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情》始末
建光
《中华情-电影的记忆》---这一场兴师动众、期盼已久、炒作得沸沸扬扬的大型综艺晚会终于在纷乱中，在愤怒中，在失望中，在苦笑中，在尴尬中，在眼泪中，在激情中，在理解中，在“中国，我永远的家”的歌声中落下了帷幕。
这不是一场成功的演出，也不是一场失败的演出 ---- 这是一场让全体休斯敦华人能够永远记住的一场“空前”的演出。这场演出所包含的意义是空前的，给许多观众带来的伤痛和失望也同样是空前的。事情就是如此极端。
《中华情》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城市中上演过，可是在美国，休斯敦却是唯一的会场；在休斯敦的华人历史中，有如此众多的老艺术家同台献艺是第一次；中央电视台进行实况录播，这在休斯敦，也是第一次……演出不乏上乘表现，许多观众为老艺术家们的高尚情操和优雅的风范所感动而流下热泪。
然而，《中华情》的接待单位竟可以将如此大型的制作放进了一个小火柴盒子里，而且这个盒子里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匹配的硬件，一切都得重建。演出地点的设备落后和剧场团队的懒散造成了观众进场时间的推延，观众等待的大厅没有空调，没有厕所，使许多在等待中的观众变得烦躁，最终导致入场后大家争先恐后抢座位，场面极其混乱，使得一些持有$150和$80票位的朋友没有相应的座位。开演后，音响又没有调试好，后排观众几乎听不清台上的说话。
雪上加霜的是，经过入场时肉博的几十位观众，在演出结束后，却发现自己的爱车不翼而飞。在了解到是拖车公司的杰作后，便在黑朦朦的深夜里，四处寻找现金，最终，在数小时的疲惫和愤怒之后，第二天的凌晨，终于将车找回。几番交锋，几次来回，一个个身心疲惫，内心的郁闷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一场旨在释放乡情、相思、乡绪、由中央电视台，田汉基金会，中国对外友协等大牌单位联合主办的国际大型文化活动，却引发出如此“绚丽多彩”的情感篇章来，这不能不让人深思。而作为本次演出的接待方北美文化艺术联合会，在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演出过程中，可以说是竭尽全力，费尽心血，顶着难以想象的压力，但是最终的收获却与付出相去甚远。钱赔了，人也赔了。为什么会这样？
《中华情》在休斯敦一开始就遇到了无情的干扰
北美文联从决定承接《中华情》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它的艰难之旅。一场中国文化界高度重视、中国领事馆大力支持的的北美文化巡演在社区的个别人眼中竟然变成了不拔不足以快的肉中刺，想法设法将其夭折。他们以文革的大串联手法，四处打电话，四处传言，对《中华情》进行围追堵截。这种无情的干扰一直延续到演出结束后的今天，或许还要燃烧到明天、后天。可以说，北美文联的义工们一直是在逆流而上，顶着压力为《中华情》作推广和宣传。
人可以无能，但不可无德。《中华情》是一场中国艺术文化的集体宣泄，是中国一批老艺术家对海外同胞手足关爱的情感喷发，本与金钱和个人无关，北美文联之所以无怨无悔地承接这么一场演出也是看重一个“情”字。这样好的一项文化活动，在某些人眼中竟会变成洪水猛兽，实在匪夷所思。在中国社区，不要多问“谁”，而应多问“什么”，一项活动的目的、内容和意义远远胜过主办、协办者的身份。
万物相生相克，没有白也就衬不出黑，没有凹也就显不出凸，没有耗子，猫会感到寂寞。所以，不同的人生活在同一中国社区，是符合社会规律的，有矛盾有斗争也是正常的。但是，猫和耗子却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如果天塌下来，猫和耗子都将不复存在。所以，在面对关系到整体名声和社区乃至国家形象的大事，大家都应该放下身段，将个人恩怨放置一旁，不说携手共事，至少不应该去坏事。
祸从演出改期开始
事实上，如果《中华情》能够如期于二月九日在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举行，情势绝对不会发展到二月二十四日晚上的那种混乱局面。但是，命运就是喜欢作弄人，事常与愿违。二月二日，传来《中华情》演出团未能按时取得签证的消息。于是乎，加州原定二月二日的演出被迫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协办单位为了保证九日的演出能够照常进行，开始了帮助演出团早日获得签证的努力。二月六日，当他们获知签证无望的时候，只好又开始大张旗鼓地广而告知演出改期。协办单位没有决定取消该场演出，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大牌演员的签证迟早会下来。不出所料，二月九日（星期五）下午六点，他们接到律师楼的通知，演员们申请的P3签证批了。听到这个消息时，许多义工都流下了眼泪。
