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大多都呈现出明显的黄种人特征。而这大多数人也以古代华夏文明创始者的传人自居。那么，创造了中国地区最初的华夏文明的那些古代民族，他们是什么人种呢？事实是，他们却是白种的雅利安人。
这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谈。事实上，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以DNA检测结果为依据的体质人类学以及比较语言学上的证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这个历史事实一直都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禁区。
因为现在的中国一直都是以古代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自居的，而这个历史事实却会把现在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些伪“民族主义者”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原来他们一直都是在乱认祖宗。
证明这个历史事实的主要证据有以下这些：
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内蒙，新疆等地出土的大量具有高加索人种（白种人）特征的古人类遗骨，干尸，以及雕像文物等；古文献中关于古代华夏民族及北方游牧民族中具有高加索人种（白种人）成分的大量记载；古汉语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语言同源的大量原始词汇，等等。
在详细阐述这些证据之前，首先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种族和语族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通常我们都简单地把人种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不过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准确。而且按照皮肤颜色把人分类也不太科学，因为肤色受外界影响很大，恰恰不是最重要的人种特征。通常应该按照眼睛颜色，毛发颜色，毛发形状，鼻形，眼形，头形指数，等等区分。
照此大概可将人种分为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蒙古利亚人种（黄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俾格米人种，澳大利亚人种等几大类，其他一些过渡种族和混和种族以及难以归类的不重要的种族这里不再赘述。（注：某些书籍上将俾格米人种称为小黑人[1]，但是现在通常又将澳大利亚人种称为小黑人）
人类的语言，则大概可分为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闪米特语系，含米特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等几大类。（美洲印地安语和非洲黑人班图语等除外）
而按照语言将人分类，就可以将人类分为印欧语系民族（广义的雅利安人），闪米特语系民族（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古巴比伦人，古亚述人，腓尼基人等），含米特语系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北非柏柏尔人），汉藏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包括蒙古，突厥，通古斯[女真]三大语族）等几大类。
这种按照语言分类的语族并不等同于按照体征分类的种族，但是两者（种族谱系树与语言谱系树）大体上是吻合的。所以本文中可视为等同。不过印欧语系民族与闪米特语系民族同属于高加索人种，所以本文将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作为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单独归类。[2]
然后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证据：
（一）。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和日本东京大学人类学系分子进化研究室合作，通过对山东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样本所做的检测分析，研究表明，儒家的发源地－－山东，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晚期，当地人的人种特征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3][4][5][6]。进而可推知：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毫无疑问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成分。
一直到了隋唐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高加索人种与蒙古尼亚人种的混合成分，近似于今天新疆中亚的黄白混血种人；然后到了明清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较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
这个研究结果曾经在2000年“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过，2002年的《齐鲁晚报》《山东商报》，新浪网，等多家媒体都曾有过报道。
（二）。从殷墟遗址，中国地区最早的文明－－商文明的遗迹中发掘出来的遗骨中，有高加索人种的遗骨。[7]
同时也有蒙古利亚人种和尼格罗人种（黑种人）的遗骨，一般都来自于殉葬坑和祭祀坑，应该是战俘或者奴隶。
（三）。中国古代史书上记载的周边民族－－西戎，北狄，南蛮，东夷，都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并且直接构成了商，周，等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人种来源。比如商文明的两个来源之一就是东夷－－也就是上文第一条所提到的当时山东各部落和民族。东夷应该是一个游猎部落。（《说文》：夷从大从弓，意即弓箭手。）
而生活在山东的东夷，既然是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来源于东夷的商，当然也毫无疑问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的，并且也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两者关系非常密切，而孔子也是商的遗民后裔。
郭沫若也曾考证过，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人，体貌特征为胡须体毛较浓密，鹰钩鼻，这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北狄中也含有浓须，蓝眼，高鼻的高加索人种成分。[8]
另外，东夷可能也含有部分通古斯人（属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
