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 清光绪二十五年；日本明治三十二年；越南成泰十一年
俄罗斯租借旅顺口。
日本电气株式会社成立。
甲骨文被发现。
1月1日——西班牙对古巴的统治结束。
1月21日——欧宝公司开始生产汽车。
7月20日——康有为创立保皇会。
7月29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在荷兰海牙签定。
10月12日——布尔战争爆发。
布尔战争，是英国与南非布尔人建立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历史上一共有两次布尔战争，第一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80年至1881年，第二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99年至1902年。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商朝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后把占卜时间、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
保皇会，是康有为等人在中国清朝末年创建政治团体，以鼓吹君主立宪制为主要纲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光绪25年六月十三（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设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保皇会计划在北美、东南亚、香港、日本等地设立分会，机关报为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保皇会初期目的是营救光绪帝，斗争对象是慈禧、荣禄、刚毅等守旧派为宗旨。1900年，义和团兴起引致庚子战争爆发后，八国联军进军北京，保皇会遂计划以此为契机，争取各国支持以营救光绪帝，并与国内的唐才常联系，拟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由于保皇会的经费未能及时到位，自立军起义被迫推迟，并于8月21日被破获，唐才常死难。此后，由于清政府对于立宪的态度逐渐软化，保皇会开始在国内与岑春煊等人互相呼应，推进合法的立宪运动。其斗争对象也逐渐转向针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1906年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康有为遂宣告保皇会任务完成。1907年，保皇会改组为帝国宪政会。
唐才常（1867年—1900年），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与谭嗣同同乡，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熊希龄、谭嗣同、蒋德钧、陈三立等创湖南时务学堂。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与谭嗣同等发起创立南学会，担任议事会友。八月应谭嗣同电召赴京，行至汉口，闻政变发生，嗣同等就义。遂南返，旋往上海，历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回到上海，主编《亚东时报》。秋，再赴香港、南洋、日本，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接触，图谋武装勤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事起，唐在上海与沈荩、毕永年等组织“正气会”，对外托名“东文译社”，后改名为“自立会”，自任总司令；七月一日，在上海张园邀集维新人物，召开“中国国会”（又名中国议会），由叶浩吾主席，宣布：“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保全中国自主”等事项；并由容闳以英文起草对外宣言，谓“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会中推举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才常任总干事，参加者八十余人，孙宝瑄、汪康年、章太炎、毕永年等与焉。会后决定自立军分七路大举，定七月十五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因保皇会汇款不至，拟延于二十九日发难。自立军前军统领秦力山在安徽淮南大通，未得情报，仍按期起事，迅遭失败。
清政府闻风声，沿长江戒严。湖广总督张之洞对于唐才常的活动早有所闻。唐肄业于两湖书院，算是他的门生。后有理发师向都司告密，张之洞派兵搜索。七月二十七日晚，汉口总机关被破获。
