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所谓大学者，有大款之谓也”。这还是件“大顺民意、大解民情、大快民心”、“上级满意，我校人民更满意”的事情。
我只能讲一下我们学校里的情况，各学校间还是有些差别。如果你问起他们的生活，当然人人都是一肚子苦水，其实他们的生活现在是很海屁的，票子、车子都不缺。不信你看看，很多人都是两套住房。
工资奖金什么的就不用说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名堂。我们学校音乐系的大教授，教小提琴的是每小时一千元，学生都是要高考或中考的孩子，还有不少是外地的学生。教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一边坐着，嘴里反复重复“开始”、“快点”、“慢点”、“停”（跟北方赶大车的差不多：得、驾、窝、于，南方怎么吆喝？是不是也这样？）、“使点劲”、“身子别动”，教授屁股根本不用离开椅子，随便混混就是一节课。而且是一拨接一拨，一天收七、八千的不稀奇。谁也明白，孩子们学琴就是为了考试前混个脸熟。学校在没有使用银行卡发工资之前，音乐系里秘书最发愁的就是到发工资的日子谁也不来领钱，打电话到家里人家脾气还挺大，就这么点钱还让我跑一趟！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
文科系的教师主要是讲本科班的课、函授班的课、夜校的课、自学考试的课、办各种各样的班，每学时50元-100元，一年至少干上大几百学时，对付个新房月付没问题，人们管这叫“嗓子换房子”。而且像函授班、夜校的课，考试前后都能狠狠捞一把（也有的学校是让行政处室给拿去了）。教授们开讲座是一大块收入。就说钱大师这个级别，加个开场白和结束语，就是一篇叫好又叫座的讲演，中间至少要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5次以上，酬金一个小时至少两千元，这还是托人看面子，排队，看人家有没有时间。原因很简单：他这个级别的教授一定是某课题的评审鉴定专家。
文科的编书也很邪乎。最主要的是学会使用电脑CUT、COPY、PASTE三个功能，现在方舟子之类几乎无假可打了，所以改跟中医药较劲了。现在都学会颠倒顺序、少量多切、改变表达方法等。而且，最时髦的是重译经典，实事求是讲，他们比某些译著等身的翻译家水平一点不差。一般翻译工作由导师的研究生来完成，研究生把以前的旧译作拿出来，甚至根本不用拿英文原著，每页改5-8个句子，如：
原作：“小姐，该吃饭了”，仆人说；
新作：仆人说：“小姐，是吃饭的时候了”。
文科上去了，理科怎么办？向科研要效益！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首先是科研经费，一般的做法是“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分别用于科研试验、成果鉴定变相行贿和个人消费（往往是借开会之名旅游，少量直接揣腰包，算活动经费）。还有一项奖励，就是发表文章。现在国内大学在SCI收录的英文杂志发表文章都有奖励，我们学校算魄力小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每0.1分一千元。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影响因子为3.5的杂志上发一篇文章，3万5千元到手。这还不算，如果在一个影响因子10以上的杂志上发文章，另外再加10万。《Science》80万、《Nature》100万，就这样人们还嫌奖励力度不大，只要一开会就提意见，有的干脆破口大骂。一般在论文发表从收发室拿到寄来的单行本后，直奔财务处，核对三件事情：是否为第一作者，单位是不是写的国内单位，再查一下杂志影响因子的分数，然后就开始数钱。以后如果获国家奖再奖励。全国各学校都差不多，大同小异。这阵式你们可曾见过？现在很多在外边做博士后的同胞都要求外方把国内单位的名字一块写上，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你们心里可要明白，那可不是出于什么“民族大义”，跟“中国人民”没有任何关系，倒是跟“中国人民币”有直接的关系，那可是回来就能数钱。
有的学校是按篇奖励，每篇3千-1万不等。最疯狂的是研究方向为配位化学与晶体化学的教授们，几乎是日进斗金。下面是《南方周末》（2005年6月9日）的正式报道：
宁波大学理学院执行院长郑岳青教授：3年发表82篇SCI论文，每发一篇文章，郑岳青都可以从学校获得7000元的奖励（宁波大学方面对本报记者证实为 4000元），而且凭借这些SCI论文，从德国留学归国的郑岳青成为宁波大学的一名“科技明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具有一级教授、国家优秀教师、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省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理学院执行院长等多个头衔，此外还是宁波大学国家86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关项目的负责人。