注意：古史上所说的戎，狄，蛮，夷，是与西，北，南，东四个方位严格对应的。
（四）。中国地区的第二个文明－－周，也是来源于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西戎（说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周人始祖名为弃，号为后稷，其母为姜嫄，系出自羌人部落（姜，羌同源），而羌人为西戎的一支。周人直到灭商入主中原之后才开始“贬戎狄之俗”逐渐摆脱游牧文化的影响。（《说文》：羌从羊，意即牧羊人。）
不仅西周墓葬中发现有很多高加索人种特征的颅骨，而且，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尊青铜鼓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雕像高鼻、狭面、深目，也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字（“巫”字），这个符号来源于公元前55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文化。
（五）。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人，并不是实有其人，只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才陆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其所对应的考古年代上相应的氏族部落，如尧，舜，禹所对应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据中国学者考证，都是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民族，而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各民族基本上都属于高加索人种。
关于此问题可参考余太山先生等人的相关著作。[9]
来源于西北的北狄的，传说中的黄帝部落，也是一个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氏族。姜姓的炎帝部落也是源于印欧语系的羌人（姜，羌同源。）
周灭商之后，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诸侯国，其中最大最长久的是中山国，而这个“中山人”据史书上的记载就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夏”是夏后氏的自称，“大夏”与“吐火罗”对音近似，据王国维，顾颉刚考证，来源于印欧语系。周灭商之后，因为周与来源于东夷的商不是同一民族，而与夏后氏同为西戎系统，于是以传说中的夏的继承者自居，也称自己为“有夏”，称其同盟部落为“诸夏”；而“华”本也是周人的自称，于是此后生活在中原一带的人就自称“华夏”，与此区别于其原来的本家－－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就是汉人的前身－－华夏族名称的来源。
周谷城先生也说过：“夏，商，周并不是三个相续的朝代，而是三个不同的部落或民族”。[10]
（六）。与我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的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匈奴开始向西迁徙之前，整个欧亚大陆上，不仅欧洲，中亚，伊朗，印度河恒河流域，西域（新疆），阿尔泰地区，而且通过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今天的甘肃，陕西，乃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的整个范围，都是被属于高加索人种的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占据着的。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古史记载的生活在中国西部包括西域以及甘肃陕西及河套地区的月氏，乌孙，楼兰，龟兹，犬戎，猃狁，羌（羌方，羌戎，姜戎），人方，鬼方等，都是说吐火罗语或者东伊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在四川，山东等地也有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种分布。
中国中西部及河套地区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来到中国的时间相当之早，因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中的centum语组（与日尔曼语相同），即印欧语系中较为原始的颚音类语言；而西域中亚一带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则是属于印欧语系中的satem语组，即印欧语系中后期成熟的丝音类语言，很显然吐火罗人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在其途经的中亚印欧语系各民族的丝音类语言还未分化出来之前，由此可知这个时间大概在公元前4300年前印欧语系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的时候。通过对新疆出土的大量高加索人种古人类干尸的DNA检测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那时候，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还未出现，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已经来到了中国腹地，包括早期的吐火罗语各族以及后期的东伊朗语各族，并逐步带来了中东西亚先进的生产技术，小麦，大麦，及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及后来的冶铁术等等技术，而且受中东的楔形文字影响发展出了早期的甲骨文，直接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七）。从文化上来说，从商周青铜器上的双马族徽，到新疆天山和内蒙古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的双马纹艺术品，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双马神偶像，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毫无疑问地都是来源于印欧语系各民族。
另外，商人是政教不分的，有很强烈的宗教性。这一点正是古代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各分支共同的特征。
来自羌戎的周人，信仰阴阳，与印欧语系民族早期的宗教－－祆教很相似。岑仲缅先生认为周人是祆教徒，《易经》也来源于祆教。
楚人苗人的祖先－－南蛮，也是深受印欧语系民族的影响，甚至也可能含有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的成分。楚人的神话系统与雅利安人的神话系统很接近。
吐火罗人的一支，羌人，在文化上继承了很多印欧语系民族的风俗，例如火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人羌人是实行火葬的，火葬就是源自印欧语系民族，例如印度－雅利安人就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实行火葬，而伊朗－雅利安人在祆教流传前也是实行火葬的。