岑春煊（1861年—1933年），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家。 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少年时放荡不羁，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光绪五年，捐官主事，十一年中举人，任候任郎中。父死后，荫赏太仆寺少卿，正四品。光绪二十四年，岑春煊对策称旨，被光绪亲自破格提升为正两品的广东布政使，但岑历官不及三月，便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生矛盾，改任甘肃按察使。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与光绪出逃，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因功授陕西巡抚，后调任山西巡抚，期间与李提摩太等人筹建山西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调任广东，未及上任，四川总督奎俊因镇压四川义和团不力而去职，岑春煊遂赴川署理总督。在任期间，他严肃吏制，建立警察制度，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人送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光绪二十九年，岑调任两广总督，1904年，他上书请求立宪，1905年，又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疏请求废止科举。1906年，他又支持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派幕僚郑孝胥出任会长，一时俨然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
岑因有慈禧支持，在各地为官期间不惧权贵，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尤其是逼令荷兰引渡裴景福和查办广州海关书办、驻比利时公使周荣曜两案尤其引人注目，但也因此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庆亲王奕劻，自此岑便联合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庆亲王及其党袁世凯展开党争。
光绪三十二年，奕劻以云南片马民乱需要处理为由，将岑调任云贵总督，驱离权力中枢。岑遂称病拒不就任，停留上海，观望政局。不久，袁世凯在朝政倾轧中失利，自请开去本职以外一应兼差。岑认为时机已到，不再称病，于光绪三十三年5月3日(农历三月廿一)，突然从汉口上京晋见慈禧，获授邮传部尚书，得以留京。一时岑、瞿声势大盛，隐然有独揽朝政之意。
但旋即奕劻即陷害岑，密使人伪造岑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称其意图为戊戌变法翻案。形势自此一转即下，岑于四月二次被放为两广总督。途经上海时，岑重施故伎，称病不就职，不料慈禧旋即下旨，将其开缺。至此，党争以奕劻、袁世凯完全胜利告终。
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
1899年3月22日
作者：梁启超
自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自甲午以后，情见势绌，东三省之铁路继之，广西之士司继之，胶州湾继之，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继之，各省铁路、矿务继之，工江左右不让与他国，山东、云贵、两广、福建不让与他国之约纷纷继之，于是瓜分之形遂成，而保全中国之议亦不得不起。丙申、丁酉间，忧国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议论其事而讲求其法者，杂遝然矣；然末得其下手之方，疾呼狂号，东西驰步，而莫知所凑泊。当时，四万万人未有知皇上之圣者也。自戊戍四月二十三日，而保全中国之事，始有所著，海内喁喁，想望维新矣。仅及三月，大变遽起，圣君被幽，新政悉废，于是保全之望几绝。识微之士，扼腕而嗟；虎狼之邻，耽目而视，佥曰：是固不可复保全矣。哀时客曰，吁！有是言哉？有是言哉？
哀时客曰，吾闻之议论家之言，为今日之中国谋保全者，盖有三说：
甲说曰，望西后、荣禄、刚毅等他日或能变法，则中国可保全也。
乙说曰，望各省督抚有能变法之人，或此辈入政府，则中国可保全也。
丙说曰，望民间有革命之军起，效美、法之国体以独立，则中国可保全也。
然而吾谓为此谈者，皆暗于中国之内情者也，今得一一取而辨之。
