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
第八章 祸起萧墙
----------------------------------------------------------------
１９３８年秋，１１５师在经营鲁西的同时，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沂河以西、蒙山以南地区。它北靠沂蒙山区，南接徐（州）海（州）平原，是华中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也是在徐海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控制它可以威胁津浦、陇海两条成十字交叉的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无穴来风
１９３８年，日本侵略军已控制铁路，侵占了鲁南的所有县城，对鲁南山区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在层峦叠嶂的山区中，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和封建地主武装等犬牙交错，各霸一方。
在鲁南也有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叫“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是郭子化、张光中和何一萍等人创建起来的。
郭子化是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书记。１９３７年他赴延安参加党的苏区和白区会议回来后便酝酿建立抗日武装，翌年春发动武装起义。５月间，将沛县、滕县和峄县的武装调至峄县集结，从李宗仁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第５战区取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的番号，由中共苏鲁边区特委委员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委。总队曾多次破袭临（城）枣（庄）铁路，袭击日军小分队和辎重队。后来被秦启荣、申宪武等顽军包围，于是就派人到泰莱山区向中共山东省委求援。７月间，省委率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４支队（由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徂徕山起义的部队组成，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４支队）两个团到鲁南，计划建立鲁南根据地，因受地主武装包围不能立足而撤回到鲁中。９月间，孤单弱小的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只好接受当时对共产党态度较好的临沂专员张里元部直辖４团的番号，困驻于枣庄东北的抱犊崮附近的车辋、大炉一带，其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１９３９年４月，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第５１军、第５７军约２万人，受蒋介石之命，由皖北进入鲁中、鲁南，驻扎于沂（山）、鲁（山）、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山区。沈鸿烈为拉拢于学忠，作出了一个“防区划分”的决定。把山东纵队的防区划在泰山、徂徕山以南，津浦路以东，滕县以北，石莱（新泰县西南角）以西的狭小山地，并规定：山东纵队“除胶东、鲁西各支队仍在现地……以外，其鲁南及胶济路北各支队应向前定地区集结，限５月１５日前到达。”显然，沈鸿烈搞这个决定，是企图依靠于学忠的力量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并且借以挑拨八路军和于学忠部之间的关系。于是，八路军在鲁南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１９３９年６月，日军２万人“扫荡”鲁中、鲁南。在这次“扫荡”中，秦启荣的部队和于学忠的部队都遭到重大损失，这样就为１１５师进入这一地区提供了机会。远在陕西的毛泽东瞧准了这一机会。６月２１日，毛泽东及时致电集总，指出：在日军“扫荡”后，鲁南（这里指大鲁南，包括鲁中地区）局面混乱，省府秦部及东北军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１１５师师部及６８６团（和）萧华（纵队）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并应大放（即任命）县长、区长，及在可能条件下放专员，以争取政权。但是，７月间，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建议，第１１５师指挥位置仍在鲁西地区。８月１日，第１纵队又致电１１５师，要求将６８６团调往鲁南，于是６８６团立即由鲁西出发，过南阳湖，进入邹县与滕县边界，９月初进入抱犊崮山区。
８月上旬，１１５师机关从费县南下，于９月１日到达大炉。陈光和罗荣桓率领少数参谋人员和两个连仍留在泰西。从这时候开始，津浦路以东也有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这次行动使得该师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对山东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沈鸿烈排挤山东纵队的企图也就随之而化为泡影。
９月４日，八路军集总致电１１５师，指出山东肥城周围山区的活动范围太小，不便于部队的行动和进一步扩展力量，主力应转移到泗（水）费（县）临（沂）地区。此时，第６８６团和师部已到达鲁南，实际上需要转移的只有陈光和罗荣桓及他们的随行人员了。
接到集总的通知后，罗荣桓和陈光就着手准备向鲁南转移，可是，就在这时他们接到杨得志（当时他正率领冀鲁豫支队，这个支队由１１５师的３４４旅一部组成，直属八路军总部指挥）和苏鲁豫支队彭明治发来的电报，说（微山）湖西地区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
平静的微山湖突然掀起了大浪。
八路军内部出了“托匪”
罗荣桓接到这两个电报，心里想，不好！共产党中的一些人的毛病又犯了。早在红军时期，反“ＡＢ团”扩大化，就不知冤枉了多少红军优秀干部、战士，造成了重大损失。当年，很多国民党出很高奖赏都没有抓到的共产党员，最后却惨死在自己战友的枪口之下。这些事记忆犹新，今天有的人又搞起了这套把戏。
