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虽然过去十几年了，我作为「六四」事件的见证人之一，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是历历在目，惊心动魄。在这里，我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比较独特的情况告诉世人，使人们对这重大历史事件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木樨地是「六四」血案一个热点
一般人认为，「六四」时惊心动魄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这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在京的外国记者主要集中在北京饭店，因此他们对天安门广场及周围发生的情况了解的比较多，报道的也多。实际上天安门广场西边约三四公里处的木樨地是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事情的热点地区。
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第一梯队的军队是在木樨地首先向人民群众开枪的，木樨地是群众伤亡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中央军委派要员乘直升机亲临部队上空命令部队向人民群众开枪是发生在木樨地；第二梯队中的一支部队是在木樨地发生哗变，对抗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木樨地被烧毁的军车最多，军队损失最大；军队向木樨地的部长楼开枪造成人员伤亡而导致老干部们的强烈反响；军队从六月四日到六日派装甲车在木樨地不断向路边群众及建筑开枪造成群众伤亡，以至在铁道部值班的铁路总调度在办公室被枪击身亡而震动中央；军队在木樨地导演了一场愚弄群众的丑剧并编制出第一部群众拥护军队「平暴」的电视新闻等等。我当时住在木樨地，亲眼目睹了上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暴风雨即将来临
部队在六月三日凌晨采取轻装突袭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失败后，整个北京笼罩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三日中午部队在六部口一带第一次对群众施放了催泪瓦斯。三日下午我下班回到家里，电视已开始反复播送北京戒严指挥部的通告，禁止群众晚上上街，要求大家呆在家里。我们都感到军队要采取强硬手段解决天安门广场的问题，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吃完晚饭，我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来到木樨地的复外大街上，想看看大街上有没有人，人们是否都呆在家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约八条车道宽的大街上挤满了人，到处在议论头天晚上和当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把戒严指挥部的命令放在眼里。许多人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的命运非常掂念，担心会像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那样，遭到武力镇压。有些人开始把间隔汽车道和自行车道的水泥墩横到路中间，有些人把停在路边的以及停在附近汽车总站的三二 ○ 路汽车和一一四无轨电车也推过来横在路上，以图阻挡军车。
为了能看得更清楚，我登上路边一栋高层住宅，站在十层的窗户前往下看，整个情景尽收眼底。宽约二三十米的公路上，视线所及全是人，看来这些人准备像「五二 ○ 」实施戒严那天一样，用身躯把军队挡在城外。更令人吃惊的是路边堆满了成百上千的自行车，表明许多人是骑车从其他地区赶来看热闹的，因为他们知道复兴门外的复兴路一带是军事机关的集中地，驻满了来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而复外大街又是由城市西郊通向天安门广场的必经要道。看着这成千上万的人（我估计这时约有百万人呆在北京的主要街道上），我想他们一定和我一样，从小从教科书上学到的是只有国民党和日本军队会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人民解放军绝不会向人民开枪，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天真的想法将使他们付出血的代价，一个震惊世界的惨案将在他们当中发生。