甲说之意，谓西后与荣禄等今虽守旧，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艰难，必当翻然变计也。辨之曰：夫龟之不能有毛，免之不能生角，雄鸡之不能育子，枯树之不能生花，以无其本性也。故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今西后之所知者，娱乐耳，荣禄等之所知者，权势耳，岂尝一毫以国事为念哉？语以国之将危亡，彼则曰，此危言耸听也，此莠言乱政也。虽外受外侮，内生内乱，而彼等曾不以为守旧之所致，反归咎于维新之人，谓其长敌人之志气，散内国之民心。闻友邦忠告之言，则疑为新党所嗾使而已。彼其愚迷，至死不悟，虽土地尽割，宗衬立陨，岂复有变计之时哉？故欲以变法自强望之于今政府，譬犹望法之路易十四以兴民权，望日本幕府诸臣以成维新也。且彼方倚强俄以自固，得为小朝廷以终其身，于愿已足，遑顾其他。此其心人人共知之。然则为甲说者，殆非本心之论，否则至愚之人耳，殆不足辨。
乙说之意，谓政府诸臣虽不足道，而各省督抚中如某某、某某者，号称通时务，素主变法，他日保全之机，或赖于此。
辨之曰：此耳食之言也。如某某者，任封疆已数十年，其所办之事，岂尝有一成效？彼其于各国政体，毫无所知，于富强本原，膛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习气，而又不欲失新党之声誉，于是摭拾皮毛，补苴罅漏，而自号于众曰，吾通西学。夫变法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彼某某者，何足以知之？即使知之，而又恐失旧党之声誉，岂肯任之？夫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任大事，如某某者，吾非敢谓其不爱国也，然爱国之心究不如其爱名之心，爱名之心又不如其爱爵之心，故苟其事于国与名与爵俱利者，则某某必为之。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国。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名。今夫任国事者，众谤所归，众怨所集，名爵俱损，智者不为也。冯道大圣，胡广中庸，明哲之才，间世一出，太平润色，正赖此辈。惜哉，生非其时，遭此危局，欲望其补救，宁束手待亡耳。此外余子碌碌，更不足道。凡国民之有识者皆知之，亦不待辨。
丙说之意，以为政府腐败，不复可救，惟当从民间倡自主独立之说，更造新国，庶几有瘳。辨之曰：此殷忧愤激者之言，此事虽屡行于欧美，而不切于我中国今日之事势也。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权，虽属公义，然当孩提之时，则不能不借父母之保护。
今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时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民皆蚩蚩，伏莽遍地，一方有事，家揭竿而户窃号，莫能统一，徒鱼肉吾民；
而外国借戡乱为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灭裂之也。
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圣德之记，具详别篇）。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易）曰：
“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凡我同胞，各厉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难，待他日之用，扶国家之敝，杜强敌之谋。勿谓一篑小，积之将成丘陵；勿谓涓滴微，合之将成江海。人人心此心，日日事此事，中国将赖之，四万万同胞将赖之。
1898年9月11日（变法第93天），徐致靖上《密保统兵大员折》，请光绪皇帝提拔袁世凯。根据康有为的日记，这个折子是康有为写的。光绪皇帝当即答复：召袁世凯来京陛见。
这天还有2件大事发生，都是足以改变未来变法走向的惊天之事。
我们还是从光绪皇帝号召天下官民踊跃上书言事，也不准各级官员阻挠上书。为此，在戊戌变法期间，官民上书达数千件。其中内容及作用我们稍后再说。在1898年9月11日（变法第93天），湖南举人曾廉的上书，却尤为引人注意。
曾廉的上书既不是谈如何改革，也不是自荐要当官，而是要弹劾人，弹劾康有为。
弹劾康有为还不算狠，最要命的是，曾廉在上书中揭发康有为等在湖南办理时务学堂时，有反清言论，奏请光绪皇帝掉康有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去年（1897年），康有为等到处宣传变革，开办保国会、强学会等，其中，梁启超、谭嗣同等在湖南开办的时务学堂是其中的一个。
梁启超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他在批改学生们的作业时，有这样的五条批语。
一是评价《扬州十日记》的。（译文）：屠城屠邑，都是独夫民贼的做法。你们读一下《扬州十日记》，那真是令人发齿。
二是评价清朝的赋税：凡是要百姓赋税的国家，只要它为百姓做事，人民即使多交一些也不会怨恨，这是今天西方的情景。如果赋税很轻，但不为百姓办事，人民也会怨恨。
