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病房主任、副主任来上班了，我和他们打了招呼，争取 5 月 15 日走。他们都很支持，他们也怕担责任，因为毕竟是北京来的老干部。他们决定在走前一天，给母亲输一次血，使母亲能有精神坐飞机。我妹妹立即给部里老干局打电话，要求回北京治疗。她的合同医院北京医院没有床位，通过韩部长儿媳的帮助，联系好了复兴医院。
5 月 17 日 是我的生日， 24 日是妹妹的生日，因为我们 15 日要走，母亲让我和妹妹提前一起过生日，由她出钱买生日蛋糕为我们庆祝。我们都说自己买，她坚决不干，一定让我拿她的钱把蛋糕买来。母亲预感到，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次为我们过生日。
母亲让把糕送给医生、护士、护工们吃，感谢她们的关照。我切了一块蛋糕送到母亲床前，说：“少吃一点”。她接过来，没吃，深情地看着我。“妈，你想什么？吃蛋糕吧。”她笑了笑，吃起了蛋糕。母亲从小不爱吃甜食，胃出血后医生严格控制她的饮食，只许吃流食。但这次她不顾一切，让护工喂她，一边吃，一边说好吃。
面对重病的母亲，吃着那饱含母爱和无言祝福的蛋糕，心中很不是滋味。我们都强打笑脸，但泪水仍止不住地滴到手中的蛋糕上，咸的和甜的滋味一起吃进嘴中。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生日。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条件好了，才开始吃蛋糕过生日。以往，我们都是自己买，没想到现在却由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为我们买蛋糕祝贺。在母亲的眼里，我们永远都是她的孩子。
15 日一早，母亲就起床了，漱洗的干干净净，等待去机场。看得出她已归心似箭。输血后母亲精神好些了，脸上有了血色。她还事先吃了速效救心丸，以防乘机时犯心脏病。病房的全体医生、护士来向母亲告别，妹妹、妹夫送我们到珠海机场。机场服务员用轮椅把母亲送上了飞机。
这是母亲头一次坐头等仓，宽大的椅子非常舒服，服务也非常好，母亲很满意。途中的饭很丰富，头等仓有西餐中餐两种，有烧鸡、回锅肉等等。在医院，对母亲控制饮食，她几乎两个月没吃肉了。看我吃的那么香，她对我说∶“我想吃烧鸡。” 看着母亲那哀求的眼神，我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医生的医嘱“大坝”瞬间被冲垮了，也顾不上什么控制饮食了，说∶“妈，吃吧，想吃就吃。”母亲吃完饭后对我讲∶“真香啊！”
到北京了，母亲情不自禁地说∶“到家了，终于回来了。”我为母亲能平安挺过这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而高兴。纺织老干局的龚处长已为母亲办好了住院手续，在医院等我们。大姐和姐夫也赶到了医院。母亲住进高干病房，巧的是病房高主任是母亲延安党校同学的女儿。高主任从日本留学回来，对母亲很关照。
住进复兴医院，母亲病情日益加重，主任决定对母亲禁水、禁食，完全靠输液。和母亲同一病房的是一位瘫在床上靠呼吸机维持的重病号，骨瘦如柴。母亲指着该病人对我说：“你要答应我，如果我不行了，可不能让我这样。”她多次向我表示希望能安乐死。她说，人要死的有尊严，靠机器维持生命毫无意义，如果她确实不行了，一定中断一切治疗，为国家节省钱。“妈，我答应你。”
病房高主任请各科专家来会诊，提出治疗方案。医院根据病情又一次发出病危通知。 19 日，大便中出现鲜血，在排除痔疮后，医生怀疑母亲下消化道也在出血。母亲血色素降的很快，出血严重，输一次血只能维持两三天。高主任很着急，经与外科主任研究，母亲被转到外科重症病房。
