了的,因为论文太多,人家都花钱了,你就得排队,其实不花钱永远也排不上。有的人要求的比较急,愿意多出钱,哪就得安排先发。”
一位要好的美术类杂志的编辑告诉褚先生,他们的论文质量都是比较高的,好多都是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小有名气的书画家,名义上不收费,通常他们会用字画作交易。
有一份艺术类杂志,每季度出一本,刊发论文的门槛很高,文章写的好,不花钱也能发表。“好多老师托我在那本杂志上发稿,一个页码愿意出5000元,甚至更多,但是人家要求很严,给钱再多质量不行也不发。”
愿意出这么大的代价是否划得来,这让人很纳闷。
“你想想,老师发了论文,评上了职称,这点钱很快就能赚回来。”据他了解,假如原先一节课180元,拿到职称后,一节课就可以变成280元。一个老师一般都带十几个学生,一节课也就一小时,十个学生就是2800元。“现在的家长都抢着让孩子学艺术。”他认为,在教学领域,教艺术的最火,艺术老师都很有钱。
现在大多数报刊都是市场化运作,自己养活自己,对于发行量少的报刊,收钱发文章,也是一种无奈。
“但是不能走极端,不问质量给钱就发,报刊一旦脱离了办报宗旨,不能为读者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早晚还是会被市场淘汰。”北大一位学者对当前学术界的浮躁现象进行了批评。
假冒“核心期刊”鱼目混珠
论文市场的巨大潜力,引起许多非核心期刊的垂涎,纷纷以“核心期刊”自居,用收费低发稿快招徕生意。许多不明真相的老师和学生,在廉价的诱惑下,上当受骗,刊发的论文却不被承认。
据报道,一本名叫《高教研究》的非法出版物,在网上宣称“由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协会主管、高教研究杂志社主办”,是“集权威性、学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面向全国发行的大型综合性教育月刊”。这本所谓的“核心期刊”,只要交300元,就能刊发论文,导致全国至少200多位高校教师学生受骗。论文作者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同济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教师。
据悉,该杂志只是在网上征稿办理交费手续,拒绝与作者见面。即使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杂志,依然有人笃信不疑,而且受骗的是些高智商的人群。“受骗都是评职称逼的。因为要评副高职称,要求必须有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很多核心期刊很牛,论文投了几家都没有采用,心里有点急了。”一位受骗老师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受骗事件发生后,有人将假核心期刊黑名单列出来,推到了网上,提醒老师和学生不要上当。
从事论文编发工作多年,褚先生对这个行当的猫腻了解得非常清楚。近年来,有些香港、澳门刊号假冒“核心期刊”的编辑打电话向他拉稿源。声称:每推荐一个客户,按刊发费用的30%付给报酬。
更有甚者,现在有的网站承诺80%的论文都可包发表。他们自称“本站的几位负责人都是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及杂志社已退编辑”。一篇5000字左右的论文,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收费4000元。“保证在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的杂志上发表。”
一篇论文能否在核心期刊发表,取决于论文的质量。但是这对论文枪手来说并不是什么障碍。几乎所有的论文网站都宣称拥有庞大的枪手队伍,少则数十名,多则上百名。
何祚庥院士说,有些单位放出口风,谁能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文章,就愿意给100万元。无独有偶,东南沿海地区的一所知名高校曾规定,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获得10万元奖金,在SCI和EI上发表一篇文章可获得2万元奖金。而华中地区一所高校则一度规定,凡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可获得奖金50万元。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褚先生认为,说不定哪一天我们的拼凑论文就会蒙过世界顶级刊物《自然》《科学》杂志编辑的眼睛,而闹出丑闻。
“知识垃圾”源自考评体制
受功利的影响,一些非核心期刊出现伪劣的论文,似乎可以原谅,而在国家认同的核心期刊上刊发大量水货论文,显然是不道德的。
一个研究生在褚先生所在的杂志刊发了论文之后,结果被发现是抄袭之作。原作者找到杂志社,要求杂志社公开道歉并将追究抄袭者的责任。后来,抄袭者分别向原作者和杂志社作了诚恳的道歉,事情方才了结。
厚厚的一本杂志出来之后,有时找不出几篇好文章。褚先生感到很郁闷,“这简直就是浪费纸张,为崇高神圣的学术殿堂生产‘知识垃圾’”。
北京某知名大学一位文科院系的副教授很无奈地表示,现在老师们既有重奖的刺激,又有考核目标的约束,压力非常大。每天为完成年度考评与达到职称评定标准的数量拼命地写文章、编书,这中间很多东西都是以东拼西凑的方式弄出来的,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在批量生产“知识垃圾”。
因为鼓励多出文章,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论文数量上去了,可是质量下滑让人担心。资料显示,以SCI论文为例,我国SCI论文增长明显,数量已由1991年的8997篇上升到2003年的49788篇,平均4.74年增长一倍。论文数量占世界份额也呈快速增长态势,由1991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4.5%,每5.98年增长一倍。但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们的论文被引用数量在2000年达到高峰后,最近几年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目前,虽然我国SCI论文总数居世界第9位,引文数居世界18位,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
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现在很多著作很难成为畅销书,印刷几千册都卖不出去。有的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只好自费印刷几百本送朋友。上述学者表示,卖不出去的原因就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很少,缺乏含金量。
据说,东部某科技学院的一位学者,一年内发表SCI论文达65篇。这样的论文高产作者,恐怕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罕见。但是,却没有听说有报道这位学者在国内外有什么重大科技成果。
翻看近日的一篇报道,让人格外振奋。中国科技大学36岁的潘建伟教授领导的小组成了首次在《自然物理》杂志发表封面文章的中国科学家。他和同伴的最新科技成果受到了自然杂志网站的高度称赞。报道说,这是潘建伟小组在量子通信领域内取得的第六个“世界首次”。在短短几年里,他们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发表了36篇论文。这是极为罕见的。
对比两个“极为罕见”,反观现在为了毕业、为了评职称花钱在核心期刊发论文或者伪造拼凑“知识垃圾”的现象,我们的核心期刊和我们的论文作者不知该作何感想?
科研论文质量暴露出来的问题,给国家带来了直接经济损失。10月26日,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持召开的“培育学术生态,净化学术环境”座谈会上,马重芳院士讲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故事: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1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
大量没有价值的论文充斥在核心期刊的版面上,这是对科技源头的毒化。“学术生态系统不健康,科技未来就会走向灭亡。”何祚庥说。
武汉大学某教授对核心期刊花钱发论文现象嗤之以鼻,并劝告他的学生不要随波逐流,维护学术的纯洁性。但是,这种观点又很快被现实所否定:没有论文如何参加答辩,直接影响到学生毕业;学生不毕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工作业绩;不付费再好的论文也难以顺利刊发。
针对核心期刊制造大量“知识垃圾”的现象,上述学者表示,现行的量化考核评价体系,已经与建立创新型国家和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的要求不相适应,它抑制了学术创新,妨碍了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尽快进行改革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