还有三条是评价议会制度的：议院虽然创建于西方，其实，翻翻我们的古籍，随处可见创建民主议院的意思。可惜，我们的君主统治时间太长了，没人敢说建立民主制度啊！何谓君，何谓臣？就像开个铺子，君是铺子的总管，臣就是铺子的掌柜。都是为人民办事的人，有什么不可以推翻的呢？今天，我们要变法，一定要从天子降尊开始，不先把跪拜之礼废除，还保留这种虚礼，我们中国人一动，外国人就要笑话了。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梁启超所述，还以为是洪秀全、孙中山等人的思想。
这些东西，在当时看来，都是攻击朝廷攻击皇帝的大罪，罪不容诛。康有为等就不要想什么做官了，想想怎么保住小命吧。
曾廉上书很长，有近八千字。它的附件，就是梁启超的批语。这应当是戊戌变法期间攻击康有为等最有力的上奏了。
康有为等很幸运，按照皇帝才改革的体制，这个上书是先到了军机四卿手里。
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康有为梁启超在第一时间知道了曾廉的上书。因为军机四卿中这天值班的是谭嗣同和刘光第，第一个看到这个上书的是谭嗣同。
谭嗣同大胆销毁了曾廉上书的附件，同时请刘光第和自己一起上书，保康有为。
按照军机四卿的职责，他们应该在各种上奏到皇帝面前的奏章写上批语。在曾廉的上书后面，谭嗣同写的批语是：臣谭嗣同如果有一百张嘴，愿意用一百张嘴保证：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忠诚的。如果曾廉的奏折属实，臣谭嗣同恳请皇上先杀了我。
刘光第的批语是：如果属实，臣刘光第也情皇上杀了我。
谭嗣同看到刘光第的批语，非常吃惊，因为刘光第并不是康有为等的核心成员，他们仅仅是刚刚认识不久。
刘光第说：“我也应该救这些改革的志士，何况还有你的指示呢？”
谭嗣同的胆子更大了，他又写了个奏折，以“曾廉诽谤新政”，恳请皇帝杀曾廉。
光绪皇帝当天看到了曾廉的上书和谭嗣同刘光第二人的批语。因为谭嗣同销毁了附件，所以他当然认为这是曾廉有意污蔑康有为。但光绪皇帝也认为谭嗣同请求杀曾廉太过分了，没有应允。
光绪皇帝的仁慈，替曾廉保住了小命。
也在1898年9月11日（变法第93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达天津。
伊藤博文此次来中国，并非他宣称的所谓“游历”，而是另有隐情。
伊藤博文在自己写的日记中说，在前往中国之前，他特意到明治天皇处密谈3个多小时。虽然具体谈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伊藤博文身上必然背负着重大的使命。
这重大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过几日便知。
1898年9月12日（变法第94天），光绪皇帝命刊刻所有新政改革谕旨，布告天下，使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
也在这一天，谭嗣同的一个好朋友－－毕永年来到北京。这将是康有为等在变法期间出现的最晚的一个人物。
谭嗣同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官居湖北巡抚），年轻时好结交江湖豪侠，毕永年、唐才常、还有民间传说犹多的大刀王五等，都是他的好朋友。唐才常本来在戊戌变法期间也要来北京的，只是尚未到达，政变已经爆发。所以唐才常在戊戌变法中并未表现。但他在2年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有精彩华章。
大刀王五就我目前收集的史料来看，在戊戌变法中参与事情并不多，但他在2年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也将有精彩华章。
这里先说毕永年。
毕永年和唐才常是湖南人。毕永年是听说好友谭嗣同在京得志了才到北京来投奔好友的。在后面的几天，他参与了戊戌变法最重要的一环－－密谋刺杀慈禧太后。但是，在1985年之前有关戊戌变法的著作中，并没有毕永年的出现。
原来毕永年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仓皇逃离中国，把他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日记留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后来该日记又被作为日本外务省档案带到日本存档。而毕永年本人，后来成为革命党，但目睹革命党内讧不已，便愤然削发，到普陀山当和尚去了。自此，毕永年便淹没于历史长河中。
知道历史学家汤志钧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日本查档案，才把毕永年的日记找到，从此，毕永年其人才大白于天下。
1898年9月12日（变法第94天），毕永年来京，住在广升店。
在第二天（1898年9月13日），毕永年见了康有为，从此搬到康有为的住处南海馆。
1898年9月13日（变法第95天），光绪皇帝拟开懋勤殿，设外国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
现在相信大家都知道伊藤博文的目的了吧.