军队开始强行推进
晚六点左右，数架军用直升机沿着长安街从东向西飞来，在木樨地低空盘旋了几圈后向西飞去。我分析上面坐着军队的高级将领，他们在观察形势，分析动向，向中央汇报。直升机的到来使气氛顿然紧张起来，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意识到部队要行动了。
这时，上百辆摩托车从天安门方向开过来，几乎每辆车后面都坐着一个年青的女孩子，手持一面彩旗，他们高呼着口号，呼啸而过。这是一支被称为「飞虎队」的摩托车队，在当时起到联络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据说是由一批个体户和干部子弟组成的，因为在当时只有这些人具有购车能力。「六四」后他们成为公安部门的重点打击对象。摩托车的到来使群众立刻兴奋起来，人们闪开路，让他们通过，许多人向他们挥手致意。
大约在八点钟，有人开着摩托车从西过来，大声喊道：「部队已过了公主坟，那儿的群众正在奋力阻挡，快去支持！」许多人骑上自行车向西赶去，有数百人将五六辆无轨电车推到木樨地桥上，把桥上的快车道完全堵住，这时木樨地已处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九点多钟，我站在高楼上，已能听到西边远处人群的呐喊声像海潮似地一波接一波地传来。天已非常暗，虽然路灯亮着，但仍看不清远处的情况，只能凭声音感到部队已挺进到离木樨地不远的地方。
这时已不断有受伤的群众被人送往木樨地的复兴医院。我一看有人受伤，立刻跑下楼去，迎面碰上一个头部受伤的小伙子，一面用手捂着淌血的头跑向复兴医院，一边大声地骂着：「真他妈地动手了，法西斯！」我非常想知道军队和群众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我不顾一切向西走去，穿过木樨地桥上的人行道，来到了桥西。
用血肉之躯阻挡军队
眼前的情景使我震惊，成千上万的人簇拥在几十米宽的马路上，形成了厚达二三百米的人墙，与距桥还有三百米左右的部队对峙着，你根本无法挤过去。这人群一会儿向前涌一下，一会儿向后退一下，迸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我向左拐，插到马路南侧中联部的北墙边，沿墙向西穿过人群来到北京铁路局门口，站到了已经挺进到北京铁路局门口部队的右侧，目睹着部队向前推进。
站在部队前列的是防暴队，大约有近百人，他们一手持齐胸高的盾牌，一手持大棒，缓缓向前推进，后面紧跟着的是坦克，再往后是满载士兵的卡车、装甲车。在场的群众分成两部分，围观者站在马路两边，虽然他们之中也有人喊口号，但尽量避免与军队冲突；阻挡军队的群众则站在路当中，与军队对峙着，站在前列的是学生，其中不少是女学生，他们手挽手组成人墙，与军队约有三十米的距离。
看得出来，那天部队出动，采取了由防暴部队强行开路的方式，与企图阻挡军队的人们直接发生冲撞，这样，人们再想采取五月二十日戒严时那种靠近军车以至横卧在车前用身躯阻挡军队的意图根本无法实现。但即使这样，学生们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知道军队只是执行命令，与军队发生冲突只会激化矛盾，并给当权者提供镇压的把柄。他们仍然存在着幻想，想以和平宣传的方式去感化军队，影响军队，最终阻挡住军队。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部队根本不为任何宣传、呐喊甚至哭泣所动，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着。后来我听一个在总政工作的朋友讲，军委下了死令，第一梯队的部队必须在凌晨四点天亮以前占领广场并将广场清理完毕，因为北京饭店聚集了大批外国记者，一旦天亮，天安门广场的一切情景都会被拍摄下来。
这时我看到在被防暴部队冲撞所激怒的群众中，有人从学生背后扔石头向部队还击，但在钢盔和盾牌的保护下，防暴部队根本受不到任何伤害。但当防暴部队拣起石头回击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人墙后面黑压压的全是人，后面的人根本看不见前面发生的情况，因此石头扔过来时，十有八九落在后面的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不时有人头部被砸伤的原因。学生们想制止这种暴力行动，他们向后面的群众大声地喊着什么，但无济于事，混乱的局面使他们显得那么单薄无力，他们无法阻挡住军队的前进，也无法制止某些人扔石头，他们夹在暴力之中，像怒海波涛中的孤舟。我十分佩服学生们的勇敢精神和冷静的头脑，同时为他们所处的无奈困境而难过，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又回到了高层住宅楼上。
