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中国政治大地震

1976年10月6日中国政治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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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的中国，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从周恩来去世、“四五”运动到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在中国政治的最中心发生的那场政治大地震，结束了不平常的1976年，也结束了不平常的10年。

　　这是一个终点，却也是另一个时代的起点。

　　不寻常的会议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

　　下午15点多，叶剑英就动身从玉泉山9号楼的住地来到办公室所在地——军事科学院2号楼，为晚上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这让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有些迷惑不解。“离20点的会还早着呢，叶帅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参加会议了？”

　　关于这次会，王守江已经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晚20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要求叶帅提前一个小时到。看到这份通知时，王守江在心里嘀咕了一下:平时开会，只要提前10分钟到就可以了，这次为什么要提前这么多？但这一行的特殊纪律要求又让他把种种疑惑压在心里。

　　像往常一样，王守江把会议要讨论的几份文件准备好，装进了叶剑英的公文包，又简单汇报了一下。叶剑英只是点头应着，表情也看不出任何有异于以往之处。工作人员让叶剑英先在卧室里小憩一下，但叶剑英有点坐不住。“走吧，我去跟他们谈一谈。”他起身离开卧室，让工作人员备车去中南海。

　　当马锡金陪着叶剑英坐上红旗车、离开2号院时，王守江习惯性地抬腕看了眼手表:刚16点多一点。几年前，马锡金从中央警卫局调到军委警卫局，担任叶剑英的贴身警卫，起初大家都喊他“小马”，又有一个姓马的女护士加入后，他就被叶帅喊成了“马头”。在这个圈子里，“马头”比他的真名——马锡金要有名气得多。作为叶帅的警卫，他的行踪只有一个人——办公室主任王守江知道。

　　马锡金很早就接到指令:10月6日晚上有会，他和司机老赵都不能回家;叶帅又亲自叮嘱:开会期间，“马头”站在会议厅门口不能离开，老赵坐在车里不要出去。时隔30年再回想这一幕，马锡金说，“老帅从来没有嘱咐得这么细”。

　　“红旗”刚驶出军事科学院不久，坐在后排的叶剑英说:“‘马头’，你看看，机场的飞机还都在吗？”那时的北京，树没那么多，楼也没那么高，从西山这里放眼望去，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远处西郊机场里停的飞机。1、2、3……马锡金一直数到了“18”，“飞机都在！”——马锡金解释说，当时西郊机场本来有20架三叉戟，1971年林彪叛逃时带走了一架，后来机场自己出事故又损失了一架，就剩下了18架。叶剑英应了一声，没有说话。

　　1976年的北京，大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车很快过了五棵松，一路向东急驶而去。过了一会儿，叶剑英又想起一个问题:“‘马头’，怀仁堂正厅有没有后门？”对中南海很熟悉的马锡金马上回答:“有，前面有个大草坪还能停车，东边还有一个门，平时毛主席都是从东门进来，进东侧休息室。”叶剑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快到军事博物馆时，叶剑英又开口了:“‘马头’，你看一下钓鱼台那边有没有‘红旗’出来？”马锡金知道，叶帅关心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动静，他们一直住在钓鱼台，他赶紧盯住钓鱼台方向的来车，还好什么也没看见。“我现在想起来，叶帅是担心走漏了风声，江青等人先动手，他们的全部计划就打乱了。”

　　车行驶到六部口一带，叶剑英又问:“‘马头’，你对中南海熟悉吗？”马锡金回答:“熟啊！”说话间，车已驶入中南海。叶剑英又问:“你看中南海今天有什么变化吗？”马锡金向四周看了看，平时进进出出很多车的中南海今天显得格外安静，“奇怪，今天怎么一辆车都没有……”他嘀咕了一句。作为中央警卫局的一员，马锡金还曾参加过抓捕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行动，他在心里一边暗暗说了句“怎么那么像抓那三个人的那天？”一边纳闷叶帅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奇怪的问题。
1976年的叶剑英

　　心底的诸多疑问虽然没有问出口，但无论王守江还是马锡金，都有一种预感:今天将有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叶剑英一直享有比较特殊的地位，用王守江的话说，无论在政府和军队，他都没有自己的嫡系，但叶剑英的人缘较好，与许多老干部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比如陈毅，王守江回忆：“陈老总喜欢到叶帅这里来讲他出国的见闻，有时打电话来，说‘下个星期我要到你那里吃狗肉’，叶帅就让我们赶紧准备。”