按照康有为等的计划，伊藤博文就是外国顾问官。当然，还有别人，包括前几天应康有为邀请来京的英国人李提摩太。
伊藤博文在日本明治维新中出力甚多，又担任多年日本首相。自甲午战败，其知名度在国内日益高涨。从现有的资料看，康有为等与伊藤博文在以前并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什么交情。但是，康有为等的改革样本就是东边的日本。他们想，伊藤博文在日本的经验一定能给中国的改革带来很多好处。
于是，当时京津的报纸都或深或浅地报道了伊藤博文就要当清朝新政的总顾问了。
但伊藤博文是否能够如同康有为等希望的那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中国人民搞改革？
康有为等是如何打算和伊藤博文共同担任改革大任的呢？从现在的资料看，当时康有为等的意思是－－“合邦”，就是中国和日本合成一个国家，这样，我们就不被外国西洋所欺负了。
我们今天看，康有为啊康有为，你们是何等糊涂，居然妄想和日本侵略者合作，提前进行“大东亚共荣”。当然，康有为和伊藤博文的联合，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戊戌变法就结束了。
1898年9月14日（变法第96天），这一天，有2个人进京。一个是伊藤博文，还有一个就是9月11日接到皇帝召见命令进京的袁世凯。
袁世凯进京后住在法华寺。
光绪皇帝见到袁世凯，询问了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的情况，特赏袁世凯二品候补侍郎。袁世凯本来是三品。获此奖赏，大喜过望。
按照袁世凯日记的记载，在这天，他至少还拜见了庆亲王和李鸿章。
按照毕永年的日记，康有为和他在这天，还商量了一个惊天阴谋－－刺杀慈禧太后。
曾廉的上书，让康有为胆战心惊，虽然由于谭嗣同的大胆，暂时搪塞了过去，但这终究是自己捏在别人手中的把柄。一旦曾廉或者别人把曾廉的资料递到慈禧太后那里，他们这帮人就什么也没有了。
于是，康有为找住在一起的毕永年，商量利用袁世凯杀掉慈禧的事情。
康有为说：“你知道现在的情形有多么严峻吗？太后想在（农历）九月天津阅兵时杀掉皇上，这该如何对付呢？唐朝张柬之有废武后之举，我很想效仿他。不过，皇上手无寸兵，很难办成大事。我已经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想让他成为干掉慈禧太后的刀斧手。”
毕永年说：“袁世凯是李鸿章之党，李鸿章是太后之党，恐怕不可用吧。而且袁世凯也不是可以和我们一起密谋此事的适宜人选啊，听说他在高丽的时候，自请撤回，是个极没有胆量的人。”
康有为说：“我六月派徐仁禄（徐致靖之子）到天津见袁世凯，使反间之计，现在他已经特别恨太后和荣禄了。而且，我已奏请皇上，赏赐袁世凯。袁世凯一定会对我们生感激之心。至于你嘛，我还有要重用你的事情呢！”
1898年9月15日（变法第97天），皇帝因昨日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太后态度冷淡，光绪皇帝感觉大事不好，便写了到密诏，交给杨锐，让杨锐找其他几位军机章京商议对策。
密诏的内容是：“近来朕7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不欲将此辈昏庸大臣罢黜。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皆有此辈所误。然朕一旦痛却降旨，革除此辈，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尔速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筹商，密缮封奏。特谕。”
光绪皇帝知道慈禧的秉性，感觉到自己的地位飘摇，于是发下此诏，希望军机四卿能够帮他。
杨锐这天没有把密诏给谭嗣同等看，而是自己写了回复。这封密诏也就是光绪皇帝政变前的第一道密诏。
这天，毕永年找到谭嗣同，谈到昨天（9月14日）康有为所说的利用袁世凯干掉慈禧的事。
谭嗣同对毕永年说：“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行，而康先生一定要这么干，而且要皇上面谕，我能怎么办呢？我是决定了，你能在此助我，非常好。但我不知道康先生打算如何使用老兄你啊？”