母亲自感不行了，对我说：“在这里（指重症病房），不可能让更多的人来看我，我最想见三个人，你通知他们。”她提出要见的都是她在纺织部里最要好、最知心的战友，一个是王阿姨，老红军，文革中两人共患难；一个是林阿姨，原新四军著名将领彭雪枫的夫人，彭牺牲后，和周总理的秘书结婚，是母亲最知心的朋友；还有就是韩部长，全国刚解放就是部领导，既是她的老领导，又是知心朋友。她想回北京，也是想再见一次他们。
林阿姨和爱人马叔叔一齐来看了母亲，母亲非常激动，谈了许久。王阿姨来看她时，母亲已很虚弱，但精神很好。韩部长九十多岁，双目失明，不能行走，他没想到母亲去世的这么快，让其夫人先来看看。后来母亲去世，他非常后悔，老泪纵横，坐轮椅参加了遗体告别。
24 日上午，外科主任组织全科对母亲的病情进行了讨论，意见做剖腹待查，发现问题直接手术。主任要求家属都来，由主管医生向我们介绍母亲的病情和他们的意见。晚八点，在珠海的妹妹、妹夫赶到，大姐也赶到医院。医生认为母亲的病情极为严重，出血量加大，血色素一天下降一克，按目前这种情况，维持不了几天，就会全身衰竭而去世。他们建议剖腹检查，即打开腹腔，如结肠局部出血，局部切除；如是癌症局部转移，局部切除，全部转移，就不切除。但因母亲年级大，肾衰，有心脏病，加上长期严重贫血，近来严重失血，各项器官都在衰竭之中，有可能手术挺不过去。让我们家属拿意见。
现场静极了，大家都明白，母亲的状况既不是 2001 年得癌症时的情况，也不是 2003 年脑出血时的情况，生存的希望只有一点点。我了解母亲，她不会同意等死，只要有一线希望，她就会努力争取。手术风险是大，但让母亲等死我是不能接受的，我代表大家在手术通知上签了名。这次，我没像 2001 年癌症动手术时那样，把真情告诉母亲，因为不动手术“维持不了几天” 的结论对她来讲太残酷了，我希望她能安静、平和地渡过手术前这一夜。
外科主任叫骆成玉，五十岁左右。中国医科大学博士毕业，是主任医生、教授、博导。他曾在美国麻省大学、英国帝国大学及以色列特拉维夫担任过访问学者，是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美国结直肠外科医师协会、殴洲腔镜外科协会、欧洲微创外科协会等医学组织的会员，在腹腔镜结直肠手术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明天他亲自操刀动手术，从技术角度来讲，应该是很好的了。
24 日晚，因脑缺血，机能衰竭，母亲神志有时出现幻觉，她对姐姐说∶“大厦倒了，但孩子们都跑出来了。”我们都认为这大厦指的就是母亲自己。她问我∶“我现在在哪儿？”我说∶“在医院。”她问∶“我为什么会在医院？”我说∶“你有病，在医院住院。”我打电话把母亲出现幻觉的情况通知了老干局龚处长，她认为情况不好，赶到医院，母亲一时没把她认出来。看到母亲这种情况，龚处长很难过。我对母亲大声说∶“妈，她是小龚啊！”母亲认出来了，像孩子般的不好意思。“是小龚啊，对不起，我没认出来。”她拉着小龚的手说∶“我的《回忆录》完成了，上午定的稿。出版后送你一本。你对我还不太了解，看了后你会对我有个全面的了解。”
她头脑一清楚，就恢复关心人、体贴人的本色，对我说∶“你怎么还没走？你回去睡觉吧，让小赵（保姆）留下来陪我。” 晚十一点，我离开医院，把手机交给小赵，让她和护工有情况随时通知我。
夜里一点，下起了大雨，雷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妈妈的生命一到危机关头，老天爷就会下大雨。母亲出生时，天气酷热，姥姥临产前忧心忡忡，那时山西有个风俗习惯，产妇在月子里要门窗紧闭，有的产妇就这样中暑而死。 8 月 9 日，天气突变，下了一天暴雨，这么大的雨在当地十分罕见。到晚上母亲出世时，气温完全降下来了。在大旱酷暑的日子里，母亲能随大雨降临到这个世界，是天意还是巧合，谁也说不清，姥姥认为这场大雨救了她的命。以后的历史证明，在所有孩子中，母亲是最能体贴姥姥的，和姥姥关系最好，从这点上来看，这也许是天意。 2001 年，母亲发现得了肾癌、膀胱癌，手术很大，有极大风险。手术前的晚上，北京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雨，许多大树都被刮倒了。