“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罗荣桓暗暗下了决心。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派别。３０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模式，大肆鼓吹“肃托”。１９３８年１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从而把肃托和反对相提并论。１９３８年８月，康生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涉及全党，很多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里受到影响，把“托派”当成，或者如同１０年内战时期的“ＡＢ团”、“改组派”那样来理解。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１９３９年８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分子名单。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和干部已达数百人。因为“托派”从性质上讲同是一样的，既然是，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当时的情况怎么能让人民公敌留在世界上呢？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约３００人被无辜杀害。
湖西地区处于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４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湖西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于１９３８年五六月间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军第２总队（当时总队长是李贞乾，政委是王文彬，后为郭影秋），后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为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１９３８年１２月，由１１５师第６８５团改编的苏鲁支队到达湖西，和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４０００多日伪军对湖西的第一次“扫荡”，受到了湖西群众的热情欢迎。与抗日义勇军第２总队合编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共有第１、２、３、４大队和游击７大队及独立大队等下属单位，曾发展到８０００余人。
１９３９年５月间，遵照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领支队部和第２、３大队及独立大队，支队政委吴法宪率领第１大队和第７大队一部，分别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以东地区活动。第４大队由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政委王凤鸣率领，留在湖西地区活动。苏鲁豫支队的这３支队伍，分别处在津浦路和陇海路十字交叉点徐州的西北、西南和东南角（第６８６团则进入徐州的东北角），南联彭雪枫纵队，西接冀鲁豫支队，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的活动范围是越来越广了，按这样的情况看，这里的抗日形势是一派大好。然而，到１９３９年８月间，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的狂风恶浪。
王须仁搞“肃托”，得到当时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依据这些不确实的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是越肃越多。
“肃托”像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到湖西区党委，许多领导干部被关押。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被杀害。二王草菅人命，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报告，而且还嫌当地“托派”的人数不够，“肃”起来不过瘾，于是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发报，说在冀鲁豫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得志将该地区的“托派”抓起来，送到湖西地区处理。杨得志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回电严词拒绝。不久，杨得志率领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王凤鸣对此置若罔闻。而梁兴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的情况。他听了杨得志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向王凤鸣提出意见。王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的敌人有密切联系，也是“托匪”，突然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此例一开，４大队的“托匪”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很多营连干部被投进监狱，这些人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
梁兴初差点被枪毙
听说梁兴初被关起来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他对王凤鸣搞的“肃托”表示反对，不同意逮捕梁兴初。王凤鸣不仅不听，反而又想抓彭明治。彭明治无力扭转王凤鸣造成的险恶局面，只得发报向罗荣桓和陈光反映。
罗荣桓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湖西发报制止，同时说明将亲自到湖西了解情况。见到罗荣桓的电报后，王凤鸣慌了手脚。他一面不得不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准备迎接罗荣桓的到来；一面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制造的既成事实。
被关押的干部很快认识到这是一起大冤案。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副支队长李发原，是红２５军干部，内战时期见识过“肃反”扩大化。他不愿坐以待毙，设法逃出了虎口，并向山东分局作了报告。区党委巡视团主任张子敬也跑掉了，但又被抓回来。一些逃脱不掉的干部也千方百计地向上级报告情况。被关押的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等，在一个纸烟盒子的背面，给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首长写了一封信，报告湖西“肃托”的情况，然后把这封信交给同监的一个小贩，托他释放后交给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再转到分局和师部。罗荣桓赶到湖西时，收到了这封信。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把共产党监狱内犯人的信交给共产党的机关，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恐怕是极为少见的。