当天晚8时，忽然听到上谕说，袁世凯以侍郎候补。康有为正和梁启超吃晚饭，听到这个消息，说天子圣明。
康有为随即让毕永年到内室，商议以后如何行动。
毕永年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而后行。不过，我始终认为袁世凯不可用。”
康有为说：“袁世凯肯定是可以用的，我已经得到他答应给我们干活的证据了。”
于是康有为拿出袁世凯给他的信，信中竭力感谢康有为对袁世凯的举荐，并说：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康有为说：“你看，袁世凯说'赴汤蹈火，亦所不辞',难道还不可以使用吗？”
毕永年说：“好，袁世凯就算可用。可康先生您打算让我干什么？”
康有为说：“我打算把100人交给你率领，怎么样？等袁世凯统兵颐和园时，你就率领这100人，奉诏前往，把慈禧太后抓起来，然后废掉，就可以了。”
毕永年说：“不过，我要在那一天去见袁世凯呢？”
康有为说：“这个我们再商量。”
这时，康广仁、梁启超进来了，一起入座。
梁启超对毕永年说：“这件事，你就不要再怀疑了，只要你努力担当此任就行了。不过，你敢干这件事情末？”
毕永年说：“这有什么不敢？可我得深思熟虑后再决定。而且我没有见到袁世凯，还不知道他肯不肯干呢？”
梁启超说：“袁世凯肯定干。你说你干不干吧？”
毕永年说：“这件事我不敢一个人扛着，我们为什么不急催唐才常到北京来，和我们一起策划这件事情呢？”
康有为梁启超一听，都很高兴，说：“那更好。但我们的意思，是想在这几天就发动这件事，如果等唐才常，就要耽误好多天。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毕永年一起到谭嗣同的屋内商量。谭嗣同说：“稍缓几天不要紧，如果催得唐才常来，事情就全妥了。”
梁启超大加赞叹，说：“毕永年沉毅，唐才常深鸷，可以说是当世得两大英雄啊。”
康有为于是拍板说：“计谋就这样定了。你们速去调兵遣将。”
于是毕永年等一起拟定了两份电报，催促唐才常立刻到北京。
1898年9月14日（变法第96天），这一天，有2个人进京。一个是伊藤博文，还有一个就是9月11日接到皇帝召见命令进京的袁世凯。
袁世凯进京后住在法华寺。
1898年9月16日（变法第98天），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命袁世凯开缺以侍郎候补，官职正二品。专办练兵事务。
按照慈禧太后在1898年6月15日，变法第5天的谕旨，新任二品以上官员需要到颐和园谢恩。袁世凯这天还去了颐和园。慈禧太后询问了皇帝召见袁世凯的情形。
同日，伊藤博文在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见中国外交官员。
主持会见的中方代表是庆亲王奕劻。庆亲王奕劻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在以后还当了领军机大臣（首席军机大臣）。
伊藤博文和庆亲王的谈话，其中多是礼节性的交谈。我们稍后再提。
1898年9月17日（变法第99天），光绪皇帝再次接见袁世凯，命袁世凯与荣禄以后各办其事。
这天杨锐把前日（9月15日）光绪皇帝的密诏写了回复意见，交给皇帝。
杨锐的意见是：一、皇上遇事要顺从皇太后，不要固执己见；二、变法应该有轻重缓急；三、提拔新大臣，撤职旧大臣，不宜太急太多。
光绪皇帝收到杨锐的回复，立即召见杨锐。并且之后发了道谕旨－－命康有为立刻离开北京，到上海督办官报（《时务报》）。
由此可见，光绪皇帝和杨锐商议的结果是：为了缓解当前的局势，康有为再呆在北京是不行了。现在可行的是令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所。这样，所有守旧官员的“靶子”就不在北京了，那么守旧官员的攻击就不会这么激烈，这样就有利于平息时局。
当天当班的是杨锐和林旭（军机章京4人分两班当值，谭嗣同刘光第一班，杨锐林旭一班），光绪皇帝命林旭把这个上谕交给康有为。这救就是戊戌政变前光绪皇帝的第二道密诏。