母亲被送进手术室时，我握着她的手说∶“妈妈，你知道昨晚下大雨了吗？可大了。你出生那一天就下了大雨，昨晚这场大雨是你再生的好兆头。”母亲果然平安度过了手术。 2003 年，母亲得了脑出血， 120 急救车把母亲送往北京医院，出发时开始下雨，越来越大，到了王府井，成了暴雨，母亲和保姆都感到奇怪，好好的天气，怎么说下雨就下雨。当母亲被送到医院抬到手术台上后，母亲的心脏已停止跳动。好在抢救及时，母亲又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我给保姆通了电话，她讲母亲一直呼唤我和妹妹的名子。医生来做工作，给她打了一针镇静药，她刚刚睡下。保姆说∶“雨下得这么大，你就不要过来了。” 25 日临晨四点，我醒来了，放心不下，看看窗外雨已停了，我来到医院。病房走廊的门锁着，我敲了敲门，值班护士认得我，开了门。
走进病房，保姆和护工都睡着了。我悄悄走进母亲身旁，在微弱的灯光下，凝视着母亲消瘦的面孔，不知母亲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心里十分难过。保姆和护工都醒了，讲∶“医生打了镇静药也不管事，一直叫你的名子，还叫一个人名子，满嘴山西口音，我们也听不懂。这才刚刚睡着不大一会儿。”正说着，母亲醒了，看见我，说∶“你来了。”然后问我∶“几点了？”说话时神志十分清醒。我拉着她的手说∶“才四点，今天还要手术检查，你再接着睡。”母亲很快就睡着了，看来折腾一夜，她确实很累了。我对保姆和护工说∶“你们继续睡觉，我回去。”
早上六点半，我再次来到病房。母亲坐在床上，已洗漱完毕，精神很好，还告诉我，梦见我妻子了。我问：“你睡得怎么样？” “挺好。”母亲回答的很轻松。我问她∶“听小赵讲你昨夜一直喊我和毛毛的名子，你梦见什么了？” “记不得了”，她笑着回答。七点，所有亲人等都赶到了医院，毛毛伸着两个指头成 V 状，问母亲∶“妈，这代表什么？” “胜利。”“对，我们都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我昨晚就胜利了。”
母亲对我说∶“我很饿，想吃饭。”这是母亲到北京被禁食后第一次提出想吃饭。她前几天还说，因长时间打点滴，不进食，已不感到饿了。不知为什么她突然有了饿的感觉。我说∶“手术完了咱们就吃东西。”母亲说∶“飞机上的饭真香啊！”回味之中，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我却难过的掉下了眼泪，这也许是母亲最后一次提出要求，我却无法满足。
护士进来了，让我出去，说要给母亲做手术前的准备，插胃管和导尿管。事完后，我又进到病房。因插着胃管，母亲说话已很困难。她打听我的小妹妹是否回来了？我知道，她看到所有人都来了，唯缺家里最小的，很挂念。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能告她实情。小妹妹在法国，她讲过，因假不好请，等母亲去世后才回来。我说∶“她在路上，很快就会到。”母亲不再说话了，她两眼望着天花板，眼里含着泪水。她可能知道自己已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坐在母亲身边，拉着母亲的手，难过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这也许是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刻。
手术室的护士推着平躺车来了。我们一起把母亲抬上车送往手术室。在手术室门口，母亲对我说的最后的话是∶“我很冷，我要盖家里的被子。”在这个时刻，我只能编个善意的谎言。我趴在她耳边说∶“这就是咱们家里的被子。”母亲被推走了，那一刹，我真想扑上去吻她一下，但不知怎么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她消失在手术室里。
