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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抒
◇毛泽东发明“文化专政”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几句话，是毛泽东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等。那“封、资、修”便是毛泽东“文化专政”的对象。
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所以八月初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用一个“旧”字替代了“封、资、修”：“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四旧”真是通俗易懂：“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其实，共产党里嗅觉灵敏的人已经抢先行动起来了。譬如山西省会太原，四月间中共新派去一个市委书记。他从北京刮来的风里嗅出味道，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砸古迹：“决定把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祗保留十几处，其余通通毁掉。”据作家慕湘记述：“芳林寺，一个上午全砸毁了。省文物馆的高馆长闻讯赶去，拾回一包泥塑人头，含着眼泪送给我看。晋祠本来是国务院重点保护单位……几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当初为了陈列东方艺术而集中起来的大批木雕像，也都劈成厨房的柴薪。我见了急忙跑回住处，拉来同住的山西省副省长郑林同志，才把一个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像从斧头下抢救出来。”(1)
◇中学生发起“破四旧”运动
共产党领导的学校，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纪要，作为文件传到各地后，毛的指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2)广为流传。中学生里对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别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中共干部子弟们，从小喝党的奶水长大，不曾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自一九六六年春起，他们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四周，寻找革命对象。从六月开始，学校停课，中学生们先在校园里革老师的命。老师打腻了，便杀出校园去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命。毛泽东的“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更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灵感：“破四旧，立四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卫兵破四旧”，不过毛泽东“文化专政”的一次实践而已。
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谍——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3)
次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来自全国各地、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共产党的干部子弟们荣登天安门。集会到下午才散，除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第一○一中学将美术教师陈宝坤围殴至死外，当天红卫兵们没做什么大事。惊天动地的“砸烂旧世界”的行动是第二天清晨开始的。
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更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
◇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一九○○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
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 “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皆反动派
北京体育学院就在颐和园附近。两派学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
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红八月”过后，笔者到颐和园试图寻找幸存的人物画，发现一个不剩，连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都没逃脱一“破”。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县建于唐代的慧剑寺，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他们是强盗，重的是一个“钱”字。那壁画流失到国外，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但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他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所以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4)
◇一千万户被抄家
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5)。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6)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7)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8)。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9)。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10)。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11)。
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后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届时他正在香港为父亲做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匆匆赶回，却被中学生抄了家。郭氏爱好玉器，珍藏百余件名贵玉器。在红卫兵眼里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毁无遗。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被斗了无数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国画院画家惠孝同作的画。但此时国画家几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访问印度时印度友人的赠品，老舍转赠给惠孝同的。“看你们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的！”抄家者举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将象牙砸得粉碎。他们将画室砸得一塌胡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却认为刻瓷艺术品也是“四旧”，把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12)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对象。他与妻子、女作家谢冰心夫妇的家被抄后，中央民族学院办了个“修正主义生活展览”，将从他们家抄出的物件，以及从别人家抄出的东西，一并算在他们二人的名下，对全校开放展览。他们家既无金银财宝，又无杀人武器、变天帐，只好拿皮鞋、料子衣服、进口手表，各种“封、资、修”的书籍等，凑足了一个展览厅。(13)
◇焚书烧画远甚于日寇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十余年在全国搜购，曾征得四十六万册珍贵书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那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该馆董事长、名学者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14)