　　但这样的气氛随着“文革”的来临而逐渐荡然无存。“文革”一开始，叶家子女中，先是女儿叶向真和女婿刘诗昆被抓，后来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儿叶楚梅与女婿邹家华都相继被逮捕。1967年，被“上海帮”激怒的叶剑英一拍桌子将手拍得骨折——不过王守江纠正了一个细节:“很多文章想当然地写成是右手骨折，他们不知道叶帅是‘左撇子’，是我带叶帅去的医院，骨折的那只手肯定是左手。”

　　1976年2月2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邓小平则被停止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只管外事;叶剑英由于“身体原因”，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王守江回忆，从那时起，仍保留常委的叶剑英大多参加一些中央的会，而军队的事情则基本不再介入。

　　毛泽东的这项决定也使得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陷于微妙。10月14日，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忆及此事时说，当时“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听说叶剑英想退出北京到广州居住，有一次陈锡联还专门打电话:“叶帅你不能去广州。”叶剑英闻之有些生气:“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的话在哪里不能捣？”觉得自己被误解的陈锡联告诉夫人:“我留叶帅在北京，是想在政治局里能多留一票啊。”王璇梅感慨，那时在中央工作的环境实在太复杂了。

　　而在那时，被称为“四人帮”的“文革派”，与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已愈演愈烈且日益公开。王守江回忆，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张春桥的账，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只跟他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

　　4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叶剑英参加一些中央的工作。于是，叶剑英又开始在公众面前露面了。4月27日，他出席了庆祝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一周年的招待会。5月1日白天和晚上，分别参加了首都群众庆祝劳动节的游园活动和焰火晚会。5、6月间，叶剑英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法国、朝鲜等国家军方来访的领导人和其他贵宾。

　　重新进入权力中心的叶剑英，便成了许多老帅们扳倒“文革派”的期望。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期就结识的聂荣臻，特意从城内来到西山，与叶剑英相邻而住，两人频繁交谈。而肖劲光、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苏振华等军队的高级将领们，都先后来到叶剑英住处，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使他们直接在叶剑英面前表达他们对这四个“上海帮”的不满。

　　据《叶剑英传》记述，大多数时间，叶剑英是只听不说。只是偶尔，他才会流露一点点内心的想法。有一次，以脾气火暴、性情直爽著称的王震来到西山，在谈到“四人帮”时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没有明确表态，他只是向王震做了一个手势:伸出一只手握成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向下按了按，意思是说现在毛泽东主席还在世，投鼠忌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

　　在“四人帮”倒台后，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描写，大多有叶剑英与李先念在9月间数次频繁而秘密会面的细节。但王守江与马锡金谨慎地表示，他们能确切回忆叶、李之间的会面并不在9月，而是4月。一天，叶帅办公室突然接到李先念的卫士打来的电话，告知李先念就在西山附近，想顺路过来看叶帅。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叶剑英起初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他让下面的人抬了两把椅子到院子里，10分钟左右，穿着风衣的李先念如约而来。王守江说，如那些正史与野史之描述，两人见面后的确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叶剑英问:“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

　　李先念答:“无事不登三宝殿。”

　　或许是出于谨慎，叶剑英本来只想在院子里接待李先念，但后来可能担心失于礼节，还是把李先念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10分钟后李先念便告辞而去。两人具体谈了些什么，王守江、马锡金等人并不知晓。“但是没有外面传说的什么写了个小纸条，然后又烧掉的细节，因为我回来收拾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烟灰缸是干净的。”马锡金说。

　　从这年年初开始，叶剑英便让下面工作人员每天坐车到天安门观察形势，下面人回来向他汇报，他从不表态，只是偶尔叮嘱王守江注意具体观察哪几方面的情况。从叶剑英自始至终平静的表情中，即便是像王守江、马锡金这些在他身边最亲密的人也不知道，在79岁的叶剑英心里，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计划已经形成。
“文革派”的垮台

