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关三年大饥荒和饿死人的部份资料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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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请注意国内官方公开出版物中，有关三年大饥荒和饿死人的资料与数字


国内有关三年大饥荒和饿死人的部份资料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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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29 12:05 哈呀
丁抒：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饿鬼》书评

　　近日，详述一九六○年中国大饥荒的专着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的中文版《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贾斯柏·贝克着，姜和平译，明镜出版社，2005）刊行问世。这是一部值得细读的好书。

　　一九六○年，距今虽已四十六年，可一提起「一九六○年」这个词，大多数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仍然马上会与「饥饿」二字联系起来。

　　一九六○年我十五岁，正在上海读中学。食物不足，父母买来卷心菜的菜帮，剁碎煮烂也能充饥。面粉掺合豆腐渣做成丸子，也可以填饱肚子。

　　六二年入清华大学，听到过高班同学说他们如何在寝室里一人端一杯冲了酱油的开水举行「精神会餐」，还有本系比我们高一班的某同学饿得发慌竟然偷吃学校小卖部供人黏贴邮票用的浆糊的故事。

　　不过，我们这些城里人，对「一九六○年」农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说一无所知。

　　由于中共政府成功地将中国社会隔绝成城、乡两个世界，绝大多数城里人甚至不知道有过一九六○年的大饥荒。

　　极个别人听闻农村饿死人，也不敢轻易「扩散」消息。我就是迟至一九六八年才听说大饥荒惨剧的。

　　那年秋天，我被派到安徽当涂县境内的南京军区丹阳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与三位安徽六安县籍的士兵同居一室，直到次年春天他们复员回乡务农。

　　在谈天中，他们分别将自己家中在那场饥馑中遭的灾难告诉我，我才对一九六○年的大饥荒惨剧有了些许了解。他们还告诉我：「我们父母没饿死，才能当兵。有的父亲或母亲饿死的，即使是贫下中农孩子也不能当兵，怕（与中共）有仇。」

　　现在，对于一九六○年前后因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引致大饥荒的事，已经不再是秘密。许多中国农民及其家人在那场大灾难中活活饿死。中国官方对此的说法叫「非正常死亡」。

　　近年来，中国官方逐渐开放有关那段时期「非正常死亡」的资料。近年来，中国官方逐渐开放有关那段时期「非正常死亡」的资料。

　　但是，关于三年大饥荒的死亡总数仍然没有公开。在二○○五年九月中国民政局的新闻发布会上，官员们仍然说：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他们「不掌握」。



《饿鬼》一书记载毛在“大跃进”──在一个惨败的乌托邦计画实施过程中施行恐怖统治、迫害、谋杀和人吃人事件的残酷事实。（明镜出版社）



　　不过，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肯定，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至于死亡人数，多数学者估计在二千多万到四千万之间，有的则以笼统的「几千万人」代之。

　　譬如前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惠的说法就是：「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引来三年困难，饿死几千万人。」（1978年5月周惠对华国锋的谈话，师东兵《庐山真面目》（香港：港龙出版社，1997）第44页）

　　笔者认为，死于一九六○年前后大饥荒的人数在三千万以上。《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的作者贾斯柏·贝克则认为：

　　从道义上说，这类（关于饿死人数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无论是饿死三千万人还是四千多万人，中国都成功地掩盖了这场历史上最惨重的大饥荒，并且长达二十年。

　　仅就数字来看，历史上的任何其它事件都无法望其项背。大跃进以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发生在1876到1879年间，死亡人数在九百万到一千三百万。

　　这场大饥荒之惨烈，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

　　譬如四川灌县，拜都江堰所赐，两千年来一直旱涝保收，从未被饥馑光顾。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莲花村和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四万多人饿死，超过该县人口的百分之十。（《灌县志》（1991年版）第130页）

　　又如贵州遵义。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开会、毛泽东夺得领导权而闻名。但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后，遵义地区却成了人间地狱。今新编官修《遵义县志》载：该县仅在一九六○年内就死亡七万一千八百多人，约占人口的九分之一。「鉴于农村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市委成立处理『遵义事件』（即遵义饿死人事件）调查小组。」（《遵义县志》（1992年版）第191、39页）

　　一九六○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闻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中共中央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

