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专制政体需要恐怖。”⑴
是的，专制必须是恐怖的，但长期专制，单靠恐怖是不够的，还需要加上欺骗。
将政府的权威完全建立在军队和酷刑上，这样只能对人民的肉体产生威慑作用。如果人民真的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政府的权威也就失去自己的基础了。“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今天逃跑是死，举行起义也是死，为国而死，可以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⑵ 戍卒一叫，群雄并起，一夫作难，而七庙毁。
中国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秦国１６年而夭折的教训更给中国后来的专制者们敲了个警钟，上了堂政治课，这使他们明白，一位的高压、恐怖是行不通的，是不长久的。
人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有灵魂。仅仅控制了人的肉体，是不全面的，是低档次的。要想使专制政权长期稳定，还必须控制人的灵魂。值得中国专制帝王们庆幸的是，在中国，有个现成的、很符合专制需要的控制人们灵魂的工具，那就是曾被秦始皇严厉打击的儒教。
专制政体在欧洲很短暂，在非欧洲地区存在的时间较长，但和中国相比，世界上所有的专制都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社会超长、超稳定的专制政体，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奇特的现象，究其原因，就是中国人信奉一个特别的、专业为专制服务的宗教－－儒教为国教。
儒教是一个设计精致、完美的愚民工具。
儒教的愚民在政府政策中的集中体现是所谓的“仁政”。“仁政”是儒教“亚圣”孟轲所提倡的，他是孔丘的“仁爱”“礼制”的进一步发展，是“仁”“礼”的政治政策化。孟轲和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是同时代人，他所鼓吹的“仁政”是针对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暴政”的。
为了了解孟轲的“仁政”，我们还是先看看商鞅的变法、“暴政”是什么。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了变法，其主要内容有：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废除“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不能上贵族薄册）建立“以功授官予爵”的制度，取消旧贵族的政治特权；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实行土地私有，平均赋税，取消旧贵族的经济特权；废除礼制，实行法治，“燔（焚烧）《诗》《书》而明法令。”“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不受旧的等级礼制限制，“有军功者授上爵”，“显耕、战之士”大力奖励农、战有功之士，鼓励耕战。
商鞅的变法给了秦国人民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激发了人民耕战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和军事的发展，使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民勇于公战，怯与私斗。”
商鞅的成功在于，他看到了人性恶，并敢于正视它、利用它，给每个人以奋斗的机会，让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欲望而去努力地拼搏，从而使整个国家富强起来。
孟轲的“仁政”又是什么呢？
孟轲对梁惠王说：
一个国家的疆土即使只有方圆百里，照样可以取得天下。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省免刑法，减轻税收，让百姓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让年轻人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培养孝敬、爱悌、忠诚、信义这些品德，在家用来侍奉父母兄长，在社会上用来侍奉上级领导，如果这样，即使让他们手拿棍棒也足以抗击身批铁甲、手持锐利兵器的秦、楚的军队了。
现在大王发布政令，推行仁政，就会使天下从政的都想在您的朝廷中求职；种地的都想在您的土地上耕种；经商的都想在您的市场里做生意；旅行者都想从您的大道上经过；各国怨恨他们国君的人都想跑到您这里来申诉。如果这样，谁能是您的对手呢？
秦、楚那些国家征兵使役，妨碍了百姓的农作时节，以至百姓不能耕种土地来养活自己的父母。父母饥寒交迫，兄弟、妻子、儿女离散四方。他们使百姓陷入在水深火热之中，大王去讨伐他们，谁能与大王抵敌？所以说“仁者无敌”，大王就不要再怀疑了。⑶
老孟的话有点儿耳熟，在我们的毛伟人时代，不是有同样的话吗？“我们今天的生活幸福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无产阶级处在水深或热之中。”
孟轲的话乍听起来，颇有道理，尤其是“仁者无敌”简直就像真理，因为他很相似于“爱是永恒”“正义无敌”等真理。但是，如果将孟轲的话放在历史之中观察，你就会发现，所谓的“仁政”并不是像商鞅的变法一样从制度入手，给广大人民一个平等的机会，提高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只是让统治者在维护旧的制度、秩序的前提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对老百姓仁慈些，减免些赋税，将既得利益均给老百姓一点儿，这样就会得到百姓们的拥护，就能天下无敌。
原来孟轲的“仁者无敌”的真正意思是“小恩小惠无敌”。
孟轲所设计的“仁政”其实有个假设、前提：即社会中的君王、官吏、百姓都是安分守己、知足常乐、秉性善良的君子。也就是说，“仁政”的哲学基础是人性本善。
因此，为了证明“仁者无敌”，孟轲进一步论证道：
人性善良，就像水向低处流。人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当然，如果拍水使它溅起来，可以高过额头；阻遏水势可以使他倒流，可以引到山上。这哪是水的本性呢？是形式造成这样的。人可使他做不善良的事，这和水受阻倒流是一样的道理。⑷
孟轲的人性本善论，同时代的告子并不同意，他说：
人性，犹如杞柳；仁义，犹如杯盘。把人性改造为仁义，犹如把杞柳制作成杯盘。
告子对人性的认识蛮深刻，态度也老实，但他的观点马上遭到孟轲的反驳：
你是顺着杞柳来把它制作成杯盘呢？还是要伤害杞柳再把它制作成杯盘呢？如果要伤害杞柳才能把它制作成杯盘，那么也要伤害人的本性，才能改造为仁义吗？率领天下的人来危害仁义的，一定就是你的这种论调。⑸
杞柳的本性怎么会是作杯盘的呢？孟轲在这里将杞柳的“本性”与杞柳的“形体”混淆一谈了。孟轲是弱智呢？还是在装疯卖傻？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孟轲是在装疯卖傻，他很狡猾，分明是他自己在戕贼仁义，他却先声夺人，贼人先告状，大骂别人危害仁义！－－蛇的伎俩。
孟轲的“仁政”和商鞅的变法相比，一个追求的是稳定，一个追求的是发展；一个给人民的是饭碗、温饱的许诺，一个给人民的是升官发财的机会；一个主张人性本善，一个主张人性本恶。
大家猜猜看，人民更喜欢哪一个？人性究竟是恶还是善？
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现实与孟轲的论断完全相反：六国的有识之士，并没有涌向“仁政”的国家，而是纷纷涌向了变法的秦国；“仁政”国家的人民也没有手拿棍棒抵挡住秦国军队的入侵，而是秦国最终用自己的军队消灭了六国。－－儒家思想真是把六国给害惨了。
秦帝国的独裁者秦始皇，用焚书坑儒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儒家思想的蔑视，历史似乎用不争的事实将儒家思想扫进了垃圾桶。然而，秦的好景不长。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阻止了秦帝国武力扩张的步伐，秦在筑长城由攻转守的同时也将恶的锋刃由敌对国家转向了国内人民：“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兵器）聚之咸阳，销锋鍉（将金属熔化掉），铸以为金人十二……”实行严刑峻法，专制人民。
秦的酷政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本来打算传之万世的帝业，１６年而夭亡。汉代的专制者接受了秦的教训，经过几十年的思考，最终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纲领。
汉朝名为“独尊”儒术，其实他是在继承了秦朝法治制度框架的基础上“独尊”儒术的。汉朝首先继承的是秦朝的郡县制、文字狱、酷刑、连坐、户口制度等法治暴政，在此基础上又宣扬儒家的仁政，做出一副替天行道的天子形象，虚仁假义，愚弄天下。这样汉朝就将法家的暴政与儒家的仁政揉和在了一起：内暴政外仁政，明儒暗法，明君子暗小人，手里攥着刀子，脸上戴着慈祥的微笑……。有了暴政作依靠，仁政得以安身立命；有了仁政来依附，暴政得以长命百岁。从此，中国“外仁内暴”的专制政体成熟定型，两千年不衰。汉朝的名号：“汉”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主体民族的名称。
法家、儒家这两个曾经争斗最激烈的一对冤家，终于在汉朝握手言和，狼狈为奸，坑害全国羔羊。
法、儒合流，恶、善兼容，这岂不是正符合了恶善并存的矛盾人性？是的，正因为是善、恶兼容，中国的专制文化才能得以经久不衰。但是，中国专制文化的善恶观，与真正符合人性的基督教文化的善恶观，不但不同，并且正好相反：
基督教文化是本恶向善，是“先小人后君子”。（为了说明问题，不得不用了儒教的两个有毒的概念：小人、君子）人都是罪人，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前提是人人自私，甲方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要尊重乙方的利益，为了防止一方的愚蠢、贪婪破坏双方的协议，他们会在口头上或通过文字形式达成契约、合同，来制约双方可能出现的不轨行为，以确保最终达到双赢。本恶向善，是以罪人始，以得救终。
中国专制文化是本善向恶，是“先君子後小人”。人之初性本善，人与人交往的前提是人人为君子，甲、乙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君子，双方才可能合作。在合作中，甲方经意不经意表现出来的小人行为，会刺激乙方压抑已久的小人之心的爆发，乙方的小人行为有会刺激甲的小人之心，恶性循环，最终会以双输结束。本善向恶，是以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始，而以吹灯拔腊、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终。
基督教社会是外恶内善。基督教国家一会儿是校园枪击案，一会儿是白宫性丑闻……，丑的恶的东西都是热点新闻，全世界都看得见。而他们的人道、人权、公正、自由、民主成为不了新闻，只能默默地留给自己的公民慢慢地享用。
中国社会是外善内恶。中国永远是形势大好、经济腾飞、生活小康、国泰民安风景这边独好……。“善”的“美”的都在脸上摆着，唯恐别人看不见。而违反人道、践踏人权、专制腐败等丑恶则留给了自己，让中国的百姓们慢慢地咀嚼、消化。
基督教文化是“揭丑文化”。基督教社会中的媒体以及电影、文学等艺术界都具有“揭丑癖”，以揭示丑陋、渲染丑陋为天职、为乐事，他们的存在使得丑陋在社会中无藏身之处，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上帝的工具。不过他们的“揭丑”工作也会授给那些敌对的专制政府以攻击自己文化、制度的口实、把柄，并给外界民众带来一种错觉：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色情的社会，并且国家领导人的私生活很不检点，总统们总是被“性丑闻”“性蜚闻”所缠绕，甚至健康也很成问题，总统吃块饼干都会被卡晕……。
中国文化是“遮丑文化”。中国社会中的媒体以及电影、文学等艺术界都是政府的宣传工具，他们都以掩盖丑陋，报道、渲染光明面为天职、为乐事，他们的存在使得丑陋可以安逸地生存在中国的社会之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魔鬼的工具。他们出色的工作使得敌对的民主政府很难抓住自己专制政府犯罪的把柄，并给自己的百姓们制造一个错觉：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了雷锋、焦裕禄、张海迪、徐良、史来贺、孔繁森、吴金印等“好人”的社会，并且国家领导人都是不近女色的正人君子，都是从不生病甚至连感冒都不会发生的神……。
中国专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是两种完全颠倒、对立的文化。
自汉代以降，历代的帝王们纷纷效仿汉代前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紧握着法的刀把子，一手拿着儒教经典，向人民灌输儒家思想。时间久了，中国人中了毒，且上了瘾，做奴才做得心安理得，有滋有味，如果不让当奴才，那非急眼、玩儿命不可。
儒教究竟有何手段，能使其“仁政”有如此魔力，让百姓将压迫自己的官僚强盗们视为自己的父母，将强盗头子皇帝当成圣人天子？让数以亿记的中国人久受专制之苦辣竟然麻木不知，甚至自觉甘甜？
其手段不是别的，正是骗。儒教从头到脚是一整套超凡的骗术。
究其核心，孔孟之流是通过将人性“向善”巧妙篡改为人性“本善”，来迷惑普天下的。
一个谎话需要另外的十个谎话来圆谎，这十个谎话又需要另外的一百个谎话来圆谎。谎话的源头不止，谎话的河流不断。
儒教的祖师爷孔丘就是一个说谎话、假话、篡改历史的大师。
周朝流传下来的《诗》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的手中，他将其中绝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观点的诗都给删除了，仅仅保留了一个零头．－－３０５首符合其教义的诗作为儒教的教材，传于后世，成为儒教的“五经”之一。除了甲骨文，《诗经》是当今中国人研究上古史成书时间最早、最可靠的资料，孔丘的学霸作风使得中国的上古史陷入了云雾之中，并给后代的儒生们编造伪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不单单是删《诗经》，孔丘还篡改历史。孔丘编《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极尽其篡改、歪曲历史之能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⑹ “以一字为褒贬”⑺。 拿历史作工具，处处宣扬儒家思想。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⑻
