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
一、 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契机
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高表姿态，而是在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了分析的以后提出来的。之所以提出和平崛起，显然中国政府是为了获得足够的国际安全环境，避免陷入“后兴大国崛起困境”。
从国际关系的发展史来看，目前国际体系的演变经历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等四个阶段。而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的形成和旧的国际体系的崩溃，都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争，只有一个例外，即雅尔塔体系的崩溃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一个和平的解体过程。
这正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契机所在。
一般而言，一种国际体系是依靠体系内的大国主导和维持的，因此支撑着体系良序运行的国际准则和规则也是有大国制定。这样的一个背景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存在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国，这些大国自然控制了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权力。对于后兴大国来讲，这样的局面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后兴大国在国力上超出了传统大国之后自然会要求相应的权力和地位，而相对应的传统大国已经无法依靠正常的手段与后兴大国进行竞争，唯有依靠其国际权力获得和保护自身利益。在这样的矛盾之下，后兴大国往往无法通过和平的手段获得足够的权力与空间，最终不得不选择使用暴力。这样的一种国际体系的更迭，实际上就是后兴大国无法获得权力之后，不得不选择脱离原有体系，利用暴力摧毁旧的国际体系，建立新的国际体系。
但是雅尔塔体系的崩溃是一个例外。和其他体系的崩溃不一样的是，即便是旧体系已经腐化，但最终都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土崩瓦解，而雅尔塔体系是在缺乏有能力摧毁旧体系的后兴大国的背景下，因为体系主导者自身腐化而解体之后，引起的体系解体。因此，当前苏联解体之后，雅尔塔体系开始崩溃，但是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始终无法填补苏联留下的真空，这些权力真空必然会在后兴大国之间进行再分配，因此国际体系显得更加混乱，更加无政府化。这一段时期，国际权力体系进行着重组，对前苏联解体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进行再分配，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样的权力重组已经显现出了雏形。
中国，依靠其改革开放之后迅猛的发展势头，已经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从而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正是看准了目前国际体系之下，利用和平手段获得权力和地位成为可能的契机。
与传统的暴力手段实现国际体系的更迭不一样，中国的和平崛起实际上就是表明中国将努力的参与到国际体系当中，尊重当前维持国际体系运行的准则和规则，并且维护这些规则，利用已经获得的，已经将来进步之后得以提升的权力和地位，通过这些软实力对国际体系进行改良，使得中国最终能够成为新的国际体系的主导者。
二、 非洲的优势和劣势
非洲，可以说是世界上开发程度相当低的一个大陆（南极除外），这里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但是这里通常也是和动乱与贫穷联系在一起的。
非洲的落后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造成非洲这样的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当年的西方殖民者。和亚洲、美洲不一样的是，当西方殖民者进入非洲内陆的时候，这里的文明发展层次还是相当低的，当地最大的居民集聚地规模是部落村庄，而不是城市，因此当时非洲内陆没有国家的概念。虽然之前西方殖民者进入美洲遇到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当地土著在屠杀中所剩无几，因此最终建立的国家依旧是以白人为主，而非洲的遭遇并不是如此。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很重要，即当西方殖民者进入非洲最主要地区的时候，当地最主要的公共组织是部落村庄，而不是城市和国家，当地甚至没有城市和国家的概念。之所以强调这样的背景，就是因为这是非洲动乱的根源，当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后，他们划分殖民地不是按照部落领地的边境来划分，而是按照地域的便利而划分，这也就是为什么非洲国家很多边境都是直线，而西方殖民者这样的图一时便利的做法却带来了无穷的后患。这些边境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一些很有势力的大部落划成了小部落，原本很有势力的部落在各自的国家中成为少数，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根源就在于西方殖民者忽略了当地居民“部落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事实。
然而，没有人愿意在动乱中生活，边沁在他的论著中已经对此作了详细地论述，在经过了多年的动乱之后，非洲的局势正在向平稳的态势过渡。而这样的没有太多的文明洗礼的“原生态处女地”依然保留着很多可以开发的空间，而这一点正是非洲最大的优势所在。
非洲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发展空间，极大的发展潜力，这些都能够带来无以伦比的利益和影响力的加成，正因为如此，世界上主要国家都已经将他们的注意力投向了非洲。在能源和资源问题成为一个大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的现在，非洲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可以设想，一旦获得了非洲在能源和资源上的支持，那么这个国家无异于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在国际上获得更高地位的国家来讲，非洲是必须要关注的对象。
三、 非洲对于中国的意义
中国要和平崛起，离不开非洲。
前文已经简要论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质和契机，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要和平崛起，就必须获得足够的国际支持，提升国际影响力，最终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者。
非洲之所以能够对中国提供支持，与其目前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非洲落后和动乱的根源，已经作了简要地说明，而这样的一个背景实际上有两点意义：
首先，非洲的社会是一个缺乏现代文明概念的社会，虽然不少非洲精英阶层都接受过西方的教育，但是在政治文明方面，一方面非洲缺乏普遍的现代政治文明的底蕴，一方面非洲缺乏现代社会文明的积累，这样的一种缺失使得非洲缺少具有较强政治影响力的国家，因此非洲要融入国际社会，就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政治实体的支持。
其次，非洲的动乱其根源在于西方殖民者，因此虽然非洲的发展离不开西方的支持，但是非洲国家始终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白人社会，发展更进一步的政治合作关系，非洲土著与西方始终无法相互信任。因此，即便是西方社会希望引导非洲进入现代社会，但是非洲国家始终都保持的警惕，对于西方存在着很强烈的不信任感。而事实情况是，西方国家很难也不是很情愿的协助非洲国家，具体原因下文有详细分析。