　　四月间，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

　　年底，国务院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北京：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1967）第24、25页）

　　其实，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并非不知情。据毛泽东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一九五九年十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

　　一九六○年二月，国务院内政部和中共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先后派人去信阳调查。据当时的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信阳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他原估计信阳地区饿死人数在二、三十万之间，但是中央调查组的「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六期第43页）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河南处理信阳事件。回北京后，李先念说，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老家在湖南宁乡县炭子冲。一九六一年五月初，刘回老家搞调查时，一个干部告诉他：「（村）食堂刚办时有百一二十人，现在不到八十，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刘问：「怎么死的？」答：「无饭吃，吃树皮，吃稻草淀粉。」刘少奇的姐姐刘少白家在赵家冲，刘少奇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姐姐的儿子已经饿死。刘问：「你们食堂死了几个人？」鲁：「这两个月死了十一个。」（《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20至23页）


　　毛泽东的老家在湖南湘潭县，其母亲的老家在湘乡县。一九六一年春，毛的秘书胡乔木奉命去调查后发现，「湘乡县也有饿死人的事，而且比原以为情况比较严重的宁乡县更甚。」他给毛去信说：「湘乡……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还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第467页）

　　一九六二年，国务院民政部向中央报告说四川死了四百万，而公安部通过四川省公安厅查的结果是死亡八百万。四川的共青团中央委员廖伯康则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说：一千二百万。（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引自《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一九六二年初中共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他在安徽大组会上曾这样批评安徽党组织封锁消息的做法：「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有关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前后的部分材料》（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1967.8）第42页）

　　据一九七九年时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后来透露：「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三四百万。」（《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一九九八年第三期第2页）

　　不过，中共中央仅要求下面各省说老实话，自己却对国际社会隐瞒真相。贝克先生在书中指出：就是在一九六○年，中国当局相继邀请一些国际「友好人士」访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即《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版译名《西行漫记》）的作者，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国政府精心照顾下周游全国各地，长达五个月，得出结论说：「我在中国没有看见饥饿的人。」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也是获得邀请的特殊人物。她们访华后也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发生饥荒，没有人饿死……。

　　《饿鬼》一书还指出：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中国向苏联陆续出口了数百万吨谷物，来回应赫鲁晓夫对大跃进是否真能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怀疑。为证实中国的宣传，才向苏联、香港与其它国家出口粮食和纺织品；还增加了对不同的友好国家，例如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有人建议紧急进口粮食，但被毛泽东否决。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后来透露：「毛泽东拒绝批准进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1987年赵紫阳对美国作家Harrison E. Salisbury的谈话，1987.11.14《纽约时报》）

　　直到一九六一年初，中国政府才在国际上承认粮食短缺。这时，国际社会已经准备提供援助，连台湾政府都拿出了十万吨粮食，准备救济大陆。但是，外交部长陈毅告诉日本外宾，中国决不「乞求美国的援助」。据贝克先生在《饿鬼》书中说：

　　中国政府严峻而轻蔑地拒绝了一切援助，真挚也拒绝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

　　贾斯柏·贝克这本书的贡献还在于，书中明确说明：

　　世界历史上有比中国1958－1961年大饥荒的死亡人口比重更高的记载。1845年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开始时，爱尔兰有八百五十万人口，其中一百万人死于饥饿。

　　印度近代史上遭受的最大一次饥荒是1896年到1897年的大旱灾，导致五百万人丧生。

　　和爱尔兰大饥荒与印度大饥荒不同的是，毛的大饥荒完全是人为的。中国处于和平年代，既没有病虫害影响收成，也没有罕见的大旱大涝。

　　在中共建国以来的许多谎言中，所谓一九六○年前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应居其首。《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以及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都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全国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三年自然灾害」一说，是中共为保住面子而编造出来的谎言。中共高层内部其实并不这样看。

　　一九六一年五月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曾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农民回答他「天灾有，但是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62.1.27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毒草集》（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批刘邓战斗团，1967）第6页）

　　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河南农民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不要老说（错误）是一个指头。」（《触目惊心──邓小平言行录》（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梅花笑」纵队印，1967）第9页）