但我们现在根据康有为的日记记载，这天，康有为在好朋友御史宋伯鲁家宴饮，席间康有为兴致上来了，还唱了几曲昆曲。显然，这天，林旭没有把光绪皇帝下给康有为的密诏交给康有为。
我们再看毕永年的日记，这天，毕永年考虑昨天（9月16日）几人商议的刺杀慈禧的计划欠妥。就去找康有为商量。康有为没找到（康有为去宋伯鲁家喝酒去了），毕永年只找到了康广仁。
康广仁听了毕永年的意见，大怒，说：“你们这些人，都是书生气。平时高谈阔论，到了干实事的时候，又拖泥带水，退避不前。”
毕永年说：“康先生命我率100人去抓慈禧太后，这件事切不可冒昧。您想，我是南方人，您让我到北方的军队去，率领那些我不认识的士兵，不过几天工夫，我如何能让他们变成我的心腹，让他们为我赴汤蹈火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呢？就是孙子吴起重生也办不到啊！”
康有为听了，很不高兴。
当天晚上，从宫中传出消息：催促康有为火速出京。
毕永年找到康有为，说：“完啦，事情一定要败露啊，不知道袁世凯那里有什么消息？”
康有为说：“袁世凯那里有个幕僚叫徐世昌，和我是好朋友。我将命令谭嗣同、梁启超、徐仁禄三人，到袁世凯那里去一趟，挑明了和他摊牌，成败在此一举。”
1898年9月18日（变法第100天），这将是戊戌变法中最热闹的一天。
我们先看康党的活动。
杨锐这天把9月15日皇帝写给自己及军机四卿的密诏用纸墨誊写一遍，原来的朱谕（皇帝的原诏是写在布上的，红笔写成）交给自己的儿子杨庆昶秘密保存。纸墨誊写的密诏，杨锐交给了康有为。这就是以后康有为满世界宣传勤王的密诏的原型。至于康有为宣称的密诏，和光绪皇帝的密诏有什么区别，我们稍后再论及。
后来，杨锐之子杨庆昶在1908年把这个朱谕交还给朝廷。
也在这天，林旭把昨日（9月17日）皇帝命康有为离京的密诏交给康有为。
康有为收到2份密诏，决定组织康党人物讨论对策。
参加这次绝密会议的有：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谭嗣同、林旭。这其中，一个是康有为的亲弟弟，三个是康有为的弟子，可以说，参加者都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随康有为的康党。
讨论的议题是如何应对时局。也就是如何不激怒慈禧太后，把改革的桂冠戴到慈禧头上，以利于进一步改革，如果还是不能实现妥协，那只有发动“废后”了。
会议的内容，5个与会者在几天后三个死了，活着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在生前的著作中都没有谈及此事。
但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和时候情形的发展看，这次铁杆康党会议的结局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
会议后，林旭写了首诗，云：
伏蒲泣血知何用？
慷慨何曾报立恩。
愿为公歌千里草,
本初健者莫轻言。
诗中用了千里草的典故，熟悉三国的也应该知道：何进为了清除宫内的宦官，向“千里草”董卓借兵，最后导致董卓专政。
由此可见，林旭对会议决议的游说借兵袁世凯，不以为然。
这天晚上康党的活动，就是大家在各种书籍和影视作品中看的很多的了－－谭嗣同夜访袁世凯。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这一段，梁启超在《谭嗣同传》和袁世凯自己的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载，大家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也多。但是，根据现在发现的资料，我来做些补充。
谭嗣同来到法华寺，见到袁世凯，先说了当前的时局，对皇帝大大不利。荣禄将于今年九月（农历）天津阅兵时杀掉皇帝，要袁世凯（农历）八月初五（1898年9月20日，戊戌变法第102天）到光绪皇帝处要朱谕一道，令其带兵在天津杀掉荣禄。然后带领手下兵马入京，一半围住颐和园，另一半守住宫门。
袁世凯一听，魂飞魄散，追问围颐和园干什么？
谭嗣同说：“不除掉慈禧那个老朽，国家不能保。这件事情我负责。”
袁世凯说：“皇太后听政三十多年，深得人心。我对部下，常常教导说忠君爱国。现在你让我作乱造反，必不可行。”
