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未能成为发达国家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亚洲四小龙都进入发达国家（地区）行列，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中国改革开放也三十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多年却受困于生产过剩，内需不足。同样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为什么未能成为发达国家？
究其原因，如果仅从经济结构来说，中国经济至今没有建立起发达经济体所绝对必须的，以兼顾到劳资双方共同利益为特征的共享经济体，资本和权力部门利益被最大化，劳动者的利益诉求被忽略。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因此，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发生巨大反差，劳动与资本所发生的结构性失衡，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劳动者参与制度的缺失是劳动者在与资本利益博弈中失败的根本原因。而构建劳动与资本利益共享的经济体，是我国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必须要越过的门槛。
一、 当前严重失衡的经济现实
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提供的数据：“我国最终消费占 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至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51.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另据央行数据，我国“流动性过剩”近年来快速增长，至2006年11月底已达11.12万亿元。“流动性过剰”的本质是资本性资金过剩，其本质是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失衡（见南风窗2006年11期蔡定创《流动性过剩的自白》）。
解读这些数据说明，我国经济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歩。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一般在78%左右，而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已下降到38%，连发达国家的一半都达不到，此说明，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的增长和出口，国内消费市场在相对萎缩，国民生活水平相对下降。不为消费的生产，何能持续？当生产能力过剩时，消费就是生产力。
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矛盾不是始于今天，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是宏观调控的重点，当时的扩大内需，就没有将调节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提高劳动者的分配比例作为目标，过剩的产品用竞次的方式增加出口，生产发展的内在张力被无形地耗损掉了，已有的国民福利被进一歩输出，换来大把美元纸钞，用发行基础货币买单，以至形成今天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的 “流动性过剩”。历年调控都未着“根”，那么“根”在那里？
二、 劳资分配问题是经济发展的一道“坎”
其实马克思早就告诉过我们，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用的结果。早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力与不断萎缩的社会消费之间矛盾”。资本的利益机制就在于以最小的劳动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劳动者的工资被不断压缩，消费市场相对缩小。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用，西方国家在二战后都认识到，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歩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里存在一个不二的选择，是选择经济危机，还是选择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民主国家劳动者依靠多数人的选票的强制作用，使现代发达国家选择了后者。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和社会福利保障都通过法律法令固定下来，劳工维权组织都具有法律地位。从而保证了全社会的消费水平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因此才形成当今发达国家的群体。
因此，当今的经济发达国家，都是早已经走出早期血腥资本主义、贫富二极分化的国家。任何资本出于其本性，都不可能自动地与劳动者共享生产成果。国家的民主制度，即劳动者多数人的选票，是国家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劳动者与资本抗衡制度的根本保障。民主的真谛就在于劳动者可以获得与资本在分配中基本同等的地位，在于能够建立起一套劳动与资本共享生产成果的经济体系。因此，凡发达国家都是人民民主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也都是劳动与资本利益共享关系解决较好的国家。
可见，是否能有效解决劳资分配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实际上是决定国家能否进入发达行列的一道“坎”。
我国经过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已有很大的发展，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获得N倍的提高，但是至今，不仅未建立有效的劳动者利益保障机制，甚至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都是缺失的。政府、部门在自身利益机制支配下与资本同穿一条裤子。近三十年来，内、外资生产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除国有企业外)。甚至那些早期资本主义的血汗工厂在当今中国频频出现，地方管理部门往往视而不见。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分享到生产发展的成果。在这种体制下的生产力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显然，我国还没有意识到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必须要过这道“坎”。我们离发达国家实际还很遥远。
三、 改革任重道远
上述说明，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经济体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前提，而这一前提的建立有赖于人民民主制度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国内主流经济学者都没有看到这种作用，以至于不认为严重的二极分化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敌，主张“精英政治”，人民民主可有可无。当然，如果“精英政治”能够解决问题，倒是一种高效省力的方法。但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我们有执政为民的理念也做不到在中国构建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主要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不可能自动地放弃即得利益，当权力与资本结盟后，最高决策层的号召都会显得无能为力。何况，国家的决策、监督与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厐大的系统，当基本制度缺失时，个人的作用十分有限。而没有真正劳动者利益代表对决策与监督的权力参与的制度性安排，劳动者想与资本建立利益共享经济体就如天方夜谭。