　　其实，就连毛泽东也知道不存在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他承认：「困难主要不是来自天灾，而是来自『共产风』和瞎指挥的人祸。」（《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一九八九年第二期第12页）

　　不过，他说「人祸」是下面的中共干部刮共产风、瞎指挥造成的。其他人谁也不敢指他就是祸首。直到毛泽东死后，当时的中共副主席陈云才说：「我一直反对『自然灾害』这个提法。『自然』两个字不是马列主义求实精神，是对党、对群众的欺骗，主要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的错误。」（1991年陈云的一次谈话，香港《争鸣》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号第25页）这个「主要领导」，正是毛泽东！

　　《饿鬼》一书也揭穿了这个「三年自然灾害」弥天大谎。书中指出：

　　中国中央气象局编辑出版的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全国旱涝气象资料显示，这几年气候没有异常。相比毛统治的其它多数年份，偏巧在大饥荒年代的自然灾害更少。一九六○年全国一百二十个气象台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气象台有旱情记载。其中有八处气象台报告有严重旱情。

贝克先生到安徽、河南等省实地采访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甚至就对青海地方干部的采访单独写了一章。

一九六二年，西藏班禅喇嘛曾上书中共中央说：「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降边嘉措《悲剧英雄班禅喇嘛》（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1999）第213页。降边嘉措，班禅的汉语翻译）但是，据贾斯柏·贝克先生披露：

西藏自治区的被采访者们认为，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大饥荒中，藏族人口死亡率约在百分之十左右。虽然有人估计约百分之十五。

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藏族人口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下降了百分之十。

对于大饥荒之成因，贝克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沿用斯大林的法子，榨取农民以取得工业化的资金。政府通过垄断农产品的购销，将购销差价积累的资金，投入到重工业。

为此，《饿鬼》书中有一章《苏联的饥荒》，详述斯大林统治下的三十年代数百万乌克兰人饿死的大饥荒，并清晰指出：

毛时代大饥荒的起因和苏联历史上的饥荒类似。

和三十年后中国发生的一切一样，（苏联）政府的横徵暴敛和巧夺豪取是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之主因。

　　中共领导层中……应该有不少人听说过苏联饥荒的情况。……在赫鲁晓夫和一些苏联作家街路了斯大林的暴行之后，也应该有人提出劝告，切勿草率效仿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毛无视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声音，一意孤行地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春桃曾这样说：「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对此，《饿鬼》一书的作者颇为悲观。他在书中说：

　　看来，今后也不会为大饥荒的受难者建立博物馆以示纪念，那些不幸死于饥饿的数千万生命似乎注定成为饿鬼冤魂。

　　不过，该书结尾的几句话却是我们的警世明言：

　　如果中国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饥荒仍然不为不为人知的话，这本身又是一个悲剧。因为如果这场灾难继续被掩盖，那么这个国家将不可能从中吸取教训，他们也不会认识到，只有在封闭的社会，才会发生几千万人饿死的悲剧。

　　一九六二年初，前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对即将就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打倒安徽党内头号走资派李葆华》（安徽人民出版社，1968）第65页。）

　　如今，贾斯柏·贝克先生替中国人把那三年的历史写出了一本书。我记得前不久去世的老作家巴金谈到文化革命时曾说过：「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饿鬼》便是这样的一口警钟。希望此书的刊行，将激励更多的「揭秘」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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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29 12:55 小草民
罪过。
2006-3-29 13:32 白鹤一鸣
如果中国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饥荒仍然不为不为人知的话，这本身又是一个悲剧。因为如果这场灾难继续被掩盖，那么这个国家将不可能从中吸取教训，他们也不会认识到，只有在封闭的社会，才会发生几千万人饿死的悲剧。


确实是人祸。我1970年代在川贵交界的乡下落户，农民说，1958年底 生产队有180多人，1962年初就只有60多人了，1969年我下乡时恢复到80多人。这还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2006-3-29 16:49 张国堂
这个帖子应该置顶。让更多的人知道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些崇拜毛泽东的人应该五天不吃饭，品尝了饥饿的滋味，想一想那些饿死的人是多么的痛苦，然后才有良知来评价毛泽东。