十三日晚，中国传来消息说演员和职员全部获得签证，并且决定二月二十四日赴休斯敦进行《中华情》演出。
北美文联的相关人员从十四日开始，几乎寻遍整个休斯敦可以寻见的剧场，但发现所有与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同级别的像样剧场不是被租，就是在装修。上下求索之后，最后找到了后来观众看到的场地Bella Aida Gardens ，而且也只有这个场地比较符合导演设计的“春晚”演出形式的要求。这个场地的名字若翻译成中文，可译成“白拉-挨打”，看来，名字里所含的风水有时还真的不能不信。
错就错在选择“白拉-挨打”
虽然选择“白拉·挨打”是万般无奈，但还是必须说，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白拉-挨打”原来应该是一个迪斯科舞厅，其灯光和音响设备，应付它的日常业务也许还行，但是到派大用场的时候，就属于狗肉包子了——根本就上不了菜席。
先说音响设备。中央电视台《中华情》演出剧组要求台上至少有六个无线话筒，最好再配四个微型胸麦，由于有领馆与当地华侨的合唱，舞台上空需要至少六个话筒，又由于中央电视台要录播，观众席上空需要悬挂至少八个话筒。接待方与剧场的合同是按照剧组要求定的。在演出的前一天，文联方面亲自到现场核实此事，剧场经理誓言旦旦，保证一定在第二天保证话筒的数量和质量，并且承诺在二月二十四日早晨九点，剧场方工作人员到场，与中央电视台技术人员开始调试音响和灯光。
二月二十四日早晨剧组准时到达现场的时候，剧场方技术人员无一人到场，在文联工作人员的一再催促下，甚至以减少租金为要挟，剧场调音师和灯光师才于下午两点以后陆续到场。这时，剧组才发现剧场提供的混响设备只有十一轨道，实际只有八个轨道可以使用，这也就意味着最多只能使用八个话筒，即使是这个简陋的设备，也是灯光师私人的。而事先答应的话筒，到中午时候，无线和有线话筒加起来，剧组只拿到三个。这三个仅有的话筒，因为连接不好，一个也不能工作。在央视舞台导演的抗议下，文联与剧场经理协商解决办法，剧场经理保证一定能找到足够的话筒，打了几个电话，说是已经找到了一台24轨道的混响台。但是不久剧场经理就消失了，办公室的门也锁上了。在这种情况下，接待方只能决定自己付钱临时去买设备，但是剧场调音师又不同意，说是要请示经理。几番协调之下，调音师在演出前三小时，终于帮助找到了一台34轨道的混响台，但是租金必须另付。即使是这部混响台，也只是找到了，是否能在演出前运到剧场，也无法保证，剧组不敢相信设备能如期到位，一切都悬在空中。
再说灯光方面，剧组要求必须要有至少48盏舞台筒子灯，还必须有电脑控制的专业追光灯。订合同的时候，剧场经理说他们有足够的灯，电脑控制，有四万多种变化。演出前一天，文联方面去人，要求把灯光打开现场检验，剧场经理说灯光师不在，又是誓言旦旦，保证在二曰月二十四日早晨，灯光师到场的时候，全部打开，保证数量和质量。
二十四日早晨，剧组来到现场的时候，不仅灯光师没有到场，所有剧场方的技术人员都没有到位，并且所有灯光和音响的电闸门都关闭，中央电视台的技术人员只能在那里干着急。剧组要求打开闸门，剧场经理说肯定没有问题，晚上再开，至少要等到灯光师和调音师到场。中午，在剧组的强烈要求和文联的一再抗议之下，剧场经理总算打开了电闸门。但是更糟糕的问题出现了：现场筒子灯不仅质量达不到要求，数量也根本不够，已有的还有不少坏损，必须马上修理。焦急万分的接待方只好自己四处租接舞台灯和追光灯。后来租的灯，倒是及时到位了，但是也不全是可以使用的，有些灯到演出时还没有修好。观众进场前，那些黑着眼的灯还在发出怀笑。
由于接待方经验不足，导致剧组抵达休斯敦后，一片手忙脚乱。这就是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差别，这种情况在美国各地的华人演出中屡见不鲜，所以才有“一流的节目，二流的接待，三流的组织，四流的剧场”之说。舞台由于达不到剧组要求，接待方只能紧急动员，购买木料和灯笼，寻找施工队，二月月二十三日从一无所有开始搭建舞台。在接待方、施工队和义工的日夜奋战之下，二月二十四日上午，舞台终于搭建起来。虽然强差人意，但总算建起来了。
而合同中定好的悬挂屏幕，是在下午剧场方工作人员到场之后才开始拼接、悬挂。投影仪的埋线、连接，到下午三点的时候，中方技术人员和剧场方人员还在那里焦急地比比划划。演出在即，播放投影的DVD居然少了一台！