孟轲不仅是孔丘的知音，并且还为老师的造假行为辩护：
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⑼（说话没有真实的内容，是不好的。但不吉祥的事实，只有否定贤者、尊者的人才会说。）
《春秋》字含褒贬、歪曲真相的文风被后人称之为春秋笔法。孔丘的春秋笔法开了中国人以文字饰“非”饰“过”的先河。
孔丘尊周王室为正统，吴楚等自称为王的国君，在《春秋》中仍被贬为子爵；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盟，实际上周襄王是被召入会的，但《春秋》却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河阳”，何谓“巡狩”？视察之意而。北宋的徽、钦二帝被金国人当了战利品掠走，中国的文人们，不是也称二帝“北方巡狩”吗？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仓皇西窜，清朝人不也是说“太后西安巡狩”吗？国民党打了败仗，不说“失败”，而说“失利”，不说“败退”而说“转进”，不说“屡战屡败”，而说“屡败屡战”。今日共产党政府，不说“失业”而是说“待业”、“下岗”、“待岗”……是呀，“失败”“败退”“失业”等字眼多不吉利呀，“失利”“转进”“待岗”就很祥瑞，他让人们觉得，明天我们就可以胜利、进攻、上岗、就业……。
“讳”“饰”和“瞒”其实是一回事，都不过是“骗”字的另一种写法罢了。
孔丘造假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大体上属于“瞒”的范畴，而他的徒之徒孙们则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单单只是瞒了。
儒教崇拜祖先，儒生们动辄大骂别人无父无君，那你们的祖先又是何人？姓字名谁？儒教称“天不变，道也不变”，那古代的道又在何处？儒教说人性本善，那完美的善人又在哪里？
面对反对者的诘问，并没有哑口无言，自认失败，而是使出了看家的本领－－造假：树立假榜样，编造假历史。
根据考古，我们今天的人，只能知道始于商朝距今３６００年的中华文明史，（按商于公元前１６００年建国算）商以前，考古工作者既没有发现有文字的存在，也没有发现金属和城市遗址，因此，还不能说上以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着国家，存在着文明史。
然而，在儒教的经典中，商朝以前还存在着夏王朝，夏以前，还有轩辕黄帝、颛顼、高辛、尧、舜五位帝王，足足五千年的文明史。
我们应该相信那个呢？所幸，我们的前辈，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已经给了我们的答案，使我们可以摆脱这个困惑。
在民主、科学的理性精神激励下，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学术思潮--疑古思潮。其代表人物是顾颉刚先生，他及其所开创的“古史辨派”运用新的科学知识、方法，对传统史学、儒教经学谱系，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辨别真伪，终于揭去了笼罩在史记上的重重幕障，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中国商代以前的古史，都是儒生们伪造的，瞎编的。
儒教的经典，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中，《书》是《尚书》，书名的意识即为“上古之书”，形式上它是夏、商、周时代的“文献汇存”。但是经辨别，其中所谓夏朝及其以前时代的文献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篇，都是战国时代儒生们伪造的古文。
据顾颉刚先生研究，能真实地记载历史的古代文献中，《诗经》是时间上最古老的了。顾先生在对《诗经》的研究中发现，周人说知道的上古史，并不比今天的人从考古中得出的历史远多少，他们所知道的最上古的人物是禹。《诗经?商颂?长发》中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意思大概是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立商国，禹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此时的禹，还是一个“上帝”派下人间的神。
到了春秋《论语》时代，禹已经成了人，并在他之前有由尧、舜两位帝王。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论语?尧曰篇〉虽说明了他们的传授的关系，但经后人考证，《论语》中从《季氏》自《尧曰》五篇是后儒续入的。尽管后儒们在问题上有意摩古，但在宗旨上，很明显地秉着“王道”“道统”两个主义。）
《论语》之后，又有了《尧典》《皋陶谟》《禹贡》等伪古文的出现，于是尧与舜有了翁婿关系，舜与禹有了君臣关系。《论语》时，要、舜的观念还是笼统的，只是两个道德最高、功绩最大的古王，有了《尧典》等篇后，尧、舜都有具体实事可举了，舜也成了“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后来到了孟子时代，舜干脆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楷模。
此后，从战国到西汉，是儒生们伪造古史最活跃的时期，此间，又出现了一位比尧舜还早的帝王---黄帝。黄帝，本是秦国所祭祀的一位神，那时，他只是青、白、黄、炎四个以颜色命名的神中的普通的一位。黄帝和炎帝当时与青帝、白帝并列，同为秦人所崇拜的四位神灵。
到了《国语》中，（作者、具体年代不详，相传为左丘明所著，他所述的史实，演义的成分达，后又经过汉代人的窜乱，它里面说的古代史实就不免糅杂了汉代的部分）黄帝、炎帝已经变成了人，并且还是同胞兄弟，一起做了少典的儿子，把周朝时最大的两族分配给他们，做他们的子孙。“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 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皇帝为姬，炎帝为姜。”
后经儒生的鼓吹、演义，黄帝成了中华文明的开创者，黄帝、炎帝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昔黄、炎二帝与青、白二帝并列共享祭祀，为何炎、黄独受后儒青睐，独承如此尊荣？笔者思之，概有两种原因：第一，是后儒受五行学说影响，黄为土，据五行中央，为至尊。所以黄帝渐被后儒独尊。第二，黄为土的颜色，炎为火的颜色，二者实为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的代表。儒家文化即是农业文化，后儒们正是在中国这个厚重的农业文明的氛围中，或心有灵犀，或潜移默化，将炎、黄二帝另眼相待，并将之演绎成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这两种原因并非不相干，以“土”为尊、据中央的五行观念显然也是农业文明的一个产物。因此，中国人尊炎黄为祖先，自称炎黄子孙，是中国厚重的农业文明的一个结果。
直到今天，红、黄两种颜色仍是中国人的“国色”、主色调，就如今天的国旗。今日学者将西方文明成为海洋文明，将中国文明称之为黄土文明。其实中国的百姓们早就将来自国外的东西称为“洋气”，而将来自农村的东西称之为“土气”了，有时候学者们并不比老百姓们先进多少。如果你是为艺术工作者，你知道怎样来表现洋气、土气吗？很简单，将象征海洋文明的白色、蓝色拼在一起，就是洋气，而让人穿一身黄衣服再扎一条红腰带，就是土气。
不管怎么说，黄帝、炎帝，这两个“伟人”，这两个“祖先”是不存在的，是儒生们虚构、瞎编的。
有了黄帝，并不罢休，后又有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皇帝之前了。后《易?系辞》又抬出了伏羲，伏羲又立在神农之前了。再后又有人说“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伏羲之前了。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找了很“正宗”的世袭，于是没有一个不是黄帝的子孙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立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时代越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约放大；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假史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以上这些就是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的简述。
原来如此，原来所谓的三皇、五帝，所谓的“生而神灵，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是如日，望之如云”的像神一样完美之人，都是儒生们编出来的。既然人物是杜撰的，那么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佳德美行，礼贤禅让，以及所谓的世系、道统也就统统都是假的，没有存在的可能了。
圣贤云集的古代黄金世界是不存在的。其实古代很快乐，很美好的观念在春秋之前是没有的，自从战国时一般儒生出来，为压服后王效法先王，为了论证“仁者无敌”便极力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编造了一幅古王道德功业极至，人治与德化极盛的古代黄金世界的神话。使得帝王和人民相信，世道浇漓，人心日下，今不如古。看真实的古书《诗经》，不仅《风》《雅》中怨苦留离的诗很多，就是官方编纂的《盘庚》《大诰》之类中，所谓的商、周贤王也不过是依天托祖的压迫人民就范，老百姓如果不照我们的话做，就要“大罚殛汝了”就要“至天之罚，于尔躬”了。
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郯出于少皞，……他们原是各有各的祖先，各有自己的地盘，哪里是什麽君臣关系，哪里存在什么世系、道统。
《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以及《史记》上黄帝的“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的大一统疆域，其时只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甲骨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而无邦国种族的名目，可知商朝的天下，仅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比商进了一步，用封建制镇压了四方之国，然而始终未曾没收蛮貊的土地人民，统一宇内。－－远古哪里有什么大一统？！
然而，数代儒生们辛勤造假的功夫没有白费，虽然远古没有禅让，但是在“圣人”们的谆谆教导下，后来却终于有了。
公元２２０年，汉献帝刘协将帝位禅让于曹丕。
公元２６５年，魏元帝曹奂将帝位禅让于司马炎。
公元４２０年，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于刘裕。
公元５８１年，北周静帝宇文阐禅让于杨坚。
公元９６０年，后周恭帝郭宗训禅让于赵匡胤。
后代不同于上古，并非渺茫不可考，禅让的情景时可以被人记录下来的。《三国演义》这本推崇儒家思想的古代名著中，有关于禅让的具体描述，让我们占些篇幅，费些时间，来看看，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
却说华歆等一班文武，入见献帝。歆奏曰：“伏睹魏王，自登位以来，德布四方，仁及万物，越古超今，虽唐、虞无以过此。群臣会议，言汉祚已终，望陛下效尧、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禅于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则陛下安享清闲之福，祖宗幸甚！生灵幸甚！臣等议定，特来奏请”帝闻言大惊，半晌无言，觑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剑，斩蛇起义，平秦灭楚，创造基业，世统相传，四百年矣。朕虽不才，初无过恶，安忍将祖宗大业，等闲弃了？汝百官再从公计议。”
华歆因李伏、许芝近前走曰：“陛下如不信，可问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以来，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嘉禾蔚生，甘露下降：此是上天示瑞，为当代汉之象也。”许芝又周曰：“臣等职掌司天，夜观乾象，见炎汉气数已终，陛下帝星隐匿不明；魏过乾象，极天际地，言之难尽。更兼上应图谶，其谶曰：‘鬼在边，委相连；当代汉，无可言。言在东，午在西；两日并光上下移。’以此论之，陛下可早禅位。‘鬼在边’，‘委相连’，是‘魏’字也；‘言在东’，‘午在西’，乃‘许’字也；’两日并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许昌应受汉禅也。愿陛下察之。”帝曰：“祥瑞图谶，皆虚妄之事；奈何以虚妄之事，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业乎？”王郎州曰：“自古以来，有兴必有废，有盛必有衰，岂有不亡之国，不败之家乎？汉室相传四百余年，延至陛下，气数已尽，宜早退避，不可迟疑；迟则生变矣。”帝大哭，入后殿去了。百官哂笑而退。
………
曹洪、曹休力请献帝出殿。帝被逼不过，只得更衣出前殿。华歆奏曰：“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议，免遭大祸。”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汉禄久已；中间多有汉朝忠臣子孙，何忍作此不臣之事？”歆曰：“陛下若不从众议，恐旦夕萧墙祸起，非臣等不忠于陛下也。”帝曰：“谁敢杀朕也？：歆厉声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无人君之福，以至四方大乱！若非魏王在朝，杀陛下着，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报德，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帝大惊，拂袖而起，王郎以目视华歆。歆纵步向前，扯住龙袍，变色而言曰：“许与不许，早发一言！”帝战栗不能答。曹洪、曹休拔剑大呼曰：“符宝郎何在？”祖弼应声出曰：符宝郎在此！“曹洪索要玉玺。祖弼叱曰：”玉玺、乃天子之宝，安德擅索！”洪喝令武士推出斩之。祖弼大骂不绝口而死。
