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关切：导致甲午战争动因之一
在西方，与《孙子兵法》有相似地位的军事战略理论，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战争论》（On War) ，其中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Politik) by other means) 的论断早已深入人心。无论是《孙子兵法》还是《战争论》，都有一个默认前提: 外交只是战争机器一个零件而已，毫无例外地为战争目的服务。（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普遍认为日本外相陆奥宗光（Mutsu Munemitsuむつ むねみつ，1844-1897）对促成甲午开战负有重大责任，是军国主义的帮凶。陆奥其人在日本和欧美学界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普遍被认为是“和平主义者”，其著名的宣扬“和平主义”的回忆录《蹇蹇录》，被中国主流学者们认为是伪装和平的“狡狯”之作。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甲午战争最后爆发呢？（Shel JeAnns版权所有）
1999年美国康奈儿大学出版了范埃弗拉（Van Evera）的《战争的原因》(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一书。这位防御现实主义大师，以此部经典之作弥补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起源研究上的缺憾。根据范埃弗拉的观点，不安全感在国际事物中是普遍存在的，而追求安全感是导致战争的普遍动机之一。（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那么，一个国家的不安全感究竟有多普遍呢? 有多少战争是由于缺乏安全感而需要动用武力来“正当”维护和争取呢?范埃弗拉认为，追求安全感是引发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战争(常规战争)的根源之一，“安全关切”像是一个魔咒笼罩在防御方和进攻方身上：进攻者为了安全而进行扩张，防御者为了维护安全而拒绝退让。（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安全关切”激发了欧洲19世纪的大部分战争。（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克里米亚战争中，对于俄国而言是为了保护其侧翼，对于英、法而言则是为了遏制俄国的发展，因为英、法错误地以为俄国势力的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普鲁士发动德国统一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更便于防御的边界，而法国之所以接受普鲁士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普鲁士包围的担忧。（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和俄国在1904年追求的其实都是防御性目标，但这种对不安全的担忧最后导致了战争。冈本春平（Shumpei Okamoto）指出，日本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活动视为对日占朝鲜及日本安全的“严重威胁”。 伊恩尼西 (Ian Nish) 也认为，推动日俄双方走向战争的主要因素，是对安全和对另一方军备政策的担心。（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高层对于朝鲜的地位，有十分直白的总结：朝鲜半岛是刺向日本的一把刀，所以，1904年日本对俄国远东力量的担心，与十年前的1894年其对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地位的担心一样，寝食难安。（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改变这种势力地位的方式有外交和军事两种途径。范埃弗拉的研究表明，外交和军事是两只不同的手，多数时候当然是协调一致的，但不少时候也会出现“左右手互搏”，军事和外交的主持人可能分别持有不同政见，而且外交的传统是奉行温和主义，而军事则分为两极，或保守，或冒险。1894 和1904年的日本军事行动，表现的都是冒险主义。（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图：二战时纳粹的反美宣传画
甲午年间，日本的战争准备其实并不足以挑起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当时与日本关系十分亲密的英国，其外交文件清晰地记录了对日本对华战争能力的怀疑：“尽管日本人强作乐观，但该国的财政形势正日益变得严峻，所有情况都证实今后几个月内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加严重。问题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是否还能满足如此庞大的驻海外部队的巨额开支。去年12月29日，日本银行发行了总额为280万元的有息纸币，
这条弥足珍贵的史料，证实了许多史学家的假设：如果中国能将甲午战争打成持久战（如同30多年后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即中国的抗日战争），日本必定难以支撑下去，胜利就会转到中国方面。（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近年来的很多历史研究表明，当时日本正处于内政的危机期，发动对华战争实际上是孤注一掷。明治之后的日本，无论是1874年发兵侵台，还是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都是在军备不足、政局不稳、财政不敷等情况下靠军事冒险取得成功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时任日本外相的陆奥宗光，回忆起拿到驻朝外交官报告，说朝鲜政府为平息内乱已向宗主国清国政府请求援兵时，他说：“这确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而且日朝条约的精神也有遭到破坏的危险。因此，我在当天的会议开始后，首先将杉村的电报给阁员们看过，同时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阁员们都赞成这个意见。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及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参加会议。二人到后，立即对今后派兵赴朝问题作出秘密决议；内阁总理大臣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进宫，循例奏请天皇裁夺施行。”（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页。）