　　17点多一点，叶剑英乘坐的红旗车停在了中南海怀仁堂门口，马锡金护着叶剑英下了车。平时来怀仁堂开会时，都是华国锋的车停在左边，叶剑英的停在右边。

　　而这一次车尚未停稳，便立即被门口的警卫人员调到他处。马锡金准备扶着叶剑英上台阶，也顾不上追问原因。

　　刚走上台阶，中央警卫局的丁志友拦住了马锡金:“随员一律不得入内。”丁志友其实也是马锡金以前的老上级，但今天显得格外严厉。马锡金一看从门口到会场还有200多米，便搀着叶帅执意要送上去。丁志友不放心，紧紧跟在后面走了一大半。眼看着快到会议室门口，丁志友坚决拽住马锡金不让他进;但走在前面的叶帅又紧紧地拉着他往里走，一拉一扯间，叶帅的公文包就从马锡金的手里滑落，掉在地上。而叶帅好像没看见这一幕，也没停下脚步，兀自往会堂里走。马锡金赶紧借送公文包的机会，尾随叶帅进了怀仁堂——他一直相信，足智多谋的叶帅是故意把公文包“留”给他，让他有理由进到会议厅里面。

　　很多细节都是马锡金事后才知道的:当天的具体行动，都是汪东兴亲手布置的，执行抓捕任务的都来自中央警卫团的团职以上的干部，汪东兴都是一个一个地谈，但他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任务。每个人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抓，抓后放在哪里，汪东兴都一一考虑得很周到。

　　当马锡金陪伴叶剑英到达怀仁堂正厅时，看见华国锋与汪东兴早就到达，他们同时站起来迎接叶帅。对于这一细节，马锡金特地澄清:“后来很多文章里写，是叶帅先到，起身迎接后来赶到的华国锋，这是不准确的。”

　　叶帅坐下后，华国锋招呼汪东兴也坐下。汪东兴却反应很快地说:“今天是召集常委来开会的，我不是常委，我不能坐，我外边还有任务。”

　　当马锡金老老实实地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时，却听到汪东兴、华国锋说:“今天用不着公文包了！”马锡金当时自然没有领会出话中的深意，他只好退了出来，出门时碰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忍不住一通抱怨:“今天是怎么了？车也被调走，人也被赶了出来！”武健华看了他一眼，马上说:“你的位置在里面，进去吧！”——武健华是负责“里面”的警卫工作的。

　　马锡金回忆，怀仁堂的会议厅大概有200多平方米，中间是一张很长的条形桌，华国锋朝南而坐，叶剑英正在他的对面。马锡金与汪东兴及其两个警卫秘书、华国锋的一个秘书、两个警卫都躲在了屏风后面，几分紧张又几分不安地等待着。

　　第一个出现在中南海的人，是41岁的王洪文。按照武健华的回忆，负责抓捕王洪文的是第一行动小组组长李广银和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因为王洪文年轻、有力气，前两个警卫没摁住他，他往前踉跄着冲了一下，后面又冲上来两人将他摁住。”马锡金说，“后来有小报上写‘王洪文挣脱开，冲到华国锋面前’完全不属实，他的位置离华、叶他们还远着呢。”

　　刚把王洪文从后门押走，张春桥就从前门走了进来。第二行动小组解决张春桥，组长是纪和富，张春桥没有反抗，只是眼睛向上看天花板。

　　张春桥在这一天还经历了一个小插曲。

　　70年代，张春桥与有“历史问题”的妻子文静秘密离婚后，便委托徐景贤在上海为他再觅一个秘书。徐景贤起初并未领会张春桥的真实意图，而向其介绍了几个男性秘书，5月份，张春桥就给徐景贤送去一封“亲启”的“绝密”信，信中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不久，徐景贤果然为张春桥物色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标有“绝密”字样的大信封，从上海派机要交通员乘飞机直送中央办公厅。然而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徐景贤后来说:“一幕我为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

　　怀仁堂里等来的第三个人是姚文元。姚文元住在闹市口附近，因为他并不是政治局常委，得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他到怀仁堂来。马锡金听见华国锋给他打电话:“今天讨论‘毛选’五卷，大家意见很多，你对‘毛选’比较熟，张春桥同志建议让你参加，你能不能马上来一下？”

　　据说当时姚文元正在院子里散步，正在发牢骚说华国锋这么长时间不开政治局会时，便接到要他开会的通知，因为走得匆忙，姚文元都没来得及戴上一直不离顶的假发。

　　在怀仁堂东休息室就被第四行动小组组长滕和松等截住。姚文元大声喊:“我是来开会的……”对姚文元的逮捕决定，是武健华宣布的，而前两位都是华国锋直接宣布的。

　　按时间顺序，第四个目标是毛远新。毛远新在哈军工毕业后，被周恩来派到辽宁，给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做助手。据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回忆，毛远新初到辽宁时很低调，“不声不响，工作也很认真”。1975年10月，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庆祝，陈锡联是团长，因为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墓地还在新疆，毛远新也被中央确定加入了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我们从新疆回到了辽宁，他却没有马上回来，一直留在北京，这是江青的意思，后来政治局专门讨论毛远新的工作安排，华国锋也让他回辽宁工作，但江青等不让他回。”从此，毛远新也上了江青等人的战车。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后来回忆，20点30分左右，他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对中南海了如指掌的张耀祠，轻车熟路地找到了毛远新的住处。到了毛远新那里，张耀祠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强调，毛远新与“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立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将其押走。