这两点意义实际上就成了中国与非洲发展比较紧密的关系的重要基础。作为国际上话语权处于弱势的非洲集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替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中国依靠自身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以及国际上的影响力，于是中非之间就出现了第一个利益契合点。
中国要能够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一方面需要自身力量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国际的支持。中国自身力量的提升，经济实力的提升是关键，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能源和资源，而非洲恰恰可以提供中国急需的资源和能源；同时中国的产品也需要走向国际，在国际市场已经被逐渐瓜分和占领的情况下，除了杀出血路之外，开发新的市场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选择，而非洲因为其自身的条件和限制，使得中国能够从经济上与非洲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从而提升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中国的国际环境并不是很乐观，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后兴大国保持着警惕是情有可原的，中国获得政治支持不能够完全依赖于西方国家，也不可能依赖于西方，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在当前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之下，数量的优势和质量的优势是各有所长，因此获得非洲的支持对于中国来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重返联合国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来看，中国实现其大国战略都离不开非洲，因此中非之间就出现了第二个利益契合点。
利益上的契合点决定了中非之间的互补性，而中非各自相似的历史经历使得两者之间能够成为比较紧密的合作伙伴，而且两者之间的政治体制的特点，发展的背景使得相互成为合作的最佳选择，因此中国和非洲展开合作，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四、 中国的非洲战略
中国对非洲采取的战略政策和西方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中国严格遵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承诺。
先谈西方对非洲政策的特点：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他们对非洲等落后国家提供的支援往往是资金雄厚，有着高质量保证的经济援助；不仅如此，非洲国家与西方国家展开合作，也能够获得技术、管理和市场等多方面的好处。但事实上，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或者说非洲国家在接受西方国家的过程中，都非常的谨慎和小心翼翼。
原因就要从非洲的现状说起。从历史的渊源来看，很多非洲黑人对白人并不信任，因为白人很容易让他们联想到上世纪的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灾难。事实上，白人在非洲划分殖民地的做法，实际上将很多大部落分散开来，并且带来了后世战乱，这样的做法在“部落认同”至上的非洲社会，无异于国破家亡的耻辱，因此这样的一种历史矛盾就沉淀下来。
当世界殖民地体系崩溃之后，西方国家发现他们实际上最终还是无法离开殖民地，虽然经济和货币霸权的存在使得他们最终还是可以获得利益，但是与赤裸裸的殖民掠夺相比，缺乏了政治霸权作为保证的经济霸权始终没有一个强硬的腰杆子支撑。
其次，在西方社会高呼人权至上的当今社会，西方的经济霸权实际上对非洲的人权现状危机负有最主要的责任，这样的一个局面不得不使得西方国家采取经济援助的手段来抵消经济霸权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但就是这经济援助最终又引发了非洲国家的不满。
因为在西方人的观点中，非洲社会从原始部落向现代社会的进步是西方国家的功劳，因此在非洲国家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必然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各种制度。但事实情况是，西方国家在非洲引入了现代政治制度之后最终却引发了连年的战乱，而战乱绝对不会催生出民主，而是军阀的独裁和割据，军阀的割据又加深了动乱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是西方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样的局面正是西方推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因此他们需要迫切的改变非洲军阀独裁和地方割据的局面，因此他们在提供援助的时候，往往会发加上政治要求。
西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附加政治要求的做法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并不排除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经济援助最终被腐败政府中饱私囊，同时严格限制经济援助的对象，对非洲国家的官员不信任而要求本国官员进行监督。但是这样的在政治上提出的要求，实际上完全出于一种不平等对视的心理状态，虽然口号上是“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但国家之间事实上不平等的局面依旧存在，但这样的一种不平等不能够引申到政治制度上，而西方国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将综合国力的差距引申到了政治制度的差异上面。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结构性差异和功能性差异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而西方国家提出政治要求的做法实际上是在逃避责任，将非洲国家的动乱的责任推给了非洲自己。
正是因为这样的做法存在，使得非洲国家对西方国家感到不负责任与不平等对待，而政治要求又引发了非洲国家的殖民地回忆。本来的历史渊源给两地带来的回忆并不愉快，甚至存在敌视，而西方国家有这样的颐指气使的态度，最终使得非洲国家和西方社会永远都走在两条轨道上。
PS：虽然当前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都在西方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有亲西方的态度，但是在非洲社会，政治上处于强势不是政府机关，而是部落长老，也就是说在非洲国家不是政府和法律说了算，而是部落长老说了算。而代表传统势力的部落长老与西方存在极大的矛盾，而亲西方的政府在更多的时候会被指责为替西方服务的傀儡政府。因此，西方国家虽然在非洲存在传统的影响力，但是这样的影响力很难再往深层次发展。
掉过头来看中国。很多西方学者，也包括中国国内的学者，都指责中国政府的非洲政策是赤裸裸的经济和资源掠夺政策，只考虑自身获得的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当地的人权状况和国家的政治前途。
不过中国还有一句俗话：“逮不着狐狸，反惹了一身骚”，中国一旦干预非洲国家的政治纷争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说一句实话，一个稳定的环境是任何投资者都希望看到的（除了发死人财的家伙），但中国不是不希望非洲国家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但问题是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能否承担的起所要付出的代价。