录播需要使用的摇臂，也是在剧组抵达之后才确定必须使用，由接待方付费用。因为休斯敦正在搞两个大的节日，设备紧张，直到演出前一天，在最终找到一台摇臂设备。
《中华情》是一场在国际享有盛誉的主题，将这样高档的一个主题放在“白拉-挨打”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多功能厅里展现，是错误中的严重错误，是一切其它错误的源头。而且“白拉-挨打”租金和费用超过大家的想象，远远高于休斯顿大学卡伦堂和斯坦福演出厅。做出这种花了大价钱，买来倒瓤西瓜的事，一定是脑袋被风吹懵了。
这让我想起数年前和一个朋友聊关于找男朋友的事情。她已经35岁了，找寻了数年还未找到心仪的男人，她没有像别的女孩子那样找一个凑合算了，而是一直坚守“宁缺勿滥”的人生法则，唯有这样，才不会跳进“凑合”的火坑。
“白拉-挨打”就是这个“凑合”的火坑。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最后，只会被咬得体无完肤。这些都是一生都不能忘掉的教训。
不应该将自己的失误转嫁到观众头上
掉进了“凑合”的火坑，是不可能不感到火烧火燎的。原定中午十二点开始的彩排，因为麦克风没有一个能出声的，拖到下午四点半还无法开始。导演强行开始走台，出于对演出质量的责任心，导演不愿意叫观众看到混乱的现场和凌乱的走台，坚决不许放人进场，直到彩排结束，各部门工作就绪，这是任何一个专业导演在这种情况下都必须做的。越是专业的演出，越是强调彩排，而且不是彩排一次。原定的入场时间为6 pm，没有兑现。
六点多的时候，在外卖票的义工看到入口处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就擅自让持有$150和$80的观众开始进场。可是，刚刚进去了才二十来人，导演就说彩排还没有完成，厉声加以阻止，进口又被封上。同时，场内雇请的非亚裔保安开始清场，但是有些人没有VIP票，却坐在VIP观众位置坚决不服从劝阻，并且用纸张、水瓶、相机等占据了最好的座位。
到下午六点三十，外面观众越来越多，小小的等候厅几近爆满，加上没有空调和厕所，许多年长者呼吸感到困难。观众情绪开始骚动，退票声开始浮现。在外卖票的人员再次冲进演出场内，大声叫喊：“马上开门，要不会出人命的。”随即跑出来，不管导演统一还是不同意，又再一次擅自命令开门进人。早已不耐烦的观众一拥而上，现场顿时一片混乱。这时，没有人注意哪张桌子属于贵宾桌，哪张是$80的桌，事先写好的放在贵宾桌上的名字都变成了废纸，“有桌便坐”成了至高法则。有些带位小姐在混乱中没有执行自己的职责，反而建议观众搬起凳子往前排坐，又是一片更加混乱的拥挤，整个秩序完全乱了。
以观众为本，应为主办方的首要考虑
整个《中华情》的演出，我人在现场，但几乎没有看。因为，我难过，我内疚。这几天，我脑海里经常会播放演出当晚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混乱场面，所有的工作人员中，大概只有我和另外一两人看到了观众在等待入场时的不满和愤怒。至今想起来，都觉得脸红。
二十五日一大早，一位80岁的名叫William的老友，专门登门来安慰我，“你也不要太难过，其实演出还是很成功的，就是组织得不是很好。我来看看你，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是理解你们的。”这几日，也不断收到安慰电话，这更让我感到身上的责任重大，一定要敦促主办方将善后工作做好。
中央电视台两个导演对这场演出也不满意，只是安慰着说在这么短的两天时间内，能克服这么多硬件困难，达到当时的那个程度，很不容易，在如此的硬件设备之下，即使专业团队也无能为力。导演说：这是我十几年导演生涯中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央视的技术人员哀叹：能克服的困难都克服了，不能克服的，是硬伤，神仙也没办法。面对拍出的时好时混沌的录像，他们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回去能不能剪出一个可以播出的节目。
我在文章的开头就讲过，当晚的演出我个人认为不是一场成功的演出，当然也不是烂得不能看的演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办方和协办方的目的有差别。演出方关心的是演出的质量，承办方关心的是演出是否能进行和观众的情绪。双方的心在危难时刻分了岔，努力的方向自然各行其是，相当于群龙无首，各部门如何协调？导演有导演的道理，接待方和义工有他们的甘苦，观众有观众的合理要求，而我只想我的朋友和观众有一个愉快的晚上，演出方满意不满意与我无关。