“肃托”在继续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后也被投进了牢房。牢房设在一座地主宅院内，几间阴暗潮湿的房内，关了许多重要人员。除了上述人员以外，还有湖西人民抗日武装最早的领导人李贞乾、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他们的许多战友已经惨遭杀害，而他们自己的生命已是朝不保夕。可这位侦察科长却带来了好消息，他告诉大家：
“罗荣桓政委要来了！”
阴暗的牢房里立刻活跃起来。“有救了，有救了！”人们交换着欣喜的目光。白天，大家都把目光转向窗户，盼望看到罗荣桓的身影；夜晚，大家都在侧耳倾听，想听出有没有罗荣桓到来的马蹄声。人们都在默默念着罗荣桓的名字，心里想着：“罗政委，你快来吧！”
罗荣桓比他们更急。在被关押的人盼望他到湖西的时候，罗荣桓一行正马不停蹄地向湖西赶来。对于罗荣桓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多争取一点时间，就等于多为革命挽回一些损失。罗荣桓亲自听取侦察员的报告，了解敌情，决定具体的行军路线。在行军途中，他们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提高行军速度。
罗荣桓骑在马上，脑子中闪过一个个画面：抓“ＡＢ团”，“肃反”扩大化……有多少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被惨遭杀害，革命遭到了多么重大的损失！人们已饱尝了因过火的政治斗争而造成的巨大痛苦，为什么现在还有人重蹈覆辙呢？
为了路上的安全，应付意外事件，罗荣桓带了一部分部队同行。他们首先在滕县与薛城之间迅速穿过了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东岸。第４大队的第２营营长江燮元，率领部队过湖来迎接罗荣桓。他们见面后，罗荣桓就问江燮元：
“你怎么不是托派呀？”
“我怎么会是托派呢？”江燮元不解地问。
罗荣桓接着说：“许多人都不是托派，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来了吗？”
罗荣桓一句话揭穿了湖西事件的真相，解开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团。江燮元向罗荣桓汇报了湖西“肃托”后的严重局势。罗荣桓考虑到湖西的情况，就叮嘱说：“你们暂留在湖东吧，不要回去了。王凤鸣也会把你们抓起来的，我们去处理这件事。”
江燮元及其所率部队就留在了湖东。罗荣桓一行渡过微山湖便直奔单县，到达第４大队驻地附近后，为了避免发生不测事件，他们先住进了一个小村子里，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并把所带的干部分为两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件的真相。
在罗荣桓及其随行人员住的村子里，到处都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罗荣桓看了王凤鸣编造的谎言，愤愤地说：“把党组织搞垮了，大批的党员干部被杀掉了，弄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还说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彻底胜利’，那要搞成什么样子！”
按照事先安排，郭洪涛与区党委书记谈，罗荣桓和王凤鸣谈。
王凤鸣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政委紧皱双眉，狠狠地盯着他。他知道事情不好，赶紧低下了脑袋。他手里拿着一叠事先赶出来的材料，但假的就是假的，汇报漏洞百出。平时非常耐心，总是让人把话说完的罗荣桓，这次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便打断王凤鸣的话，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王凤鸣举起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出来的？”罗荣桓更加严肃起来，他根本不理那些材料，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
“你打人了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这一连串的提问，好像连珠炮，王凤鸣终于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根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次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厉声责问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的。”
在罗荣桓义正辞严的斥责声中，在湖西地区专横跋扈的王凤鸣，此刻像泄了气的皮球，软在椅子上。
原先对王凤鸣唯命是从的区党委书记，经过郭洪涛的谈话，悔恨交加，意识到自己铸成了大错。罗荣桓同他谈话时说：“你们应当分析一下嘛！区党委的同志，像王文彬同志，我听六支队的段君毅同志说，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曾经当过北平学联的宣传部长，他和张如等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装，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们是托派，能这样干吗？”
在牢房里似饥若渴的“犯人”们，从窗户看到外面有一些过去从未见过的干部，都估计：可能是罗政委的人已经到了。大家为很快就要被解救而感到欢欣鼓舞。然而，住在单人牢房的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并不知道罗荣桓的到来。前几天审讯者拿着一张纸在郭面前摇晃，说这是山东分局来的电报，电报里说，郭子化（当时是山东分局的统战部长，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已经交代自己是托派了，而且供出郭影秋是托派。郭影秋只好说：“我是由郭子化介绍入党的。既然他是托派，那我也只好承认我也是。”郭影秋被押回来后，越想越不对头，又翻了供，于是被关进了单人牢房。就在罗荣桓到达的这一天上午，王须仁再次提审郭影秋，因取不到口供，当着郭的面把另一名“犯人”民运干事陈景文打死，并气急败坏地威胁郭影秋说：
“如果再不承认，就将和陈景文同样下场！”
当时，郭影秋并不知道，这是王须仁的垂死挣扎，更不知道这正是罗荣桓即将来解救他们之时。
在陈景文死后不到几小时，郭影秋被带到一个四合院的西屋内。他抬头一看，对面桌后坐着几个他不认识的人。
中间坐着的那个人招呼郭影秋坐下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郭影秋。”
“你认为肃托怎么样？”
“我认为肃托是正确的，可我是被冤枉了。”他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只能这样回答。
“是谁冤枉了你？”
“是郭子化。”
“郭子化怎么会冤枉你呢？”
“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承认自己是托匪，而且还供出我也是托匪。可是，我不是……”
“郭子化自首，还供出了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审讯我的人说是分局来了电报。”