张国堂
2006-3-29 21:53 哈呀
凌锋：“鬼佬”论“饿鬼”——老外揭中国大饥荒之秘

二○○五年十一月月二十六日，近四万民众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举行了纪念上一个世纪三○年代乌克兰大饥荒受害者及其他政治压迫受害者的活动，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参加了该活动并发表了讲话。尤先科表示，原苏联三○年代的大饥荒是反人类的罪行，所有人都应该记住这个悲剧，共产党到现在也没有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忏悔。

这以前的九月十二日，中国国家保密局与民政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二○○五年八月起对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解密，这是保密局历史上第一次从幕后走到台前，向公众宣布解密事宜。然而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国官方至今没有宣布，也许因为那是“天灾人祸”，不单纯属于上述的“自然灾害”，虽然以往说那是“三年自然灾害”。而由于有“人祸”的关系，关系到中共的罪恶形象，所以如果中国没有成为像乌克兰那样民主国家，人民也就难以了解事情的真相了。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大饥荒期间，我生活在上海，由于资讯的封闭，加上我当时是“统战对象”的华侨而享受“照顾”，所以虽然知道大饥荒，但是不了解严重程度，更不了解死了人。还在那里“高举三面红旗”，实在愧对死难同胞。七○年代中期到了香港以后，才逐渐了解一些真相，但是始终没有了解“全貌”。中国旅美学者丁抒有“人祸---中国大饥荒纪实”一书，出版于九○年代初，主要从政治因素来描述大饥荒的形成。

其后，当时担任香港南华早报的贾斯柏ܫ贝克出版了“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以下简称“饿鬼”），此书最近由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职的姜和平女士译成中文，明镜出版社出版。香港人叫老外为“鬼佬”，中国人是人而外国人是“鬼”，真是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洋鬼子的威风。这个大民族主义观念至今未消，支撑着中国的民族主义，当然，有些称呼是习惯成自然，并没有民族主义的感情。但是如果看了贝克写的这本书，我们恐怕更悲哀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才是“鬼”，而且是非常难受的“饿鬼”。由鬼佬解开中国大饥荒的真相，中国人应该感到汗颜，而由鬼佬揭示中国的大饥荒，他的视野更广，不但回溯中国历史，还带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种“比较饿鬼学”，使我们更了解共产党的罪恶。更难得的是，作者还到大饥荒的严重灾区采访当事人。中共说解密并没有解密，而鬼佬在多年前就帮中共揭秘，真是历史的讽刺也。

“饿鬼”主要分三个部分：一，中国：饥荒的国度；二，大饥荒；三，弥天大谎。

第一部分，追溯中国的饥荒历史，也连带观察世界的饥荒情况。谈到中国的饥荒历史，难免会想起一九四九年八月国民党在大陆败退时，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其中提及中国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因此为“人民日报”撰写多篇社论，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表示“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因此，“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不幸的是，十年以后，毛泽东的预言破产，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

这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讲中国的大饥荒与三十年代苏联大饥荒的关系。本文一开始谈到的乌克兰大饥荒，就是苏联大饥荒的一部分，因为乌克兰当时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后来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承认：“成千上万，也许上百万人丧生。因为没有人计算，所以我说不出准确数字。我们所知道的是死亡人数惊人。”

苏联的饥荒起于斯大林处死了布哈林等政敌以后，消除阻力，从而得以强制性的推行农业集体化，导致大饥荒的产生。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一九三○到一九三七年，全苏联一千一百万人死于饥荒，乌克兰是五百万。但是也有专家认为乌克兰死亡人数是七百二十万到八百一十万人。一九八八年，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判定斯大林明知人民死于饥饿，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对乌克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式谋杀罪。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呼吁国际社会承认一九三○年代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是苏联造成的“种族灭绝”。

作者引用毛泽东的话作为反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果然二十多年后，中国发生类似事件。第一，强行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事前清除邓子恢这“小脚女人”。第二，明知有饥荒，却整肃提出不同意见的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更大的饥荒，因此也构成种族灭绝式的谋杀罪。而后来的中共领导人还为毛泽东掩饰大饥荒的罪行，是为“助纣为虐”，甚至继续犯下其他罪行，那是罪上加罪。