帝战栗不已，只见阶下披甲持戈数百余人，皆是魏兵，帝泣谓群臣曰：“朕愿将天下禅于魏王，幸留残喘，已终天年。”贾诩曰：“魏王必不负陛下。陛下可急降召，以安众心。“帝只得令陈群草禅国之诏，令华歆赍捧诏玺，引百官直至魏王宫献纳，曹丕大喜。开读诏曰：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荡覆，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然今仰瞻天象，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迹，今王又光耀明德，以应其期。历数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唐尧不私于厥之，而名播于无穷：朕窃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丞相魏王。王其毋辞！
曹丕听毕，便欲受诏。司马懿谏曰：”不可。虽然诏玺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谦辞，以绝天下之谤．”丕从之，令王郎作表，自称德薄，请别求大贤以嗣天位。帝览表，心甚惊异，谓群臣曰：“魏王谦逊，如之奈何。”华歆曰：“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时，三辞而诏不许，然后受之。今陛下可再降诏，魏王自当允从。”
帝不得已，又令桓阶草诏，遣、高庙使张音，持节奉玺至魏王宫。曹丕开读诏约：
咨尔魏王，上书谦让。朕窃为汉道凌迟，为日已久；幸赖武王操，德膺符运，奋扬神武，芟除凶暴，清定区夏，今王丕缵承前緖，至德光昭，生教被四海，仁风扇八区；天之历数，是在尔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勋（尧的名字）禅以天下；大禹有疏导自己，而重华（舜的名字）禅以帝位。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加顺灵袛，绍天明命，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皇帝玺绶。王其受之！
曹丕接诏欣喜，谓贾诩曰：“虽二次有诏，然终恐天下后世，不免篡窃之名也。”诩曰：“此事极易：可再命张音赍回玺绶，却叫华歆令汉帝筑一坛，名‘受禅坛’；择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尽到坛下，令天子亲奉玺绶，禅天下于王，便可以释群疑而绝众议矣。”
丕大喜，即令张音赍回玺绶，仍作表谦辞。音回奏献帝。帝问群臣曰：“魏王又让，其意如何？”华歆奏曰：“陛下可筑一坛，名曰‘受禅坛’，集公卿庶民，明白禅位；则陛下之子孙孙，必蒙魏恩矣。”帝从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于范阳，筑起三层高坛，择于十月庚午日寅时禅让。
至期，献帝请魏王曹丕登坛受禅，坛下集大小官僚四百余员，玉林虎賁禁军三十余万，帝亲捧玉玺奉曹丕。丕受之。坛下群臣跪听册曰：
咨尔魏王！昔者唐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到凌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滋昏：群凶恣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人获乂，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徽；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君其袛顺大礼，飨万国以肃承天命！
读册已毕，魏王曹丕即受八般大礼，登了帝位。
世界上最漂亮的假话，让中国人说了。中国人的假话，不仅数量多，并且质量高，简直就是艺术品。中国说假话，最投入，最忘我，能达到天人合一、人我不分之境界，他们的假话不仅是在骗别人，同时也是在骗自己。
可怜的献帝，自己的宝位不仅被抢了去，并且还要强作欢颜陪着人家演戏，让人家即得到了婊子的实惠，还要得到贞洁的牌坊。
当曹丕第一次接到禅让的诏书时，司马懿谏曰：“不可，虽然诏玺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谦辞，以绝天下之谤。”好个“以绝天下之谤”，自己欺世盗名，愚弄天下，竟然贼喊捉贼，先发制人，先诬天下舆论为诽谤。司马懿让曹丕所作的“谦辞”的把戏，有什么用？能骗得了人吗？能，最起码能骗得了中国人。世受儒教熏陶的中国人，早已成为了一个“女人”，不仅理性发育不良，容易上当受骗，并且心理极脆弱，渴望被骗。“谦辞”一回，是一块牌坊，多谦辞一回就多一块牌坊，牌坊愈多，欺骗的人就愈众，“争取”大多数，不正是政治家的本色吗？
“禅让”是皇帝之间的事，毕竟不会太多，并且只晋以降，前来争夺帝位的多是粗犷的游牧民族，他们不会，也不屑于玩弄汉人的把戏，“禅让”也就渐渐地失传了。
“禅让”虽然没有了，但是“谦辞”“让”却广泛地深入社会了。
“融四岁，能让梨” ，⑽ “让”本来就是儒教所鼓吹的，最能体现其礼制精神的一个君子行为。但儒教的“让”不可能是“真让”，如果本性善良君子们处处真心实意地让人，就会处处让不知礼让的小人占尽便宜，最终会使小人骑在君子的头上，这岂不是乱了纲纪？为了维护乾坤纲纪，“让”只能是有分寸的，有技巧的“虚让”。“虚让”使得中国人具有了一种特有的虚伪、和擅长“谦辞”、说假话的本领。
这种虚伪、虚让、说假话首先体现在中国的官场中。在中国为官，向上级行贿是必需的，但行贿并不是单单舍得送钱、送物、送女人这么简单，作为领导，别人送什么就收什么，还成何体统，多没出息，以后还怎么树立威信，还怎么具有号召力？因此，行贿在中国就很复杂，很艺术。行贿者不仅要行为隐蔽，掩人耳目，不留把柄，更要使领导在得到实惠的同时，还能顾全自己的形象、面子。面对诱人的“贿物”领导们会谦辞、虚让的，心里想要，嘴上却说不。行贿者此时可别当真，要用诚恳的态度、委婉的词汇，一劝再劝，直到你为领导论证了受贿的合理性、替领导找到了一个堂皇的借口，使领导在确保了面子的情况下，碍情不过，笑纳为止。
主流文化如此，百姓们不免要上进、学习。一个人在吃饭前到一个朋友家中，家里的主人便会招呼他，常见的对话是这样的：
－－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
－－那再吃点儿吧？
－－不，不，不吃了。
－－再吃点儿吧。
－－不吃了，不吃了。
－－吃点儿吧，现成的。
－－不了，不麻烦了。
－－不要紧，不麻烦，坐、坐、坐。
－－那就给你们添麻烦了，不好意思。
客人在主人的再三邀请下，在证明了主人并非虚让，在确保了自己来此并非混饭的清白后，才心安理得地在饭桌旁坐下。
官僚们说一套做一套被视为虚伪，而百姓们的言不由衷，口是心非，则被视为客套、礼貌。
一名基督徒，从小接受的观念就是人生而有罪，只有听上帝的话，努力行善，才能得救。这使得每个基督徒在完全没有必要掩饰自己自私心的前提下，尽量行善赎罪，做得不够好，上帝也会宽恕，给人以忏悔的机会，这等于上帝给了每一个信徒一个展示真我，努力向善的巨大空间，使信徒们可以像孩童一样，直率、真诚、自由地生活。这是上帝的大爱，深沉的爱。
一名中国人，从小受到的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教导，这使得他在其一生中都要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自己自私的本性，生怕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而被正人君子们责骂为禽兽不如。但人的自私并不会因掩盖而消失，他仍时时刻刻地在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于是，中国人就用毕生精力演绎出了种种虚假。中国人其实活得很累：“主人”要以再三劝让来表达自己的无私，“客人”要以再三婉拒来表现自己的无私，在劝让与婉拒的切磋琢磨中，在相互的猜测试探中，在双方都确保自己不落下自私自利的把柄的前提下，“协议”才能达成。“主人”的第一、第二次的劝让，一般多为“虚让”，仅仅是个姿态，只是在声明自己不是个吝啬鬼，并无多少真心，外人不要当真。“客人”的第一、第二次的婉拒，一般也为“假拒”也只是个姿态，只是在声明自己不是个爱占便宜的人，并无多少实意，因此“主人”也别当真，要坚持全让下去，否则，你就会落一个吝啬的坏名声……。
人性本善的虚假，使得中国人的善和虚假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将中国人的真与恶永久的连在了一起。
讲真话，直率，在中国不是个好东西，他很容易伤害别人，他是和恶联系在一起的。
孔丘说：“自而无礼则绞”（直率不懂礼就会尖刻）(11)
孺悲（人名）想见孔丘，孔丘推辞说生病了，传话的人走出大门，孔丘就拿来瑟边谈边唱，故意让孺悲听见。(12)
这就是孔丘表示对一个人厌恶的方法。他之所以用这种又是弹又是唱，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来表达感情，而不肯简单地说：我讨厌你，就是为了避免“直而无礼”。孔丘的“礼”真是既虚伪又费力。
但是“圣人”的举止在中国人的眼中，不叫虚伪，而叫委婉、含蓄，是的，虚伪和含蓄并无质的区别，它们不过是同一个事物的两种褒贬不同的叫法而已。
在“圣人”的教导下，中国人都很含蓄。一场坦白、直率的对话，在中国是罕见的，几乎就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吵架、打架的前奏，短暂的理性交锋很快就会引发被长期“含蓄”所压抑的委屈、愤怒的爆发，理性对话旋即就会被感情冲动、泥沙俱下的破口大骂所代替……。中国人在刚看到外国影片时，都会对电影中人物的那些赤裸裸、大胆的、坦率的、理性的、并能保持“和平”的对白感到惊奇和羡慕，但是自己却学不来，因为这不仅需要有与传统文化对抗的勇气，更需要有高度的理性。理性就是真，而“真”正是中国龙文化所排斥、所扼杀的东西。
正是拥有了委婉、含蓄的广泛基础，才使得高高在上的官僚们敢于理直气壮地说一套、做一套，当婊子立牌坊；才使得群众们对官僚的虚伪、假话，见怪不怪，宽容、理解。
在中国，“情”是腐败的温床、滋生地，“含蓄”则是虚假的温床、滋生地。
中国文化中的确有美的一面，比如亲情美，比如含蓄美，但是这些美里面有毒，他们所包裹的，所蕴藏的东西是丑的、假的、恶的，是对生命有害的。
有位在中国教学的外籍教授，工作期满，准备归国，中国的师生们开了个欢送茶话会。在会上，有人请这个老外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给他留下的印象，这个外籍教师说：“在中国，人人都有饭吃－－”众师生鼓掌，“－－人人都讲假话。”师生们惊愕片刻，掌声更响。
有家公司从德国引进了一套生产设备，为了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德方派出了一名叫格里的青年工程师常驻该公司担任技术顾问。格里来到公司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安装调试设备。忙乎了一个多月，大功告成，生产出了第一批合格产品。公司为此在酒楼设宴，庆祝胜利。开席时，由车间主任致词，他说：“在局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公司领导的亲自指挥下，在格里工程师的大力协助下……”。第二天，格里一到车间，就对另一名中方技术人员愤愤不平地说：“你们主任说谎！指挥安装调试的是我，不是你们的领导，你们公司的领导只来看过一次，局里的领导根本就没有来过！”中方技术人员给他解释：这不叫说谎，而是规矩，在中国说话就得这么说，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要和领导挂钩。过没几天，一个工人违反操作规程，被机器咬掉了半截手指，车间召开事故分析会，主人要听听格里的看法。格里思考了一下就发言了，翻译将他的话翻译出来是这样的：“在公司领导的直接领导下，在主任先生的亲自指挥下……”。 此言一出，举座大哗，翻译发现格里说错了话，就用德语给他更正，两人叽里咕噜说了半天，格里仍是一脸茫然，像个孩子一样不知所措……。(13)
在中国人眼里，老外（欧美基督徒）都是天真、单纯的孩子，在老外眼里，中国人则是莫测高深、不可理喻的怪物。
假话，就是中国人说话的方式，不说假话，中国人就不会说话。
有个笑话讲：美国人安个假手也会打篮球，巴西人安个假脚也会踢足球，中国人安个假嘴也会说谎话。
讲假话，更是中国专制者们赖以生存的法宝。自“新中国”这个新的专制国家形成以来，报纸、电台、电视台，就几十年如一日地讲假话，从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些假话的“痴迷”程度来看，真让人相信一句话：“谎话讲得越大，相信的人越多。”一位共产党干部私下里讲：新闻里除了人物、地点、时间是真的，其余的全是假的；另一位共产党干部说得更干脆：中国的《新闻联播》要反着听才行。初听此话，感到偏激，后经多次测验，竟屡次不爽。
干部们有机会了解内幕，不好糊弄，，但它们本身就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也是讲假话中的一分子。可怜的是老百姓，他们是那些假话最终的、真正的受害者，但它们却“执迷不悟”，瞪着眼睛反驳你：报纸上说的能有错？！
上高中时，学习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其中反复批评唯心主义的“存在即是被感知”，我就很纳闷儿，既然存在是客观的，为何新闻非要坚持正面报道，非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文学、艺术为何非要宣扬主旋律，回避、掩盖阴暗面？为何不允许新闻、言论、学术、文艺自由？………，后来了解了儒家思想，此问题也就豁然而解了：皇帝利用儒教让别人做君子，自己做小人；共产党则是用马克思主义教别人唯物、实事求是，自己搞唯心，存在就是被感知。说一套，做一套，原来是一路货色，都是在愚民、在欺骗老百姓。
中国专制政府的假话之所以能说得大、说得绝、说得义正辞严、说得温情脉脉，就是因为讲假话在中国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对中国人来说，说谎只是个技术、智力问题而非道德问题，谎言揭穿，官僚不会脸红，群众也不会较真儿，甚至对官僚们的说谎技艺心存羡慕，对经典的谎话欣赏、把玩不已。这些实在都是儒教的功劳啊，没有谎言，中国专制政府，半年都难维持，哪里还由什么长治久安？难怪专制帝王们尊孔比尊自己爹妈来带劲儿。
中国人说假话、谎话，就如同呼吸、饮食等生理活动一样自然且不可缺乏，但是对于一名基督徒来说，撒谎却是一种罪恶，一种不能被上帝宽恕的罪恶。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撒谎的舌，
流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计的心，
飞跑行恶的脚，
吐谎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箴６：１６－１９）
作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箴１４：２５）
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箴１９：５）
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及至买去，他便自夸。（箴２０：１４）
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箴２０：１７）
耶酥基督所：“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５：３７）
有了主的教训，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一句谎话都不讲了呢？不是的，撒谎是人类的一个顽症，是人性恶的一个表现，对此，上帝对人又充满了怜悯，挑选了个日子（４月１日）定为愚人节，允许信徒们在此日中撒谎，发泄发泄撒谎欲。