谭嗣同说：“我已经雇了好汉数十人，还给湖南发了电报，一定会召集好多人，没几天就可以到了。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需用你。你只需要干两件事：杀荣禄、围颐和园。你如果不答应我，我立刻就死在你面前。你的性命在我手，我的性命也在你手。今晚必须决定。决定后，我马上进宫，到皇帝那里请旨办理。”
袁世凯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不可以草率决定。而且你想今晚去皇帝那里请旨，恐怕皇帝也不会应允的。”
谭嗣同说：“我自有说服皇帝的办法，他不会不批准我们的计划的。你等着，后天（农历八月初五，1898年9月20日）你到皇帝那里请训时，皇帝一定会给你一道按计划行事的朱谕的。”
袁世凯说：“天津是各国聚处之地，如果忽然杀了总督荣禄，中外官民，必然轰动。而且驻扎在天津的北洋军，还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北京城内，还有八旗兵不下万人。而我袁世凯的军队只有七千，如何能办？”
谭嗣同说：“你可以动兵后，马上把皇帝的谕旨给各个将领看，同时照会各国，看他们谁还敢动？”
袁世凯说：“本军粮食器械子弹，都在天津营内，存的不够。必须先把粮食弹药运足，方可用兵。”
谭嗣同说：“那这样，你可以先请皇上把朱谕交给你，等你布置妥当了，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立刻动手。”
袁世凯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只是恐怕一旦泄密，必将连累皇上。你千万别让皇帝给我朱谕。你先回去，容我熟思，布置个十天半个月，再告诉你我准备怎么办。”
谭嗣同说：“皇帝早就急了，已经给了我一份朱谕在手，我们今天必须拟定一个办法，我才能到皇帝那里复命。”
说完，谭嗣同出示了杨锐墨写的光绪皇帝的密诏。
袁世凯说：“这不是皇帝的朱谕，而且上面没有杀荣禄、围颐和园的说法啊？”
袁世凯当然知道朱谕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谭嗣同手里的当然不是朱谕。
谭嗣同扯谎说：“对，朱谕在林旭手中，这一份是杨锐抄给我看的。我跟你说，皇上确实有此朱谕，在三天前就发出来了。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给我，差点儿误了大事。谕旨内所说的议良法，就是指杀荣禄和围颐和园。”
袁世凯听后，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又说了些别的把谭嗣同打发走了。
这天晚上，康党其他人物也没有闲着。康有为和杨深秀、宋伯鲁在一起，他向二人出示了《瓜分图》。这个图现在的历史教科书还作为插图，图上用熊、鹰等动物代表个列强，伏在中国版图上。图边还有2行字：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康有为向二位御史大人讨论这张图，是有他的深意的。
个人认为光绪只是想利用变法派来获得实权而已,一旦成功除掉慈嬉,他就不会容忍变法派把自己变成一个立宪政体下的挂名皇帝,到时候随便找个罪名(如康有为曾要求剪辫子等)就可以把康党干掉。而在满清的历史上，触动旗人利益的改革者都以惨败告终（早先的肃顺很大程度上也是倒在这一点上的），这是和满清政权的特殊性和先天不足有关的。换了是明朝搞君宪改革，阻力可能小点，但成功的几率依然不大（根源是中国没有日本的萨长一样可以和中央对抗的诸侯）
启功先生（爱新觉罗家族）就曾说光绪其实是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只是不甘心作亡国之君而已。光绪高大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后来康党到海外的宣传，以及百姓对他不幸遭遇的同情而已，就他在亲政前后的所作所为看来，他的才能和报复远不能和日本的明治相比，更何况他的对立面更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