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来澳州之前两个月得了肺炎。此肺炎的大名叫做“支原体肺炎”。中国总出产稀奇古怪的病，那年萨斯，去年禽流感，今年又来了个支原体肺炎。
在国内治疗了两个月，算是好了，不发烧，X光线显示没有肺部感染的迹象，也几乎不咳嗽了。但是全身疼。她带来国内医生开的一大堆抗生素，每天吃、每天吃，疼痛却没有减轻，反而重了，最后终于躺到了床上。
我真的吓坏了，带她去看澳大利亚医生。医生听了病情和用药史，认为无大碍，肺炎肯定已经好了，为“抗生素”色变，“赶快把你的抗生素停掉！”并建议如果太疼，就去超市买盒Panadal （必理通）或Nurofen（布洛芬）吃吃好了。
我们不敢怠慢，按照医生说的做，第二天就好转，三天之后妈妈已经在屋里四处走动，要找点活儿来干干了。现在还是乏力，但是一天一天好转起来。
在澳大利亚，药品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Panadal （必理通）或Nurofen（布洛芬）是非处方药。抗生素类是处方药。处方药只有依照医生处方，病人才能从药房购得；没有处方，药房是不会卖给病人处方药的。处方药一般都有禁忌和适应症，不是随便吃得的。
澳洲和其他发达国家对处方药管制非常严格。这点中国绝对不是。在中国，随处药店可以买到禁忌药，到医院可以要求医生给开出你想要得药，医生也给你开出价格高昂的药品。
对于抗生素类药，澳洲医生开处方是非常谨慎的，基本持“能不给开，就不给开”的态度。对于一般发烧，如果病人状态如常，病理检查没有异常，医生只建议吃退烧、阵痛的“万能药”：Panadal （必理通）或Nurofen（布洛芬），并且多喝水即可。
中国正相反，什么药贵给病人开什么，本来只是普通感冒发烧，也要花个三、五百元就不奇怪了。抗生素不能抑制病毒的对人体的侵入和发展，吃它何用？
澳洲医生认为，如果必须吃抗生素，三天就可以了，吃三天和吃五天的效果是一样的，吃再长时间益无害大。中国就不同了，吃吧，吃得越多他们越得益。
对于支原体感染，虽然比较麻烦，但吃两个星期也足够了，国内医生竟让我母亲吃了两个月！这简直是谋杀。
以前我以为澳洲人口稀少，不到中国百分之一，病员也稀少，澳洲医生没有国内医生见识多。我现在不以为然了。不可否认，国内有认真负责的好医生，但太少了，你总共遇到过几个？包括那些所谓的什么狗屁“专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医生的医术其实不咋地，原因就是心黑，利欲熏心。
医术有高低，见识有长短，这是可以学习、可以提高的。但是作为一个医者，当病人性命攸关需要救助时，当病人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个医生手上时，这个医生竟然看钱比人命还要重，这个“医生”不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杀人犯！
“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WHO排在第144位，卫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全世界倒数第4位。” 你没看到是杀人犯在给病人看病呢。“崛起的大中国”得到这些“殊荣”就不奇怪了。
不过公平一点讲，杀人犯还觉得自己冤得像窦娥一样呢。请看以下资料：
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到90%，美国政府负担45.6%，泰国政府负担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中国政府负担17%的医疗费用，而这17%政府负担的医疗费用，据中国社科院的医疗卫生的调查报告表明，80%是为八百五十万以党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服务的。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二百万各级干部请长期病假，其中有四十万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500多亿元。
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告诫中国政府：就公共医疗卫生而言，最基本的职能都需由政府承担，由政府出资保证，否则。。。。看吧，否则中国就是一个好例子。放眼看看中国大江南北，一目了然：医院从病人身上找钱，医生靠开药吃回扣挣钱，你想让他们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那是痴人说梦。
如果再往下挖深层次原因，我看也没什么意思了，说来说去又说到了体制问题。
算啦，不说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