天天讲假话的中国人也渴望听到真话，于是就有人投其所好，在中央电视台办了一个节目，名字叫“实话实说”。
诚实其实要比撒谎简单、省心得多，但人们偏偏做不到，你说人贱不贱？！
魔鬼在哪里？－－魔鬼就在我们心里，就在我们的灵魂中。
儒教不仅教人说假话，并且还教人办假事。
孟懿子问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4)
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通丧也，……。”(15)
孔丘时代，葬礼、祭礼就是“孝”的主要内容，但它们还是与“事之以礼”平等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孟轲总是比孔丘深刻些，同时，也就更露骨些：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为送死可以当大事。(16)（《孟子?离娄下》）
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孝孙的人决不会爱惜天下的财力而在父母的葬礼上节省）(17)
及至葬，四方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着大悦。(18)（到了安葬那天，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观看，孝子神色的悲戚，哭泣的哀伤，使吊丧的人感到很满意。）
一个人孝不孝，并不在乎你对父母的生前如何，而是看你在父母的葬礼上是否舍得花钱，是否“颜色之戚，哭泣之哀”；是看“四方观之”的“吊者”是否“大悦”。
孟轲已经暴露了为了达到自己祖先崇拜的宗教目的，而不惜牺牲亲情、真孝的丑恶面目。
父亲在自己孩子幼稚的时候，便自觉地充当了儒教的“教父”，给孩子灌输儒教“孝”的观念，讲一些《孝经》中愚孝的故事，愚弄自己的孩子，以确保自己老有所养，以确保自己的“投资”能得到最大的回报。对此中国人似乎并不隐瞒，当一个老人得到子孙的孝敬后，他们在欣喜之余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哎，今天算是得着儿子（孙子）的‘计’了。”其中的“计”就是“计谋”“算计”的“计”。
孩子渐渐长大了，自己也成了父亲，便慢慢悟出了自己父亲给自己大讲孝道背后的功利算计了。小时候，你糊弄我、算计我，现在你老了，我也糊弄你、算计你。反正“孟圣人”说了“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为送死可以当大事”，只要我把葬礼办的铺张些，谁敢说我不孝顺？！
１８７１年，一位外国基督徒耶茨（Ｙａｔｅｓ）博士在《祖先崇拜》的论文中说：“‘孝’这个词，极易产生误导作用，我们必须防止为他所蒙蔽。在我们所了解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的子孙是最不孝顺的，他们对父母不顺从，固执地我行我素，从能够了解自己的意图、愿望即刚启蒙的那个时候起，便是如此。”
无神论的儒教狡猾地将源自于人的道德感、人的灵魂的“孝”，很“唯物”地、很实际地纳入了功利的轨道，从而使得“孝”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沦为了儒教祖先崇拜的工具。儒教将自己寄生在亲情之上，实质上却是在伤害、吞噬着人的亲情。儒教这个病毒，孔、孟这两只披着羊皮的狼。
儒教这样片面强调葬礼的重要性，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恶果：他使得中国人爱搞形式，擅长“演戏”。
铺好束带、单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铺好敛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铺好衣服时，孝子要跳脚顿足；迁尸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衣服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被子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束带、单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19)
每当移动尸体，抬举棺柩时，就要哭泣，跳脚顿足无数次。……妇人不宜袒露臂膊，所以就敞开些胸口，捶击胸心，像鸟雀一样地跳脚顿足，怦怦咚咚的，如同墙垣的崩坏，尽情表达悲痛哀伤。(20)
………
这些只是儒较繁琐礼仪之一斑。在儒教的葬礼中，哭泣不是感情的流露，而是一道程序，一种仪式，一种表演。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儒教的殡葬仪式，这些仪式你完成得好不好，你哭的痛不痛，是和你得孝心成正比的，所有繁琐的仪式都是你孝心的具体量化。孝为“百德之首”，而“德”又是中国专制王朝中选拔、考察官吏的首选的、也是主要的考查内容。你能不能按照儒教的仪式完成葬礼，你能不能为父母守孝三年，直接关系到你仕途进退、休戚荣辱，你说儒教的仪式重要不重要。
在中国专制社会漫长的岁月中，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个“神圣”的、隆重的、正儿八经的“演出”。每个人在一生中，至少要在这个“演出”中扮演一回主角---孝子，扮演几回配角---孝属（孝子的家属或亲戚），还要扮演多次的“群众演员”和更多次的观众。中国人在对这个儒教“戏剧”的不断实践、观摩中，不知不觉就具备了一个演员的素质，生活中一旦需要，他们就会很自然地进入角色，展现其演员的才华。演技高的人，甚至技痒难忍，会亲自创造出需要来，以满足自己的表演欲。
这就是中国人爱搞形式主义，爱弄虚作假的渊源。
形式主义在中国的官场中是普遍的，他是中国官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上面要检查卫生了，下面就赶快动员群众打扫卫生；上面要来检查市场秩序了，下面就赶快让违规者躲藏起来。……这种逢场作戏，上面下面都心知肚明，但又心照不宣。地方、下级在形式中即得到了实惠，又保住了乌纱帽；中央、上级在形式中检验了自己的权威，并对下级作了力所能及的鞭策，各取所需。形式主义是专制、人治的必然，他的最终受害者是基层的人民。他所以能长期地被群众所容忍、所理解，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儒教给人们“演戏”打下的基本功。
除了形式主义之外，在中国的官场中，还有个普遍存在的弄虚作假，那就是造假数字。
政绩是一个干部工作成绩、能力的具体体现，也是决定干部们升降的主要因素，（起码表面上是这样）而其中，数字则是政绩的硬性指标，因此数字的大小、高低直接影响了官员们的仕途前程，事关重大。在专制政体下，不存在一个独立、严格、法制的调查统计机构，这就很容易使的官员们在数字上做手脚、造假。数字造假，其性质远没有贪污受贿严重，并且更隐蔽，不易被外人察觉，就是万一露了底，也很容易找到为自己开脱的籍口。由于数字造假的利益大，而风险小，他很快就会成为风气。风气一旦形成，不作假的官员也要“入乡随俗”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适应它，跟着做假。上机也会对下级的假数字心存怀疑，但他们并不会去认真地对待他，就是认真了，也没有用，他们也改变不了因制度原因而形成的风气。况且，作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他们同样需要好的成绩来标榜自己，向自己的上级邀功。这样一层一层大家心照不宣地往上骗，最终骗到朝廷中央。而中央也需要假数字、假政绩给老百姓看，给老外看。中国国内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８％的速度快速增长，他就会给每个老百姓造成这样一个错觉：国家经济一片繁荣，人人都在忙着发财。你下岗、做生意赔钱，只是个别现象，只能怨你自己没本事，怪不得国家，怪不得政府。发牢骚，只能证明你的心理素质差，丝毫影响不了政府的形象。他还会给外国人造成一个错觉：中国现行的专制政体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民的素质很差、人格很贱，需要专制的压迫、管教，他们只有在专制政体下才能安居乐业，干劲儿十足，过上幸福小康生活，８％的经济增长率就是这一切的证明。
据近年财政部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显示，在被抽查的１５７家企业中，有１５５家存在虚报利润的问题。(21)（《新浪网》）
造假数字在中国的政府机构中是普遍的、制度化存在的，是不成文暗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流行的一些顺口溜、民谣反映了这个不成文暗规则的法则、行情：
统计加估计，上下同同气，大家都满意；
机器没转圈，烟囱没冒烟，产值照样翻两翻。
统计、统计，
三分统计，七分估计，
服从领导的决策算计。
牛皮泡泡糖，科学新配方；
越吹越大，越嚼越香。
村骗乡，乡骗县，层层骗到国务院；
国务院下文件，层层照着念，就是不照办。
为什么不照办，因为自己并不具备文件所要求的实力。就像大跃进式的浮夸风一样，自己“放卫星”说亩产上万斤，（最高时亩产６万斤）中央下文件所你们就每亩地上缴五千斤公粮吧，乡干部们怎么办呢？他们只能一方面作手脚继续糊弄中央，另一方面靠压榨剥削群众的口粮来凑数，最终结果就是将人活活饿死。
现在的数字造假没有浮夸风时严重，但其性质是一样的。这个作假的不成文游戏规则的最终受害者是基层老百姓。层层官僚最终会将自己作假带来的亏欠，用种种手段转嫁于基层人民，靠搜刮百姓来弥补自己的财政黑洞。官僚们的政绩其实是建立在人民的煎熬之上的，这个数字作假的暗规则，本质上官僚层层搜刮百姓的暗规则，只是手法更隐蔽罢了。
现在数字作假所以没有浮夸风时严重，是因为像对待腐败一样，中央会对它进行控制的。像腐败一样，中央管的松了，作假的“行情”就会看涨，当作假的攀比竞争有比工计转向比胆量时，他就会面临失控的危险，这是中央就会派工作组对“不像话”“离谱”的地区进行查处整顿，遏制以下看涨的势头，将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中央这样做，是不是就能对作假的水分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呢？笔者认为中央是办不到的。数字作假是暗箱操作，他会向股市一样，“行情”时时都在变化。因为关系到官位的竞争问题，那些假数字的操作者，各层官僚们，在“炒假”的过程中是根据“行情”进行攀比的，而并不是只在事实的基础上添加一定比例的水分了事。正像官方媒体偶尔报道的那样：一个关门多年的企业，能年产值上千万元；一个没有任何工业的农村，工业年产值能近百万元等等。
因此中国所谓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不是个水分问题，他是虚假的，毫无参考价值。
今天，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都严重亏损，靠着银行的借贷苟延残喘，工人大批下岗或半下岗，人民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消费者的购买力愈来愈弱，商场中的商品价格愈来愈低，经济如此糟糕，去哪儿屙出来个８％的增长率？！
今天上万亿的高税收，和经济增长是两码事，他只是财政中央集权的产物。不过是政府通过高压将老百姓在改革开放时挣得的钱，又给强制收刮去了，吃的是改革开放的老本儿。
中国政府做假帐，不值得希奇，值得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建立在虚假之上的数字，竟然会有那么多中外学者当真，并撰写出许多理论来。
弄虚作假不只是官场才有，它同样存在于中国商界的方方面面，比较集中的市场是中国的股市。
股市，诞生于１７世纪率先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荷兰，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标志，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股票的实质就是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将钱“借”给一个自己看好的、有前途的公司，公司根据赢利按每人“借”钱的多少进行分红。这个“借”据就是股票。因为参与了分红，你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投资者，一个股东，风险也要与公司共同承担。股票可以自由买卖，形成的市场，就是股市。
我和那家公司的老总又不认识，我怎么能把自己的血汗钱投给他？他把钱拐跑了怎么办？他挣了钱反说赔了钱，怎么办？要我把钱投给他，必须要有两个保障：第一，法律有足够的威严，不仅确保他随时能将钱“还”我，并且还要使他不敢做假帐欺骗我。第二，他本人是个诚实，值得信任的人，而不是个江湖骗子。
其实这就是一个股市必须具备的两个前提条件：一，社会必须是个法制社会。二，社会需要拥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因为在股市这个钱堆儿里，人太容易玩猫腻了，单靠法制是不够的。
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股市就太玄了，谁敢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中国人就敢。早期的股市，在股民眼里简直就是个“卖钱”的福利机构，只要你能排队得到“买钱”的资格，你就能稳赚一把。后来，潮起潮落，被泼了两盆子冷水后，股民们清醒了一些。政府也及时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要慎重。他很容易让人想起澳门赌场门口的善意警告：闲钱来玩耍，保持娱乐性。股民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一场赌局。后来市场传来的一些违规操作的消息，使一些股民看到这是一场可以作弊的赌局，但他们并不计较，默认了种种特权，只期望以自己的聪明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最后，出现了“银广夏”事件，许多股民才如梦方醒：原来上市公司的业绩、各种相关信息，全是假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传媒都参与了造假，就连股评都是受了黑钱的“庄托儿”……中国的股市原来是一场骗局。这真是对广大兢兢业业收集、研究各种信息，努力学习专业知识，通晓中外经济，关心国计民生的股民们的一个愚弄。本来总是自认为高人一等，胜人一筹，结果自己不过是一只被别人牵着鼻子领到屠宰场，任人宰割的羔羊。
股市本是个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好东西，但是到了中国，却变成了政府巧取豪夺、搜刮百姓的工具。平日里向群众多收十元钱，群众就会乱骂娘，但有了股市，群众们就像一群亡命赌徒，蚕蛾扑火般地前来送钱，一时赚了钱，便四处炫耀，最终赔了钱，则不敢吱声，怕被别人取笑。---表面上是双赢，实际上是诈骗。