被日寇焚毁的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可是张元济哪里会知道，倘若那几十万册书当年不曾被他搜购起来中，仍散存在全国各地，能避过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浩劫的恐怕不会很多！“破四旧”远甚于日本人制造的那场浩劫百倍！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15)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后，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16)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17)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欢藏书，曾对周恩来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后，这些书就归国家。”到六六年时，他的藏书与已逾万册。附近一个中学征用他的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18)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
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普陀区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烧被止住前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江青点名咒骂名画家齐白石后，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进“牛棚”时已七十五岁，能活下来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则不如他幸运，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19)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20)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余张。(21)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22)
边疆也不例外。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23)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烧掉。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24)
◇改名字比赛席卷全国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 绸布，店名都属“封”。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后，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
卸下门匾，送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泽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25)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毛听到她的名字后说道：“要武嘛！”自此宋彬彬就变成了“宋要武”。一时间，改名字比赛立即席卷全国。
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毛泽东”，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毛泽东”。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仁、义、礼、智、信”是国民党的信条，所以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胡同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 “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胡同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26)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戕而死。(27)
朱元璋时代避讳不得说“猪”，这“避讳”本是不折不扣的“四旧”。如今江青却拾起“避讳”，把它变成了 “四新”。她替出身“黑五类”的钢琴家殷承宗改名为殷诚忠，从“继承祖宗”改成“对党忠诚”。京剧演员钱浩粱，姓氏上粘了铜臭的“钱”字，江青乾脆把它改成了没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土匪，因脸上有撮毛，人皆称他“一撮毛”。江青从那个“毛”字联想到夫家毛泽东，一声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伦不类的“野狼嚎”。
◇抄收少数民族服饰
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汉人的特权。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否反动、是否需革命，以汉人的文化为唯一的判定标准。所以少数民族的文化整个成了革命对象。譬如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金银首饰、银币也被列为” 四旧“没收。凡是花纹、图案、绘画没有革命内容的器皿、刺绣、服饰、家具等等，都算为”四旧“，一概捣毁。” “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变民族服装，交出首饰和服装上的银饰佩物，仅哈播一个乡就收交了首饰、银元八十多斤。”(28)
◇革命从头革到脚
马、恩、列、斯、毛，胡须一个比一个少。所以蓄胡子的人也遭了殃。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黄治中的一尺余长的银须已蓄留了几十年，现在突然发现那是“四旧”，祗得忍痛割爱。
女人的长辫也是革命对象。宁夏固原县设了一个剪辫子站，赶集路过的姑娘凡留有长辫的一律强行剪掉。(29)
一些头发留得稍长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归国访问，一到广州就挨了一剪子。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他们时说：“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后代应当高兴”。(30)曾三次蝉联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说了一句“红卫兵剪人家头发，怎么不去剪毛主席的？”算是攻击伟大领袖，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斗争。(31)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声援红卫兵，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32)尖头皮鞋并不多见，于是凡头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面消声匿迹。一般人也没有。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青年革命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33)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在天津见到的“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 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34)
◇龙、凤皆属“四旧”
共产党是马克思的传人，自从共产党上台，“龙的传人”的说法就在中国消声匿迹。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真有一眼“龙井”。那块写着“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学生砸毁。河南安阳县自明代完好保存至今的九龙壁，被砸成了一堵颓壁。(35)
龙是“四旧”，凤亦受累。广西南宁市邕江大桥的栏杆有凤凰浮雕，皆被砸毁。浙江建德县审查各类商品，凡商标上印有龙和凤图样的，一概没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烧，恰如当年林则徐焚烧鸦片。
当年十月，毛泽东表弟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从湖南到北京向毛泽东告御状，告诉他湖南农村怎样砸“老祖宗积攒下来的古董”：“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烂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朝阳、百鸟朝凤的图案打烂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放火烧掉……绣花鞋裹脚布也当四旧之物展览。注滋口还把花露水、雪花膏当资产阶级用品倒在河里……”“打烂了人家的神龛，撕下天地君师父母的神位……换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泽东选集 ……”(36)
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把舞台上牛鬼蛇神穿的龙袍戏衣、凤冠、玉带、朝靴等戏装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庙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点起大火，烧了个一乾二净。
焚烧戏装道具之风刮遍全国。各地方剧团的戏装道具均在被“破”之列，如湖南宁乡县花鼓戏剧团的戏装道具，“绝大部份被毁。”(37)连僻远的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文化馆的戏装也中学生搬到街上，一一焚烧了事。
◇全国的狮子都遭殃