与羌人并称的，后来南迁的氐人，也混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其与月氏人一样都将其国王称为“诏”，其与百越诸族融合的西南后裔白蛮、乌蛮等族建立的政权也称作“六诏”，其后建立暹罗的泰人也称其王为“诏”。
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彝族中有一支部族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彝族正是氐人的后裔，而且今天的彝族仍保留着火葬的习俗。
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在文化上对早期华夏文明的影响还大量表现在语言方面。祁连山的“祁连”这个名字就来自于印欧语言，意为“神圣的”。佛教经典最初也全是经过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译成汉语的。
汉代设立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中武威，张掖，敦煌的得名都与吐火罗语有关；“张掖”为“昭武”的同名异译，昭武城曾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月氏人的活动中心，后来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至唐朝时仍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根本；“敦煌”则与“吐火罗”或“大夏”一名有关；而武威的原名或者另一名“姑臧”也出自吐火罗语；“姑臧”与“高昌”同源，也是吐火罗人的活动区域，而高昌的原住民车师同楼兰、龟兹、焉耆一样都为吐火罗人的一支。
（八）。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通常被归为汉藏语系，但是这种分类法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实际上，在上古时代，汉语也是多音节语，后来因为受单体方块字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了后来的单音节语。
有学者通过比较汉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原始词汇的发音异同，提出了汉－印欧语同源的理论，将汉语归为汉－印欧语系的一种。
关于此问题可参考谈济民先生和周及徐先生的相关著作。[11][12]
例如，据林梅村先生用比较语言学所做的分析，“剑”这个词最早就是来自于吐火罗语，它与后来武王斩纣所用的“轻吕”以及匈奴人的“径路”等都是古印欧语中“剑，刀”的同源词，但后者晚出，来自东伊朗语。
（九）。四川广汉出土的三星堆文化，更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其出土文物中大量的人像，面具，都是高鼻深目，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出土文物中的金王杖，青铜神树，以及明显的牛崇拜，石头崇拜，建筑样式，以及其文化圈范围内的悬棺丧葬这些文化特征，都是古代闪米特人，雅利安人的文化特征，也是犹太文化中重要的丧葬现象。有学者推测这是闪米特语系的古犹太人的文化遗存。[13]
（十）。华夏族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在东周以前，因为不断有世界范围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运动作为补充，所以仍得以保存。其后，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活动逐渐减弱，失去了补充的源泉。而中原本土土著以及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利亚人种源源不断的人口补充开始使得蒙古利亚人种成分在中国地区占了上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来源于西戎的秦，已经表现为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与中原华夏诸族具有了明显差异，故此中原诸族一直把秦当作异族看待。秦入主中原之后，通过种族屠杀和文化同化等手段，于是开始了中国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十一）。而中原汉人的高加索人种特征一直到汉末两晋时都还有很大残留。如，河北老山汉墓女墓主的头骨经过面部复原之后，发现其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晋书》和《世说新语》就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另外，熟悉三国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当时很多人都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如孙权是“碧眼”“紫髯”，曹操的儿子曹彰是“黄须”，关羽，太史慈，程昱等人，都是“美须髯”（就是大胡子），这些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从中可看出，当时汉人的体毛很重，毛色较浅，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这不仅跟现在中国地区的伪汉人体貌特征大不相同，也跟当时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的体貌特征不同，倒是跟突厥，鲜卑等具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北方游牧民族很相近。
而且有意思的是，跟后来明清时已经杂化得很厉害的伪汉人时期相比，汉晋时的《三国志》中并不象明清时的《三国演义》那样把这些看作是很怪异的现象来描写，只是叙述人物生平时作为一种绰号顺带提一下，可见这种高加索人种特征在当时汉人中是很普遍的现象。
（十二）。不仅如此，秦汉后以至隋唐，中原周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本属蒙古利亚人种的部落中，也含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如古文献中记载的白夷，白狄，长狄，赤狄，白匈奴，黄头鲜卑，黄头室韦，黄头女真，等等。
前面说过，《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据考证，鲜卑人中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独孤氏诸部中具有高加索人种成份的应该就是慕容部。
唐朝时在西北有一支被唐王朝皇室认做是本家的民族：黠嘎斯（吉尔吉斯）人，又称为坚昆，因其曾建立古坚昆国。其人种特征就是：赤发，白面，绿瞳，也是高加索人种特征。
这进而可推知，唐朝李氏皇室的来源也可能是含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事实上，隋唐两代皇室，杨氏，李氏皆为鲜卑血统，杨李二家是表亲，杨氏，李氏与宇文氏，独孤氏家族世为婚姻，宇文氏，独孤氏都是鲜卑姓。唐高祖李渊本姓大野，是鲜卑姓，母亲独孤氏。李渊李世民都是鲜卑血统。李世民祖母，母亲都是鲜卑人，李世民身上至少有四分之三是鲜卑人血统。
此外，象什么长孙，尉迟，都是胡人姓氏。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与《旧唐书》《新唐书》的《室韦传》都记载室韦诸部中有“黄头室韦”，也称“黄头部”，而室韦即是蒙古诸部的前身。