大约在晚十点左右，部队推进到木樨地桥西头，但被横在桥中的车辆挡住。部分学生和群众已通过桥上的人行道撤到桥东头，和木樨地的群众汇合起来。双方被二三层车辆隔开，形成了一种僵持局面。这时防暴部队失去了作用，他们不敢在没有坦克、军车跟进的情况下通过桥上的人行道继续前进。
过了一会儿，防暴部队退到坦克后面，一辆坦克开足了马力向桥中的车辆撞去，企图撞开车辆。数千人在几个站在高处的年青人的指挥下，在坦克即将撞到车辆的刹那，喊着「一、二、三」的号子也同时潮水般地冲向车辆。由车辆组成的车墙在双方巨大力量的合击下，发出“轰”的巨响，但仍然屹立在桥中。坦克的撞击被抵消了，人们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接着是双方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较量，每一次都是以坦克的巨大马达声开始，以双方同时涌向车墙的壮观景象而达到高潮，最后在坦克的后退和人们胜利的欢呼声中结束。这不仅是人民群众用身躯同现代重型武器的力量较量，也是人们对当局采取军事手段对付学生而产生不满的一种发泄。我被这壮观的景象所激动，深刻体会到什么是人民的力量。
部队在多次撞击失败后，开始向群众发射催泪瓦斯弹。炸弹越过车墙，落在人群中爆炸，随着催泪烟雾的弥漫，人们全都躲开了。这时，坦克乘机开足马力向车墙撞去，一声巨响，两辆无轨电车被撞得倾斜，车墙中间出现了一个约两米宽的口子。当坦克车往后退并准备再一次向前撞击时，上千学生和群众冲了过去，硬是把倾斜的车辆又推了回去，封住了缺口，并用身躯顶住车辆，挡住了坦克的再一次冲击。于是双方的较量进入更紧张、更激烈的阶段，上千人随着催泪弹的爆炸而散开，又随着烟雾的消失而汇聚，与坦克进行着搏斗，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是在任何电影中见不到的，也是世界政治斗争史上所罕见的。 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小女孩一个劲地祈祷着：“上帝保佑部队别过来，上帝保佑部队别过来！”
军队悍然开枪
突然坦克发动机的马达声停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寂静还没使人反应过来，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这时只见桥头的群众四散奔逃，仅仅十几秒钟，桥头及附近的马路上已经看不见人了，人们全都躲进了公路两边的树丛中和建筑物后。近百名头带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军人从桥上人行道上走了过来，在桥头散开形成一个半圆形，并不时地向前方盲目射击。接着，上来两辆坦克，一字排开，同时撞击车墙，大约撞了三五下，就将车辆完全撞开，为部队前进打开了通道。这时，桥上的无轨电车，不知什么原因着起火来，但因被坦克推到桥边上，对过桥的部队构不成威胁。这时大约是晚上十点四十分。
这支由三十八军为主组成的西路第一梯队开始过桥，杀气腾腾地向城区推进。走在前面的是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他们边走边向前方及两侧开枪，为部队前进扫除障碍。紧随其后的是由坦克、满载士兵的装甲车和卡车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车队两傍，每隔几十米便有二三十名手持冲锋枪的步行士兵护卫着，他们也不时地向两边开着枪。每辆装甲车、坦克上方都有士兵探出半截身子，手持冲锋枪或机关枪左顾右盼，偶尔向可疑目标射击。枪声就像除夕之夜的鞭炮声那样密集，响彻天空。
这时，没有任何人敢再在公路上阻挡军车，路边的群众已经有人中了枪弹，知道部队开了杀戒，他们只是躲在路边暗处高喊着「法西斯！法西斯！」但我们这些在观望的人还蒙在鼓里，认为部队是在打橡皮子弹或一种没有弹头的演习弹（我在部队时，被称之为空爆壳）来吓唬群众。当我身边的小姑娘问我部队为什么开枪时，我还安慰她：“那不是真子弹，是吓唬人的假子弹。”这时，有子弹打在路边的石阶上，蹦出了火花。两个年青人为此发生了争论，一个说：「是橡皮子弹！」另一个反驳道：「橡皮子弹打在地上怎么会有火花，是真子弹！」我当时还插话说：「我认为不会是真子弹，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他们没必要真开枪，他们只需要打打演习弹吓唬吓唬就行了。」正因为在楼上观望的人太多和我一样想法，不相信部队会开真枪，因此并没因为枪声大作而躲进屋里，特别是部长楼朝北的几十个公用大阳台，密密麻麻站着几百人，因穿着浅色上衣，在背后室内灯光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注目。