“岂有此理！”坐在中间那人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说：“郭影秋同志，我不是来审讯你的。分局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电报，郭子化同志也从来没有自首过，这完全是捏造！”他走到郭影秋面前自我介绍说：
“我是罗荣桓。”他又指指身旁的两位干部说：“这位是张经武同志，这位是郭洪涛同志。郭子化同志也来了，你等一会就会见到他。”
罗荣桓命令立即释放郭影秋。
郭影秋一听，泪落如雨，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的，如果罗荣桓再晚来一会儿，他就有可能会不明不白地死去，临死之前，他还会认为是郭子化害了他。现在真相大白，自己的上级，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居然会拿假电报来诱使他承认是“托匪”，真是人心难测啊！
后来郭影秋回忆道：“罗荣桓同志再晚来４小时，我和李贞乾、郝中士、梁兴初几位同志，也就被拉出去枪毙了。罗荣桓同志到了湖西之后，所谓的‘肃托’斗争才被制止。”
经过与郭影秋这次谈话，罗荣桓和郭洪涛、张经武一致认为，已经没有必要逐一进行甄别了。罗荣桓决定快刀斩乱麻，无条件释放一切被关押的同志，让他们返回原岗位，恢复工作。
接着，罗荣桓等又去看望了被囚禁的梁兴初和李贞乾。
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梁兴初，看到罗政委走进牢房，立即扑上前去，紧紧抓住罗荣桓的手，泣不成声地说：
“罗政委啊，您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仔细察看他的刑伤，极为愤慨地说：
“这简直是犯罪！”
罗荣桓又向梁兴初问了一些情况，勉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罗荣桓等人又去看望了李贞乾。他是受刑最重的一个，受刑后一直卧在地铺上。罗荣桓进去时，他挣扎着要坐起来，罗荣桓赶紧迎上前去，随行人员介绍说：“这就是罗政委！”李贞乾没有见过罗荣桓，目光中还有一丝疑虑。罗荣桓立即安慰他说：“李贞乾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是一位好同志。为了开辟湖西根据地，你和区党委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党是知道的。”
李贞乾听到这暖人肺腑的话，热泪夺眶而出。罗荣桓随即派人将李贞乾转送到卫生队，并再三嘱咐，要细心护理，精心治疗。
罗荣桓的到来，使得湖西的几百名“囚犯”一下子获得了自由，这就好像春潮冲破冰封，仿佛黑夜突见光明，长时间笼罩在湖西上空的乌云被驱散了，人们很难掩饰内心的激动。
随后，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开会。面对着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罗荣桓亲切地说：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中共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向你们表示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此时此刻，人们听到这些话，就再也控制不住各自的感情，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激动的哭声。这哭声是发自对党的感激，是失去亲人后的悲痛，是对刽子手的愤恨。
罗荣桓的眼睛也湿润了。这时他更感觉到对不起这些受害的同志。他在想，由于自己队伍中某些人的行为，给这么多人带来了痛苦，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死去的人已不可能再复生了，但这一事件给生者心灵上带来的创伤不知需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弥补。罗荣桓有一种负疚感，他恨自己对这件事了解得太晚了，恨在自己责任能够涉及到的范围内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低下头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讲：
“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过失！”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他要求受冤枉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帮助党组织把问题搞清楚。
罗荣桓的心情依然沉重
“肃托”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时，遇到了在第４大队一营当组织干事的陈忠梅。陈是１９２９年后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曾在罗荣桓领导的第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如果是在别的场合，罗荣桓见到他一定会亲热地谈一会。可是此时此刻，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一见到陈忠梅就表情严肃地说：“小鬼呀，你还记得打‘ＡＢ团’的教训吧？湖西事件又重犯了那种错误呀！”
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我们党内为什么总是有人制造于革命不利的事件？罗荣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苦苦地思索着。
在这一段时间内，罗荣桓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红军时期肃“ＡＢ团”的运动。红军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在红军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结果造成了乱捕乱杀现象。罗荣桓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任红４军政委，一位年仅十几岁的小战士也被打成了“ＡＢ团”，原因是他给被打成“ＡＢ团”的人买了酒和花生米，最后是罗荣桓救了这个小战士。当时有人说１２师师长萧克也有“ＡＢ团”的嫌疑，准备抓起来，是罗荣桓保护了他。另外，还有一个罗荣桓“刀下留人”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红４军政治部通知说１２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ＡＢ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个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不到两个月，这个师抓了１００多人。当时规定，捕人由各团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不须向军党委和总前委请示报告。