成吉思汗和他父亲也速该也是蓝眼睛，他们的氏族名“勃儿只斤”就是“蓝眼睛”的意思（一说灰眼睛）。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有一部女真人“多黄发，鬓皆黄，目睛绿者，谓之‘黄头女真’”；《松漠纪闻》“黄头女真”条称其“髭发皆黄，目睛多绿”；《契丹国志》卷《诸蕃国杂记》“黄头女真”条记载其相貌特征是“髭发皆黄，目睛多绿”，这显然是高加索人种特征。
《新唐书》卷110《李多祚传》记载“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说明唐代靺鞨人中也有黄发碧眼的部族。
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及其部族也是来源于高加索人种成分，《旧唐书》称安史叛军为“羯贼”，羯即“五胡乱华”时的羯族，史书记载即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来自于贝加尔湖以北的丁零－铁勒诸部，据考证原本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或者可能是塞种人－蒙古人混血。
原本就生活在蒙古高原和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又分为突厥，蒙古，通古斯三个语族），虽然各自都含有一定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但是仍是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其中生活在西部的突厥语族，因为与当地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各族融合混血程度最深，其融入的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也越来越加深，中世纪向西迁徙之后，最西边远至欧亚交界处的突厥人的一支（土耳其），已经完全转变为高加索人种成分。
突厥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阿氏那部落很可能就是突厥化的塞种人(属高加索人种)。
而生活在中部和南部的突厥人，如历史上的克烈部和乃蛮部，也是信仰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以高加索人种为主的。他们占据了整个蒙古高原面积和人口的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才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和贝加尔湖之间的蒙古人，后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几乎消灭了一半的突厥部落，才使得蒙古高原上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又占了上风。而成吉思汗本人也含有四分之一的突厥血统，前面也提过，他本人可能也是蓝眼睛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而中国地区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据学者研究，是属于古突厥民族的文化，在华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文物，据分析具有明显的古突厥族文化特征，古突厥文化特征为：
一。陶器上画有鱼纹或人身鱼纹；
二。杀马祭天；ztooo.com
三。彩文陶器；
仰韶文化与此基本吻合，所以其根源应在中亚一带，而不是中国地区。
（十三）。古代诗歌中也有大量关于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记叙。
唐代诗人张籍的《永嘉行》一诗中记叙有“黄头鲜卑入洛阳”；
苏轼题唐人韩干的画赋诗曰“赤髯碧眼老鲜卑”；
杜甫的《悲青阪》诗记叙有“黄头奚儿日向西”；
白居易诗《西凉伎》记叙“紫髯深目两胡儿”；
岑参诗《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记叙“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李白诗《幽州胡马客歌》记叙“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
张说诗《杂曲歌辞·苏遮幕》记叙“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 ，
丁仙芝诗《戏赠姚侍御》记叙“重门启锁紫髯胡”；
寒山《诗三百三首之二四四》记叙“大有碧眼胡”；
吕岩《七言》记叙“碧眼胡儿手指天”。
证据实在是太多了，举不胜举。
除了大量史料中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古代的传奇，志怪，小说，平话等等文学作品中，谈到异能之士，也往往喜欢描述为“碧眼，黄须，赤发，红脸”等等，而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虽然这只是文学描写，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了古时候很多智勇突出的人物都是带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仔细想想其实也很正常，我们平常生活中看到的也是，高加索人种不论是在体能上还是在智力上普遍都比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要强得多，正因为这样，在古时候，具有高加索人种血统的人在能力上表现得很强，所以文学描写中往往很自然地把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描写为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形象。
（十四）。不仅中国，而且远至日本北海道，当地土著人阿依努人（虾夷人）也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多体毛，胡须浓密，头发卷曲，皮肤白皙，与属于蒙古利亚通古斯人种的日本主体民族大不相同。
甚至远至美洲墨西哥，也发现有高鼻深目形象的雕像文物，说明高加索人种以东亚为跳板曾经远徙至美洲。美洲印地安人虽然属于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但是人种学的研究表明，北美印地安人大部分部落的父系血统中都含有数千年前的某个高加索人种的因子。
（十五）。中国地区古代居民除了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之外，甚至还含有不少的尼格罗人种（黑种人）和俾格米人种，澳大利亚人种的成分。
如《山海经》就屡屡出现中国南方有黑色人种的记载。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新石器时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柳江人，河姆渡人，昙石山人的人种特征都与尼格罗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相似。
《小雅·天保》《虞书·尧典》中记载的“黎民”，据郭沫若考证：“黎，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的先住民族，这种人或就是马来人。‘黎民’就是最早被中原汉民族征服了的棕黑色皮肤的先住民族。这种民族被征服了以后便被当成奴隶使用......一天一天地消失了”。 [14]