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对保护文物出过不少力，一九六○、六一年间曾发布一系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各省、市、县亦循例将当地主要历史文物纳入重点保护的名单。但如今周恩来却也赶起革命时髦来。他对北京“革命师生”说：“狮子非搬掉不可，对狮子来一个最后通谍，连我们这个（包括新华门在内）狮子统统搬掉了。对狮子下最后通谍，我是同意的，因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38)
这一来，全国的狮子都遭了殃。大连星海公园一对汉白玉狮子被砸得腿断身残。沈阳辽宁省博物馆门前的一对彩陶狮子被砸烂。湖南宁乡县乡间，桥头多有石狮子为饰物。那些石狮子“在破四旧中绝大部份被毁。”(39)江西安远县宗祠，门前多立石狮，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狮，门楼镶嵌石雕门额。“红卫兵扫四旧，视石刻为封、资、修的产物，肆意毁坏，今存甚少。”(40)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存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母狮身上还有五只幼狮，是一件艺术珍品。如今，那对狮子成了周恩来所说的“封建产物”，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当夜，省城太原发去电报，说是要执行周总理的指示保护文物古迹。但是太迟了，残破的狮子已被拉走，扔进了臭水坑。(41)
◇“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就说过：“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42)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文才回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某日，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诧异室内室外都见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欢养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头脑机灵的周恩来马上表示赞成毛的意见，回家后立即通知下属，将两间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园。
中共打天下时的总司令朱德不认为有必要像周恩来那样迎合毛泽东。他照样伺弄他的兰花。可是“红八月”中的一天，他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他心爱的几盆兰花被孙子砸了，气得举起拐杖打去：“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但这时举国都在“破四旧”，他没有办法保住他的兰花，便将剩下的兰花悉数送给了北京花木公司。(43)
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有名贵兰草。该寺的兰草全被毁掉，包括几年前朱德访问故乡时赠送的兰草。与朱交流过兰草栽培技艺的和尚仅从红卫兵手中夺回一只花钵。(44)
长春不少人养植君子兰，全城的君子兰都被拔，毁成泥。仅少数人养植能手将君子兰藏于下水道、废品库，甚至藏进动物园的老虎圈中，方使君子兰未得绝种。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每座楼前都有个花圃。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一个楼的南区，花草还得为这些无产阶级新贵服务。而北区的花草就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被革了命。两年后北区要重新接待外宾时，两座楼前的花圃里却分别是无产阶级的菠菜和玉米。紧急调动一个班的战士一一铲掉，然后再到处找花。偌大的北京城竟然无一处能找得到花。幸亏天坛公园一位老花匠藏了一些盆花，方才救了急。
花草是资产阶级，树木也不够革命。杭州郊区望江山疗养院院长热心种树，全院都是浓密的树荫。他不爱革命，就爱种树，被指为“种树院长”，关押批斗。不久尸体从富春江里捞起，无人知道他被打死还是自杀。
◇各地孔庙无不遭殃
还在文革之前，“四旧”已属被破之列。王阳明（公元1472—1528）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当局平毁无遗。(45)
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46)山东莱阳县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47)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大小宝塔被炸毁
唐代高僧褒禅结庐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48)
浙江三门县文峰塔被炸毁。(49)山东莱阳县文笔峰塔，“塔身总高约二十五米左右，文化大革命中毁没。”(50)江西崇义县文峰塔，当地《县志》形容为“高耸插天”，如今被指为“四旧”而拆毁。(51)
意大利有个“比萨斜塔”，湖南武冈县也有个斜塔。该塔由砖砌成，七级呈八面角锥状，各级檐下均画有精细的飞禽走兽、亭台楼阁、树木花草。古《武冈州志》记载：“泗洲塔……在东门外，宋元丰元年建。”算来已有九百年历史。该塔不仅历史比比萨斜塔更古老，塔身倾斜度也大于比萨斜塔。如今人们祗用了一百公斤烈性炸药，就一下子轰倒了它。从此再也没人为武冈斜塔为什么斜而不倒而费脑筋。(52)
◇被毁的文物古迹数不清
全国人民一起来革命，毁坏的古迹多得如芦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浙江人砸了徐文长的故居。明代文学家、画家兼书法家徐文长（徐渭）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四百年来不废修缮，完好如初。一九五五年，陈姓书屋主人将它捐给国家，以求永远保存此一重要文化古迹。徐氏一生除做过一阵浙闽总督的幕僚，为荡平倭寇出谋划策外，不曾当过官。如今也被指为“反动封建文人”，“青藤书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栏则被砸碎。只因文物工作者闻讯先转移了一批文物，日后方得以修复。
绍兴还有个兰亭。“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
…“因东晋书圣王羲之这篇《兰亭集序》，兰亭成为文化人心中的圣地，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景仰者去兰亭流连凭吊，一千六百年间从未断绝。如今因王生时曾任右军将军，名列”帝王将相“，王墓被砸不说，兰亭亦被殃及而毁坏。
江苏人砸了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吴氏诞生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是“四旧”，因此吴氏故居“被毁为一片废墟”。(53)
安徽人砸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故居。吴是全椒县人，一九五九年，当地政府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如今文化要革命，吴敬梓故居也没逃得脱。(54)后来有人到全椒，向县委书记打听吴敬梓故居访问，县委书记竟然问：“吴敬梓？哪个公社的？”
安徽滁县琅琊山脚有个醉翁亭。“环滁皆山也。”这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首句。这篇文章经另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琅琊山脚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红卫兵认定欧、苏都是封建文人，前去革命。他们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山东人革了《儒林外史》作者蒲松龄的命。蒲氏神鬼狐仙五百篇，篇篇不讲毛泽东思想，可知是个反动权威。红卫兵找不到什么“四旧”来破，只好鞭他的尸。
可是掘开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烟筒、一迭书外，只发现四枚私章，白忙了一场。(55)
◇古建筑惨遭扒拆
唐诗“渔阳鼙鼓动地来”中的“渔阳”即今河北蓟县。县城中心鼓楼有个“古渔阳”匾。地名本无新旧，但该匾是清代官员书写的，因而被卸下焚烧。广州越秀山顶的五羊石雕，出自五位仙人驾祥云到广州下凡的古老传说，当然是宣传迷信，也该砸。只因石头太硬，红卫兵砸断几根羊角后就没再砸下去。
清高宗乾隆下江南时，对无锡惠山寄畅园喜爱有加，命在清漪园即今颐和园内仿建，这就是今颐和园内的谐趣园。寄畅园内乾隆手书“雨中游惠山园”碑被砸毁。（文革后依旧拓片重刻此碑）
上海宝山县城内，宋抗金大将韩世忠驻节之参将署门前的“江南重镇坊”，在“破四旧”声中被拆除。(56)浙江临海县，县城六座牌坊全部被拆毁。
河南省延津县城南街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庄严。殿阁式屋顶，脊上蹲兽造型生动。梁柱板壁，浮雕花纹通体皆画，或为飞天仙女、诵经立僧、演奏乐伎，或为闹梅喜鹊、报晓晨鸡、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称为花牌坊。这个被公认为“河朔诸县石坊之冠”的牌坊，于一九六六年“毁于红卫兵之手。”(57)山东肥城县，“破四旧”中“近千件文物丢失；十一处古墓、二十二处古建筑、十处古遗址、三十多块重要石刻遭到破坏。”(58)
任何一个大城小镇都有贩夫走卒会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头惨，过往君子听我言……”京剧《玉堂春》流传百年，“苏三起解”也被唱了百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关押苏三的监狱是全国保存得最好的明代监狱。苏三案情的档案也一直保存着，按周恩来的说法，“解放洪洞县时，苏三的档案还在呢！”(59)国务院曾将关押苏三的监狱定为应当保护的文物。但根据“衙门八字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说法，洪洞县政府大门向南开，属“封”，必须向西开。西墙外正是当年关押苏三的那座明代监狱。“一个婊子有什么可纪念的？拆！”保护文物和保护自己不能两全，洪洞县政府的书记大人祗好保护自己，拆掉苏三监狱，将县政府大门改向了西。虽然八十年代重新修复，却已不是明代建筑。