第二部分是中国大饥荒的情况。作者除引用其他专家的资料外，还对饥荒最严重地区的河南与安徽有各自独立的一章分析；西藏因为情况特殊，也有专门一章论述；“其他省份”中，则包括四川、甘肃、贵州、河北等地。作者还有一章叙述劳改营的饥荒惨状。

作者特别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几乎都是在社会大动荡后出现的，这次却是在和平时期发生；以前饥荒是局部地区的天灾人祸，这次却是全国各个角落。通过这一部分，我们大致了解大饥荒的基本轮廓：

一，死亡人数

河南省死亡人数是两百万到八百万之数，信阳专区是一百万到四百万；安徽省两百万到八百万，凤阳县八万三千到十一万；四川省七百万到九百万；贵州省一百万；甘肃省七十万到三百万；青海九十万。西藏自治区五十万到八十万。河南、安徽、四川因为死亡人数特多，所以作者不但对信阳专区与凤阳县作了专门研究，对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与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也专门做研究，分析他们当时的表现和责任。至于劳改营情况，有些地区死亡率达四到五成，总的数字大约有两成。


二，饥荒惨状

1，?寻找代食品。除了采用所谓“双蒸饭”来扩大米饭的“体积”外，包括“准食品”（这是本人所定名词）中的老鼠、蟑螂、蚂蚱、蜗牛，还有稻糠、甘蔗渣、玉米芯、黄豆荚、高粱杆、树叶、树皮，甚至锯末和木渣纸浆，最后就是那个著名的观音土。在这个大饥荒年代最特别的是培育“含有极高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维他命”的“小球藻”。笔者当时工作所在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丽娃河里就养着这种生物，但是食堂里有没有把它混在食物里给我们吃就不清楚了。刘少奇一九六○年回湖南家乡时，当地干部把被剥光树皮的树干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

2， 逃荒。作者把“凤阳花鼓”中的凤阳作为典型，因为在饥荒年代那里有“逃荒”传统。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饥民也没有逃荒的自由，必须由党批准。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饥民为生存而逃荒。

3，?吃人。这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根据作者考据，汉高祖曾下令允许买卖或吃他们的孩子。乌克兰大饥荒与纳粹集中营也都出现过。作者对中国古籍中“吃人文化”做了特别研究，例如把人肉作为补品与美食，或把吃人作为复仇手段。对大饥荒的惨状，作者除了搜集资料，还做了调查采访。河南固始县九十万人口官方记载有二百例人吃人事件，党内文件记载凤阳的一个人民公社就有六十三宗人吃人案件。实际上人吃人事件在四川、甘肃、青海、西藏、陕西、宁夏、河北、辽宁也都有，几乎遍及全国。除了传统的“易子而食”发展到吃自己的亲生子女。不知道这是不是共产党宣扬了太多的“大义灭亲”？

三，何谓“饿鬼”

在“剖析饥饿”的一章里，作者专门描述饥饿的现象和感受，也就是“饿鬼”是甚么样子。“最初阶段”是明显瘦弱，腹部塌陷；第二阶段身体开始肿胀，我们经历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时的“水肿病”。甚么“病”？那是共产党下令不准说是营养不良或饥饿导致的。作者引用了许多亲历人士的描述，对“饿鬼”的外形和各个器官所发生的变化有详细的记述。例如：“我们所看见的，那已不是一张张人脸。在人们颈椎上蠕动的，是一副副白纸面具，有点像午夜美国三K党，面具上毫无人血，也无人气，更无人相。人皮直似一层透明薄纸，一扯就破。最突出悲剧性的是双眼，深深凹陷，两粒眼珠，如两颗念佛珠，每副人相全是凄凄惨惨而形象有点狰狞。”但是他们死的时候一般很平静，因为已经饿到要挣扎都没有力气了。

面对大饥荒，中共还制造歪论。一位当时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说，他的一位在美国受教育的生物学教授在学术会议的演讲中说，中国人在生理上与其他种族不同。因为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在人类的新陈代谢活动中是可以互相内部转换的。中国人即使在饮食中缺乏脂肪和蛋白质，也不会受到任何缺乏营养的损害。连中国人所看不起的非洲人也不值共产党的所为！

