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子弟弟向我推荐了两本书，分别为“The Kite Runner”和“A Thousand Splendid Suns”。我特意去看了些书评，果真是两本好书，可惜是英文的。自从大学毕了业，我就没再跟自己过不去过。所以我犹豫。
紧接着，三丰子又跑来给我留言，推荐“Suite Francaise”。我心想，这不成心么，又是一本洋文书籍，不看。
直到昨晚，我花了两分钟时间，仔细阅读了一下三丰子同学的留言，才发现她说的是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
早说啊，兜那么大圈子。这书我想看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有中文版，呵呵。
在读库上看过《法兰西组曲》中文版特约策划彭伦写的《天鹅之歌》，文中讲述了这本天才女作家的绝笔之作背后的哀伤故事。
下面是“南方人物周刊”上刊载的彭伦另外一篇文章，“六十年后的归来”。转来看看。
六十年后的归来
作者：彭伦
1929 年，巴黎出版家贝尔纳·格拉塞收到一本从邮局寄来的书稿《大卫·格德尔》，拍案叫绝，决定出版。然而作者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于是他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希望作者来找他谈谈。
几天后，年仅 26 岁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站在他面前时，格拉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仅仅在法国住了十年的外国年轻女子，竟能写出如此天才、成熟、老道的法语小说？他甚至怀疑她是代替某个幕后的知名作家而来。几个来回后，格拉塞打消了疑虑，马上出版了这本中篇小说。
《大卫·格德尔》一鸣惊人，后来还被拍成电影。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成为巴黎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然而，对人们的惊叹，她有些不以为然，她认为，这只是一部“没什么分量的小说”——这是天才作家的自信。
伊莱娜来自乌克兰巨富家庭，父亲是大银行家。十月革命爆发， 16 岁的伊莱娜随家人逃避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通缉，辗转来到巴黎进入索邦大学就读，就此开始写作和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
一切都顺着理所当然的发展轨迹继续：《舞会》《狗与狼》《孤独之酒》《神童》……一部部作品的问世，一次次声望的积累，直到 1939 年二战爆发，轨迹戛然而止——她是犹太人，当时的法国抛弃了她：不仅拒绝让她加入法国国籍，还剥夺了他们夫妇的工作，禁止她再出版作品。
1941 年，伊莱娜在乡下避难，佩带着代表犹太人身份的黄色星形标志。她开始酝酿一部如同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般由五个不同节奏与色彩的部分组成的作品《法兰西组曲》。她在笔记中写道：“这个国家在对我做什么？既然它抛弃了我，且让我们冷冷地看着它，看着它丧失荣誉，丧失生命力……且让我们头脑冷静地观察这一切。让我们心肠变硬。让我们等待。”《法兰西组曲》的巨幅场景就在这种“头脑冷静”“心肠变硬”的叙述中拉开了序幕。
令人感慨敬畏的是，伊莱娜并不因为预感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其实没有时间完成这样一部巨著而停笔。她对个人命运不存幻想，却用西西弗斯精神激励自己。 1942 年 7 月 11 日，伊莱娜在拉麦森林继续写作。“我的周围是松树。我坐在我的蓝色粗羊毛衫上，在一片腐烂的枯叶的海洋中央，前一夜的暴风雨浸湿了叶子，我双腿盘坐，好像坐在救生筏上！”两天以后，法国宪兵带走了伊莱娜。她被送到奥斯维辛，于 8 月 17 日被杀害。
不久，一直在设法打听她下落的丈夫米歇尔·爱泼斯坦也被处死。两个孤儿—— 13 岁的德尼斯和 5 岁的伊丽莎白提着一口母亲留下的箱子东躲西藏，在伊莱娜生前一家出版社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忠诚勇敢的持续资助下，熬到了战争结束。从纳粹集中营回来的幸存者陆续抵达巴黎火车东站，两个孩子每天去那里，举着写有父母名字的纸牌，等候父母的归来。
这一等，就是 60 年！ 1996 年， 70 多岁的德尼斯和伊丽莎白决定把箱子中母亲留下的几大本手稿捐献给法国现代出版档案馆。直到此时，德尼斯才有勇气打开母亲尘封的笔记本。她本以为这是母亲的日记或者笔记，却发现那是母亲用生命最后几年的痛苦和才华所谱写的天鹅之歌。
2004 年，《法兰西组曲》在法国出版，征服了读者，也征服了雷诺多文学奖评委，这个老牌文学奖第一次颁给一位早已死去的作家。今年 3 月伦敦书展期间，我应英国蓝登书屋之邀，参加英文版《法兰西组曲》的首发仪式，见到了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德尼斯。她说，隔了 60 年才打开箱子，是“因为我一直在等待母亲归来。为了生存，人必须学会如何等待。”