◇焚烧家族宗谱
家族宗谱也是“四旧”。湖北通城县焚毁的十万余册古书中，有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60)
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的祖先在太平天国年间避乱北上，定居北京已四代。一九五六年他曾率梅氏剧团到江苏泰州演出并寻根。北上梅氏与老家早无联系，但根据泰州梅氏族人保存的家谱中对北上支系失散一事的记载，梅兰芳寻根成功，拜了祖坟。文革时梅兰芳去世已五年，却仍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那本梅氏家谱也被红卫兵烧成了灰。(61)
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的长女刘小蕙是上海外语学院教师，也是“抄家对象”。抄家时，她家中保藏的资料被扔出窗户，在弄堂里烧了四五个小时，《刘氏家谱》就此永远消失。(62)
浙江绍兴的范家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裔。在眼看家族宗谱要被烧毁的时候，其族人想到了本族的名人、历史学家范文澜。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或许他那里是安全的。他们将一套《范氏宗谱》邮寄到北京范文澜处，他在文革中安然无恙，这套《范氏宗谱》总算保存了下来。(63)
◇“横扫”民间文学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传，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新疆说唱文学《江格尔传》是民族文学的奇葩，德国近二百年前就翻译出版，俄文版问世也有一百多年。如今中国的《江格尔传》却被抄尽烧光。说唱《江格尔传》艺人“江格尔齐”无一不被斗争，有的甚至被拔了牙，无法再唱！
西藏民间故事《格萨尔》，是世界少有的长篇巨制，一百五十万行，一千二百万字，以艺人说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一千多年。文革后，藏族民间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艺人都被斗争、禁止说唱。他们收藏的手抄本则一律没收销毁。座落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岭国寺里当年格萨尔王用过的宝剑、长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几十部用金字书写的有关岭国（今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历史人物的传记，全都没有逃过这场灾劫。(64)
文革前，青海省文联收集整理《格萨尔》，已编译了八百万字。现在，这成了青海文联“文艺黑线”的罪证。在“破四旧”中，“焚烧了已编印和从老艺人口中记录的大量资料，三十四本汉译纸型全部被送入造纸厂。”幸亏青海文联“一位同志仓促抢救出《格萨尔》手抄本珍贵资料，藏入地洞。一部份珍贵资料才被保存下来。”(65)「汉译本于一九八一年出版」
文革前贵州文联“已编印的贵州二十多个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间文学资料，几乎荡然无存。”一九五○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十七年中经广大群众搜集的大量民间文学原稿，大都被送进造纸厂，幸存者很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属“砸烂单位”。“一九七二年，在处理所谓‘砸烂单位’中，民研会所有库存的自建会以来编印的各种民间文艺书籍、刊物、内部资料，全部被当作废纸送进造纸厂。”(66)
民间音乐属“封”。福建省文联“花了三年多时间采集的可连续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时的一式两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唱段，全部被毁。”(67)
◇文稿史料大灾劫
许多珍贵书稿、史料未及出版就被焚毁，损失无法计量。
河南修武县有个出生于祖传世家的老兽医李荫香，年近七旬了。从医五十年，救治牲畜无数，有“活马王爷”之称。他积几十年心血总结、创制的验方及亲手抄录的药书全被付之一炬，气得他当场晕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辞世。(68)
《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在战争年代作了十几年笔记，约一百万字，在行军打仗最艰苦的日子里，曾托老乡埋在地下，保存下来。而今他是“大右派”，文稿全被抄走，一把火成了灰烬。
法学教授徐恭典退休后，在家乡浙江常山县潜心著书，十年间写的文稿全被烧毁。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被关进了“牛棚”，其小说《战寇图》的手稿从此下落不明。人民出版社编辑牛汀曾被打成“胡风分子”，是当然的抄家对象。他的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的书稿被抄走，就此失踪。
中国科学史专家胡道静专攻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日本同行推他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日人翻译此书时就以他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证梦溪笔谈》为参考依据。六六年春，他的新作《梦溪笔谈补证》已写成四十多万字，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为之题了封面、写了序。可是未及出版，那本书稿就被烧成了灰烬。(69)
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邵飘萍一九一八年创办《京报》时，是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导师。青年毛泽东曾数次登门拜访，并接受过邵氏金钱上的接济。因《京报》言论开罪军阀，邵于一九二六年被奉系军阀杀害。如今革命革到邵飘萍，《京报》馆旧址和邵氏住宅内的藏书、手稿、资料图片，全部被抄走。邵的发妻汤修慧则按当时“地、富、反、坏、右”遣送回籍的原则，被赶回浙江金华。直到第二年汤女士致书毛泽东、毛批示同意后，她才获准回到北京。
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二六年退出后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包括驻苏联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古董字画被烧毁砸烂不说，他的尚未出版的《使苏日记》的文稿也抄走。该书稿记录了当年国民政府与斯大林、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辛，佚失后再也无处寻觅。(70)
江苏省如皋县中学的学生从老师俞竹筠的家中抄出四封作家老舍给俞竹筠的信。那是十年前俞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将自己的习作寄给老舍请教后老舍的回信。那四封他一直珍藏着的老舍信札，如今成了学生的战利品，被一一撕得粉碎。(71)
中山大学老教授粱宗岱二三十年代在诗坛风云一时，曾被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为“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他珍藏了二十多封罗曼·罗兰和瓦来里写给他的信，如今被抄家者发现，全部被毁。(72)
一九五五年入狱的潘汉年是中共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一九三○年三月，他主持成立左翼作家同盟。一九三三年底，他作为中共的代表与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第十九路军谈判。红军长征时他是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长。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他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七年初，他陪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秘密谈判。抗日战争后期，他奉命与日本、汪伪集团秘密谈判反蒋事宜。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主持工作，将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秘密送到中共控制的地区。他脑子里存有大量中共的史料。文革开始时，他已写了几十万字的自传。可是审讯者说他写的自传是“变天帐”，当着他的面下令烧毁。他被两条大汉钳住，祗能绝望地喊道：“你们不能烧啊，要烧，烧死我吧！”文稿被烧光后，潘汉年至死没再动笔，他脑子里的无数史料便与他的躯体一道火化，永远堙没了。(73)
◇自己关门焚毁资料
因怕惹祸而自己关门烧掉、毁弃的珍贵物品不知凡几。画家李可染藏有一幅齐白石所赠的画，上有齐题的几个字：“可染弟子书画可以横行天下。”李氏无处藏画，又怕“横行天下”惹祸，只好采取笨法，用剪子剪去了这几个字。
同任何外国人联络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曾经到过外国的学者无不胆颤心惊。
著名的物理学家黄昆是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的老同学、老朋友。
几年前，他曾收到杨辗转托人送的一本《基本粒子——原子物理上一些发现的简史》。杨振宁在扉页上题了词：“给黄昆：纪念我们共同了解现代物理秘奥的时日。”