但是我还是必须澄清，面对观众的不满，作为本次活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我王建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我无力改变既成的事实，但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说出《中华情》演出的始末内幕，还要向所有到场的观众公开道歉。由于我的书店业务无法离开，所以我不能一个一个登门拜访，而且我也不可能找得到所有的观众。因此，我将向所有来到长城书店的观众，当面致歉。
鲜为人知的传闻
据说，演出当天晚上，演出开始不到一小时，拖车公司已经开始拖车。他们怎么会消息如此灵通？有人说拖车公司接到了通报电话，但是我们无法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谁。
演出结束后，接待方发现了一大叠VIP假票，但是我们无法查出是谁的杰作。
演出现场工作人员每人发放一个工作证，但是在观众入场之前，剧场内发现有非工作人员胸佩工作证，进入场内，不去帮助工作，只顾为亲友占据大量头等座位。因现场的确有不少义工，组织者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已经无法分辨真假。这些人的工作证从哪里来？
第一次演职人员签证延误之后，全体演职人员困在北京，行李都不敢打开，鱼一样地干烤。拿到签证的第二天，全团立即离京赴美。直到抵达休斯敦，老演员们还在埋怨：我们多次出入美国，为什么这次美国移民局审查得这么严，太奇怪了！有些演员因为演出档期的问题，被迫放弃渴望已久的赴美演出，他们很遗憾，剧组到达休斯敦之后，还有剧组人员接到了那些演员的表达遗憾的电话。这些未能成行的演员，和休斯敦接待方，好像都被一只隐蔽的手控制着。我也觉得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移民局对这个剧组格外“照顾”？那只隐在幕后的手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到底是谁的？
这些无头案，也许永远是个谜，也许将来会大白于天下，但眼下，只有作案者和老天知道。
结束语：一环扣一环的多米诺骨牌
如果不是因为签证问题，演出能够于二月九日在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如期举行，就不会造成一些演员的缺席。而休斯敦观众们看到的也将是百分之百的最强演出阵容，我相信《中华情》这么久享盛誉的剧组，不至于拿自己的声誉开玩笑。
如果不是因为签证延期，造成演出被迫改期改地点，那个“白拉·挨打”就不会进入观众的视线，现场的设备不足、手忙脚乱，就不会出现，因为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提供的演出设备足以叫剧组满意，根本不需要临时东拼西凑设备，更不需要搭建舞台。而且演出最为失败的音响和灯光问题，根本就不会出现。
如果不是因为演出前的舞台、设备忙乱，二十四日预订的彩排就不会推迟，导演也不会严令不许放观众入场，观众们根本不会在等待厅里煎熬。如果不是等待激怒了观众，接待方雇用的收票员、保安、带位小姐，就不至于在混乱中无法控制局面，那么现场的混乱可以避免，无票者也无法入场，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坐到自己相应的位置。
这场不尽人意的演出，在孕育期就历经磨难，一个挫折连着一个挫折，一件事不到位，导致后面的事接着出错、推迟，许多“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的事，搅在一起，就成了一锅煮不熟的粥。一环扣一环的多米诺骨牌终于倒了，推倒第一张骨牌，力大无穷。可惜我们太乐观！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一个老鼠坏一锅粥”，才明白文革为什么会持续十年之久。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个人自有打算。南风吹，北风袭，各有春夏秋冬。天地间，有人群，就有你争我斗。可是斗来斗去，还是要在一个空间生存，何其悲哀！鸟在天上飞，兽在地上走，有什么不好？许多时候，人，不如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