　　已经解决完三个主要人物的怀仁堂已是一片轻松气氛，马锡金听到汪东兴拿起电话，对电话那头的人说:“这边已经结束了，快点把她弄走算了！”他一下明白，最后、也是最特殊的一个目标便是江青。

　　“文革”中，江青长期住在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这段时间，江青就暂居在中南海。

　　执行这一任务的也是张耀祠。当他带着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走到江青住所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见张耀祠进来，点了点头，依然端坐着。

　　“江青！”张耀祠一张口，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因为平时张耀祠都喊她“江青同志”，“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张耀祠后来说，“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这两句话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内容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据马晓先回忆，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没有慌乱，好像并不意外，等张耀祠把话说完，她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江青很冷静，上车之前还带走了她常穿的一件深灰色披风。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红旗防弹车。张耀祠特地澄清: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没有用外界想象的“囚车”;而且在10月6日夜里，江青也并非被“连夜押往秦城”，而是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的，一直呆了半年多才转至秦城。江青并不知道，她的其他三位坚定的政治盟友都被押在中南海，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而这几处关押地点，细心的华国锋早在行动前就一一仔细探访过。

　　共商大事

　　若干年后，叶剑英为这场行动做了这样的概括:“抓‘四人帮’我们没开过会，都是个别联系。只有我们三个人(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知道，没有第四个人。 ”而华国锋与汪东兴，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见。

　　据华国锋自述，他与叶帅很早便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

　　华国锋对叶剑英的信赖，无疑是促成此事的最基本的条件。另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是，毛泽东在去世几个小时前曾示意叫叶剑英单独进屋见面，但无奈当时毛泽东已说不出话来。外界纷纷揣测，毛的“召见”之举有“托孤”之意，是想让叶剑英照顾好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

　　但叶剑英对华国锋并不十分了解。据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传记撰写组成员丁家琪的文章，在毛泽东去世前一两个月左右，七八月间，叶剑英到中南海看望了病重的毛泽东以后，回家途中，曾绕到北京东四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地，第一次登门拜访了他。看到70多岁的叶帅亲自来访，华国锋显得由衷地高兴。一番寒暄后，叶剑英说:“有的人要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装。”此番话的目的是想试探华国锋的态度。华国锋不难领会叶剑英所言的“有的人”指的是王洪文他们，他表示对这种做法也不赞成。这一试探，让叶剑英心中对华国锋的态度多少有了一点儿底。

　　据丁家琪撰文回忆，他在1996年月11月访问汪东兴时，汪东兴这样说:“叶帅与我和华国锋谈这个问题(注:指解决‘四人帮’问题)，一开始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而是比较含蓄的，逐步试探。”“华国锋对‘四人帮’问题，一开始态度不明朗，他的办法就是不做声。”

　　有“大内总管”之称的汪东兴和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很熟悉，后来叶帅的子女在见到汪东兴时，提及这段经历，汪东兴说:“你爸爸考虑问题很周到，不愧为我们的‘参座’！”——曾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被大家戏称为“参座”。

　　汪东兴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说:“抓‘四人帮’的计划，是很机密的。最后决策，就是华、叶、汪三个人商量，三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我们三个人还不是一起开会，叶帅对这一条把得很紧。他说，我们不能开会。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因为目标太大。还是我到你这里来，你这个地方好，房子不显眼(中南海南船坞)。”“叶帅在人民大会堂先同我谈，然后同华国锋谈。同华国锋谈话后第三次又同我谈，除了开政治局会议外，叶帅一共找我谈了5次。”“我们两人谈得非常融洽，非常投机，真是题目对题目。”

　　马锡金回忆，那段时间，叶剑英去得最多的是到汪东兴那里。

　　9月29日左右，叶剑英又赶到汪东兴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间，突然传来消息，说江青要找汪东兴这里“理论”某事，叶剑英赶紧起身离开。叶剑英后来嘱咐马锡金:以后到汪东兴那里，进、出不能走同一个门。马锡金依计行事，从这一次起，再去汪东兴家，如果是从西门进的，出去时就要走东门，“叶帅考虑问题比较周全”。