我们坐在手术室外大厅里，焦急地等待着。十点后，已有手术结束了，护士不时地出来喊家属的名子，而我们的心仍悬在半空中。十二点了，大厅里没有多少人了，我们正在吃午饭，护士说主任要见我们。在手术室门口，主任把母亲结肠的彩色照片展示给我们，告诉我们∶情况比预想的要严重，因事先没有估计到整个结肠全是出血点，所以手术只能暂时停下来，再征求家属的意见。他和消化科主任研究了，局部手术已不可能，要么就是全切除，要么就是不切，把刀口缝上。如果切除，这手术对于我母亲来讲太大了，挺不过去的可能性极大。不切除，像目前这种出血情况，输血赶不上出血，加上开腹的大手术，我母亲也活不了几天。我问他∶“把结肠全切了，会不会影响营养的吸收？”他说∶“有些影响，但主要还是要靠小肠吸收营养。如果手术能挺过去，维持生命应该不成问题。”我又问∶“你看我母亲这种情况，她能承受的了吗？” “这不好讲，因你母亲毕竟八十多岁了，又有心脏病和肾衰，特别是长时间出血，各个器官都在衰竭之中。但并不是一线希望都没有。”
没有时间讨论，姐姐和妹妹都看着我，这个主意太难拿了，这可关系母亲的生死啊！我了解母亲，她不会愿意去等死，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何况肚子已切开了，封上刀口等死，这一刀不是白挨了吗？！这时脑中突然闪出母亲提出要安乐死的强烈愿望，促使我下了决心：不能放弃那一线希望，万一母亲挺不过去，在麻醉的情况下去世，也算实现了安乐死的愿望。我说∶“切除，我们要争取百分之一的希望。” 姐姐、妹妹也同意了。外科主任赞许地点了点头，看得出来，他支持我的想法。他拿来签字单，我代表家属签了名。
下午两点左右，一个护士把从母亲身上切下来的结肠拿给我们看。我当时吃了一惊，没想到结肠有这么长，如果我事先知道要切这么多，肯定下不了决心了。想到母亲要受这么大的苦，心里真是很难受。两点半，骆主任走了出来，对我们讲∶“从手术来看，是成功的，所有事先想到的最坏情况在手术过程中都没发生。现在病人能否挺过手术这一关，主要看术后的四十八小时。”我们向主任表示了感谢。四点左右，母亲被推了出来，送到了重症监护室。医生让我们回家听消息。
晚上十点，医院突然打来电话，让我们马上去医院，我母亲可能不行了。医院就在家旁边，我们跑步来到重症监护室。值班医生说：“你母亲情况很不好：没有自主呼吸，全靠呼吸机；没有自主心跳，是原安的起搏器在起作用；肾已衰竭，尿很少；麻醉已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还处在重度昏迷中；更麻烦的是血压上不来，出血还在继续，我们在继续给她输血。”我问：“医生，根据您的经验，我母亲还能挺多久？”“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可能过不了今晚。”听到这个消息，我全身冰凉，浑身不住地发抖，难道母亲就这样离开我们了。妹妹控制不住悲哀，哭了起来。我对医生说：“我只有一个愿望，我要进去握着我母亲的手送她走。”她看了我一眼，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我说：“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的院长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凡是去世的人，去世前如有人握着手，走得都很安详。”“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我只是让你们有个思想准备。你们先回去，有情况我会通知。”
这一夜，我们根本无法休息，大家坐在客厅静静地等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谁也不想说话。这种等待，是一种精神上的煎熬、折磨，是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极为痛苦的经历。夜里 12 点，开始下雨，雷声一阵接一阵。我立即振作起来，对妹妹说：“下雨了，妈妈有希望了！”妹妹也知道母亲一到生命关键时刻就下雨的现象，她将信将疑地说：“真有那么神吗？”“我相信妈妈就是天使，她来到人间后，总是关心他人，给他人带来幸福。老天爷不会无动于衷的。”