部长楼遭到枪击
枪声越密集，楼下成千上万的群众反映越强烈，「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此伏彼起。那儿有口号，士兵就向那儿射击。有几个士兵甚至离开公路向复兴医院前的一群喊口号的年青人追了过去，边追边开枪，一直追到医院里，场面十分恐怖。
突然，我们所在的楼上有人高呼口号。只见士兵们立刻抬起枪口，向楼上扫射过来，首先是无轨电车用的电缆被打断，闪出火花，接着子弹打在头上的水泥墙上，爆出火花并掉下水泥块，这时，我们才大梦初醒，知道部队开了杀戒，吓得全都蹲了下来。当我再一次抬起身子向外看时，一个更为恐怖的场面出现在我眼前，士兵们正向部长楼扫射，阳台上数百人惊恐万状地跑回屋内，各家的灯就像听到了空袭警报似的，一下子全关上了。整个木樨地陷入极度恐惧之中。据住在二十二号楼的朋友后来讲，住二十二、二十四号部长楼的数百老干部对部队向部长楼开枪十分不满，住在这里的部分全国人大常委，还对被枪击的情况作了调查统计，仅二十二号楼就有二十八户家里打进子弹。有些人把打进屋里的子弹头作为证据交给了人大常委。
部队的任务是向天安门进军，有人喊口号并不影响部队的推进，更不存在威胁战士生命的问题，为什么要开枪？何况喊口号的人躲在暗处人群中，盲目向居民楼的方向开枪，将会有多少无辜受到伤害，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这一切，似乎没有人考虑。北京的群众只是从电视里看到，在国外有的国家如以色列向投石头的巴勒斯坦人民开枪，就已经十分残酷了，但还没看到向喊口号的群众开枪的国家，更没想到发生在中国。当时我的感觉是，士兵们似乎得到某种命令，凡是没按戒严指挥部要求呆在家里的，打死的都算暴徒，即使有人在家里被打死，最多也是个误伤致死，部队不承担任何责任。
大约在十二点左右，部队已通过了一半，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在二十五号楼和部长楼即二十二号之间停下，跳下三个干部，躲在车的一侧，不知什么原因，向二十五号楼疯狂射击。据我所知，坐这种车的人至少是营团级干部，难道他们也不懂得这种向居民楼开枪的严重后果吗！一些战士不但开枪，而且还烧车。一辆曾被当作路障的三二 ○ 路的公共汽车被坦克撞坏后停在二十号楼前路边上，当部队快要过完时，几个步行经过该车的战士顺手将车点燃，以图造成发生暴乱的证据。事后一位住在木樨地二十号楼并亲眼目睹战士烧车的军队干部，在和我谈起此事时非常气愤：「太不象话了，这不是在搞国会纵火案吗！」
大军过后，平民死伤枕藉
大约在凌晨一点多钟，浩浩荡荡的部队全部通过了木樨地，密集的枪声转移到东边市区。到这时为止，我仍然不知道楼下群众中有多大伤亡，因为在马路上看不到一具尸体，而群众躲在路边绿化区的树丛里，那儿没有灯光，从楼上什么也看不到。但当部队通过后人们又涌到公路上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约有上千人抬着尸体、扶着伤员从四面八方奔向复兴医院，这些伤亡者有的是用平板三轮车拉着，有的是几个人抬着，有的是用自行车驮着，有的是靠人扶着。这些在木樨地伤亡的群众，没有一个是阻挡军队时被击中的，也没有一个是像邓小平讲的是在战士生命遭到危害时不得已被迫还击造成的，他们都是躲在路边的无辜受害者。
看到这种情景，我跑下楼奔向复兴医院，想进去看看。到了医院门口我却望而止步，到处是伤员，到处是血，到处是被愤怒、恐惧扭曲的面孔，到处是喊声、哭声和伤员痛苦的叫声。这情景让我浑身发抖，心里充满悲愤。我实在看不下去，转身往回走，这时几个护送伤员的中年人从医院出来，对我讲，医院里全是伤员和尸体，急诊室里的血能没脚面，那情景太惨了，你没进去看也好。
回到公路上，那儿又是另一番情景：许多人在拣子弹壳，其中有些是孩子。也许他们觉得很好奇，想带回去作个纪念。还有一些人把被坦克撞到路边的汽车、水泥墩子又推到马路中间，再度筑起路障。不过这时人少多了，许多人被这屠杀的情景所震住，再也不敢有所行动。有些人在目睹了这一切后身心都十分疲劳，回家休息了。留下来的，显然是一批不怕死的人，其中，又以一位复兴医院的女医务人员最为突出。她因被医院里的惨像所激怒，身着医院的白工作服跑到马路上，指挥着数十人把那辆被军队烧坏的汽车又推到路中央。大概是轮胎烧坏的原因，车很难推动，她大声喊着：「一、二、三，一、二、三」，声音响彻夜空。