武汉某学院的一位教授，2003年共发表65篇SCI论文，平均不到一周就发表一篇，为 2003年度中国被SCI收录篇目最多的作者。每篇被校方奖励1万元，共计65万元。东北某大学有一对教授夫妻，平均一天就发表一篇SCI收录论文，一年收入过百万元。另有某高校的一位院士，10年来发表SCI论文500篇，被称为“SCI大师”。
他们的方法都是到一些影响因子极低、发论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论文（如ACTA CRYSTALLOGRAPHICA），论文的内容都大同小异，用相同的简单方法不停地测不同的化合物的晶体结构。
……
想请哪位教授定义一下：SCI大师是不是也是大师？
现在的大学教师，根本没有必要“搞清概念”，只要搞清价钱就行了。
其实这只是公开的收入，灰色和黑色的收入也不少。前两年学校搞评估，学校请评估小组的几个专家来指导工作，临走时把学校准备的材料一人给了一份，材料装在一个价值3万元以上的电脑笔记本里面。3天后，我们的材料上修改了几个字送了回来，这就是一部现代版的“买珠还椟”。
如果这样的学术界，能出什么科学家、思想家么？那鸡毛也能上天！
学生我就不说了，因为可说的太多了。几年的时间中国的大学入学率就达到了21%，学生的质量当然和过去没法比。总起来说，现在的学生务实，和西方的学生（起码是10年前西方的学生）价值观很多地方比我们这一代更接近。
在国内外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网络上总是有人预言：革命（或民主）的高潮即将来临。
我一天到晚和学生打交道，高潮倒是经常遇到，可打六四以后，革命（或民主）的高潮我一次也没遇到，性高潮倒是汹涌澎湃，卷起千堆雪。
现在中国大学校园绝对开放，一条条亮丽的风景线晃的人眼晕，就我这个年龄都有些不能自己。经常在大学看到一对对鸳鸯搂在一起狂啃，而且连角落都懒得找，根本不避人。学校里到处都是“日租房”的小广告，男男女女星期六、日就出去快活一天。我们有个放仪器的仓库，后来总漏水，不用了，门口也没锁。后来我有什么事到那去了，当时就给惊呆了：白花花的一地全是安全套。现在学生宿舍里都愿意挂蚊帐，春夏秋冬都不摘，趁着管理员疏忽（有时是买通）异性就溜进去，进屋后直奔主题，蚊帐里钻进个大马猴，然后就是“女儿乐，…”。而且大家不避讳，通常是上铺准备考试，下边在“摸着石头过河”，叫床声和朗朗的外语声交织在一起，奏出新新人类最有力的时代交响乐。
医院可说的也太多了。最成问题的就是医院，既没有市场经济的约束（因为专业性太强，又是垄断），也没有强有力的行政约束。
国家级的大医院，内外科主任收入很少在100万以下的，那可是名副其实的“数钱数到手抽筋”。前年某大医院心血管内科，有一个到美国短期进修的名额（是一般进修，不是学新技术），一年1万5千美元生活费。这要是在以前还不得打破头，可是现在根本没人去。最后抓阄，并说好不管谁抓上了，先给10万，工资还照发。中签那个小伙子气的一晚上没睡觉，逢人便说自己丢了一台奥迪车，跟个祥林嫂似的。当然经济效益与医院规模、专业有关系，收入差的也不少。
现在国内有人调侃说，现在医院也别说什么学习白求恩，学习鸠山就行。李玉和一个搬道岔的工人，连车铣刨磨钳这样的技术工人都不是，唯一的技术就是晃号志灯的时候尽量抡圆。根据《红灯记》里“赴宴斗鸠山”的台词，鸠山还给李玉和看过病。就这么一个普通工人，居然能找外国专家看病，而且不用挂专家号，不送红包，鸠山也没拿药品回扣，事后也没在东北酒楼请客（如果有的话，李玉和早给抖搂出来了），这种好事现在哪找去。而且在《红灯记》原形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里，李玉和还替工友养着2个孩子，本人是个酒娄子，没事就和工友喝二两，回家也总偷着喝酒。所以后来样板戏里就有了那句：妈平时不让你喝酒，今天妈请你喝酒。要搁今天，李玉和的年龄早就买断工龄、提前退休了。
其他的不多说了，只说一句，所有这些出现都有它的发生机制，如果让教师、尤其是医生说起来，他们也是一肚子苦水，比窦蛾都冤，还不是假冤，真冤！我举个例子，某年收入百万以上的老主任很“怀念过去幸福时光”。不可能吧，医生现在挣钱多，地位高，对过去有什么怀念的？是真的。
“我们70年代初在农村搞巡回医疗，有一次打青霉素位置没掌握好，引起了坐骨神经损伤，我们给患者买了一斤红糖、一斤鸡蛋，患者还挺感谢，你说现在还能有这样的患者吗？”
他说的绝对没错，那时候在农村搞巡回出医疗事故死人，就在医院给子女安排一个“农转非”的指标，医院负责丧葬费，仅此而已。如果赔钱的话，开价在一头牛和骡子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