　　有一次从汪东兴那里出来后，叶剑英问马锡金:“汪东兴的警卫怎么样？你打电话告诉汪，说，我对他的安全不放心！”马锡金将原话转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是啊，有人要暗害我。”汪东兴问马锡金，手上是否还有子弹，经叶帅同意后，给了汪东兴300发手枪子弹。一边给汪东兴子弹，马锡金一边抱怨，说以后不能给王洪文子弹，“给他多少他打多少，给50发子弹他几天就用完了”。

　　按照华国锋的回忆，他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就已经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曾向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这样介绍当时的情况:“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9月下旬，华国锋向来访的叶剑英明确表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耿飙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后来华国锋同志告诉我，他请李先念同志去拜访叶帅，商谈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叶帅当时并未深谈。

　　隔天，叶帅亲自来拜访华国锋，首先解释了未与李先念深谈的原因，然后两人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还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及接管重要新闻机构的人选。”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庆节的活动安排问题，结果会上“四人帮”在毛远新的工作安排问题上与其他委员发生争执。会议开到最后，多数人都走了，只有“四人帮”对着华国锋和汪东兴，但华国锋对“四人帮”的要求始终不表态。

　　此时，华、叶、汪三人的沟通更加频繁。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们从不开会，总是个别交谈，汪东兴曾向叶剑英提出:“你年纪大了，还是由我来跑吧。”叶剑英说:“你住在中南海，目标大，容易暴露，还是由我来跑。”

　　据王守江回忆，好几次去史家胡同的华国锋家，叶剑英都是从运煤的后门进来的。有时在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叶剑英让司机拉着他在附近转了几圈，再拐到华国锋家。

　　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开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但叶剑英对参加会议的安全问题还是十分担心。他几次向汪东兴了解当晚会议警卫工作情况，当得知城楼上的警卫是由汪亲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的部队担任时，他才最后决定参加会议。

　　10月2日，叶剑英找到汪东兴，提出不能再拖，要以快打慢。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造访了华国锋，希望尽快下手。当晚，汪东兴也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决定制定具体执行措施。此后，三人分别进行相关部署。10月4日和5日，三人又分别见面，决定将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计划提前到10月6日晚上实施。

　　其实，虽然决策的细节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知道，但是一些老同志已经对这场最终的对决方式有所感觉。老帅们经常出入叶剑英家，邓颖超也在这一敏感时刻看望叶剑英。陈云后来有文章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据王守江回忆，后来当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酝酿对“四人帮”采取措施时，他决定再征求一下陈云的意见。他把王震叫来，让王震到陈云那里征求意见。

　　王震到了陈云家里，把叶剑英说的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跟陈云讲了。陈云经过反复思考以后，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玉泉山的不眠夜

　　“‘马头’！马上回家开政治局会议！”中南海怀仁堂里，一场惊涛骇浪刚刚结束，马锡金从叶帅的脸上能看出些微的兴奋。听到叶帅的指示，他一时有些错愕:“回哪个家？”

　　“玉泉山！”叶帅回答。

　　“谁通知开会？”马锡金又问了一句。

　　汪东兴接过话来:“我来通知。”

　　马锡金陪着叶剑英向车的方向走去，刚走两步，叶帅又叮嘱:“一定要带好华国锋 的车，别让他丢了。”将叶剑英扶上车、坐好、关上车门后，马锡金特地叮嘱华国锋的司机跟上。临出怀仁堂西门时，他从反光镜里看去，华国锋的车已经稳稳地跟在后面。

　　上了车，叶剑英告诉马锡金:“告诉王守江，立即通知开会！告诉孩子们立即上床睡觉！”

　　一会儿，叶剑英与华国锋的车相继到达。叶剑英让华国锋一起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工作人员立即端上牛奶、豆浆，华国锋一向对叶剑英尊敬有加，他对工作人员说:“先照顾好叶帅！”叶剑英则推辞着说:“先照顾好华国锋同志。”

　　接到马锡金的电话，王守江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赶紧离开军科院2号楼，奔赴玉泉山9号楼，为这个特殊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正躺在卧室休息的叶剑英见到王守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用手比划了一下，说:“刚刚把他们抓起来了。”王守江一下子就领会了老帅的意思。用手势传递意思，也是叶帅和手下人默契的交流方式。林彪出事第二天，叶剑英向王守江伸出第二个指头，只三个字:“他跑了。”