因此，我们就好解释，为什么国企改革总是以牺牲职工利益的产权向资本方送让，我国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如此通行，对劳动者有利的政策制定总是阻力重重并在执行中走样，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拉抬房价博取利益，经济适用房政策最终形有为无，共和国总理为民工讨工资所显示的民工维权制度缺失等等。
多数人的选票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强制手段，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没有比此更好的手段。弃此手段不用，根本无法制衡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强大的资本和权力资本的力量。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反民主的呼声，其实质就是已获得话语权的强大资本方面为保守既得利益的一种本能反映。邓小平曾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当前社会严重的二极分化的事实，最少已证明我们改革至今并没有获得成功，如果不持续深入到政治层面进行改革，就不可能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真正解决社会二极分化问题，国家也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四、 驳斥“提高工资危险论”
一种很流行的主流经济学观点是“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企业利润受到影响甚至破产，最终会减少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因此，“提高工资危险”！
这是一种违反经济学常识的观点。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好象是有这么回事，但从宏观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谬论。因为，社会生产了产品，也必须要生产出消费这个产品的市场，劳动者的工资不相应提高，就会有部份产品价值不能被实现，简单生产都不能维持，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
相反，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提高工人工资能获得超速的发展。因为劳动者工资的提高，就等于产品市场的扩大，产品的价值实现也就变得顺利无阻，这个时候生产仅受制于资源和消费极限的限制。到这个时候国家不富都难。
日本的经济发展就证明了这个原理：日本1960年12月27日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至197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50%,国民收入增长率为340%。实行的是国民生产与国民收入的同歩增长，因此才有经济高速发展。60年代的最后四年,曾平均年增速达16.5％。国民人均生产总值从1960年仅395美元，至1987年达到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
没有同歩的国民消费增长，不可能有高速的经济增长。如果劳动者工资不提高，国内自身的消费市场不可能扩大，产品只有出口和改为投资消费。如果需要等同的进口，这个出口或许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等同的进口需求，出口换回来的只是一些不断贬值的货币符号。投资需求也是有限度的，没有市场支持的投资过多，必然引发经济危机。
实际上经济危机已经在我国发生了，不过已经不是传统的形式了。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叫“流动性过剰”。
本来产品过剩，国内没有市场已经形成经济危机，但现在可以通过“竞次”的方式出口，企业用进一歩压低成本的方式参与“竞次”，以几乎白送的产品大量地向国际市场上倾销，大量的产品“竞次”，国民福利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使劳动者分配条件进一歩恶化。而国家适应资本利益的需要，出口换来的外汇则由央行完全买单，巨额的基础货币发行形成冲击国内经济并不需要的“流动性过剰”。因此，“流动性过剰”是经济危机在我国特定条件下表现的新形式。
不少地方政府都是将低工资制作为扩大就业的手段，这种做法从国家级层面来说是十分错误的。
假设一个产业工人获得十个单位的工资，那么它只能够从农民手中交换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他只能养活农民而已。如果该产业工人获得一百个单位的工资，他还可以将每日三餐都交给社会，如吃住、娱乐、旅游等等，将带动整个服务行业成倍数的增长。
国家公务员、产业工人工资的提高对社会服务行业的带动作用和对就业的放大作用，对经济学者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因为“提高工资危险”论者是资本方代言人，为了资本利益掩盖这个早已被证明了的事实而已。
五、 如何越过瓶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的本质是资本利益最大化而导致劳动者利益严重缺失的结果，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极大障碍。不能再继续沿用过去不作边际的仅用利率、汇率、准备金率、假日经济等调控手段。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经济体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使国家进入发达行列的必由之路。
采取劳动与资本兼顾中劳动优先的制度性安排，是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经济体的首要任务。行政命令不可能直接干涉企业法人的分配行为，而有法律保障的劳工权利、维权组织却可使劳工在与资本的利益博弈中获胜。
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国现实的产能已经为国民收入倍增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实行国民收入倍增，特别是产业工人的收入倍增，才能迅速解决我国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通过提高公务人员、产业工人工资，带动第三产业倍数发展，使国家经济突破瓶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提升产业结构，保护环境、资源。在现已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环境、资源已经构成了对国家财富的瓶颈。应在提升产业结构的前提下果断结束有损国家资源的“竞次”的出口行为，确实地保护国家的环境、资源。
房地产行业是决定国家能否迅速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应毫不犹豫地沿用发达国家的由政府主导公房开发的成功经验，80%的居民住房通过政府公房开发公司用成本房价解决。此并不需要国家财政掏一分钱，但由此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生产与消费能力，并带动整个建筑相关行业的发展。房价越高，居民的消费力越弱，内需不足的矛盾会进一步激化，发达国家之路就离我们越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