当时形成的热情的友谊没有随时空的隔离而消失。“现在，黄昆舍不得毁掉这本老朋友的著作，又怕杨的名字惹来横祸，思量再三，不得不撕去毁掉了杨振宁题字的那一页。(74)
曾经是名记者的萧乾，四十年代为研究英国二十世纪伟大作家摩根·福斯特「《印度之旅》的作者」，曾同福斯特频繁通信，存有福斯特给他的八十多封信，其中有四十多封从没复制过。在“红八月”的恐怖中，他的妻子文洁若被扣上一顶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跪在机关大院的一辆平板三轮车上示众。萧乾身为“右派分子”，知道若一旦让红卫兵抄出那些“外国人”的信，他们断无生路。他无计可施，当晚看着姐姐将爱·摩·福斯特的八十多封信一一送进了火堆。一代大作家福斯特的珍贵史料就这样消失在了北京城的火堆之中。(75)
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虽已八十五岁，其子女仍耽心抄家者会从马的文稿中找出毛病斗他，于是将马的书信、手稿，包括他多年撰写的《农业经济学》手稿，全部连夜烧毁。而由于周恩来指示过保护马氏，他的家后来并没有被抄。
自从一九五四年起就担任毛泽东专职医生的李志绥有写日记的习惯，为毛工作十几年，积累了十几本日记。因恐惧红卫兵抄家，他在一个晚上将日记全部付之一炬。(76)
沈从文保存了四十年的书信存放在他大哥处，全部被烧；几十年间康濯给孙犁的信，一直一捆捆地放在书橱中，如今也交给了一把火。(77)作家巴金存有其大哥给他的信，珍藏保存了几十年，如今巴金知道自己是革命对象， “不得不偷偷地烧掉”了。(78)
上海女昆曲演员岳美缇保存有上海戏剧学校校长、恩师俞振飞的一百五十多封信。文革一开始，上海市文化局派人找到岳，说：“ΧΧ已上交了俞振飞给他的五十多封信，你也和他通信，马上回去拿。明天一早交到文化局来！”岳不得不从俞的信中挑出十余封不会给俞惹出麻烦的信上交，将其余的信烧掉。她记述道：“我一个人躲在二楼晒台的角落里，划着一根火柴，一边流着泪，一边把那一封封弥足珍贵的信件扔进火苗中……”(79)
曾经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包惠僧，二十年代末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政府里作过官。一九四九年底，他从澳门到北京，重回中共怀抱。周恩来给了他一个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职位。他与中共创始人、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号仲甫）关系密切，他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陈指定的。他收存有陈独秀自一九二○年起先后给他的一百多封信。几十年间他走南闯北，一直带在身边，精心保存。后又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写了前言，题以《陈仲甫先生遗墨》，以图永久收藏。可是“红八月”的抄家风刮来，他挨了一顿棍棒后，吓朦了，竟让子女将那一百多封信全送进了火堆！(80)
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名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反动书画”累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了苏州河。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将全部“四旧”交到机关后，默默地把他多年来的木刻原版摞在冬季取暖的大炉子旁，然后点着火炉，任儿子在一旁放声大哭，默默地将木刻版一块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后，于一九六二年到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文革一来，他是当然的牛鬼蛇神，日夜批斗。他在十二月间自杀身亡之前，将自己毕生珍藏的历史文物全部烧掉。他一边烧，一边放声大哭：“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81)
◇想尽方法丢掉金子
当时中共领导人康生说：“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就是六十吨；白银十二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一些……成绩是伟大的。”(82)
因为多年兵荒马乱，中国人凡家中有点积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备动乱年月衣食无着。但在革命小将看来，金子是资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动派的象征。许多人在抄家被抄出金银首饰，因而被活活打死。
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没有金子，可是她母亲有一些金子，母亲误以为子女没有问题，偷偷地将金子藏在了女儿女婿的箱子里，没有告诉他们。何敏不知道箱子里有母亲偷放的金子。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了金子，当场将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个坑埋了。何敏则被送进监狱，判了十年徒刑。在关押了九年半之后，她在狱中悬梁自尽。(83)
命都没有了，要金子何用。一时间人们都闻金丧胆，唯恐因被抄出金银而送命。凡家中有金银首饰的，想尽一切不显眼的方法丢掉了事。最多使用的方法是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里，因为这样做最安全。只有一个例外：天津一对刘姓夫妇乘抄家者还没光顾他们家时，先将金锭、金镯子和金戒指装进一只信封，没封口也没署名，乘夜色投进了邮筒。红卫兵在他们家抄家时没什么收获，他们也庆幸没因黄金惹祸。但十六年后家庭经济拮据，他们想到了当年扔掉的黄金。怀着问问无害的心情去邮局一问，竟发现当年的邮递员张大同取到那个信封后，在邮局的《拾物登记簿》上作了详细记录。该夫妇领回了一笔现款，比将金银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的人不知幸运了多少。
有些四出抄家的红卫兵，特别是仗着老子是高干的干部子弟，借“破四旧”的名义中饱私囊，所以，当时的江苏省公安厅长洪沛霖认为红卫兵“破四旧”就是抢劫。他对副厅长顾亭说：“现在还要偷吗？只要有个红袖套，到人家拿就是了。”
公安部要各省公安厅汇报红卫兵的战果，他却指示说：“趁这个机会，把红卫兵抄家中的问题报上去，叫中央也知道知道。”(84)
其实，下面不报告，中央也知道。当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接见的高干子弟红卫兵，有的裤袋里就装着抄家得来的金条。正如叶剑英元帅所说：“有些青年，特别是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有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后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在城楼上）拾到一些金条。”(85)当时他们祗是贪点小便宜，并没有想借此发财。十几年后中共对外开放，港、台商人进入大陆收购文物，他们才发现国宝级文物可以使他们终生享用不尽。中国的国宝大量流失海外，祸始于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抄家运动。
◇“消灭伊斯兰教！”
宗教界的“破四旧”，不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中共一九四九年控制政权以后，到处拆庙庵、赶僧尼。譬如，浙江建德县“一九四九年有寺五十五座，庵五十一座……建国初期，寺庵大部份被拆除或改作他用，僧尼相继还俗。”(86)辽宁台安县，“各寺庙在解放后均被征用或分给群众用，现庙宇已无存。”(87)
五十年代有部电影《古刹钟声》，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一座古刹里伺机搞破坏。四川丹棱县委书记看了电影，连想到该县有个千年古刹竹林寺（五代时诗僧可朋在此住过，又称可朋祠），怀疑它会成为特务潜伏的据点，下令拆除，并强迫寺僧全体还俗。那个千年古寺由是平毁无遗。
到文革前夕，全国的宗教场所已残存无几。
一九六六年八月，红色风暴从天而降。台安县回民作礼拜的清真寺完全被毁，阿訇被批斗，家产被抄没。(88)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大拆清真寺。譬如海原县，仅三四天时间内就拆除清真寺六十七座、庙宇十七座。(89)
可幸的是，宁夏最大的清真寺一九三六年曾被中共红军征用，红卫兵看到门前写着“陕甘宁省豫旺县回民自治政府旧址”的牌子，知道那是党的“革命圣地”，因而未在该寺搞破坏。
历来汉、回就有民族纠纷，但从未弄到汉人强迫回民吃猪肉的程度。如今共产党不信邪，硬指回族不吃猪肉是 “四旧”。中共青海省委强行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猪，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连清真寺的阿訇也有交购指标、不得例外。清真寺成了养猪场，回民农家盖起了猪圈。穆斯林们忍气吞声，有的不得不买来猪上交。
九月十二日，外交部长陈毅见到一张《行动起来，消灭伊斯兰教！》的传单，觉得非同小可，立即交给了周恩来。周发现“破四旧”出了格，召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开会，要查出是哪个地方发的传单，可是传单已经传遍全国。(90)他不得不再三对红卫兵表明立场说：“北京大字报贴了很多，有的我们是不同意的，例如《为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斗争》的大字报……”(91) 灭回运动这才告一段落。
◇周恩来鼓励灭喇嘛教
早在一九五八年青海部份藏民以“为民族、保宗教”作口号发动叛乱后，中共即乱捕乱杀，“把当地寺院基本摧毁扫光”，两万多藏民冤死狱中(92)，几占当时全国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一。结果导致一九五九年更大规模的叛乱。叛乱平定后，中共完全无视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区大肆拆寺院、斗喇嘛、毁菩萨、烧经书。