第三部分的“弥天大谎”，作者挖掘了饥荒造成的原因，以及中共的谎言，从而将“人祸”披露在读者面前。

有关毛泽东知道饥荒情况而死不认错，涉及到党内的权力斗争，书中有所分析，甚至有人怀疑这是毛泽东故意考验各级干部与老百姓是不是真正忠于他。但中共将责任推给“自然灾害”与“苏修撤走专家”，则是弥天大谎。不但那时气候良好，而且中国还有粮食出口！问题主要是各级干部迎合毛泽东好大喜功的“三面红旗”，谎报产量，然后强迫农民缴公粮，手段极为恶劣。可见是“人祸”在作怪。后来中共找了一些基层干部做替死鬼，甚至给他们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其实他们是无限忠于共产党，无限忠于毛主席才那样做的。毛泽东才是这场饥荒的设计者。?br>

许多人有一个疑问，这场大饥荒为何没有人反抗？根据本书的答案，饿死的主要是农民。农民们不相信共产党会置他们于不顾，相信只要毛主席了解实情以后就会来解救他们。等到他们到了饿死边缘，要反抗也没有能力反抗了。

作者对曾希圣开始坚决贯彻毛的反右倾指示，后来又大胆推行“三自一包”有特别分析，华国锋这个时候开始被毛泽东所赏识。今年再度成为热门话题的胡耀邦与赵紫阳在当时的表现也被披露。也许他们后来良心发现而坚决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刘少奇对农民的“拯救”，作者颇为赞赏。到最后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要为这个惨剧负责。但是毛泽东因为刘少奇等人的“不忠”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然而一直到邓小平、江泽民掌权，仍然在掩盖推行这些谎言。胡锦涛声称“以民为本”，现在看来也还是“以民为笨”，继续用谎言来掩盖历史，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他们一小撮特权阶层的利益。

最特别的是，作者作为一个“鬼佬”，居然在最后一章写“西方世界的失误”，要西方世界一起来承担责任。中共不愿承担责任，鬼佬却觉得自己“在责难逃”，真是理念上的根本区别。

作者认为西方世界的责任在于虽然台湾的蒋介石确认大饥荒而要部署反共大陆，但是西方国家开始都不相信，特别是美国左翼记者斯诺、英国BBC记者格林、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还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应邀访问中国后，回来不是大赞中共，就是否认饥荒的存在。而长住在中国的外国专家，如路易ܧ艾黎等，也否认中国有饥荒。到后来发现有问题时，要不要援助又一直争论不休，因为中共也一再表态不会“乞求”而拒绝外援。到一九六四年中共开始大量进口粮食。应该一提的是赫鲁晓夫曾怀疑中国有饥荒，但是毛泽东立刻出口几百万吨粮食到苏联，让他没有话说。毛泽东为了自己的阴谋与面子，不惜牺牲千万条中国的人命。但是还有外国人论述毛泽东是结束中国饥荒的“救世主”。作者认为，在说谎方面，中共比苏共更加成功。

作者在后记“北韩一九九八”里，联系到北韩的大饥荒。一九九六年五月他回到延边调查饥荒情况，“同样有再次进入恶梦的感觉。人们讲述的故事和大跃进年代的故事雷同。那边已经成为历史，这边却正在发生。”北韩也一直不承认有饥荒与饿死人，以维护它的国家尊严，加上援助物质也落在特权阶层和军队手里，虽然联合国与南韩出手相助，但是外界缺乏热心也是肯定的。

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是苏联大饥荒，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是中国大饥荒，九○年代中期后是北韩大饥荒。七○年代中期柬埔寨死了三分之一人口，肯定与大饥荒有关，占多少比重则还不清楚。十几、二十几年，“饿鬼”就要跳出来一次。它们都是共产国家，可见共产国家是盛产饿鬼的国家。非洲也有大饥荒，例如埃塞俄比亚、苏丹等，那是它们也在推行具有非洲特色的马列主义，并与中共特别友好之故。由此可见大饥荒与共产专制制度有关。要消灭全球的饥荒，唯有在地球上消灭罪恶的共产制度。

至于这场大饥荒中国饿死多少人，看中国的档案解密后怎么说，问题是许多资料已经被毁灭，也许就永远没有一个准确数字。根据本书作者引用专家们的研究，死亡人数应在三、四千万人之间。这笔血债该怎么认？怎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