我感到十分疲劳，心里也乱到极点，一夜之间人民军队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全打碎了，对党也失望到极点。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里，才知家里的人一直为我提心吊胆，看到我回来，才放下心来。木樨地所发生的一切他们都知道了，大家想说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来。这一夜我始终无法入睡，除了开枪、死人的情景不断在脑海中浮现外，就是担心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命运。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拿着照相机到复兴医院拍照片，经过二十二号楼和二十四号楼之间时，看到有人正在介绍昨夜部长楼里有人被打死的情况。原来部队向部长楼开枪时，有两个人在楼上被打死，多人被打伤。死者一个是住在二十四号楼八层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关山复的女婿，他当时去厨房喝水，把灯打开，背对窗户倒水时被子弹击中头部身亡。关山复作为司法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之一，十分有经验，他在确定女婿身亡后，并没把尸体立即送往医院，而是保护好现场，并通知了有关部门，以证明其女婿是在家中被杀。后来听说，他先给当时和他住同一楼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家打电话，但无人接电话，原来李锡铭事先知道部队要开枪后，全家躲到了安全的地方。另一个死者是住在二十二号楼十三层的中联部老副部长李初梨的保姆。当时，八十多岁的李老想看看部队怎样挺进北京城，让在他家照顾了他二十多年的六十五岁保姆陪他到阳台上去。保姆站在李老身边，被子弹击中腹部流血过多身亡。
有人讲，部长楼对面路北的一排居民楼里，死的人更多。其中一位是国家计委的某司机的夫人，在家中刚洗完澡从卫生间里出来，被从窗户外打进的子弹击中。有一个老者插话说：“北京人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场面。日本人进北京时，只是在卢沟桥打了一仗，城里人没听见枪声。四九年北京是和平解放，北京人也没见过开枪。这一下可好，共产党让北京的老百姓长了见识，你们到复兴医院看看，停尸间的尸体都摆满了，许多尸体不得不摆在外面的自行车棚里。”听到这种情况，我立即向医院走去。
医院门口贴着两个通告，一个显然是昨天晚上抢救伤员时贴上的，大意是凡是脑部受伤的一律不接受，因本院没有脑外科大夫，请将伤员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或海军总医院。另一个则像是早上贴出来的，上有死亡者的姓名、性别，因医院无处停放尸体，天气又热，尸体无法保存，医院将在几天后将尸体送去火化，希望家属单位尽快来认领。
在死者名单上，许多人只有性别，没有姓名，看出来这些人送来时已经死亡，而送他们来的人又不认识他们。我数了数，名单上一共有四十三个死者，其中女性约占四分之一。一个年青人看我有照相机，知道我想拍照，告诉我，医院不让进，因为上级有令，任何人不得进入医院采访，但自行车棚因在医院外，医院管不了，那儿有许多尸体。
我来到自行车棚前，门口有人守着，只让认尸体的人进，但可以从门外看到里面的情景。地上摆着十几具尸体，全用白布单罩着，有几个寻找失踪亲人的人正在查看尸体。一个医生看见我在照相，走了过来，她不想阻止我，也不想了解我是干什么的。她看出我是同情死者的，想把憋了一夜的想法和我谈谈。她详细讲了头天晚上抢救的情景。
她说，医院并不知道部队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和往常一样，各科只有一个医生值班，整个医院没有多少医生护士。当伤员像潮水般地被送进来时，医院完全束手无策。一夜之间有三百八十多个重伤员被送了进来，比当时的医生护士多十几倍。所有的手术台包括产房的接生台都用来抢救伤员，所有的手术包全用完，没有办法，只能简单消消毒再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血浆。医院的血浆全部用完，给血库打电话要血浆，血库的回答是：送血浆的车过不来，到处是部队，见到在路上跑的车就开枪。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是一边抢救一边哭。当他们看到许多年青人送来时还是活着，仅仅因为没有血浆而最后死在手术台上时，心都碎了。她从医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这么惨的情景，整个晚上，眼泪都哭干了。
据她所知，送到复兴医院的伤员只是从木樨地桥以东到礼士路以西这大约 500 米范围里的伤员。木樨地桥以西的被送到铁路医院，礼士路、复兴门立交桥一带的伤员被送到儿童医院，西单一带的送到邮电医院，天安门一带的送往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北大医院。全市有四十多所医院被送进伤亡者。
北京部分医院群众伤亡真相