中国是否有实力“带领”非洲国家成为现代国家，或者说中国希望看到的国家。首先，中国自身也不能算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典型，当前中国国内的最主要的变迁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存在着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中国模式是否是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有效模式，其次中国和非洲之间，虽然近代史有着很多的相似点，但是古代史确是按照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因此两国的历史渊源是截然不同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很难对非洲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提出有效并且有说服力的建议。
中国干预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必然会付出代价。最直接的代价就是软实力的损害，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主要靠三方面支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俱乐部成员之一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领军人物。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依靠其自身实力的提升，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态度所带来的国际声誉，而一步一步的积累起来的；在这样的一个积累过程中，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相当关键的，不干涉内政正是基本原则中关键的部分。因此，中国干预非洲国家的内政，实际上就是自断一臂，最终将可能导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离心离德。这样的一个局面将会导致中国在发达国家中得不到认可，发展中国家中也无法获得支持，如果再加上西方对中国的恶意渲染，这一切最终可能导致中国无法融入国际体系的局面发生。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将要付出的代价必然会相当沉重。
实际上这样的局面是有着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文革时期的“红色输出”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工作带来了莫大的损害，正因为如此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政策。干预他国内政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讲并不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再结合到中国和平崛起的政治背景上，通过和平手段获得国际权力是和平崛起的本质，利用和平手段获得权力就不能是一厢情愿的态度，必须是其他国家愿意将权力让渡，因此通过干涉他国内政，利用本国的实力与地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的手段来获得国际权力不能称之为和平崛起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对非洲的政策都严格遵守一个基本原则：一视同仁，决不干涉他国内政。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已经从无偿援助向经贸合作过渡，这种商业化的操作是不少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批评的对象。这样的指责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西方国家一方面指责中国无视非洲的人权状况，只是一味的资源掠夺；一方面指责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缺乏人道精神，商业化的模式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而这样的指责实际上没有自相矛盾，但是包藏祸心，按照西方国家的逻辑，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就是中国纵容和支持非洲国家的政府损害人权的行为，以便于获得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
这典型的是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是，这样的论调依然存在市场和空间。但是这样的论调存在，或许正是中国合理合法的扩大其国际权力的契机。
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就是这样的例子。当西方在指责中国忽视苏丹政府损害人权的行为，而采取了包庇的态度之后，最终却发现中国成功的利用自身的国际地位促成了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在这样的一个解决过程中，中国成功的主导并且排除了美国可能施加的进一步影响。这样的模式，实际上已经宣示了中国政府已经找到了获取国际权力，最终成为国际体系主导者之一的有效途径。
一旦中国将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模型定型为这样的一种排除-主导的模式之后，非洲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影响马上就凸现出来。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的本质：参与和维护当前的国际体系和秩序，通过和平手段获得国际权力。而非洲至今还游离于现代国际体系之外，再加上动乱和疾病的原因，这里实际上已经成了“被上帝遗忘的角落”。恰恰中国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着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影响力，所以在这些地区的事务中，中国恰恰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一旦依靠自身力量促成了非洲动乱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哪怕只有和平的趋势，对于中国来讲也是胜利。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国不仅仅有效的维持了国际体系与秩序，而且扩大了自身在地区的影响力。能够在组成国际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家中取得影响力，实际上就是对国际体系的主导体系的最有力的补充，因此中国利用非洲作为切入点，最终成为国际体系主导者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这样的一个过程是符合国际体系现有主导者的利益，因此最终遇到的外界干扰将会有限，这一点也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需要说明的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国并不是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中国采取的策略实际上已经很明确：利用中国的信誉和已有的国际权力为担保，利用经济贸易往来为筹码，说服这些国家与国际社会展开对话，参与国际体系中。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国并不存在干涉内政的情况出现。
在国际权力已经被瓜分完毕，世界上留下的实际空间已经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中国着眼于非洲虽然有着万不得已的嫌疑，但实际上在摸索的过程中，中国已经找到了非洲与中国的利益契合点，这样的契合点正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