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真是至理名言。当然这里的提出问题，并不是随随便便提出一个问题，而是提出一个好 (well-defined) 问题，一堆问题中最有希望 (potentially solvable) 最有价值(potentially valuable）解决的问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需要对现有科学技术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笔者不敢和科学巨匠们比肩，只想也来提出一个问题，和大家聊聊。这个问题包括下面两个小问题。
（1）司马迁在《史记》里感慨：我越来越不明白了，为什么历史上往往好人没有好报、坏人却活得潇洒自在呢？
（2）鲁迅先生在小说《故乡》有一段抒情文字：听着船底潺潺的水声，我知道我再走我的路...希望他们不要象我的辛苦漂泊而生活，不要象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要象杨二嫂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第一个小问题可以理解为分析问题原因（为什么），第二个小问题则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怎么办）。这两个小问题是紧密关联的。不过，在讨论这两个问题之前，需要先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也就是给问题下一个定义，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好人与坏人，这样一个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概念，表面上似乎挺简单，实际上却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好人的特征和坏人的特点，而且可以举出很多好人和坏人的例子。但是要给他们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却很难。一个科学的定义，包括内涵和外延两个基本方面。内涵，要解释被定义的对象区别于其他对象的根本特征；外延，要给出对象所包含的具体范围。对好人和坏人，要给出其内涵和外延都是很难的事情。
先说内涵。我们可以大体上将好人的内涵用“真”、“善”和“美”来表示，将坏人的内涵用“假”、“恶”和“丑”来表达。或者我们可以从人性的角度将好人的内涵解释为“善良”、“温柔”、“体贴”、“勇敢”、“真诚”、“积极进取”、“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等等，将坏人的内涵解释为“凶恶”、“暴躁”、“残忍”、“堕落”、“危害他人和社会”等等。这样的解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逻辑问题：我们是不是给出了好人和坏人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第一点，这些条件是充分的吗？也就是说，是不是一个人只要满足了这些特征他就一定是好人或坏人？答案是”通常是，但不一定“。第二点，这些特征是必要的吗？是不是说一个人没有这些特点就一定不是好人或坏人？答案仍然是”通常情况下是，但不一定“。社会是复杂的，要给出这样的定义是很难的。遍观中外历史，我们可以找出很多例子，这些例子以后再慢慢谈。这是第一点，这样的解释存在逻辑问题。上面解释的第二个问题是实际的操作问题：就算弄清楚了好人和坏人的基本特征，我们在实际中怎样去用清楚一个人表现出来的是这个特征而不是其他特征？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他的真实特征还是他装出来的？这也很难。要做到这两点，不光需要一个人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对问题的深刻理解，而且需要时间，特别是第二点，“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个人觉得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对这些很难的问题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相当深刻的解释。当然，我个人觉得文化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再说外延。我们需要知道那些人是好人，那些人是坏人。这当然更是一个难题，首先是由于上面所说的标准问题和实际的操作问题。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简单的将一个人归类为好人或坏人。人是会变的，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人（甚至相同的人）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同一个人，当其行为表现出“真”“善”“美”的时候是好人，当其行为表现出“假”“恶”“丑”的时候是坏人。这样问题就更复杂了，社会和环境的多变性让人担心不已，这在一些环境多变而且利益冲突激烈的领域里表现的特别突出，象政界和商界。以前社会主义革命中，经济基础决定的阶级成分被用来区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很了不起的创举，它将人分成几个阵营，一下子将复杂的问题明确了，这在以前的革命岁月里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不过，这也有将问题简单化的一面，用在和平时期的建设中，就显得不足了。在文革岁月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吃过这方面的苦头的。
这有点扯远了，不过我们至少尝试了去定义“好人”和“坏人”，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尝试的结果并不乐观，甚至有些让人容易产生挫折感。不过，让人感觉更不舒服的还在后面，这就是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来源于司马迁的感慨：为什么遍观史书常常感觉“好人没有好报”，而“坏人却潇洒快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