中国专制社会是一头杂食、且消化能力极强的怪兽，他几乎可以吞噬所有的外来“食物”，经过咀嚼、消化最终使之成为自身机体的一部分。
股票市场出现了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和股市性质相同，同样需要法制和道德的期货市场、彩票市场难道因为没有出现什麽问题，就是一方净土，值得人们信任？
弄虚作假，不仅仅指存在于官场、商界，在绿茵场上有假球，在歌坛上有假唱，在医院有假病例、假证明，在校园有假论文、假文凭，考试作弊……这些假的事物，如同细菌一样散布在我们的周围，让人防不胜防。
当官的作假可以升官，经商的作假可以发财，特殊行业作假可以给自己带来实惠，它们的作假手法不同，但最终对象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基层老百姓。那么，老百姓岂不成了刀俎之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了吗？
“蚯蚓尿尿，各有便道儿”老百姓也有老百姓的办法，那就是造假货。
假货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全假”：比如将马粪滞塞进烟卷里冒充香烟；将泥巴抟成颗粒状涂上颜色假冒黄豆；将玉米分压成药片；用糖水冒充咳嗽药水、感冒冲剂；用罗卜充当天麻等等。第二种是“掺假”：比如给猪肉、牛肉里注水；给牛奶里兑水；在面粉里掺滑石粉；在味精里掺盐；在煤炭里掺大量煤矸石；在羊毛、棉花中掺沙子、再浇上糖水等等。第三种是假冒品牌：比如假凤凰、永久自行车；假茅台、五粮液酒；假中华、红塔山、香烟；加健力宝、娃哈哈饮料；假飘柔、海飞丝洗发水等等。
中国的假货品种“奇”全，数量“奇”大，堪称世界之最。品种全：你能看到的，甚至你能听到的商品，在中国都有假货存在；数量大：每个中国人都会被假货所包围，一个没有买过假货的人简直就不是个中国人。
面对铺天盖地的假货，中国的质量监督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形同虚设，消费者协会也只是个“居委会大妈”，和和稀泥，息事宁人而已。面对现实，中国的消费者只能自己倍加小心，处处防范而已。久而久之，中国的消费者倒被恶劣的环境磨炼成了世上防假意识、识假能力最强的消费群体。
这时间，出了一位打假的英雄王海，但是竟然引起了“王海是不是消费者”“王海是英雄还是刁民”的争议。这种争议纯属中国牌扯蛋。先别争论王海是不是消费者，先说说制假、贩假、售假该当何罪，先把制假、售假者绳之以法，之后，再来讨论王海是不是英雄。“刁民”一词是“旧社会”官老爷对老百姓的蔑称，这个词汇的再度出现，是统治阶级对消费者、老百姓的人格侮辱，也反映了中国人大脑中的儒家思想是何等的严重。
象对腐败一样，中国人对假货泛滥的现象常存在两个误区：第一，就是将中国的假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假货相提并论。第二，是将假货泛滥视为改革开放的产物。
先说第一个误区。是的，欧美基督教国家同样也有假货的存在，这是可悲的人性决定的，但是它们的假货于中国的假货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欧美国家的假货只是个别现象，属于“点”，中国的假货是普遍现象，属于“面”。欧美的假货只能偷偷地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而中国的假货则敢于冠冕堂皇地招摇于闹市，跻身于精品豪门行列，睥睨天下过客。
单拿假酒来说：
１９８５年，京、津、沪等十城市抽查了１５００家定点经销酒的单位，发现６０％的就是假冒伪劣品。
１９８７年１－－５月，天津市就查处假茅台、假五粮液、假杜康等９个品种３０多万瓶，远远超出真名优白酒的上市量。
经过１９８７年全国上下对制售假冒品进行的大规模查处后，１９８８年，据京、津、沪等大城市抽检市场上流通的１３种国家名酒，每种的冒牌货仍不低于５０％。沈阳一年即查获假冒白酒近百万瓶。
１９８９年元旦前夕，五粮液酒厂厂长发表讲话：市场上出售的”五粮液“最起码有７０％是假货。
１９９２年，有关部门在北京市场作过一次抽样检查，柜台上的茅台竟没有一瓶是真的。
四川古蔺郎酒厂生产的郎酒１９８４年获名酒称号后，小小的古蔺县内，就有数十家大小酒厂以及百余个地下团伙在生产１００多种“郎酒”。１８９８年，真郎酒一年之销出１２０吨，而“假郎”“野郎”仅古蔺县每年就有几千吨流向全国市场。
…………
在美国也有假货，地摊上有外观漂亮的劳力士手表，售价仅二三十美元，还有瑞士军刀，售价三美元一把，而商店里正宗的瑞士军刀标价三十多美元。这就是美国的家伙，他们低廉的价格分明在告诉消费者：我是假货，外观可与真活相比美，价格却又便宜得多，兜里没钱，又想虚荣的人，就来买我。这种假货可以称之为“诚实”的假货。而同样的东西如果在中国，便敢于标上真货的价钱，在最高档的商场亮相，销量说不定比在美国的地摊还要高。
再说第二个误区。
清朝的才子纪晓岚在《阅徽草堂笔记》中记载了几个关于假货的事。
一件事纪晓岚买罗小华墨。（可能是当时的名牌）这墨看上去“漆匣黯敝，真旧物也”，可是买回去一用，居然是泥抟的，染以黑色，还带了一层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纪晓岚给骗了。
另一件是买蜡烛。纪晓岚赶考，买了一支蜡烛，回到寓所里怎么也点不着，仔细一看，原来也是泥做的，外面涂了一层羊脂。
纪晓岚的从兄万周，一天晚上见灯下又要和叫卖烤鸭的，买了一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这鸭子的肉已被吃尽，只剩鸭头、鸭脖子、鸭脚和一幅完整的骨架。骨架里搪上泥，外面糊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灯下难分真假。
纪晓岚的奴仆赵平，曾以２０００钱买一双皮靴，自以为买合适了，沾沾自喜。有一天下雨，赵平穿着皮靴出门，结果光着脚丫子回来了。原来那靴子的腰是乌油高丽纸作的，揉除了皱纹纹，貌似皮子。靴子底则是破棉花粘糊的，在用布绷好。
此外，纪晓岚还讲述了两个更难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说来话长，恕不转述。(22)
１７４８ 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出版了他的《环球旅行记》。书中记载了他真实的环球经历，这位漂流者很仇视中国，因为他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的舰队供给品，大多是假货。“蔬菜像烂草一样，猪羊的肚子里灌满了水，而且缺斤短两。”中国人的贫困、不讲生活质量更让他吃惊：“中国人抢着吃外国船上扔下来的臭肉，腐烂的猫与狗的尸体。”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其１８９８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特性》中说：“假份量、假尺码、假钱钞、假货物，---这些在中国都是在所难免的。”
以上诸事发生时，“新中国”还没有诞生哩，可见将假货泛滥视为是改革开放、“初级阶段”“转型期”的产物是一种偏见，而预言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假货会日渐消失，则是一种天真。
这些假事、假货，是假话的一种延伸，它们的危害比假话更直接、更具体，已经属于违法、犯罪的范畴，是腐败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专制政体、缺乏法制，是这些假事、假货泛滥的直接原因。正是没有法制，才使得做假事的人获利极大，而风险极小；正是没有法制，才使得做假货的人得到地方官僚的保护，而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正是没有法制，才使得政府得打假和反腐败一样，只是象征性地、局限性的，只是走走过程，做作形式，治标不治本，打假最终变成“假打”。
然而，从更宽阔的历史、地域的眼光看，除了近代产生出一些民主法制国家外，世界上更多的国家，更长的时间里是处于非法制的状态下的。但是，他们中间没一个国家能过像中国这样假货泛滥成灾，人人弄虚作假成性。
可见，政治制度、法制，并不是问题的全部、问题的根本。在中国，就是突然间从天上掉下法制来，在没有构成犯罪事实的假话面前，在犯罪事实模糊、伸缩弹性很大有无孔不入的弄虚作假面前，在无法检测的掺假、在不好定性的伪劣商品面前，法制，也会捉襟见肘，其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因此，“打假”更属于道德范畴。
在中国对制假、售假的地方保护中，并不能完全单用一个“利”字来概括，地方官僚的思想、道德意识，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河南某县供销社大批出首假“凤凰”自行车被发现，上级要求查处时，该县副县长却振振有词地对抗上级命令：这个供销社是我县的经济支柱，经济落后才搞点假冒，赚点钱。如果被查处没收，就没法活了。
河南某县因大量制售假“茅台”假“五粮液”被工商部门查处，一位副县长说：我们县历来是穷县，这两年不少群众搞假冒致富了，县里的财政收入也高了，有什麽不好！
河北魏县是个制售假药的大本营，工商干部将假药的问题反映到该县的某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卖假药有什麽了不起，你不知道魏县穷吗？群众好不容易找到一条致富的门路，你们却大惊小怪，查个没完没了。于是，魏县的人大常委、公安局的头面人物也纷纷下海，搞“业余兼职”成了卖假药大军中的一员。
湖南株洲药检所依法没收了白关药材市场某店待售的假土霉素等假药品，合计７３３元。该店法人代表不服，找到县委，县委书记竟指示将没收的药品全部退还售假者，并对药检所的负责人说：市场刚开张不久，买几次假药怕什么？另一位乡党委书记则说：我们株洲县的经济之所以搞不上去，就是你们这些人的干扰。
…………
地方官僚如此的“关心”地方经济和地方百姓的生活，不排除受人财物替人消灾的嫌疑，但是他们能以地方经济为理由如此理直气壮地为制假、受假辩护、撑腰，也足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真正的）道德观念是多么地淡薄，更准确地说是可以看出中国的“造假”道德观念是多么的浓厚，多么的有群众基础。
明朝的开国元勋刘伯温写过一篇《卖柑者言》，反映的是元朝末期的一位造假者的心声。将它翻译成白话如下：
杭州有个卖水果的人，会储藏柑桔，经过严寒酷暑也不腐烂，拿出来光彩鲜艳，玉石般的质地，金子般的颜色；可是把它剖开来看，却干枯得像破旧的棉絮。我很奇怪，就责问他：“你卖给人家的柑桔，是要拿他装倒器皿里去供奉神灵、招待宾客呢？还是炫耀他的外表去迷惑傻子和瞎子呢？你这种欺骗的手段太过分了。
卖水果的人笑着说：“我干这行当已经多年了，我依靠这职业来养活我自己。我卖它，人家买他，从来没有听到过闲话，为什么唯独你不满意呢？世上玩弄欺骗的人不少啊，难道就是我自己吗？你怎么没有去想想，现在那些身上佩着虎符、坐着虎皮交椅的人，看那耀武扬威的样子，好像是能捍卫国家的将才，可他们真的能够传授孙武、吴起那样的谋略马？那些高高地戴着官帽、腰上拖着长长带子的人，看那气度不凡的样子，很像是在朝廷上辅助帝王的重臣，可是他们怎能够建立尹伊、皋陶那样的业绩吗？盗贼兴起，不知道怎样控制，百姓困苦却不知道怎样解救，官吏为非作歹却不知道怎样制止，法制败坏却不知道怎样整顿，白费国家的俸禄却不知道羞耻。看他们坐在大堂上，骑着高头大马，美酒喝得醉醺醺的，油腻美味吃的饱饱的，那一个不是看起来高不可攀，使人敬畏，显赫威武，值得人家模仿效法呢？又哪里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呢？今天先生不去追究这些，独独来追究我的柑桔！”(23)
有了国家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卖柑者为何不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呢？
今天，中国每个城市的墙壁上都涂着“办证１９１×××××” 之类的文字号码，这是造假文凭、假证件者的广告，上面的号码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与他们联系的传呼号。如果我是一位造假文凭、假证件的人，别人指责我，我会同样像卖柑者一样不服气：大学校园里的一些所谓的硕士速成班，只要交上万把块钱，就能混个硕士文凭，这种文凭是真的吗？许多官僚为了晋升，通过种种手段在大学里弄到的本科、大专文凭是真的吗？还有众多的委培、自费、走读、甚至正规生，回回靠考试作弊过关，它们的文凭就是真的？如果执法部门抓住了我，该罚就罚，该判刑就判刑，在中国没理可讲，“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我承认自己作恶、作假的档次低、能力有限，但是千万不要给我讲“道德”二字，－－恶心，你们自己也长了一身长毛毛，有什麽资格说我是妖精！
如果我是学生，别人指责我考试作弊，我也不服气：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明明知道是错的，为什么还要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党史和我们的专业没有任何关系，凭什么要我们死记硬背？！本专业的教材是几十年前的教材，和现实根本对不上号，我们死记硬背又有什麽用？！教材上能讲假话，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假事？！教育体制本身就假，我们作弊是对这种僵化、虚假体制的正常的、健康的应激反应，为什么单单指着我们？！
校园不单单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地方，他更是一个教育学生怎样做人的场所。道德操守也如少女的贞节的操守，少女的贞操一旦破了，以后也就没有守节的必要了；既然在“洁净”的校园里能作弊，出了校园，到了社会的大染缸中，就更能作弊，并且会有更为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辩解。
有了假话，就会有假事，有了假事，就会有假货。
上梁不正下梁歪，下梁不歪，整个大厦就会倒塌。“上梁”通常只是被群众们理解为高级干部的行为准则、生活作风，其实，真正的“上梁”是支配干部们行为的儒家思想，而这种思想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大脑中，支配、影响着每一个人的行为。
中国社会“假”的泛滥，表面的、“硬”的原因是体制问题，深层的、“软”的原因则是儒教价值观问题。表面的、硬的体制，也是由深层的、软的宗教决定的，中国社会的长期专制，正是儒教的杰作。因此儒教是中国“虚假”泛滥的源头。
儒教不除，假祸不止。
儒教的含蓄是虚假的温床、孳生地。这“含蓄”仍是个表面，它里面仍包裹有东西。“含蓄”所包裹的这个东西，就是道教所鼓吹的“道”。
让我们来看看道教的“道”是什麽样子：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23)（《老子?二十一章》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明白的样子）我独昏昏（糊涂的样子）；熟人察察（同昭昭），我独闷闷（同昏昏）。“(24)（《老子?二十章》）
故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旷兮，其若谷，（象山谷一样空旷），混兮，其若浊（象混浊的大水一样混沌）。(25)（《老子?十五章》