１２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那一天早晨，１２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萧克便骑马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待了他，听了他的汇报。罗荣桓当即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听了罗荣桓的意见，萧克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３０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过去的事就不要去想了，先把“肃托”的事处理好吧。罗荣桓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罗荣桓一到湖西，就开始注意到王须仁这个人。他整天弓着腰，显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满是络腮胡子的脸上，加上一副眼镜挡在前面，很难看清他那诡秘的眼神。罗荣桓来了以后，王须仁很少抛头露面，话也不多，似乎并无多大本事。可是郭影秋、郝中士等都揭露了王须仁的大量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罗荣桓初步了解情况后，便很尖锐地向区党委书记指出：“现在可能是这种情况：好人牺牲了，坏人却在逍遥法外。”
罗荣桓指示保卫部进行调查：原来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据说在抗战前，他在北平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与北平流亡学生一起到了山东，先在韩复榘的部队和第５战区第２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２总队。起初，２总队政委王文彬感到这个人来历不明，就没有让他带兵，叫他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见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管审讯，分配他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
随后，罗荣桓决定解除王须仁的职务，并交保卫部进一步审查。不久，王须仁感到自己的罪孽太重，就畏罪自杀了。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荣桓当时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６８６团当团长。后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罗荣桓认为这样处理太轻了，就与陈光商量，准备撤销王凤鸣的职务。于是，在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１１５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１９４１年２月，中央根据王凤鸣所犯下的罪行，决定判处他徒刑。这一决定转到山东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据当时在１１５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决定。罗荣桓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要判处王凤鸣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对他执行徒刑。不知是走露了风声，还是王凤鸣自知所犯罪行太多，他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
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立即以陈光和他自己的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２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又就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罗荣桓的自我批评也确实符合实际。他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的方面估计，尊重干部的自觉性。但在对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上，则表现为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
但是，王凤鸣作为一名军人，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军队中的一名中级干部，说明他也曾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后来做出那些有害于党有害于八路军的事情来，是阶级报复，是私欲膨胀，还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没有完全搞明白。对于王凤鸣这样集战功和罪孽于一身的人，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难怪罗荣桓会产生失误。
王凤鸣所在的４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吴法宪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
“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
对于吴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战形势逐步好转。在湖西被罗荣桓营救的干部，后来许多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罗荣桓处理湖西事件的历史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经常以此为鉴，教育干部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在１１５师机关和部队中，从此再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１９４０年，鲁南的第３地委曾开了一个７０多名“托匪”嫌疑分子名单，并在费县抓了２人。当时驻在鲁南地区的罗荣桓发现后，立即对地委负责人说：“这个名单有没有根据呀？这是很严肃的事，不能盲目地搞。”根据罗荣桓的意见，鲁南的“肃托”运动很快就被制止了。
１９４１年，１１５师师部进驻滨海区。一天，罗荣桓听说山东纵队第２旅奉命在搞“肃托”，抓了几十个人。他立即对旅长邓继先、政委江华说：“此事应当慎重。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要赶快把被捕的人放掉。”孙继先和江华按罗荣桓的指示，立即将被捕的７２人全部释放。
山东的“肃托”，直到１９４２年４月，刘少奇来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被制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