中国古代的濮族，被商人征服，尔后演变为“仆”的意思，而濮就是指一种黑种人。
还有古史中记载的“昆仑奴”，也是一种黑种人。
现代中国地区的人种极为复杂，特别表现在南北汉族的种族巨大差异上。简单说来，秦淮以北基本上是蒙古利亚人种中较为纯粹的北蒙古亚种，也就是几千年来不断迁徙南下并被汉化的北方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阿尔泰语系各族的后裔，并混有一部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
而南岭以南，则是蒙古利亚人种中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以及澳大利亚人种成分的南蒙古亚种（又可称为马来人种），也就是古代被迫南迁的百越各族的后裔。
夹在中间的，长江流域一带，就是南北两端这些北方游牧民族与早期华夏族及汉人以及百越南蛮等族融合混血的后裔。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通过对南北汉族人群的线粒体DNA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所做的分析鉴定，证实了南北汉人在种族上遗传基因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南北汉族在血缘上的差异比南北汉族各自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距还大。[15]
另一个比较直观的现象，就是南北汉人在血型上区别很大，北方人A型血居多，南方人B型血居多。
通常我们都说“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但事实上并不确切。皮肤颜色就不用说了，因为前面说过了，这恰恰不是重要的特征，而且很多中国人的皮肤白得比世界上某些地区的高加索人种还要白（如印度，中东，北非）。头发的颜色也不用说了，很多人都是天生的浅色头发。而眼睛的颜色，却是个很重要的特征（因为受外界环境影响小），很多人却并不是真正的黑色，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棕灰色的，或棕黑色。
另外，诸如铲形门齿，蒙古斑，蒙古褶这些特征，通常被当作是广义的中国人的共有特征，实际上并不准确，这些特征在高加索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中同样也存在，只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而已，在中国南方的百越系汉人中很多人却没有。
所谓人种这个概念，只具有相对性，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某种族，各种族之间都存在着一个交叉混和的边缘，具体到个体身上，只能说其遗传基因中那种种族成分较多一些而已。
要从遗传学的角度分辩出一个人的遗传基因中到底包含有那些人种的成分是很复杂的事情，不过有一些外貌上的简单识别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一个人是单眼皮，细小的眯缝眼，面庞较扁平，颧骨较突出，那么通常来说，这个人的蒙古人种的成分相对较多一些；如果一个人是双眼皮，眼窝较深，眼眶较大，额头较高，鼻梁较高而挺直，则高加索人种的成分较多一些。
另外，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以前曾经被通缉的那个广西籍杀人犯马加爵，他的长相，跟拳王泰森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典型的特征，都是扁扁的塌鼻子，外翻的厚嘴唇。而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很多人都是这种外貌特征，这就是马来人种的特征，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南方的马来种汉人（百越人的后代）以及东南亚一带马来人种都是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的血统。
实际上，完全可以把蒙古利亚人种看作是高加索人种的一个分支，国外的学者认为，高加索人种中金发碧眼的诺迪克亚种和黑发黑眼的蒙古利亚人种都是高加索人种中黑发白肤的暗白人种（伊比利亚亚种）分别向西北方和东方发展而产生的两个分支，为了适应西北欧当地寒冷的森林环境，和东北亚的风沙环境，而各自产生了后来的体貌特征上的差异。关于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一书。
高加索人种的分布如此广泛，是与其远古时代几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紧密相关的，而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最早掌握的两项技术发明：驯养牛马和冶铁术（当然并非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以及源自中东中亚的青铜冶炼术，车轮，两轮战车等等技术。
高加索人种的发源地通常认为在今天俄罗斯南部的黑海北岸及高加索一带，故称之为高加索人种。在上古时代，高加索人种中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广泛分布在从东欧到中亚的草原地带，即今天的乌克兰和哈萨克一带。
大约在公元前4300年前库尔干文化时期，原始的印欧语系民族就开始了第一轮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新疆，陕西，甘肃，山东，甚至远至北海道等地的早期高加索人种部落大概就是那时候来到当地的。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500年之间，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又开始了第二轮以南俄中亚草原为中心，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辐射，以雅利安人为主体的印欧语系民族大迁徙的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迁徙运动。
在西方，希腊半岛，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希腊阿开亚人和多利安人取代了早前居住在此的也可能是属于原始印欧语系或者是闪含语系的克里特人皮拉斯基人（希腊米诺斯文明创始者），创造了希腊迈锡尼文明和后来的希腊古典文明；
在中欧，西欧，北欧，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凯尔特人，拉丁人（含罗马人），斯拉夫人，日尔曼人，分别取代了当地同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土著民族，创造了罗马文明和后来的欧洲古典文明。
在南方，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赫梯人，进入小亚细亚，创造了赫梯文明，最早进入铁器时代。同时压迫喜克索斯人向南迁徙，结束了埃及的中王国时代。
在东南，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米底人，波斯人，与当地的依兰人融合，创造了早期的波斯文明，后又建立了波斯帝国。波斯人就是今天伊朗人的祖先。
在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印度－雅利安人取代了当地可能含有高加索暗白人种和尼格罗人种混血成分的达罗毗图人（印度早期的哈拉巴文明创始者），创造了印度古典文明。