这就是“道”的真面目：恍惚窈冥，混混沌沌，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他才是“中国牌”虚假的根源的根源。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26)（《老子?三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27)（《老子?六十五章》）
道教不仅明确地教导专制者们愚民，他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愚民工具。道教愚民，靠的就是“道”－－混沌。
不好理解吗？那就看看太极图：一个圈里，黑白缠绕，黑中有白，白种有黑，难分难解。太极图就是“道”的肖像。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8)（《老子?四十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29)（《老子?二章》）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0)（《老子?二章》）
唯之与阿（赞成与反对）相去几何？（相差多远？）善之与恶，相去若何？（善与恶，相差又有多远？）(31)（《老子?二十章》）
表面上很辩证、很智慧，实质上是有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郑板桥想对恍惚混沌的“道”探个究竟，不能，最后只好长叹一声：“聪明难，糊涂更难”“难得糊涂”而作罢。直到今天，“难得糊涂”仍是几乎所有“聪明”的中国人的最高生活准则。
曹雪芹倒是探了个究竟，到太虚仙境走了一遭，看到了“道”的真面目，原来是“假作真是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他比郑板桥更绝望，最后依皈佛门了。
颠倒了！一切都颠倒了！真与假，美与丑，善于恶，正与邪，黑与白，一切的一切，在中国统统都颠倒了。
虚假！一切皆虚假，从头到脚，从肉体到灵魂，－－中国人还有灵魂吗？你们是天生没有灵魂，还是灵魂被魔鬼拐走了？你们为何如此唯物，如此实际，如此功利？和动物一样？
都知道中国人“爱面子”，“面子”为何物？他和尊严、体面有何不同？尊严、体面是真实的，它的主体是自己的灵魂。“面子”是虚假的尊严和体面，他不需向自己的灵魂负责，他完全是给别人看的。
还不好理解？吃过馄饨吗？吃过水饺吗？饺子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人就应该吃过饺子。
馄饨、饺子的面皮就是“含蓄”，里面的馅儿，就是“道”－－混沌。俗话讲：过年谁不吃个饺子。饺子是中国最盛大的节日－－春节中的一道主食，富人的饺子，馅儿里的肉可以多一点儿，穷人的饺子，馅儿里的肉可以少一点，就是没有肉也不要紧，只要用“含蓄”的面皮儿一包，就团圆美满，“天下大同”了。
自从有了馄饨、饺子，以及他们的“亲戚”包子后，就便宜了哪些病猪肉、死猪肉、烂猪肉等假冒伪劣。再烂的东西，只要搅碎了，往馅儿里一掺，就“成事不说”了，“皮儿”一包，就“遂事不谏”了，一下肚，也就“即往不咎”了……。（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即往不咎。”《论语?八佾》）（成事不说：作过的事不要解释；遂事不谏：完成的事不要提意见；既往不咎：已经过去的事不要再追究。）
中国历史中常记载着饥民相食、易子而食的事情，直到近代、现代仍有吃人的事情发生，我很纳闷儿，怎么下的了口？现在明白了，一定是包成饺子吃的，要么就包成包子，《水浒》中不是就有专门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吗？
鲁迅先生说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就是一个“人肉筵席”，我也纳闷儿，“君子远庖厨”，连庖厨都不敢接近的“慈善”的君子们，怎么就敢“吃人”呢？现在也明白了，“人肉筵席”的主食一定就是“饺子”。
“假冒伪劣”是现代中国社会上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其中的“劣”指的是粗制滥造、质量低劣。严格地讲，他不属于假的范畴，而属于质量意识问题。但是“劣”和“假”却是近亲，因此人们常将它们相提并论。在此，我们也附带谈谈中国人的质量意识问题。
在中国，质量低劣比假冒更加普遍，它所涵盖的范围也更广。他不仅仅局限于商品这样的“硬件”上，他还包括了比如服务、工作、生活等更广的“软件”。质量优劣的界定标准比真假的界定标准更模糊，更难量化，更不为法治所管辖。
和“虚假”一样，中国人的质量意识淡薄，也是源远流长，是传统文化、尤其是道教的一个结果。
“十字架”是由横平、竖直的两条直线构成，经纬分明，是非清晰。它里面不存在半条似是而非的曲线、弧线。十字架信仰培养了基督徒理性思辨的科学精神和严肃认真的质量意识。与十字架对立的是中国的太极图。太极图中没有半条直线，他全由说不清、道不明的曲线、弧线组成。正是混沌、糊涂的太极图、道，塑造了中国所特有的不认真、缺乏理性、不讲原则的大脑，扼杀了中国人的质量意识。
中国与欧洲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欧亚大陆－－这个人类文明的舞台的两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同样处于两个对立的极端，其表现之一就是，基督教欧洲重质量轻数量，而中国则是重数量轻质量。在魔鬼与上帝的较量中，数量是魔鬼手中的一个法宝。
“认真”在中国是个遭到非议的东西。在工作中认真，会被大家视为“死别”“一根筋”“认死理”；在人际交往、言行信诺上认真，会被大家视为“迂直”“小心眼”“拘泥小节”；在钱物来往上认真，这会被视为“薄气”“小气”等等。相反，不认真，这会被视为达观、豁达、大方、活道、宽容、厚道等等。
在中国人眼中，认真是恶的，不认真是善的。－－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所有听不到福音的民族的悲哀。人的本质是有罪的，是恶的，不知道赎罪、没办法赎罪的人门怎么敢认真呢？一旦认真了，人便会露出凶恶的真面目，要么自家人相斗，要么和外族人相斗，就会陷入你死我活的争斗之中，永无宁日。
类似于西方的宽恕、宽容，中国有一个词叫“厚道”。表明上他们是一回事，但是当你将西方的“宽恕”（condone）翻译成“厚道”时，就不自觉地犯下了一个错误，因为他们两者是不同的：宽恕是知道你犯的过错，但是能够原谅你，给你改正的机会；厚道则是不知道或是不愿知道你的过错，而将事情糊弄过去。前者，是有原罪、赎罪“理论”作背景的，后者，是由混沌、感情为内涵的。
中西方这种类似的词汇还有很多，但是他们的内涵却总是有着微妙差别的，这种微妙的差别其实往往正是基督文化和龙文化的真正差别，这种微妙的、不易或不愿被人察觉的差别又总是将人们引到歧途之中，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中国人要想杜绝这种诱惑，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中国方块字抛弃掉。否则，很难。
“厚道”对中国人来讲，就像“诚实”对于一名基督徒一样，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品质的非常高评价，而“薄气”对于中国人，就像“欺诈”对于一名基督徒一样，是对一个人的很低的、贬义的评价。
“厚道”和“诚实”是大不相同的，“诚实”是以认真为原则的，而“厚道”则是以不认真为原则的。“厚道”就像儒教的“让”一样，是表面的，是有分寸、有技巧的。在“厚道”所表现出来的“大度”、“宽容”、“不拘小节”的外表之下所掩盖的是更为复杂功利算计，因为这种“厚道”的算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它里面掺杂了更多的数字以外的东西，如感情、权力、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厚道”算计是一个政治算计，这种算计的基本功把每一个中国人都训练成了政治家。但是中国的政治并没有因此而进步，反而因此落在了世界后面，同胞们，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欧美基督徒在签订合同时的讨价还价、斤斤计较，表面上繁琐、刻薄，但实质上是一劳永逸，费嘴而省心的，其最终结局也总是双赢的。而中国人在签订合同时（包括更多的口头协定），双方都拉不下“厚道”的面子去讨价还价，许多细节的讨论也由于怕落下“薄气”的罪名而羞于开口。表面上这种合作的效率是高的，双方是相互信任的，气氛是和谐友好的。但是在双方糊里糊涂地签订合同后，心里算计便伴随了整个合同期，直到合同期满，以双方不欢而散、甚至结下仇怨而结束。
中国人的这种游戏规则对谁有利？第一是对有权的人有利。既然纠纷的内容，合同中没有写明，法律就做不了主，最终谁有权力，谁和权力靠的近，谁就会在纠纷中占便宜。第二，是对道德品质差的人有利。人们因为“厚道”不愿在细节上计较，这就给那些“专攻细节”的骗子们提供了可趁之机，最终使吃了亏的“厚道”人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
“厚道”呀“厚道”，多么善良、多么醇厚的字眼，有多少骗子假汝渔利，有多少邪恶假汝行事；“厚道”呀“厚道”，你表面上善良、温柔，内心里却是黑白混淆、是非不分，你是骗子的工具，邪恶的帮凶。
“厚道”的中国人是不敢认真的，是不敢讲究质量的。
中国人的质量意识差，还来自于中国人特殊的对待生命、对待死亡的态度。
儒道较是两种否定神的存在，否定彼岸世界存在的“反宗教”，他们否定彼岸世界的一个直接的恶果就是让中国人过度迷恋现世、怕死。
每个人在考虑到死亡时，都会产生一种“人死如灯灭”的空虚、失落感。人死不甘心像灯一样灭掉的，于是便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或把自己的肖像雕刻在巨大的建筑物上……这些还不能永恒，于是人便又留恋起、便去追求能让人永恒的神，于是便有了宗教。
这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人对死亡的忧虑，实际上是人的灵魂在思考、在寻你一个真正的、永恒的归宿。没有灵魂的动物，再聪明也不会去想“死亡”这个无聊的问题。宗教是人类社会的标志，原始人群和动物群体的区别就是人群拥有宗教。和人很接近，聪明的猩猩猴子，几乎拥有原始人所有的社会行为，但唯独没有宗教。如果你看到一群猴子在跪拜一个没有生命的、用木头或石头刻成的偶像时，那你看到的就不再是猴子，而是人。
“不语神怪，罕言性命”(32) “子不闻神怪乱力”(33) “不知生焉知死”(34)，回避死亡，否定天堂、彼岸世界的儒教，让他的信徒们干了不少坏事，最终他也只给了他的信徒们的灵魂一个去处：阴曹地府。阴曹地府是个什麽地方？反正不是天堂，也不是慈善机构。那里面有阎王、判官、牛头马面，那里的小鬼们比阳间监狱里的狱卒还黑还坏，个个是敲诈、勒索、刑讯逼供、滥施酷刑的能手，所以，一个信奉儒教的中国人一生中最要紧的是自己死后，要有子孙常来看自己，以使得地府中的牛头马面们知道自己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孤魂野鬼、“绝户头”；要有子孙来不断给自己“送”些纸钱、冥钞，以保证自己的生活，以便买通小鬼们，使自己免受太多折磨。因此“断子绝孙”对中国人来讲是最为恶毒得诅咒。
道教更心虚，连阴曹地府都不敢让去，只是一味地炼长生不老丹，以求长生不死，肉体成仙，让人的灵魂永远寄居在肉体之中。
回避死亡的儒道教使得中国人很惧怕死亡，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意味着痛苦、失败、终结、“灯灭”，是一件很让人悲伤、很晦气的事情。在中国传统的葬礼上，死者亲属们的大哭特哭，就是这种“死亡观”的具体表现。中国人在哭丧时最常见的“唱词”是：“爹（娘）这一辈子是什么福都没享啊……。”为亲人离开尘世倍感痛心、惋惜，似乎自己的爹、娘只要活下去就能享什么福似的。
基督徒是有福的，因为他们通过了基督的宝血于上帝签了协约，只要不违背协约，他们死后就可以上天堂，而天堂比尘世美好的多。所以基督徒面对死亡，是平静的，理性的。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３日，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后，他的亲人只是平静地说：“约翰被枪打中了，他现在在天堂里。”
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５日，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中航行时撞上 了冰山，轮船徐徐沉入大海，这时一位乘客约翰．侯伯牧师(Rev. John Harper），眼见这紧急情况，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集合。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侯伯牧师庄严的宣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惧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争用逃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人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听闻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那一群基督徒听后，大受感动，产生了一致的响应，他们继续手牵手，一同唱著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庄严的诗歌感动了船上的其它乘客，大家秩序井然的接受船上工作人员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它的乐手，也穿著燕尾服走上甲板，为这群基督徒伴奏。在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的歌声中，铁达尼缓缓沉入大西洋。 67岁的头等舱乘客、全球最大的美斯百货公司创办人斯特劳斯，别人劝他：“保证不会有人会反对像您这样大年纪的人上救生艇”时，这位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在还有女人没上救生艇之前，我绝不会上。”世界著名的银行世家大亨古根海姆，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纸条写著：“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还有亿万富翁阿斯德、资深报人斯特德，炮兵少校巴特，著名工程师罗布尔等，他们都呼应侯伯牧师，把自己在救生艇里的位置让出来，给那些来自欧洲，脚穿木鞋、头戴方巾、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美国纽约世贸大楼遭到恐怖分子的突然袭击后，被困在大楼中的人们很冷静，在疏散之时紧张有序，主动为伤员让出通道。消防队员到来后，大家拿水给他们喝，并往他们身上洒水。一名妇女在地铁站被困了４５分钟，重见天日后，她并没有立即逃离现场，而是留下来帮助一名哮喘的妇女……。