到了一九六六年“破四旧”，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便遭到了灭顶之灾。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为例，八月间，“摧毁了建筑艺术水平较高的文昌庙、南海殿、贡巴寺等四十五座寺庙。烧毁宗教用品及经卷六十八万部（件）……”(93)
八月下旬，班禅喇嘛西藏日喀则的家和青海的旧居被抄光。「文革后，西藏自治区拟折价五十万元赔偿他在日喀则的家被抄的损失，他未接受。」中央民族学院借用外语学院的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斗争班禅。会中曾强迫他吃屎，因为据说有人曾用班禅的粪便做成药丸，给人治病。
出于国际关系的需要，周恩来煞住了那场灭回运动。可是西藏事务属中国“内政”，中共自可以关起门来革命。周恩来对西藏学生说：“达赖叛国……班禅其实和达赖一样，但有区别，（当时）要反达赖就得利用班禅。现在农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就不干了，写出了万言书，反党。”(94)“最近你们对他进行了三次斗争，很好。”“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喇嘛。……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95)
虽然他说“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96)实际上西藏众多庙宇都是在打烂毁坏后才作为学校、仓库利用的。只不过红卫兵为图省事，对大部份佛像仅斩首了事，胸部以下部份皆留下未砸。
西藏觉拉寺有个藏王松赞干布（公元617-650）死后由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的他们二人的塑像，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好守护。但现在松赞干布成了“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儿，都是牛鬼蛇神。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全国佛寺大清扫
一百年前信了“天主”的洪秀全，见到孔子牌位就砸。四十年前的民国将军冯玉详归皈基督后，把开封的千年古迹相国寺和城内城外的庙庵、道观全都拆除，连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大禹的铜像也毁了去造铜元。如今信仰了马列洋教的青年，对佛教的仇视与教徒之排斥异端毫无二致。
相传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坐落在古都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整整一千九百年前。有白马驮梵文佛经。现存白马寺为明代重修，迄今也有近五百年的历史。“破四旧”时它自然也是洗劫对象。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97)
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98)
山西绛县华山脚下，始建于唐、元代重修的太阴寺的壁画，“其绘画艺术之高超可与永乐宫壁画相媲美，可惜毁于十年内乱。”(99)
湖北新洲县始建于唐代初年的报恩寺，规模宏大，占地百亩，毁于“破四旧”。湖南宁乡县密印寺，有唐宣宗御题寺额“密印禅寺”。一九三四年重修时以“鎏金佛像砖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块嵌诸四壁。”“破四旧”时“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后，日本佛教史迹参观团欲前往访问，湖南省政府赶紧斥资维修，方为中国挽回了一点颜面。(100)
陕西省镇巴县建于宋代的篙坪寺，经历代屡次修建，保存至今，毁于一九六六年。惟寺内的大钟重达六吨，红卫兵欲破不成，得以幸存，是迄今中国现有的最大的古钟之一。
唐朝名僧鉴真东渡日本前，曾往浙江湖州一寺院讲经，并嘱咐该寺主持铸一尊铁观音。宋天圣三年，铁观音铸成。九百多年来，因天灾、兵祸，有一半的时间立在风雨之中。可是它不蚀、不锈、不裂，完好如新。近代化验，含有钛、锰、铬等元素，堪称不锈钢。这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一大实证，其制作远在西方不锈钢诞生之前。红卫兵欲打倒这尊铁观音，用铁锤敲、石块砸、大火烧、钢锯锯，都不成功，小将们祗好作罢。事后，几位工人将它藏进煤堆，度过这场浩劫。不幸八年后“批孔”，一个六六年时的小学生发现铁观音的双手是另铸成后装上去的。那个愚昧的青年将双手搞下，送到废品收购站，换了几块钱。那铁观音就从此成了无臂残废。
位于陕西乾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陵园前六十一尊双手合十的石像的头颅均被敲坏。
四川乐山背靠乌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近七十米，无人砸得了。大佛背后乌尤寺的五百罗汉却是泥塑的。红卫兵一一砸去，堪称雕塑精品的五百罗汉全变成了无头佛。
新津县在成都去的红卫兵的帮助下，“将川西名胜”纯阳观“的所有塑像捣毁。全县……绝大多数庙宇的塑像、壁画被捣毁。”(101)什邡县始建于唐代的龙居寺，山口至寺前的山道，本来古柏参天，一九五一年中共为修铁路征集枕木时，已将道旁古柏悉数砍去。如今“破四旧”，目标只在寺内。“寺内神像全被捣毁，门前大狮子被掀入溪涧中，所藏经书全部收缴，殿内器具无存，寺宅为之一空。”(102)
宋朝末年，蒙古侵略军打到四川，宋人在今合川县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会合处构筑钓鱼城，作为全川防御中心。十万军民同仇敌忾，抗击侵略军，坚守了三十余年。公元一二五八年，蒙古大汗蒙哥（元宪宗）中矢死于钓鱼城下。钓鱼城遂成一历史名城。七百年来，积有不少文物。千佛岩上有两千七百多尊三寸高的佛像，“红八月” 中全部被毁。(103)山东济南市南郊玉函山佛峪有九十五尊隋代石窟佛像，除佛身尚完好外，面部全都在文革中破坏。(104)
九月，山西大学的学生到山西五台县佛教胜地五台山去扫荡四旧，除了砸庙宇外，将大多数和尚、尼姑斗争了一通。学生走后，当地党组织下令，将二百八十九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105)老尼姑白银珍（蒙族）
已九十六岁，被赶出五台山后，无处落脚，不得不回到内蒙古草原，与几个亲人相依为命。她大难不死，过了二十年，竟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号老寿星。
五台山曾有一位和尚刺指咬舌，以毛笔蘸血，化了四年时间写下了一部七十五万字的《华严经》。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借到东京展览过半年，并按期原物归还。而今开到五台山的红卫兵将它劫走，这部人间难得的血写的经书就从此消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
八月十三日，安徽休宁县的齐云山的众多庙宇被本县学生捣毁神像两千余尊。
九月初，由屯溪县开来数百红卫兵，将剩下的神像捣毁殆尽。(106)佛教圣地皖南九华山，僧、尼全被勒令还俗，成为当地公社佛教大队的社员。香火既绝，谋生不易，政府补助还俗僧、尼每人每月五元生活费。一些僧、尼则配对成了家。
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哲学家李耳）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这道教圣地是中国最古老的道教宫观。两千年来，道家一直尊老子为“太上老君”。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
福建省南平市郊佛教寺院明翠阁，始建于南宋。四十年代，自空和尚到东南亚各国，一边募缘，一边博览各国寺庙建筑，归来后将该阁修得独具一格。时隔仅二十年，这座名阁就被毁殆尽了。「八十年代按原设计重修。」福建德化县的千年古刹灵鹫岩寺，十六世纪重修后成福建的佛教中心，“破四旧”中被毁。「一九八八年海外华人佛教徒捐巨款修复该寺」(107)
哈尔滨市最大的佛寺极乐寺，全部铜制、木制、泥塑佛像，还有汉白玉石狮子和古文物铁鼎，通通被毁。极乐寺塔本是哈尔滨一景，被“红卫兵捣毁塔身罗汉浮雕八尊，塔内壁画二十四幅，佛像七尊。”该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同样的俄国东正教大教堂之一，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部毁之一旦。(108)
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109)
◇周恩来保护了一批文物
杭州灵隐寺是中国一大国宝。当中学红卫兵要去革命前，浙江大学学生急电周恩来要求保护。周紧急指示杭州驻军与浙江大学的红卫兵合作，围住灵隐寺，使之安然渡过“破四旧”狂潮。不过，周恩来派往浙江奉化蒋介石老家的部队晚了一步。队伍开到时，从宁波去的中学生已经用炸药完成了他们的革命。蒋母墓地被炸平不说，早年蒋介石常去游玩的古刹也被平毁，庙里的和尚则都被勒令还俗去种田，成了人民公社社员。
被称为中华民族“文化长城”的“四库全书”，其中一库即杭州文澜阁。抗战期间，为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库书曾先后抢运至浙南、贵阳、重庆，胜利后才运回杭州。六六年以前，每年翻晒并重点整修。“破四旧”风一起，杭州大学教授宋云彬、王驾吾等与校长陈建功联名电请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周即刻命令封闭文澜阁，全部库书躲过一劫。可惜的是，十年后开封时，库内霉气扑鼻，许多藏书结成了饼块。全杭州的装裱工人加以抢救，协力工作了一年多，方得恢复旧观。(110)
周恩来还派兵保护了敦煌莫高窟。但就全国而言，能保护下来的文物相当有限。大多数政府官员怕被攻击为 “反对文化革命”，不敢出面制止“破四旧”中的疯狂行径。少数有心保护文物的官员也权威不灵。湖南衡山县县长得知红卫兵要上南岳衡山去“破四旧”时，抢先赶到，跪在山下，苦苦哀求青年们不要破坏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迹。但没人听他的。衡山大小一百多座寺庙里的各种珍贵的雕塑品，除了刘备、关羽、张飞三尊恰在部队施工范围内，被苫布遮盖而幸免外，全部被砸毁。