这一夜平安地过去了， 26 日早八点，我们来到医院打听情况，监护室主任说：“情况有好转，目前有了自主呼吸，也有了自主心跳，血压上来了，人处在轻中度昏迷，但危险期还没过。你们现在不能进去看，明天（星期六）下午三点可以探视半个小时。”
27 日下午，所有的亲戚都来了，还有她的一些老战友。时间只有半小时，每人只能进去一两分钟。我把自己安排在最后，这样能和母亲多呆会儿。当我看到头戴呼吸机，满身插着管子，处在昏迷状态的母亲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拉着母亲的右手，爬在她耳边，边哭边呼喊着：“妈，你听见了吗、我是你儿子。你可要挺住啊！你可要回来啊！千万不要跟爸爸走！”“你每次都挺过来了，这次你一定能挺过来！妈妈，你听见了吗？”母亲的大拇指在我手心里挠了两下。她有知觉，她听到了我的呼唤。不知是喜还是悲，我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呜呜”地哭着，直到护士催我离开。
监护室主任找我们谈了话，说：“你母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尿中毒，肾几乎不起作用， 24 小时只排出 400 毫升的尿，身体已有浮肿。所有的药和营养全靠输液，不透析，一些药就要停用。前两天，你母亲的情况很不好，现在情况好转，和你们家属谈谈透析的问题。如果不透析，你母亲活不了几天，如果透析，唯一担心的是心脏能否承担。你母亲有冠心病，又经历这么大的手术，心脏的负荷很重，如果透析，有很大的风险。”我说：“主任，走到这一步，已经没退路了。如果不透析，还是个死，我母亲这一刀不就白挨了 , 透析！”姐姐、妹妹也都是这个意见。
28 日下午，我去医院打听，医生已开始床前透析。 29 日上午 11 点，我再次去医院，医生告我透析还在进行，很平稳，没有大的异常。“挺过去了，妈妈挺过去了！”我拼命跑回家，向大家传达这个喜讯。妹妹说：“老妈的命真大！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我们开始分头打电话向亲戚、朋友、母亲的战友报告喜讯。
下午 4 点，医生打来电话，点名找我，医生说：“快过来，你母亲不行了。”我放下电话，一边吩咐保姆把给母亲准备的寿衣带上，让妹妹打电话通知所有亲戚，一边往医院跑。到了监护室，医生告我是心脏衰竭，母亲心脏已停止跳动。我冲到母亲身边，抱着母亲痛哭：“妈，最困难的 48 小时你都挺过来了，眼看胜利在望，你怎么就走了呢？”“我说好了要握着你的手送你走的，你怎么走的这么快呀，你为什么不等我？”医生把我拉起，说：“你母亲走的很安详，没有痛苦。从这一点来讲，你们作儿女的应感到欣慰。”
是的，母亲就像睡着了一样，那么安详，那么慈祥，一点痛苦的表情都没有。我们帮母亲擦干净身体，穿上她生前最喜欢的衣服。我捧着母亲的头亲了亲她的脸，说：“妈妈，您走好。您在天国等着我，我下辈子还作您的儿子。”
6 月 2 日星期五，老干局在八宝山为母亲举行了遗体告别。母亲的遗像下，放着她老师给她的题字：“骨清神洁”。母亲在抗战初期的老领导薄一波及其它各个时期的老领导、老战友送来了花圈。参加遗体告别的多数是七八十岁的老同志。有的老同志握着我的手说：“你妈妈是个真正的好人，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着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祝好人一路走好。”
母亲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那里埋葬着我的父亲及她的老领导、老战友们，他们又团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