中国同胞们，在死亡面前，如此的尊严、体面，我们做得到吗？灾难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又会作何选择呢？我想除了是“狼奔豕突”之外，还是“狼奔豕突”吧！（豕：就是猪）
1994年12月8日傍晚，新疆的克拉玛依市「友谊馆」，举行「两基」教育汇报演出，不幸的在现场发生大火，造成325人死亡，136人烧伤。灾后鉴定报告里显示，死者中有288人是学生，其中独生子女占98%。据医生鉴定，死难者中有近百名孩子是被人挤死或踩死的。在许多孩子弱小的尸体上，有成年男
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细若尖刃的鞋跟所踩下的血洞。还有目击者声称，一个被踩破肚皮的小男孩，当卡车运往殡仪馆时，肠子还拖在地上......当时在友谊馆参加活动的，有该市15所学校的中小学生，以及教职员工796人；另外还有自治区教委「两基」教育验收团的25人，和克拉玛依市20多名副处以上的官员。 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和孩子们同场遇险的克拉玛依市20几位大小官员，竟「奇迹」似地无一人伤亡。而且当时他们都坐在最前排，离火源最近，而离唯一的逃生门最远，然而他们大多数人却最先逃出，出来后一个个也还都衣冠楚楚。 据一名逃生的五年级男生回忆，当他上完洗手间，回到剧场时，场内已是另一番情景：“我抬头一看舞台，无数的火花往下掉，一个领导模样的大人，拿著话筒喊：‘不要乱、不要动，让爷爷叔叔们先走！’” 另一位舞蹈教师说：“当时市教委的一位领导，举著话筒喊：‘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们先走......’”在场的最高长官、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方天＊，从塞满孩子的唯一出口离开后，一头钻进小轿车直奔医院，中间经过消防队也不下车报案，他很不幸，被火星烧焦了几荆白发。市教委一名党委副书记况＊，凭借著对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凭著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孩子们哭喊也绝不开门；事后还骄傲的告诉记者，自己的逃生知识有多丰 富。 ……
道教不单单是只炼长生不老丹，他还教导人们怎样保全、延长自己的肉体生命。
曲则全，枉则直（委屈反而能保全，弯曲反而能伸直）(35)（《老子?二十二章》）
缘督以为经（作事顺应自然）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天行），可以尽年。(36)（《庄子?养生主》）
宋国有一处叫荆氏的地方，适宜种楸树、柏树、桑树。一握两握粗细的树，想找栓猴子木桩的人就把他砍去了；三围、四围粗细的，想用作高大屋栋的人就把它砍去了；七围、八围粗的，贵人和富商想做单幅板棺材的就把他砍去了。这些树之所以未能想尽天年，而中途丧命于斧子，就是因为有用而招来的祸患。(37)（《庄子?人世间》）
掌管祭祀的祝宗身穿祭服走进猪栏，对猪说：“你为是么怕死？我要好好喂养你三个月，戒食十天，斋戒三天，铺上百茅草，把你的肩肘和后退放置在雕饲的祭器上，你愿意吗？”转移为猪打算，到第不如吃糟糠活在猪栏里好啊。人既然会替猪打算，却为什么偏偏为追求尊严、荣誉而去作祭盘中的牺牲品呢？(38)（〈庄子?达生〉）
庄子在濮水中钓鱼，有两个楚王的使者来拜访，说：“我们大王想把国事托付给你。”庄子持着鱼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神龟，已经死去三千年了，楚王把他用巾布包起来，装进竹箱，藏在庙堂之上。这只龟，是宁可死去而留下骨壳被人尊重呢？还是宁愿摇摆着尾巴在泥中打滚好呢？”两个大夫说：“当然是摇摆着尾巴在泥中打滚好。”庄子说：“你们回去吧！我将摆着尾巴在泥中打滚。”（原文：“吾将曳尾于泥中。”）(39)（《庄子?秋水》）
…………
道教是一个教人委曲求全、贪生怕死的宗教。
将人混同于动物，是无神论、唯物论的必然，将人混同于猪和王八，则是其中的最高境界－－庄周可真是个天才。
有了道教的教导，中国人个个都是贼精。欧洲人为了尊严、荣誉而去面对面地决斗，对中国人来讲纯属犯傻。中国人也有争斗，但他们绝不会光明正大地去面对面地决斗，而只是会在保证自己不流血的前提下用尽心思去暗算对手，就是暗算不成，也有台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韩信为了避免决斗而不惜钻裤裆的故事，所以千古流传，就是因为它符合了道教的审美观，并为众多的懦夫们提供了一个畏刀避剑的借口和精神胜利的武器。两千多年了，韩信只出了一位，但受“胯下之辱”的中国人却多了去了。
儒道教让人畏惧死亡、爱惜生命、迷恋尘世、享受生活，这样不是更能让人们提高生活和生命的质量吗？然而，事实却正相反。
是的，中国人是一个贪图现世享受的民族，在吃和性交上，中国人的技术是世界第一的。虽然中国的烹调术、房中术非常发达，但是能享受他们的并不是众多怕死的人，而只是一小撮不怕死的人－－是那些敢于将脑袋栓在裤腰带上打天下、并取得成功的人。这一伙亡命之徒成为统治者后，会对广大贪生怕死、委曲求全的民众打心眼里蔑视，并会将他们作为牛马无限制地压榨。而怕死的民众对残酷的专制也能无限制的承受，除非没有饭吃。
“不自由勿宁死”对中国人来说，这是疯子、“生蛋们”才说的话。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裴多菲不仅这样说了，他也这样做了。在反抗沙俄、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战斗中，裴多菲被敌人的长矛刺破了胸膛，献出了自己可贵的生命，他为自由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与裴多菲的是相反，“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两者皆可抛。”才是中国人的真实写照。裴多菲如在中国，一定会被当成疯子，他就是为中国的自由而死，他的鲜血也不会唤醒、激励中国的民众去追求自由，而只会被当成人们茶余饭后谈笑的话料：“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40)（《老子?七十六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41)（《老子?七十三》）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呵，呵呵……。
“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中国人的真正信仰，这种信仰的最终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赖活”。一种工业产品，如果没有质量淘汰的标准，其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所有的产品质量都将一降再降，直到面目全非，难以称之为产品。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生存的最低要求，只是为活而活，为吃而活，为活而吃，那他的结局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没有生活，仅仅是活着，像猪一样活着。
没有正确死亡观的人和民族是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孔丘说：“未知生，焉知死？”（没能知道生，又怎么知道死呢？）(42)正确对待生与死的态度与孔丘这个骗子的话正相反，他是：不知死，焉知生？
那一小撮中国的统治者是不是就懂得享受生活，知道提高生活质量呢？也不是。和民众的极端贫困相对应的是专制者们的极端奢侈，极端贫困会扼杀生活质量，极端奢侈同样会扼杀生活质量。和极端贫困不同，他是通过极端纵欲来毁坏生活质量的：每餐上百道菜的慈禧太后，肯定得不到美食的享受；拥有成千上万后宫的皇帝也不会真正品尝到性的乐趣，他们不懂得饥饿与美食、禁忌与性的真正关系，和贫困的老百姓相比，他们不过是些食儿多、母猪多的猪而已。
自认为向蛇学了几招，就有了蛇的精明实际，时时、事事都能得着实惠，其实他们只是中了蛇的诡计，徒有蛇精明的外表，实际上却过着“曳尾于泥中”的自得其乐、自欺欺人的猪和王八的生活而已。中国人自称是大智若愚，其实中国人是大愚若智。
一个为吃而活，为活而吃，连自身生命都不讲质量的人，怎么能对自己的产品讲质量呢？一个劣等的民族，怎么能生产出优等的产品呢？！ 【全文完】
⑴（《论法的精神》）
⑵（《史记?陈涉世家》）
⑶（《孟子?梁惠王上》）
⑷（《孟子?告子上》）
⑸（《孟子?告子上》）
⑹（《公羊》）
⑺（杜预《左传序》）
⑻（《孟子?滕文公上》）
⑼（《孟子?离娄下》）
⑽（《三字经》）
(11)（《论语?泰伯》）
(12)（《论语?阳货》）
(13)（《读者》２００１、１４）
(14)（《论语?为政》）
(15)（《论语?季氏》）
(16)（《孟子?离娄下》）
(17)（《孟子?公孙丑下》）
(18)（《孟子?滕文公上》）
(19)（《礼记?丧大记》）
(20)（《礼记?问丧》）
(21)（《新浪网》）
（22）（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
(23)（《老子?二十一章》
(24)（《老子?二十章》）
(25)（《老子?十五章》
(26)（《老子?三章》）
(27)（《老子?六十五章》）
(28)（《老子?四十章》）
(29)（《老子?二章》）
(30)（《老子?二章》）
(31)（《老子?二十章》）
(32)（〈后汉书?方术列传〉）
(33)（《论语?述而》）、
(34)（《论语?先进》）
(35)（《老子?二十二章》）
(36)（《庄子?养生主》）
(37)（《庄子?人世间》）
(38)（〈庄子?达生〉）
(39)（《庄子?秋水》）
(40)（《老子?七十六章》）
(41)（《老子?七十三》）
(42)（《论语?先进》）
在中国，质量低劣比假冒更加普遍，它所涵盖的范围也更广。他不仅仅局限于商品这样的“硬件”上，他还包括了比如服务、工作、生活等更广的“软件”。质量优劣的界定标准比真假的界定标准更模糊，更难量化，更不为法治所管辖。
和“虚假”一样，中国人的质量意识淡薄，也是源远流长，是传统文化、尤其是道教的一个结果。
“十字架”是由横平、竖直的两条直线构成，经纬分明，是非清晰。它里面不存在半条似是而非的曲线、弧线。十字架信仰培养了基督徒理性思辨的科学精神和严肃认真的质量意识。与十字架对立的是中国的太极图。太极图中没有半条直线，他全由说不清、道不明的曲线、弧线组成。正是混沌、糊涂的太极图、道，塑造了中国所特有的不认真、缺乏理性、不讲原则的大脑，扼杀了中国人的质量意识。
中国与欧洲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欧亚大陆－－这个人类文明的舞台的两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同样处于两个对立的极端，其表现之一就是，基督教欧洲重质量轻数量，而中国则是重数量轻质量。在魔鬼与上帝的较量中，数量是魔鬼手中的一个法宝。
“认真”在中国是个遭到非议的东西。在工作中认真，会被大家视为“死别”“一根筋”“认死理”；在人际交往、言行信诺上认真，会被大家视为“迂直”“小心眼”“拘泥小节”；在钱物来往上认真，这会被视为“薄气”“小气”等等。相反，不认真，这会被视为达观、豁达、大方、活道、宽容、厚道等等。
在中国人眼中，认真是恶的，不认真是善的。－－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所有听不到福音的民族的悲哀。人的本质是有罪的，是恶的，不知道赎罪、没办法赎罪的人门怎么敢认真呢？一旦认真了，人便会露出凶恶的真面目，要么自家人相斗，要么和外族人相斗，就会陷入你死我活的争斗之中，永无宁日。
类似于西方的宽恕、宽容，中国有一个词叫“厚道”。表明上他们是一回事，但是当你将西方的“宽恕”（condone）翻译成“厚道”时，就不自觉地犯下了一个错误，因为他们两者是不同的：宽恕是知道你犯的过错，但是能够原谅你，给你改正的机会；厚道则是不知道或是不愿知道你的过错，而将事情糊弄过去。前者，是有原罪、赎罪“理论”作背景的，后者，是由混沌、感情为内涵的。
中西方这种类似的词汇还有很多，但是他们的内涵却总是有着微妙差别的，这种微妙的差别其实往往正是基督文化和龙文化的真正差别，这种微妙的、不易或不愿被人察觉的差别又总是将人们引到歧途之中，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中国人要想杜绝这种诱惑，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中国方块字抛弃掉。否则，很难。
“厚道”对中国人来讲，就像“诚实”对于一名基督徒一样，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品质的非常高评价，而“薄气”对于中国人，就像“欺诈”对于一名基督徒一样，是对一个人的很低的、贬义的评价。
“厚道”和“诚实”是大不相同的，“诚实”是以认真为原则的，而“厚道”则是以不认真为原则的。“厚道”就像儒教的“让”一样，是表面的，是有分寸、有技巧的。在“厚道”所表现出来的“大度”、“宽容”、“不拘小节”的外表之下所掩盖的是更为复杂功利算计，因为这种“厚道”的算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它里面掺杂了更多的数字以外的东西，如感情、权力、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厚道”算计是一个政治算计，这种算计的基本功把每一个中国人都训练成了政治家。但是中国的政治并没有因此而进步，反而因此落在了世界后面，同胞们，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欧美基督徒在签订合同时的讨价还价、斤斤计较，表面上繁琐、刻薄，但实质上是一劳永逸，费嘴而省心的，其最终结局也总是双赢的。而中国人在签订合同时（包括更多的口头协定），双方都拉不下“厚道”的面子去讨价还价，许多细节的讨论也由于怕落下“薄气”的罪名而羞于开口。表面上这种合作的效率是高的，双方是相互信任的，气氛是和谐友好的。但是在双方糊里糊涂地签订合同后，心里算计便伴随了整个合同期，直到合同期满，以双方不欢而散、甚至结下仇怨而结束。
中国人的这种游戏规则对谁有利？第一是对有权的人有利。既然纠纷的内容，合同中没有写明，法律就做不了主，最终谁有权力，谁和权力靠的近，谁就会在纠纷中占便宜。第二，是对道德品质差的人有利。人们因为“厚道”不愿在细节上计较，这就给那些“专攻细节”的骗子们提供了可趁之机，最终使吃了亏的“厚道”人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
“厚道”呀“厚道”，多么善良、多么醇厚的字眼，有多少骗子假汝渔利，有多少邪恶假汝行事；“厚道”呀“厚道”，你表面上善良、温柔，内心里却是黑白混淆、是非不分，你是骗子的工具，邪恶的帮凶。
“厚道”的中国人是不敢认真的，是不敢讲究质量的。
中国人的质量意识差，还来自于中国人特殊的对待生命、对待死亡的态度。
儒道较是两种否定神的存在，否定彼岸世界存在的“反宗教”，他们否定彼岸世界的一个直接的恶果就是让中国人过度迷恋现世、怕死。
每个人在考虑到死亡时，都会产生一种“人死如灯灭”的空虚、失落感。人死不甘心像灯一样灭掉的，于是便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或把自己的肖像雕刻在巨大的建筑物上……这些还不能永恒，于是人便又留恋起、便去追求能让人永恒的神，于是便有了宗教。