那位县长因而活活气死。(111)
◇保护文物的无名英雄
红卫兵“破四旧”时，普通中国人不敢公开反对，稀世文物能否保存下来，端视当事人聪明与否。安徽安庆市迎江寺有一部明代一个皇帝赐给的全部经文用金水写成的经书，五百年来为寺内的传世之宝。在那“毛主席著作字字闪金光”的时代，如被抄出，绝无可能幸免。因当家和尚及早布置密藏，金书安然度过劫波。
山西平遥县城，保存有中国最完好的古城墙，城内成片的保留有明清风貌与格局的古民居，也属中国绝无仅有。红卫兵破坏前，全城居民发动起来，用黄泥将古城与老屋上的木雕、彩画、装饰全部封涂，使红卫兵无旧可破，古迹遂完整保留。
三十年后，平遥县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江西铜鼓县，有一铜鼓石，“屹立数丈，形如铜鼓……宛如剑劈”，石壁上刻有古人题词多幅，该县亦以此命名。红卫兵开到前，有心人将晋代保存至今的石刻仔细用水泥涂盖，文革后铲去水泥，刻字完好如初。(112)
在孔子故乡曲阜，乡亲们把孔府、孔庙里档案、文书，以及元、明、清代的服装、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等抢救出来，藏匿在各处。孔府前的那对大石狮子四面围上木板，外面贴上“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不敢承担撕毁毛语录的罪责，大石狮子因此未被砸坏。
上海玉佛寺的两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卧，都是无价国宝。为免遭砸毁，和尚及工作人员将玉佛用红纸封住，再将毛泽东的像片贴满佛身。这样，玉佛就因为革命小将不敢碰毛像而得幸存。该寺所藏的唐代以降的经书也预先转移至仓库而被保存。
甘肃治郡已两千多年的汉代重镇武威，即古凉州所在，为重要文物出土之地。
城内博物馆存有精美的道教壁画。当局在得知革命小将可能动手时立即行动，用巨型木板将壁画覆盖，再贴上 “毛主席语录”，珍贵文物遂得保存。
湖北黄梅县有个闻名于世的五祖寺。该县其他寺庙、道观全被砸烂之际，县历史博物馆和文物保管会为保护五祖寺，用盖有“黄梅县文物保管会”印章的封条将各殿封住：“正法眼藏”匾用写有“破除迷信”的纸盖住；梁柱上的“阿弥陀佛”
覆盖上“革命到底”。墙上的花窗、雕砖均糊上白纸，写上革命标语。在附近农村生产大队的协助下，庙里的住持法师将寺院几十箱重要文物用拖拉机运走，无法搬运的玻璃柜中的弘忍禅师（即五祖）的真身佛像则用毛泽东画覆盖，两旁的玻璃则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紧跟毛主席永远革命”。寺门紧闭，和尚们打扮成红卫兵模样，又在墙头打出工厂和学校红卫兵的旗帜，吓退了前去“破四旧”的红卫兵，方将这已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完好地保护下来。(113)
陕西扶风县已有一千七百余年历史的法门寺，寺内宝塔内珍藏着印度佛祖释伽牟尼的手指骨（佛舍利）。唐僖宗登基后，将佛骨连同上千件各种稀世珍宝深埋塔下地宫石室。明万历年间修塔时曾开启地宫，善男信女恭览而未指染。一九三九年，笃信佛教的国民党退休将军朱子桥集资修缮法门寺宝塔时曾发现地宫的石门。他怕宝藏出土后将落到已占领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手中，便对人谎称内里青蛇盘绕，不可闯入。他将甬道封土复原，此后地宫宝藏果然无恙。六六年九月，红卫兵开到法门寺“破四旧”，将地上文物捣烂之后犹嫌不足，又动手挖掘“美蒋特务”的 “电台”。当挖到接近地宫夯土层时，该寺住持梁新法师引火自焚以示抗议，红卫兵们方才罢休。一九八七年重修法门寺，在考古学家指导下发掘地宫，埋没一千一百年的宝藏全部出土，完成中国近代收获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114)
◇当朝权贵无意间保存了部份文物
说来可笑的是，由于当朝权贵从抄家风中捞了一票，许多珍贵文物竟得以保存。
中共领导人康生是抄家物资的搜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红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前副总理龙云、名画家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他将一个心腹召去，指示他带领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后，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后来象征性地付点钱，比如汉朝蔡邕书写的石经的宋代拓本，他付十元，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付五元。另一幅宋画，他看了爱不释手，于是掏出一毛钱，说“这幅画我买了”，就拿走了。
陈伯达也是个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钱杏村）藏书甚丰，五十年代曾捐了八十多本明、清两代的书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他的书房，副总理陈毅、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去看过，陈伯达、康生也去看过、借过书。抄家风一起，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就宣布陈、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这样，阿英的藏书未被毁掉。但到了六八年，阿英全家被扫地出门，“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亲笔手谕，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115)
当朝权贵从抄家中捞了一票。一天正要下班时，文管会整理文物者奉命将所有东西摊开陈列后，被关进一间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们闻声辨人，得知是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在挑东西。
一九七○年秋，江青还约了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十八开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七元钱。(116)
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妇（八件）、江青（三件）、汪东兴（一件）、李作鹏（一件）。(117)
一九九○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他得到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后，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118)
其实，只要还留存在人间，总还有完璧归赵的一天。康生搜罗国宝，祗是在他那个大得“足可以办一所大学”的公馆（康生语）里把玩，毕竟没毁掉它们。曾被他掠入私囊的宝物现在又都回到了国家博物馆。而被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烈火吞噬的珍贵文物，则永远消失，再也不会回到人世间了！
注释：
(1)慕湘《阿英的晚年》，见《钟山》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77页。
(2)《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149、151页。
(3)于辉编《红卫兵秘录》第294页。
(4)《钟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81页。
(5)《当代中国的北京》一九八九年版第一卷第168页。
(6)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二册第9-79页。
(7)一九八六年版《川沙县志》第38页。
(8)一九八九年版《嵊县志》第29页。
(9)一九八六年版《威海市志》第20页。
(10)一九八九年版《江宁县志》第38页。
(11)一九八四年版《青村志》第11页。
(12)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13)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文汇》月刊。
(14)《人物》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五期第133页。
(15)丁力编《风起雨落几鸿儒》第309页。
(16)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第41页。
(17)《嘹望》周刊一九八七年第十四期第42页。
(18)《嘹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五期第39页。
(19)《海上文坛》一九九二年二月号第91页，《世纪丹青朱屺瞻》。
(20)一九八九年版《勉县志》第454页。
(21)一九八二年版蒲山县《鹤山镇志》第93页。
(22)《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7页。
(23)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第265页。
(24)《钟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80页。
(25)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二月号第44页。
(26)引自本文作者保存的该文影印件。
(27)一九九四年版《宣汉县志》第968页。
(28)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第265页。