后来，我又接触到其他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儿童医院的一位参与抢救的护士长告诉我，那天晚上她正在值夜班，听到枪响她还出来看了看。当时部队正从复兴门立交桥上通过，群众都躲到立交桥下的西二环路上。部队一边向东推进，一边从立交桥上向二环路上的群众开枪，医院很快就被送来的伤员塞满了，急诊室的血也是没了脚面。儿童医院的病床和手术台尺寸都比较小，但当时也只能在这个条件下进行抢救。
开始，他们还对送来的伤员逐一进行登记，以便以后向本人或所在单位收取费用。十二点时，电台播出了中央告全国人民书，指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立即意识到，这个定性，将使所有的受伤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她们将名单撕掉，保护了伤员。儿童医院主要抢救的是从礼士路到复兴门立交桥这一段的受伤者，仅仅三四百米的范围，送来的伤员达二三百人，死亡者达二十多人。
北大医院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医生对我说：部队开枪后，在天安门广场上抢救伤员的急救车和医务人员最多的是北大医院和协和医院的，一是从学生绝食时起他们就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了医疗站，一直没撤；二是这两个医院离天安门广场较近。开始抢救时，急救车连伤员带尸体一起运走，后来因为伤员太多，便决定凡是已经死亡的，一律不再搬上急救车。她讲，天安门金水桥前、广场上旗杆一带和历史博物馆前都有他们无法带走的尸体。当局讲“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只能骗不在场的中国老百姓和外国人。她还告诉我，从有关人士那儿了解到，在所有参加抢救的医院中，协和医院的尸体最多，达一百多具，主要都是从天安门广场到王府井这不到一公里范围里被打死的。
后来，部队陆续到达，将天安门广场封锁起来，拦住急救车，不许将伤员送出。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医生们向部队反复宣传、交涉，作为红十字组织的人员，他们有责任抢救任何伤员。战士却说这些受伤者都是暴徒，不能带走，有的甚至企图向插着红十字旗的急救车开枪。眼看就要发生血案，一位随军女医生跑来，厉声制止住战士，她高喊着：「不能向红十字人员开枪！就是在战场上，红十字人员抢救敌人伤员，也不准开枪。你们可以检查车，只要里面是伤员，就应当放他们过去。」这才解救了他们。这位老医生讲，她从医这么多年，从来没想到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会遇到这种待遇。有些军人素质太差，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凌晨四点前，退缩到烈士碑周围的学生全都撤走了，却有二三十个医务人员及急救车里的一些伤员被扣在天安门广场。也许他们看到的太多，知道了一些上面不想让人民知道的情况。他们一度被集中在历史博物馆前，直到七点才被允许离开。
我从其他方面得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地区盲目开枪，除了造成围观的群众大量伤亡外，还使一些夹在人群中执行任务的医务人员、安全部门和部队的便衣人员被误伤至死，引起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应。这在陈希同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得到证实，他对因执行任务而被误伤至死的人员表示哀悼，并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部队的血腥暴行在孩子们的心灵上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的孩子当时只有十一岁，上小学五年级，她和我们一起目睹了解放军射杀无辜的情况。 六月六日，她坚持要去上学，我把她送到学校，但不久就回来了。她说学校停课，老师叮嘱他们一定要远离当兵的，说早上教师来学校时，亲眼目睹几个中学生骑车经过持枪的士兵身旁，因高呼「人民的军队不能对人民开枪」而遭到枪杀。
戒严撤销前，每天晚饭后我们在外散步，只要看到有士兵巡逻过来，她马上拉我躲得远远的，对解放军充满恐惧。散步时，我经常数公寓楼墙上的弹孔，每当这时，她就悄悄对我讲：“别数了，小心有人举报你，把你抓起来。” 她幼小的心灵始终笼罩在恐怖中。她到美国后，还做过噩梦，一个解放军持枪追她，当她跑到木樨地汽车工业局门前时，士兵开了枪，打中了她的后脚跟，使她从梦中惊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