中国著名的甲午战争学者
陆奥的回忆录，在我看来，未必就是违反常理的伪善狡狯，维持均势、在攫取日本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与中国战争尤其是全面战争，这完全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关切”，日本在朝鲜的军事冒险，终极目的并非是与清国开战，而是为了保住其在朝鲜的既得利益并攫取更多利益，为此而不惜同清国开战，同清国开战是其手段和需要认真权衡的代价而已，对于陆奥的“和平主义”，不能一杆子就扣个伪善的大帽子予以否定，其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那么，为什么当外交和战争两只手在相互角力时，外交、尤其战前的外交总是失败的呢？（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范埃弗拉的研究表明，战前的外交的确总是失败，包括不安全感在内的许多因素，是造成武力冲动的动机，但不是立即发动战争的动机。推动战火的，是抢占先发制人优势的动机，尤其在19世纪末，军事理论方面主导的是进攻学说，普遍信奉先下手为强。解决冲突的时间压力，可能导致决策者草率甚至卤莽行事，他们有意无意地妨碍了按部就班的外交行为，并有意无意地夸大战争的风险，为了争夺主动权，双方都可能争取先发制人（或担心对方会先发制人），而一“发”就不可收拾，中断了完全可能奏效的外交进程，而使“危机外交”背上“战争预谋外交”的黑锅。（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决策者草率甚至卤莽行事，其风险在于缺乏对能弥合两国分歧的各种方案进行充分的择优。当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爆发时，外交官们还在权衡贝尔格莱德停火的建议，
正由于此，有不少论者认为“陆奥外交就是这样的和平主义”。日本已故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认为，陆奥宗光的出发点是和平地解决朝鲜问题，出兵是出于无奈和被迫的，“陆奥外相必须为和平收拾时局而努力。但是，在清国已经出兵的情况下，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已经不能厚着脸皮后退了。”即使出兵，他仍然主张“维护势力均衡”政策。至于后来走向战争，“这就不是陆奥外相的意志，而是其他人的意志了。”（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此说在日本为相当多的人所接受，而且直到现在在日本历史学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如高桥秀直在《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一书中说：“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并非即使与清相争也要独霸朝鲜，对清朝一贯是避免战争的。……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对抗清朝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但这是出于对清朝海军较日本处于优势而产生的危机感，而并非是积极地图谋与清对战。它是准备对付万一发生的事态的，只要日清间的悬案未解决，就有可能发生不测。”所以，“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是试图保持和清朝的协调的。”大泽博明也认为：“甲申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的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案的提出也不是要对清朝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并指出：“从全局看，对清开战是起初的政策目标失败的结果，是日本外交的失败”，“并不存在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准备对清开战并克服种种障碍最终实现开战的过程。” 1995年夏，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专门组织了一次“陆奥宗光与日清战争特别展示史料”的展览，在所陈列史料的选择与布置上也着意地突显了“陆奥外交”的和平色彩。（注：以上引文均转引自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由此可见，此说在日本之影响是多么广泛而深远了。（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导致甲午战争及日本侵华的原因还有很多，日本早就设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征清策等，对于东亚大陆觊觎已久，但如果因此而将日本外交与军事方面的分歧视而不见，甚至将外交努力都斥之为伪善和狡狯，除了获得给人定罪的快感， 并不能让后人看到当时的真实事态。 必须看到，在甲午战争乃至以后日本历次对华战争中，其对“安全关切”的追求，的确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动机，这是一个时刻生活在危机中的民族，在我所收藏的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报刊及书信中，也经常出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的中华古训。（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再退一步说，外交为军事做掩护、甚至为侵略做掩盖，这也是正常的。历史研究不是悲情诉说，过度诉苦会妨碍我们的研究、遮蔽我们的视野。我们必须看到，有的时候固然是外交为军事服务，更多的时候是军事为外交服务，外交和军事是驱动国家利益的动态的两个车轮，如果单纯地将外交定位为军事的附庸，则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将难以避免，原本可以获得的国家利益其成本也将增大。兵者，国之利器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可不慎也！（Shel JeAnns版权所有）
（Shel JeAnns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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