　　玉泉山9号楼有一个小会议室，平时是叶帅打乒乓球、看电影的地方，突然要来这么多中央高层，下面的工作人员一下子也手忙脚乱。有人说，干脆在乒乓球台上铺层东西当会议桌吧，这个意见又马上遭到否定。大家开始将乒乓球台抬出，抬椅子，忙得满身大汗，“那种木沙发很重的，大沙发4个人才抬得动”，工作人员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高靠背的椅子放在中间，第一圈是单人短沙发，第二圈是4人的长沙发，晚上22点50分左右，临时会场算是有了个模样。而那时，1976年北京深秋的夜晚，从玉泉山看下去，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已有车陆陆续续地朝玉泉山方向疾驰而来。

　　考虑到皮沙发有些凉，工作人员又四处找来毛巾被铺在皮沙发上。马锡金说，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下照片作纪念，那些五颜六色的毛巾被，绿的、紫的——这么举足轻重的会议，现在想起来也有意思。

　　办公室的人又想起一件事:“这么多人，连夜开会，还要吃夜宵吧？”一旁汪东兴的秘书却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早就安排好了，大会堂那边送包子、酸辣汤，护士、服务员也都一起过来。”

　　马锡金一下子想起，10月5日那天，中央警卫局负责玉泉山的李钊专门跑到玉泉山9号楼，问马锡金:“你们需不需要什么办公用品？”马锡金觉得这句话问得有些莫名其妙:“大过节的，也没什么人过来，需要什么办公用品？”听了马锡金的回答，未多说一言，扭头就走。

　　“我现在想起来，他一是来看一下这边的情况，为第二天晚上的会做准备，另一层用意可能是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知道消息吧。”事隔30年回忆此事，大家也不由得不感慨，不愧在中央警卫局服务多年，汪东兴的确心思缜密、考虑周到。

　　为安全起见，与会人员的车到了玉泉山之后，都停在另一个地方，然后步行一段距离到达9号楼。在会场还没完全布置好时，纪登奎就先赶来了，随后是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从一些细节来看，即便是李先念，也对这次活动并不掌握。

　　叶帅的另一位秘书王文理回忆，当被通知连夜来开会的李先念到达玉泉山时，还以为是叶帅生了病，一进门便问:“怎么这么晚还开会？叶帅病得很重？”

　　在“四人帮”被抓之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共15人。见开会的人都到齐了，工作人员请纪登奎、陈永贵等后面一排的人，坐到前面的空位上来，有人说:“不对啊，人没到齐，还缺4个人哪！”

　　马锡金说:“已经齐了！”汪东兴也说:“‘马头’说得对！到齐了！”一头雾水的4个人犹犹豫豫地坐到了前面。

　　人坐齐后，华国锋、叶剑英手挽着手，笑容满面地走进会议室。华国锋曾谦让地表示让叶剑英先发言，而叶剑英则说:“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华国锋在通报了今天晚上行动的情况后，高姿态地表示，希望由叶帅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听罢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最终，会议一致通过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22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当天晚上，华国锋住在5号楼;此后约半年时间，玉泉山成了中央一段特殊时期的办公场所，直至一切恢复正常，中央领导们又回到中南海。

　　终点与起点

　　“四人帮”倒台之后，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而叶剑英对此则一直保持难得的清醒。他多次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

　　1986年，89岁的叶剑英去世时，中共中央审定的悼词中对他做了相当高的评价:“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个危急时刻，叶剑英同志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做出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10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职位有所变化，征求一些老干部的意见，据王守江回忆，在广州的叶剑英看了这份意见，说了这样一番话:“在抓‘四人帮’时，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如果我们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人走漏了消息，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两个是有功的，应该给予适当安排。”

　　“四人帮”粉碎后不久，叶剑英便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在离叶剑英不远的25号楼住下。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跑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张地握手，长时间不放。……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

　　王守江回忆:“后来周启才(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就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平同志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先给他一套文件，中央决定由你直接给他送。”此后给邓小平送文件的工作就由王守江和机要秘书李俊山负责。

　　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很好啊(指粉碎‘四人帮’事)！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干净利索！”李先念讲:“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当时，邓小平同志住在王洪文在西山住过的房子里，他还兴致勃勃地请我们去看了为王洪文修的电影厅，邓小平同志说:“看，这就是电影厅！”

　　经过叶剑英等多方面地做工作，终于克服阻力，于1978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领导职务。一场新的变革，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