这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人对死亡的忧虑，实际上是人的灵魂在思考、在寻你一个真正的、永恒的归宿。没有灵魂的动物，再聪明也不会去想“死亡”这个无聊的问题。宗教是人类社会的标志，原始人群和动物群体的区别就是人群拥有宗教。和人很接近，聪明的猩猩猴子，几乎拥有原始人所有的社会行为，但唯独没有宗教。如果你看到一群猴子在跪拜一个没有生命的、用木头或石头刻成的偶像时，那你看到的就不再是猴子，而是人。
“不语神怪，罕言性命”(32) “子不闻神怪乱力”(33) “不知生焉知死”(34)，回避死亡，否定天堂、彼岸世界的儒教，让他的信徒们干了不少坏事，最终他也只给了他的信徒们的灵魂一个去处：阴曹地府。阴曹地府是个什麽地方？反正不是天堂，也不是慈善机构。那里面有阎王、判官、牛头马面，那里的小鬼们比阳间监狱里的狱卒还黑还坏，个个是敲诈、勒索、刑讯逼供、滥施酷刑的能手，所以，一个信奉儒教的中国人一生中最要紧的是自己死后，要有子孙常来看自己，以使得地府中的牛头马面们知道自己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孤魂野鬼、“绝户头”；要有子孙来不断给自己“送”些纸钱、冥钞，以保证自己的生活，以便买通小鬼们，使自己免受太多折磨。因此“断子绝孙”对中国人来讲是最为恶毒得诅咒。
道教更心虚，连阴曹地府都不敢让去，只是一味地炼长生不老丹，以求长生不死，肉体成仙，让人的灵魂永远寄居在肉体之中。
回避死亡的儒道教使得中国人很惧怕死亡，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意味着痛苦、失败、终结、“灯灭”，是一件很让人悲伤、很晦气的事情。在中国传统的葬礼上，死者亲属们的大哭特哭，就是这种“死亡观”的具体表现。中国人在哭丧时最常见的“唱词”是：“爹（娘）这一辈子是什么福都没享啊……。”为亲人离开尘世倍感痛心、惋惜，似乎自己的爹、娘只要活下去就能享什么福似的。
基督徒是有福的，因为他们通过了基督的宝血于上帝签了协约，只要不违背协约，他们死后就可以上天堂，而天堂比尘世美好的多。所以基督徒面对死亡，是平静的，理性的。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３日，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后，他的亲人只是平静地说：“约翰被枪打中了，他现在在天堂里。”
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５日，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中航行时撞上 了冰山，轮船徐徐沉入大海，这时一位乘客约翰．侯伯牧师(Rev. John Harper），眼见这紧急情况，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集合。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侯伯牧师庄严的宣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惧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争用逃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人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听闻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那一群基督徒听后，大受感动，产生了一致的响应，他们继续手牵手，一同唱著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庄严的诗歌感动了船上的其它乘客，大家秩序井然的接受船上工作人员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它的乐手，也穿著燕尾服走上甲板，为这群基督徒伴奏。在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的歌声中，铁达尼缓缓沉入大西洋。 67岁的头等舱乘客、全球最大的美斯百货公司创办人斯特劳斯，别人劝他：“保证不会有人会反对像您这样大年纪的人上救生艇”时，这位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在还有女人没上救生艇之前，我绝不会上。”世界著名的银行世家大亨古根海姆，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纸条写著：“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还有亿万富翁阿斯德、资深报人斯特德，炮兵少校巴特，著名工程师罗布尔等，他们都呼应侯伯牧师，把自己在救生艇里的位置让出来，给那些来自欧洲，脚穿木鞋、头戴方巾、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美国纽约世贸大楼遭到恐怖分子的突然袭击后，被困在大楼中的人们很冷静，在疏散之时紧张有序，主动为伤员让出通道。消防队员到来后，大家拿水给他们喝，并往他们身上洒水。一名妇女在地铁站被困了４５分钟，重见天日后，她并没有立即逃离现场，而是留下来帮助一名哮喘的妇女……。
中国同胞们，在死亡面前，如此的尊严、体面，我们做得到吗？灾难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又会作何选择呢？我想除了是“狼奔豕突”之外，还是“狼奔豕突”吧！（豕：就是猪）
1994年12月8日傍晚，新疆的克拉玛依市「友谊馆」，举行「两基」教育汇报演出，不幸的在现场发生大火，造成325人死亡，136人烧伤。灾后鉴定报告里显示，死者中有288人是学生，其中独生子女占98%。据医生鉴定，死难者中有近百名孩子是被人挤死或踩死的。在许多孩子弱小的尸体上，有成年男
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细若尖刃的鞋跟所踩下的血洞。还有目击者声称，一个被踩破肚皮的小男孩，当卡车运往殡仪馆时，肠子还拖在地上......当时在友谊馆参加活动的，有该市15所学校的中小学生，以及教职员工796人；另外还有自治区教委「两基」教育验收团的25人，和克拉玛依市20多名副处以上的官员。 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和孩子们同场遇险的克拉玛依市20几位大小官员，竟「奇迹」似地无一人伤亡。而且当时他们都坐在最前排，离火源最近，而离唯一的逃生门最远，然而他们大多数人却最先逃出，出来后一个个也还都衣冠楚楚。 据一名逃生的五年级男生回忆，当他上完洗手间，回到剧场时，场内已是另一番情景：“我抬头一看舞台，无数的火花往下掉，一个领导模样的大人，拿著话筒喊：‘不要乱、不要动，让爷爷叔叔们先走！’” 另一位舞蹈教师说：“当时市教委的一位领导，举著话筒喊：‘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们先走......’”在场的最高长官、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方天＊，从塞满孩子的唯一出口离开后，一头钻进小轿车直奔医院，中间经过消防队也不下车报案，他很不幸，被火星烧焦了几荆白发。市教委一名党委副书记况＊，凭借著对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凭著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孩子们哭喊也绝不开门；事后还骄傲的告诉记者，自己的逃生知识有多丰 富。 ……
道教不单单是只炼长生不老丹，他还教导人们怎样保全、延长自己的肉体生命。
曲则全，枉则直（委屈反而能保全，弯曲反而能伸直）(35)（《老子?二十二章》）
缘督以为经（作事顺应自然）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天行），可以尽年。(36)（《庄子?养生主》）
宋国有一处叫荆氏的地方，适宜种楸树、柏树、桑树。一握两握粗细的树，想找栓猴子木桩的人就把他砍去了；三围、四围粗细的，想用作高大屋栋的人就把它砍去了；七围、八围粗的，贵人和富商想做单幅板棺材的就把他砍去了。这些树之所以未能想尽天年，而中途丧命于斧子，就是因为有用而招来的祸患。(37)（《庄子?人世间》）
掌管祭祀的祝宗身穿祭服走进猪栏，对猪说：“你为是么怕死？我要好好喂养你三个月，戒食十天，斋戒三天，铺上百茅草，把你的肩肘和后退放置在雕饲的祭器上，你愿意吗？”转移为猪打算，到第不如吃糟糠活在猪栏里好啊。人既然会替猪打算，却为什么偏偏为追求尊严、荣誉而去作祭盘中的牺牲品呢？(38)（〈庄子?达生〉）
庄子在濮水中钓鱼，有两个楚王的使者来拜访，说：“我们大王想把国事托付给你。”庄子持着鱼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神龟，已经死去三千年了，楚王把他用巾布包起来，装进竹箱，藏在庙堂之上。这只龟，是宁可死去而留下骨壳被人尊重呢？还是宁愿摇摆着尾巴在泥中打滚好呢？”两个大夫说：“当然是摇摆着尾巴在泥中打滚好。”庄子说：“你们回去吧！我将摆着尾巴在泥中打滚。”（原文：“吾将曳尾于泥中。”）(39)（《庄子?秋水》）
…………
道教是一个教人委曲求全、贪生怕死的宗教。
将人混同于动物，是无神论、唯物论的必然，将人混同于猪和王八，则是其中的最高境界－－庄周可真是个天才。
有了道教的教导，中国人个个都是贼精。欧洲人为了尊严、荣誉而去面对面地决斗，对中国人来讲纯属犯傻。中国人也有争斗，但他们绝不会光明正大地去面对面地决斗，而只是会在保证自己不流血的前提下用尽心思去暗算对手，就是暗算不成，也有台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韩信为了避免决斗而不惜钻裤裆的故事，所以千古流传，就是因为它符合了道教的审美观，并为众多的懦夫们提供了一个畏刀避剑的借口和精神胜利的武器。两千多年了，韩信只出了一位，但受“胯下之辱”的中国人却多了去了。
儒道教让人畏惧死亡、爱惜生命、迷恋尘世、享受生活，这样不是更能让人们提高生活和生命的质量吗？然而，事实却正相反。
是的，中国人是一个贪图现世享受的民族，在吃和性交上，中国人的技术是世界第一的。虽然中国的烹调术、房中术非常发达，但是能享受他们的并不是众多怕死的人，而只是一小撮不怕死的人－－是那些敢于将脑袋栓在裤腰带上打天下、并取得成功的人。这一伙亡命之徒成为统治者后，会对广大贪生怕死、委曲求全的民众打心眼里蔑视，并会将他们作为牛马无限制地压榨。而怕死的民众对残酷的专制也能无限制的承受，除非没有饭吃。
“不自由勿宁死”对中国人来说，这是疯子、“生蛋们”才说的话。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裴多菲不仅这样说了，他也这样做了。在反抗沙俄、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战斗中，裴多菲被敌人的长矛刺破了胸膛，献出了自己可贵的生命，他为自由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与裴多菲的是相反，“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两者皆可抛。”才是中国人的真实写照。裴多菲如在中国，一定会被当成疯子，他就是为中国的自由而死，他的鲜血也不会唤醒、激励中国的民众去追求自由，而只会被当成人们茶余饭后谈笑的话料：“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40)（《老子?七十六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41)（《老子?七十三》）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呵，呵呵……。
“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中国人的真正信仰，这种信仰的最终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赖活”。一种工业产品，如果没有质量淘汰的标准，其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所有的产品质量都将一降再降，直到面目全非，难以称之为产品。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生存的最低要求，只是为活而活，为吃而活，为活而吃，那他的结局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没有生活，仅仅是活着，像猪一样活着。
没有正确死亡观的人和民族是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孔丘说：“未知生，焉知死？”（没能知道生，又怎么知道死呢？）(42)正确对待生与死的态度与孔丘这个骗子的话正相反，他是：不知死，焉知生？
那一小撮中国的统治者是不是就懂得享受生活，知道提高生活质量呢？也不是。和民众的极端贫困相对应的是专制者们的极端奢侈，极端贫困会扼杀生活质量，极端奢侈同样会扼杀生活质量。和极端贫困不同，他是通过极端纵欲来毁坏生活质量的：每餐上百道菜的慈禧太后，肯定得不到美食的享受；拥有成千上万后宫的皇帝也不会真正品尝到性的乐趣，他们不懂得饥饿与美食、禁忌与性的真正关系，和贫困的老百姓相比，他们不过是些食儿多、母猪多的猪而已。
自认为向蛇学了几招，就有了蛇的精明实际，时时、事事都能得着实惠，其实他们只是中了蛇的诡计，徒有蛇精明的外表，实际上却过着“曳尾于泥中”的自得其乐、自欺欺人的猪和王八的生活而已。中国人自称是大智若愚，其实中国人是大愚若智。
一个为吃而活，为活而吃，连自身生命都不讲质量的人，怎么能对自己的产品讲质量呢？一个劣等的民族，怎么能生产出优等的产品呢？！ 【全文完】
⑴（《论法的精神》）
⑵（《史记?陈涉世家》）
⑶（《孟子?梁惠王上》）
⑷（《孟子?告子上》）
⑸（《孟子?告子上》）
⑹（《公羊》）
⑺（杜预《左传序》）
⑻（《孟子?滕文公上》）
⑼（《孟子?离娄下》）
⑽（《三字经》）
(11)（《论语?泰伯》）
(12)（《论语?阳货》）
(13)（《读者》２００１、１４）
(14)（《论语?为政》）
(15)（《论语?季氏》）
(16)（《孟子?离娄下》）
(17)（《孟子?公孙丑下》）
(18)（《孟子?滕文公上》）
(19)（《礼记?丧大记》）
(20)（《礼记?问丧》）
(21)（《新浪网》）
（22）（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
(23)（《老子?二十一章》
(24)（《老子?二十章》）
(25)（《老子?十五章》
(26)（《老子?三章》）
(27)（《老子?六十五章》）
(28)（《老子?四十章》）
(29)（《老子?二章》）
(30)（《老子?二章》）
(31)（《老子?二十章》）
(32)（〈后汉书?方术列传〉）
(33)（《论语?述而》）、
(34)（《论语?先进》）
(35)（《老子?二十二章》）
(36)（《庄子?养生主》）
(37)（《庄子?人世间》）
(38)（〈庄子?达生〉）
(39)（《庄子?秋水》）
(40)（《老子?七十六章》）
(41)（《老子?七十三》）
(42)（《论语?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