在东方，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吐火罗人，塞人等，一路途经中亚，新疆，阿尔泰，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地区，与当地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阿尔泰语系民族，藏缅语族融合，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前面说了，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在其大迁徙中得益于其掌握的驯养牛马，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冶铁术等等先进技术，特别是在迁徙至中国地区并创造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并将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冶铁术，种植大麦，小麦，等等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地区，其中驯养马的技术，以前有人认为是起源于中东，也有认为是起源于阿尔泰语系民族（如《世界史纲》），不过近年来通过对世界上所有人工驯养马种的基因检测结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人工驯养马种都是同源的，都来源于南俄罗斯草原上雅利安人最早驯养的马种，中国地区也是如此，甲骨文中也有关于马的进口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
在三千多年前的这一轮雅利安人大迁徙运动中，奠定了世界上各主要古典文明的基础，紧接着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类历史上第一轮思想大爆发中，产生了同属于雅利安民族的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斯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佛陀（释伽摩尼），中国的孔子等一大批圣哲，其思想影响了人类历史达两千年之久。
世界上使用的大部分语言，包括日耳曼语，拉丁语，斯拉夫语，罗曼语，凯尔特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印度语，伊朗语，都属于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前面说过了，古汉语很可能也是与印欧语系同源的语言。
同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和闪米特语系各民族，创造了人类历史中绝大部分的文明成果，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简单事实。虽然这一点曾经被希特勒部分地利用，作为屠杀犹太人的借口（实际上犹太人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闪米特语系民族），所以，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现在人们已经避免再提及这个历史事实，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以任何政治理由都无法否认。
华夏文明的创始也是来源于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今天中国地区人种中的一部分成分也来源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华夏族，只不过因为地理位置的封闭和跟中东中亚文明母体之间文化传承的断绝，以及文化上的自大心态，我们逐渐忘却了我们民族及文明的原始来源。
前面说了，秦汉时期开始了中国地区第一轮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中原地区早期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开始逐渐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直到汉末两晋时仍有残留。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第二轮民族大融合，不过其融合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当时迁徙南下参与融合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都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有些甚至完全就是高加索人种成分，如羯族。所以直到隋唐时期，中国地区的人种结构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越来越占主要成分，但是仍残留了不少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中国地区的人种成分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是到了辽，金，元三代时才完全实现的。在这几百年中，来自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契丹，女真等较纯粹的北蒙古利亚人种，继“五胡”时代匈奴鲜卑之后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中原黄河流域一带，而原本生活在此的含高加索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混和成分的杂化了的“汉人”则不断南迁，与长江流域的南蛮百越各族融合。
实际上，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可以把中国地区的历史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商，西周，春秋战国，为一个阶段，其种族以高加索人种为主，文化上属于受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较深的系统；秦汉魏晋时期为第二阶段，种族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融合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文化上以逐渐摆脱了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而成形的独特的“汉文化”为主；而南北朝隋唐时期为第三阶段，种族上以蒙古利亚人种和北方游牧民族中含有的高加索人种的新鲜成分之间又一轮融合为主，文化上也表现为“汉文化”与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胡文化（游牧文化）”的又一轮融合为主；到了辽，金，宋，元，明，清时期，为第四阶段，种族上已经完全转变为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文化上则转变为了形式上带有一些“汉文化”的色彩，但内涵上则是胡汉混和的一种不伦不类的四不象的“伪汉文化”，一直保持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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