(29)一九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宁夏》第154页。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教育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负责同志讲话选集》第42页。
(30)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陈毅在全军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的形势报告，同(6)，第二册第10-15页。
(31)《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86页。
(32)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33)《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第71页。
(34)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事件亲历记》第19页。
(35)一九九○年版《安阳县志》第89页。
(36)《新华文摘》一九八六年九月号，艾湘涛《通天人物》。
(37)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129页。
(38)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学校部份革命师生时的讲话，同(6)，第10-44页。
(39)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129页。
(40)一九九三年版《安远县志》第587页。
(41)《当代》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17页。
(42)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第229页。
(43)《嘹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三十五期第45页。
(44)《嘹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27期。
(45)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511页。
(46)一九九二年版《霍邱县志》第676页。
(47)一九九五年版《莱阳县志》第597页。
(48)《含山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5）第20页。
(49)一九九五年版《台州地区志》第877页。
(50)一九九五年版《莱阳县志》第597页。
(51)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513页。
(52)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53)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54)《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60页。
(55)《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66页。
(56)一九九二年版《宝山县志》第920页。
(57)一九九一年版《延津县志》第577页。
(58)一九九二年版《肥城县志》第30页。
(59)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代表时的讲话，同(6)，第四册第12-85页。
(60)一九八五年版《通城县志》。
(61)《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118页。
(62)《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第41页。
(63)《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第38页。
(64)新华社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电。
(65)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贾芝发言第5页。
(66)同上，第6页。
(67)同(65)，万里云发言第3页。
(68)一九八六年版《修武县志》第730-731页。
(69)《新华文摘》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70)香港《百姓》杂志第六十六期陆铿的文章。
(71)《三月风》（北京：中国残疾人杂志社）一九九五年第十一期第23页。
(72)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
(73)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华艺出版社，1989）第52、230页。
(74)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号第62页。
(75)《人物》杂志一九九○年第二期。
(76)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第205页。
(77)《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一期第57页。
(78)《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5页。
(79)《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33页。
(80)叶永烈《名人沉浮录》（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第39页。
(81)南光编《毛泽东和他的四大秘书》（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第207页。
(82)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在乌鲁木齐市对新疆革命少数派的讲话，同(6)，第三册第11-108 页。
(83)《钟山》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戴晴、洛恪《女政治犯》。
(84)《打倒洪沛霖！打倒洪家店！》（南京：江苏省公安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1967）第8页。
(85)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叶剑英接见首都十三个艺术院校师生时的讲话，同(6)，第二册第9-91页。
(86)一九八六年版《建德县志》第502页。
(87)一九八一年版《台安县志》第389页。
(88)同上，第133页。
(89)一九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宁夏》第154页。
(90)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陈毅在外文出版局全体职工大会上讲话，同(6)，第二册第9-56页。
(91)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同上，第9-61页。
(9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960页。
(93)一九九五年版《贵德县志》第27页。
(94)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对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同(6)，第二册第10-5页。
(95)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的西藏学生时的讲话，同(6)，第二册第10-82页。
(96)同上。
(97)美洲《民主中国》一九九三年七月月号第22页。
(98)一九八八年版《代县志》第378页。
(99)一九八六年版《运城地区简志》第512页。
(100)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486页。
(101)一九八九年版《新津县志》第735页。
(102)一九八八年版《什邡县志》第21-31页。
(103)美洲《世界日报》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104)一九九○年版《历城县志》第394页。
(105)一九八八年版《五台县志》第711页。
(106)一九九○年版《休宁县志》第31页。
(107)一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108)《黑龙江四十年》第375-376页。
(109)一九九○年版《崂山县志》第735页。
(110)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洲《世界日报》。
(111)《开放》月刊（香港：冲天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一月号第67页。
(112)一九八九年版《铜鼓县志》第578页。
(113)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至四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报》。
(114)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15)《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40页。
(116)《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第67页。
(117)叶浅予《十年荒唐梦》。
(118)同(115)，第四卷，林青山《文物大盗窃宝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